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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八零/胡志明的罗曼史/中国人的十二种孤独/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發佈時間: 12/28/2014 7:48:15 PM 被閲覽數: 17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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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八零】不同年龄段眼中的80后





究竟有多少女人?终生未婚的胡志明的罗

曼史


京港台:2014-12-23 06:49| 来源:多维 |

  胡志明本名阮必成,是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军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人,在越南的地位堪比中国的毛泽东。据越南政府官方说法,胡志明终身未婚,亦无任何爱情关系。对此,大陆网络作家“连阳标统”在个人博客中撰文《伪装的鳏夫——胡志明和他的女朋友们》,揭秘胡志明的罗曼史。

  1920年12月29日,胡志明在法国加入法国共产党,成为越南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在《越南战争实录》中,解力夫开篇即言:“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胡志明主席的丰功伟绩。一想到他教的《忘我为人民》这首歌,越南人民就会在硝烟滚滚的斗争中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在和平建设祖国的时候,也会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

  胡志明身教胜于言教。他终身未婚,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祖国。他是刻苦奉公、勇于献身的榜样。越南人民庆幸有这样一位领袖,庆幸国家在灾难深重的时候,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这也叫实录?我随手就把书扔开,去他妈的实录。

  五十年代,有社会主义国家记者问越南国父胡伯伯为何不成家,胡伯伯解释说:“我年轻时从事秘密活动,一旦成了家,便受拖累。在中国活动时,恩哥和德哥曾劝我娶个老婆,我说明苦衷后,他们都表示理解”。

  本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对于胡伯伯这样的大人物来说,大都和曹操一个操性,遗弃老婆,干几个女人,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他一贯宣称自己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忙得没娶老婆,一辈子打光棍,那就真是太超过了(啊扁的儿媳名言)。

  事实是这个样子么?我来说说真相吧,他的底细,中国人民知道的不多。

  胡伯伯幼时名阮生宫,上学后改名阮必成,青年时代到欧洲寻觅革命道理时叫阮爱国,26年在广州混革命时叫李瑞,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时叫胡光,1942年被土匪张摁住时叫胡志明。

  他的真实名字别说四战区情报科长陈一林搞不清楚,即使是胡伯伯的原配结发妻子,也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叫什么。

  1、胡伯伯在广州给老毛子鲍罗廷任翻译的时候,为了把越南光复会的激进团体“心心社”拉拢出来,遂把“心心社”核心人物林德树的小姨子——客家女子曾雪明给上了。两人于1926年10月成亲,婚宴地点就在广州市中心财厅前的太平西餐馆(对,就是周公成亲请客的馆子),参加婚礼的有鲍罗廷的俄国婆子、蔡畅、邓颖超。

  胡伯伯成亲半年,李和尚就在广州大肆搜杀共产党,胡伯伯趁乱逃跑,这一跑就没了影。

  1950年曾雪明看人民日报,看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大幅照片,再对照文字说明,琢磨这个鸟人就是她失踪二十多年的死鬼老公李瑞,喜出望外之下多次寄信给越南大使黄文欢探问,但未得到任何回应。1955年曾雪明曾提出申请前往河内与胡志明会面,打算去越南母仪天下,但遭到胡志明下面那帮兄弟极力反对,说是怕坏了胡志明在人民中伟光正的形象,河内当局直到今天也否认胡志明与曾雪明的关系。

  恪守传统的客家女子曾雪明一辈子孑然一身,很是凄苦。86岁的曾雪明1991年11月死于广州,生前居住在龙津东路687号。

  2、胡志明其实第一个女人叫阮清玲,于1920年春天从欧洲回国途中甲板上认识。旅途寂寞,胡伯伯很快就把阮清玲给泡了,回国后,阮清玲不顾家人的反对,成为胡志明的性伴侣和工作助手。

  23年由于叛徒出卖,阮清玲被捕后被处决。消息到了莫斯科当晚,胡志明就在留苏越南青年同志会的会议上,当众宣布:“清玲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但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要向全世界宣告: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生今世就不成家!”

