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剧《大河儿女》陈宝国/赵奎娥/
王同辉/印小天/赵君
解读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代：春秋战
国典故集锦
吃货一号 倍可亲
春秋战国历时500余年，其间战争此起彼伏，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局势跌宕变幻。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军营中的运筹帷幄，外交场合的谋略交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不管是出身尊贵还是落魄士者，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白发苍苍还是稚龄童子，只要有才干，有想法，都能封候拜相得到重用一展才华。苏秦、张仪、管仲、范雎都是平民出身，老的更有我们的百里奚，少有天才甘罗十二岁拜相。相对后世论资排辈，熬年头等官做的体制有所启示。
1.烽火戏诸侯 在西周末年，昏庸的周幽王为博得王妃褒姒一笑，竟不惜在城中演出以烽火向诸侯求教的闹剧。结果，少数民族犬戎进攻西周，再起烽火时，诸侯无人来援，幽王被杀，西周结束。从此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
2.尊王攘夷 齐桓公在成就霸业时，曾得到管仲辅佐。此人在齐桓公继位前曾侍从齐桓公的政敌，为与齐桓公争夺王位，曾射过齐桓公一箭。但齐桓公上台后，看重管仲的才于，不计这一箭之仇，而是拜其为相，实施改革，终于国富兵强。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王不再听命于周王，一些强大的诸侯趁机发动兼并战争，强迫其他各国承认其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使齐国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3.问鼎中原 据说楚庄王在推行霸业的过程，曾率军在周王室所在的洛邑郊外耀武扬威，并遣使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鼎象征王权，庄王问鼎，表明夺权之心。
4.退避三舍 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5.一鸣惊人 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6.老马识途 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7.负荆请罪 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8.纸上谈兵 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9.三令五申 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10.围魏救赵 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11.胡服骑射 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12.窃符救赵 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13.朝秦暮楚 战国时代秦楚相争频繁，各诸侯国视利害所重，时而助秦，时而事楚。因而形成了一个形容在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条件下，各集团和人们的态度动摇多变，反复无常的成语。
14.图穷匕见 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前往秦国去刺杀秦王赢政，演出悲壮的一幕。荆轲告别太子丹时，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到了秦国，荆轲以重金收买秦王宠臣，得见秦王。荆轲假称要向秦王赢政献上督亢地区的地图，当赢政打开地图时，荆轲抓起卷在地图中的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大惊，猛地挣脱。荆轲被秦的武士所杀。
15.卧薪尝胆 春秋末年，南方的吴、越也加入了争霸战争，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越王勾践受尽屈辱。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雪耻，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16.爱媵贱女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日秦穆公嫁女儿怀赢给晋公子，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光穿着有华丽衣裳的婄嫁女妾就有７０人之多。新嫁到晋国时，晋国人看到陪嫁的女子都那么漂亮，于是都想找个陪嫁的女妾抢回家去，却认为秦国的国主还不如女妾漂亮，而轻贱秦国的国主。
这是则故事是韩非借齐国传墨子学说的田鸠之口回答楚王所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一则故事。所举的“秦伯嫁女”一例与“买椟还珠”一起说明一种办事的道理，即切勿怀文忘用，甚至以文害用。后世常以此比喻办事情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17.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之魏策四》：聂政是战国时韩国轵人，因为杀人避仇，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韩卿严遂与韩相韩傀有隙，想要报仇，听说聂政侠义勇为，便送黄金百镒做为聂政母亲的寿礼，并说明欲请聂政刺杀仇人之意。聂政以母亲尚在需要人奉养为由没有答应。后来聂政的母亲死后，聂政独行仗剑刺杀韩傀，碰上了白虹贯日的现象，刺中了韩哀侯，他自己也自杀身死。
白虹贯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就是现在所说的日晕。古人迷信，常把此做为是危害君王的天象异兆，也附会为精诚上感天道。
18.毕万昌大 出自《左传·闵公元年》：春秋时，晋献公灭掉魏，把魏地赐给大臣毕万。管占卜的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魏同巍，故云），现在把魏地赏给毕万，是天意要启发他的后代，使其昌大。”后来，毕万的后代果然建立了战国时的魏国。
其实这些都是古人附会之说。后世就常以“毕万昌大”的典故指人后辈发扬，繁盛昌大。
19.抱冰握火 出自《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常常以艰苦的生活条件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他寒冬抱冰，炎夏握火，卧薪尝胆，夜以继日，内修军政，外结诸侯，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了吴国。
后人以“抱冰握火”比喻刻苦自厉，也用指生活艰辛。
20.抱柱信 出自《庄子·盗跖》
屋生与自己心爱的女子相约于河桥之下，女子一直到河水涨潮时都没有来，而尾生则宁愿抱梁柱而死都不愿失约。尾生忠于爱情，信守约誓，但头脑僵化，不知变故，故抱柱而死。
后以此为坚守信约的典故，特别多用于男女间的爱情信誓方面。
21.表里山河 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春秋时，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的谋臣，他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劝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仗打败了，凭太行山和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原话为：“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指晋国外黄河而内太行山，地理形势使国防极为稳固），必无害也。”
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说明地理国防之固。
而元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者，意踟蹰。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说明潼关形势的险要；另一方面反衬诗人一路所见秦汉宫阙的破败，百姓处于战乱之际的无边苦难。
22.拜下风 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