  3、1930年,胡志明又到达广州,没去找自己的结发妻子曾雪明,广东省委安排中共党员林依兰与胡志明假扮夫妻,使胡志明取得合法身份。

  胡志明在日记中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言谈举止、性格爱好和阮清玲完全相同……我想,一定是我的真情感动了上苍,让清玲的化身得返人间。

  林依兰以“妻子”的身份,无微不至地照料胡志明的生活起居。胡志明感激不尽,又把她给上了。接着胡调到香港,干了阮氏明开。

  50年代,林依兰已是广东省高级领导干部,胡访问中国,邀请林依兰到北京会面。林依兰获悉此讯,欣喜若狂。哎!又是一个想当国母的花痴。

  在广州市一人民医院的林依兰望眼欲穿等胡接她去越南,盼到的却是胡志明的一封短信:“亲爱的依兰,咱们无缘再会,就让我们彼此的心灵永远融为一体吧!”

  林依兰死于1968年,临终前,她把胡志明赠给她的那本“爱情日记”托人交还给胡。

  4、阮氏明开是胡伯伯的第二个革命伴侣,阮氏是义安省荣市人,1928年阮氏明开参加新越革命党,后转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约在1930年前往香港参与革命活动。

  阮氏明开在香港经常去第三共产国际支部会所,由李瑞亲自指导学习政治,耳鬓厮磨之下李瑞很快把她也给干了,31年4月阮氏明开被香港当局逮捕,翌年初被释放后赴莫斯科。

  阮氏明开留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直至1937年初。后来经法国返回西贡搞革命,被法国殖民当局拘捕后于41年遭到处决。按照越南共产党的资料,阮氏明开是黎红峰的妻子,并于1939年生下一名女儿。根据外国的资料,阮氏明开在成为黎红峰的妻子之前,一直是阮爱国的四奶,这两个资料都是真实的。

  阮氏明开的妹妹后来嫁给武元甲,知道武元甲军事才具平平,却紧握军权的原因了吧?

  5、在土匪张的安排下,1944年底,胡志明带领18名在柳州结束军事训练的青年干部,以及土匪张给予的7万6千美金返越。

  随行的18人中有一位名叫杜氏络的姑娘,杜氏络身世不详。只知道她是土匪张在柳州办的“政治军事训练班”中的电讯学员,我极端怀疑此人乃是军统特务。

  杜氏络成了胡伯伯的五奶,负责管理民众的卫生与照顾儿童的事务。越南历史学家陈重金在他的《一阵风尘》的书中提及杜氏络有为胡志明生下一名女儿。胡伯伯1945年初再次进入中国,与美国战略服务处OSS(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合作。返越后,胡伯伯不再与杜氏络约会。(兄弟们,懂得怎么对付美人计了吧?一定要向胡伯伯学习:将计就计。)

  6、1954年胡伯伯做了北越的国家主席,此时中央的健康卫生处发了一位来自“革命家庭”的山区姑娘,送到河内胡志明的身边侍寝。这位姑娘名叫农氏春,是年春姑娘约22岁,胡伯伯65岁。(老爷子也不怕肾亏?)

  几个月后,春姑娘的一个妹妹,以及舅舅的女儿亦被选中,三人共同侍侯胡伯伯,住市中的行棉街66号。姑娘们并没与胡伯伯一起住,有需要的时候便由河内市公安局局长陈国环开车送去,陈对春姑娘的美色暗自猛吞口水……1956年,胡伯伯与春姑娘生下一名男孩,取名阮必中。

  1957年春,一具无名女尸被带往河内越德友谊医院后被证实是农氏春,根据时河内市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阮明勤先生透露:是陈局长对春姑娘先奸后杀,再把尸体弃野。

  小小的公安局局长怎敢动胡伯伯的女人?很八婆的阮明勤先生又透露,是胡伯伯本人下令清除春姑娘。原因是农氏春意欲撒泼,打算公开与胡志明的关系,并要求承认儿子的正当身份,这不是给胡伯伯抹黑么?故此陈局长才胆大妄为,把春姑娘先奸后杀。春姑娘的妹妹农氏煌因在事发现场,成为目击证人,于57年11月初被同样处理。

  7、在发生与春姑娘相识之前,越共中央曾向胡伯伯提议分配一位美女来满足生理所需,可保持身心的长久康健。他们为胡志明选来了一位来自清化的省委委员——年青美貌的女干部阮氏芳梅。阮氏芳梅答应婚嫁,但提出条件是必须要“名媒正娶”,要公开举行婚礼。胡志明与兄弟们皆认为,不公开胡志明的婚姻对胡志明的政治声誉与形像更加有利,最终他们决定放弃了胡与阮的婚事,阮氏芳梅后来任退伍军人福利部副部长的职位。

  8、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云:“胡志明年轻的时候是结过婚的,他老婆厦门人,但是很早就去世了。越南革命胜利以后,他想再找一个福建籍的女人为妻,但是越南的党中央不同意,他不能不服从越南党中央的决定,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再结婚。”

  我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的领袖们,一个个都喜欢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苦教徒模样?想感动民众,从而提高威望?要不就是故意性骚扰全越南的未婚女性,让他们心怀憧憬和幻想有一天可以成为胡夫人,从而靠近越共,更加努力地为党牺牲和工作。别说我胡扯,盖茨没结婚时,全世界的未婚女人估计都会暗自想:“嫁给他,多好”。故电视新闻评论员很嫉妒地说,比尔的单身与财富简直在性骚扰全世界的少女……胡伯伯因权力而产生的魅力,同样骚扰着越南少女,不是吗?

  其实真的没必要那么虚伪,表面克己苦行,可事实上转过身去就活蹦乱跳,性事生猛。如果有一天穿帮了,其后果那不和陈姓孽子水扁兄那样,人人唾弃!其实越南那地儿,有几个老婆或情人,即使在今天也是寻常事。(苍天啊,大地啊!我很想移民,那地儿男女是1比7啊!兄弟们。)



中国人的十二种孤独,戳中了无数人

(组图)


京港台:2014-12-29 02:49| 来源:凤凰网 |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地忍受独自一人,只是想随手去捡那些容易得到的乐趣。面对外界强加的排斥缺乏承受力,为了不孤独,宁愿不自由,包括接受他们并不享受的生活方式、朋友和社会观念。  第一种孤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 "想你,请与我联系013701059553"。2000年12月,艺术家何岸在深圳街头设置了一个霓虹灯箱,吸引了数百个陌生人打来电话。

  

  2011年10月,失恋的美国人杰夫·罗格斯也做了类似的事,他将电话号码贴遍纽约的大街小巷,竟接到几万通来电。来电五花八门,有推销的,寻一夜情的,谈想法的,也有孤独者因闻到同类气味惺惺相惜而来的。 今天,虚拟身份比真实身份更具符号性和辨识性。现实生活中我不认识你,但报上网名才发现我早就关注了你。人际交往的第一步不是我加你微博就是你加我QQ。点餐、游戏、通信基本靠微信,连亲密接触都可通过视频完成。

  

  第二种孤独:谁都过得比我好 Instagram这类拍照工具就是为了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美转化成传奇,晒出来让围观的人感到羡慕。雪莉·图克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将这种炫耀称为"演示焦虑"。

  

  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此类"焦虑",你所观看的每一个人都把暗面转到后头,只给你看精彩和美好的一面,尤其是女性,展示与比较是她们最为看重的,包括可能令人羡慕的细节,也包括阅历和见识。  花在观看别人的幸福上的时间越多,你就越沮丧。"人们为查看曾经的好友、配偶、同事的信息付出了心理代价。他们不该再关注这些,这种情绪有害健康。"雪莉·图克尔说。

  

  第三种孤独:老无所依 已故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生前,儿子一个多月才来探望她一次,女儿经常忙得几个月都来不了。英国保守党成员斯派塞在新书《斯派塞日记》中透露,撒切尔夫人也后悔过,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将会为家庭放弃从政。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正逐渐淡化,最经常的相处方式是:子女为生计奔波,老人则照顾孙辈发挥余热。退休之后,大多数老人就失去了社会认同,也缩减了社交。

  

  今年春节,一位68岁的大连老太独自在家,寂寞到摁抽水马桶抽水钮玩,两个月冲走了98吨水。

  

  第四种孤独:独生子女 过去,中国人生活在有情感联系的关系中,要面对父母长辈、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孩子等,大家庭中非常热闹。而独生子女一代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越来越少。每个孩子都处在"4-2-1"式家庭结构的金字塔顶端,被整个家庭细心呵护着。

  

  小儿之间的推搡嬉闹总在第一时间就被大人制止,谁也不许自家孩子吃亏,唯有减少邻里接触的频率。父母希望孩子有玩伴,但这玩伴也要是他们认可的。在合肥,甚至有网站组织"宝宝相亲",由父母为孩子挑选玩伴。 过去中国人讲究的人情世故,今天很多都被从简从略了,唯独自我被越放越大。面对"硕大无朋"的自我,人们难免有深切的孤独感。

  

  第五种孤独:离开故乡 2012年4月,郭台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对员工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就不会像现在'要一个来三个'……"事实是,为生计,初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流血流汗;  流水线上的工人哪一个做的不是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过去他们在乡村野蛮生长,一入厂门,再也不得自由,甚至私生活受限,连基本的情感需求都无法满足。

  

  在男女比例失调的广东东莞,一些厂内"一夫多妻"是常事,女工怀孕后多被抛弃。可怜离开故乡时,她们中的许多人还只是孩子。而不仅仅是这些生活在生活底层的人,现在背井离乡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第六种孤独:因为爱情 2011年,台湾未婚女性的数量是为217万,男性的数量为270万,平均婚龄持续推后。很多人找不到情感归宿,连林志玲也嗲嗲地说:"没有男生追志玲,只有时间追志玲。"

  

  36个月爱情即退潮的危险始终存在,艰难相处减少了激情,女人怪男人不守誓言,男人怪女人不似当初,有伴侣常比没伴侣更孤独。法国连环枪击案嫌犯穆罕默德·梅拉赫的律师也拿情感理由当辩词:"梅拉赫在行凶前因婚变受刺激,他作案时肯定感觉自己像'一匹孤独的狼'。"

  

  第七种孤独:我不相信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用来"互害"?你有地沟油,我有假蜂蜜;你卖毒牛奶,我卖的牛肉其实是染色猪肉。为了逐利,毫不犹豫地同流合污,东窗事发后便说是行业"潜规则"。  食品不安全,学历是假的,慈善多作秀,名声不符实……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变成逐渐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的过程。

  

  第八种孤独:水泥森林 高楼占领了城市,家升到半空变成一个门牌号。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的触点,每个人都十分留心地锁好防盗门。

  

  城市充满了几何感,那些设计是为了制造奇观而来的。越来越多巴西利亚式的沉闷的城市,体量无比巨大,没有"神经末梢",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茫,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今天的城市管理者只希望车流通畅,夜间灯火辉煌,人们彼此保持安全距离。

  

  第九种孤独:成为名人 唱《孤独患者》的陈奕迅真的感到很孤独:"两三年前我还敢去坐地铁,但现在不敢了,好像看到人会觉得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关注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粉你,一种是骂你。既有女大学生执著 @蔡康永 325次求回复,也有网络水军骂得舒淇一夜之间删光微博。  名声越大越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不能服软,否则便会被长期积累的负面力量压垮。

  

  第十种孤独:创作 里尔克写作时总是与世隔绝;里希特抱怨人人都喜欢他的艺术,因为这种喜欢大抵与对名利的追逐有关;马尔克斯则说:"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28个字母'、两根手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  创作的过程是无法与世人分享的,唯有熬过了那些被孤独照得通体透明的日子,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学奖后,建筑师王澍心情复杂地说:"我这么多年都在探索,感到有些孤独。但如果很真诚地去思考、认真地去工作,把理想坚持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最后一定会有某种结果的。"

  

  第十一种孤独:孤独症与抑郁症 全世界有6700万孤独症患者,在过去20年里,发达国家的孤独症病例呈现爆发式上涨趋势。在中国,2011年仅广州常住人口中就有约7万名孤独症患者,而且人数还在逐年增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斯科特·塞立克说:"遗传和环境因素各负一半责任。

  

  "孤独症不是因为被身边的人冷落,而是一种病。同样地,抑郁症也不仅仅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被抑郁症折磨6年的歌手杨坤说,"自己一方面特别渴望跟人交流,另一方面又特别渴望一个人独处"。

  

  第十二种孤独:独善其身 "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孤独,这种感觉湮没了一切。"2012年3月27日,坐单人深潜器潜入11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美国导演卡梅隆说。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地忍受独自一人,只是想随手去捡那些容易得到的乐趣。面对外界强加的排斥缺乏承受力,为了不孤独,宁愿不自由,包括接受他们并不享受的生活方式、朋友和社会观念。

  

  君子必慎其独也。为追问生存的意义而进行孤独的努力仍是值得的,面对生命的真相,再长的寂寞都会获得补偿。"我觉得孤独很快乐,比如夜里12点你翻开一本新书,闻到墨香的感觉,这是他人无法给的。"崔永元说。




揭性学研究: 女研究生调查红灯区内心濒临崩溃


京港台:2014-12-28 09:06| 来源:北青网 |



  

  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前晚出现在人大一学生社团当中,与人大学生共话性学。潘绥铭教授两个月前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11月7日,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性学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上被泼粪。性学研究者在高校的处境颇为尴尬。那么,作为高校密集的北京,哪些高校里开设了性学课程?相关专业老师会怎么上这门课?学生们听完这堂课感受如何?北京青年报记者带着种种疑问,展开了一番调查。”

  不久前,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受到了行政处分。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研究“红灯区” 与性工作者的专家,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而被处分的原因也正与此笔报酬因无法开发票而导致使用不明有关。不少人认为,潘绥铭教授的遭遇,反映出了性学研究者在高校所面临的困境。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开设了专门的“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有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学生反映,很多同学在选课时常把性学课误认为生理卫生课。前天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潘教授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目前 “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

  性学专业报考者寥寥

  据北青报记者调查,国内学术界,性学作为社会学、心理学等主流专业的某一分支而存在,“性学”独立成专业,在大多数人看来,成熟度和公认度不够。按照大学通常以就业(需求)定招生(产量)的专业设置法则,既然性学专业需求量小,报考者也就趋于小众,何况关注性学研究领域,极可能被视为边缘人。李银河曾说,性学相比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备受责难和争议的研究领域,尤其是来自道德的责难和社会辩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性学或多或少遭遇类似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首都高校至少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性学”课程,另有一些学校会涉及“性”相关的课程,但多在生理保健课或思修、心理课程中有所涉及。人大、北林、女院的“性学”课的老师多来自本校设立的类似“性与性别研究中心”的研究机构的老师,但各校在叫法上略有差异。

  大学里的此类科研机构,多挂靠在高一级学科之下,如社会学系。而中华女子学院的情况略有特殊,它专设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该学院的4个教育单位中有“女性学系”,作为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女性学的学生会上性学专业课。”一位不具名的女院同学告诉北青报记者。

  预防艾滋病不是性学课堂主要话题

  人大大三的高同学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学期他曾选修过《性与性社会学》的课。作为校选通识课程,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可选,共一个学分,考试形式也相对自由,写论文或课堂感受均可。授课老师是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她是潘绥铭教授退休后该所的负责人。

  据学生回忆,潘教授曾作为随堂嘉宾,开了两次随堂专题讲座,主要讲的是中国性革命的发展史,尤其是性学观念的变迁史,以及对东莞等地“小姐”田野调查的经验谈。黄盈盈老师更多地介绍和梳理西方的该领域研究理论。

  而在北京林业大学所开的性学课程,对本科和研究生都有相应的公选课。在北林性学研究所所长方刚老师2010年发表的博文上,北青报记者留意到,研究所目前开设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包括:“性与性别心理学”、“社会性别与质性研究基础”;研究所开设的全校本科生公选课为“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研究所还开设了全校的硕士研究生公选课“性别、心理与法律”。

  据了解,成立于2008年的北林大性学研究所,2010年开始招收性别心理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而“两性关系与两性文化”公选课程因在林大学生中十分火爆,常常有学生抱怨“抢不到课”。甚至,还有人专门建立了网上讨论群组,并上传PPT课件。

  例如“两性文化”课,分为“认识性别”、“性产业”、“性:从道德视角到人权视角”、“大学生常见性/情困扰与对策”、“艾滋病时代的性健康”等专题。既有理论研究和理论方法介绍,也有学生们切身相关话题。

  选性学课程的学生,反馈呈现两极化。既有“慎重选课,很多无知同学被坑害了”的抱怨,也有人声称,“这是从小学以来上过最好的课。风趣、深刻、一针见血!”

  “一般会以为这是生理卫生课,但其实不是。预防艾滋,也不是我们课堂的主要话题,虽然会涉及。全校通选课,有常识普及的意味,更偏向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一名人大的学生在谈起自己上课感受时说道。

  女研究生从事红灯区调查面临心理压力

  潘绥铭向北青报记者坦言,中国人目前“性就是不好”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谈性色变,或好奇或排斥或偏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面对这些偏见和攻击,很多时候研究者不得不站在道德边界上,尽力说服自己接受所见所闻。即使是他门下的女研究生,在从事红灯区调查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考验,“田野调查时,深入了解红灯区小姐的遭遇后,有些年轻学生告诉我他自己内心也濒临崩溃,也有人退出。”

  现场

  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对话人大学生:“理想的社会不会有人听我的课”

  性学教授“被处分”,引发了社会对中国性学教育的关注。但“被处分”事件发生以后,潘绥铭教授却显得异常低调。他谢绝了多家媒体的采访要求。前日晚上,潘绥铭教授出现在人大一校园社团组织的沙龙“跟老潘聊聊性的社会问题”活动中,与人大学子共话“性学”。

  主办方宣传称此次沙龙“内容涵盖非常广泛”,“性产业、小姐研究、性教育、同性恋、婚姻法等等,没有老潘不聊的话题”。

  12月26日晚间,人民大学西北角的知行宿舍区地下的“阳光地带”,这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厅,更像一个简易版KTV包间,沙龙开场前半小时,环形沙发已满座,社团的同学又在大厅正中加了几排椅子。

  接下来,同学们从12月接二连三发生的“性学”新闻入手,联系自己阅读和见闻,一一提问潘教授。这样的问答互动,持续近两个半小时。北青报记者记录下了潘绥铭教授与学生的部分精彩对话。

  学生:最近,李银河和伴侣公开“出柜”一事以及它的社会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潘绥铭:她大概是向媒体公开这事儿。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早就公开了。社会影响方面,我看得不多。有反对的人也有拥护的人。反对者称从心理上认为自己是男的你就是男的,那么你把异性恋婚姻当成什么了。而支持者主要是通过这事儿认识到性别的多样化。她的伴侣,我曾经出差时接触过,反正我和我的夫人并没把他当女的看。(学生笑)

  学生:彭露露出家这事儿,彭自己认为出家是对性学的一种背叛,您怎么认为的?

  潘绥铭:出家是那同学的自己选择。这个和性学扯不上边儿,出家的人很多,学物理的也有出家的,那你能说他背叛了物理吗?她的这种说法,可能是觉得有些对不起老师。

  世界五大宗教都是禁欲的,只有中国道教原初是不禁欲的,如汉代房中术,这是比较独特的,后来明代张三丰创立教派以后,道教也成禁欲了。所以,性学,尤其是主张两性自由的学者,跟禁欲主义宗教距离比较远。在中国,女性自愿出家的,比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多是被迫。因为女性无法接受恋爱、结婚生子,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前景。

  学生:前段时间发生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彭晓辉教授在广州性文化节被泼粪事件。今年性文化节,像西安、哈尔滨、太原等地,性学家都遭遇大妈们的反对。您怎么看这些反对声音,它是商业炒作行为,还是今年某些特殊因素引发的?

  潘绥铭:我5年前曾写文章说,理想的社会,是不会有人听我的课的,因为,那时,性是一种很普遍的事情。民主,应是51对49,而不是99对1,她们的声音发出来是很正常的,作为现代化的后果,再加上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保守和前卫都有了发声的空间,反思作为一股力量定会冒出来。

  学生:老师您刚聊了那么多历史,我们当今社会的信息无差别传播,让很多小孩儿接收性相关的信息越来越多,性行为也越来越早龄化,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是正常的吗?

  潘绥铭:正常不正常,不好说,但早龄趋势是全球现象。至今美国有40%的教徒,且17%的人信天主教。自1968年至今,16岁时发生性行为的比例,美国维持在70%左右。中国和这个数字比,第一次性行为平均年龄,男生是18.1岁,女生是18.9岁,比他们晚两岁左右。这十年来,中国的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提前了0.3岁,增势并不太大。

  中国的大多数孩子到了16岁也不会去做,不是道德,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没有异性交往能力和经验,他们不愿意交往,不会和异性相处。他们不懂身体接触到底是骚扰还是爱慕。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教他们去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爱情。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往往是糊里糊涂的,这种状态下也不懂得保护自己,早不是问题,问题是伤害,怀孕或其他意外事件等。

  对话

  高校性学社团 招新时学生绕道走

  对话人:此次“老潘”沙龙的活动组织方、北京高校唯一研究性与性别的学生社团—人大性与性别研究社负责人张枭

  北青报:你们社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成立时初衷是什么?

  张枭:我们是去年10月成立的,我们社团创始人有两位师姐。她们听过“性社会学”的课,受到了启发,就想成立这样一个兴趣社团,也为全校对性与性别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学开辟这么一个空间。

  北青报:你们社团成立了一年的时间,目前开展过哪些方面的活动?学校性学研究所给你们提供了哪些帮助?

  张枭:性学研究所的黄盈盈老师,是我们社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同时也和一些NGO在合作。就目前来说,我们开了沙龙、读书会、讲座等活动,都和性别或性问题有关,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都被邀请过。在一些特殊的活动日,比如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我们还会在校园里有些宣传或者路演之类。

  北青报:你们成立这种普及性学的社团面临社会压力吗?

  张枭:的确面临一些社会偏见。比如社团招新时,我们在大声宣传时,就有同学不自觉地往后退,绕开我们。但其实,关注同性恋问题,只是我们社团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偏社会公益的组织。就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讲,现在比较宽松了。大学生中理解和支持的比较多。我们社团目前核心成员有十来人,活跃成员有100多人吧。

  北青报:潘老师和你们社团接触多吗?

  张枭: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很忙。平时我们也不愿多打扰他老人家,但有时候向他征求活动意见时,他的态度很支持。像上次受邀做一次讲座,他一连讲了三四个小时。他没有架子,不拿范儿,是个很逗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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