“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23.背城借一 出自《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三国的联军击败齐军后，齐顷公派大臣宾媚人（即国佐，曾主持齐国之政）带上贿赂去见晋军主帅却克，当晋方提出屈辱齐国的苛刻条件（必以萧同叔子就是齐侯之母为人质，并且将齐国境内田间的垄亩变成东西走向，这样道路、水渠都将成为东西方向，以便晋军的行动）时，宾媚人本着维护齐国尊严，坚决地加以拒绝，并准备决一死战（原话中为背城借一）。鲁、卫两军主将，都劝告却克与齐停战求和，晋终于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主张，签订了盟约，齐国得以转危为安。
后来以“背城借一”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24.班荆道故 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时，楚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与蔡水师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是好朋友。伍举娶与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实为伍举护送之。”于是伍举也因受牵连而逃奔到郑国，然后准备到晋国去。恰在这时，公孙归生也将要去晋国，二人在郑国郊国相遇。他们“班荆（扯草铺地）相与食（坐在上面，一面吃东西），而言复故（一面攀谈返回楚国的事情）。
后以“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
25.苌弘化碧 出自《庄子外物》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的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代通婚姻，在晋卿内讧中（所指为公元前４９０年即周敬王三十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苌弘曾帮助过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他，晋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苌弘杀死。苌弘死于蜀（今四川），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及精诚之至也。
当然化碧之说为后人的演义。后来常以“苌弘化碧”来比喻忠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为国献身，忠烈精神长存。
像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有死后，鲜血化碧一说。
26.刺股 出自《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游说秦王，上书上次，秦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伤感之余，刻苦自励，夜以继日的努力攻读。夜里读书至困欲睡时，就用锥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来，继续学习。这种勤苦自强的精神，历来被人称颂，成为旧时劝学的典型事例。
后世常以“刺股”用为勤苦读书、奋发自强的典故。
27.操刀伤锦 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一个小臣尹何，担任私有领地的邑大夫的官职。因为郑子产是他晚年举荐而执政的，可能认为提拔尹何，子产不会反对。郑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坏，才是用人稳妥的办法；如果“以政学者”，那就是拿“政”去开玩笑，这是对“政”的不负责任，这将给“政”造成危害。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子产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锦不使人学制“作比，阐明不可本末倒置。
以今天的眼光看，学而后作虽无可厚非，但干中求学，干也是学，也是不能偏的。
后人“操刀”“伤锦”合二为一，用来比喻才薄力单，难以预胜任。
28.楚幕有乌 出自〈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伐郑，郑国得到其他诸侯国家的援救，迫使楚军连夜撤退。楚军为了防止郑军及诸侯国援军的援救，军队于夜间悄悄撤走，却留下了空空的营幕作为掩护。军幕空虚，所以乌鸦才栖止在上面，郑国人由此判断出楚军营内的虚实，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
后来用这个典故，常指败退或军事力量的空虚。
29.丁公凿井 出自《吕氏春秋·察传》：春秋战国时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因为家中无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觉得这样一来，洗涤和取水就不需要专用一个人了，说是等于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有人听到这话后就把它传讹了，说丁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
后来就以此比喻以讹传讹，或主观主义凭空解释，把事情搞得颠倒悖谬。
30.大义灭亲 这个故事就比较有名了，在〈东周列国志〉上也有记载，不过我要讲的则是出自〈左传·隐公四年〉：春秋时，卫国石蜡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共谋杀君篡位。石厚为了安定国内人心，去求计于自己的父亲。石蜡因之而设计，借陈桓公的帮助，乘他们到陈国之机，逮捕了州吁和石厚。卫国派人到濮杀死了州吁，石蜡派家臣到陈杀死了石厚。《左传》因此称赞道：“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同与，就是一同处死的意思）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大义灭亲”原指为君臣大义而灭父子私情，后用以泛指炎维护正义而不徇私情。
31.东施效颦 出自《庄子天运》：说越国有一个绝色美女名叫西施。她长得非常漂亮，无论怎样打扮，一举一动都是美丽动人的。西施有个心口疼的毛病，犯病的时候，总是用手按着胸口，皱紧眉头。有一天，她在村中的道路上行走，突然，胸口疼痛起来，疼得紧皱眉头，便不知不觉地用手按着胸口处，咧着嘴似笑非笑的。正巧，迎面走来一位叫东施的丑姑娘。东施看见西施皱着眉头，用手接着胸口在笑，觉得样子十分好看。于是，就照样模仿起来。东施本来没有胸口疼的毛病，却也用手按住胸口咧嘴笑，把眉头也照样紧皱起来，自以为这样就美丽了。村民们看到她一反常态的样子，莫名其妙的多看了她两眼，丑姑娘东施却以为人家喜欢上她了，于是她更加紧皱眉头咧开大嘴强笑，这一下，把别人都给吓跑了。
后以“东施效颦”来比喻“丑拙”盲目机械地效仿“美巧”，结果适得其反，闹出笑柄。
李白就有：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32.呆若木鸡 《庄子·达生》：战国时，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齐王特地请专家纪渻子帮他训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来催问，纪渻子说：“鸡没训好，它一见对手，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纪渻子说：“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又过了几天，纪渻子终于对来人说：“请你告诉齐王，我花工夫把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纪渻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它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
庄子用这个故事，愿意是指为了说明有些事情不必亶承天生自然之理，经过人为的训练，也能积习成性，达到改造“物”的目的。
但是传到了后世，却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神态，则全用为贬义。
想想也真是好笑啊，这句成语的出处与现在的解释居然如此不着边啊。呵呵，古人也很有意思。
33.盗憎主人 出自《左传·成公十五年》：春秋时，晋伯宗（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为人正直，在朝常直言不讳，妻子常劝他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好直言，必及于难。”后来伯宗果然因为结怨过多而被杀。
“盗憎主人”是说盗贼憎恨被他盗窃、抢劫的主人，后来就比喻坏人怨恨正直的人，无道恨有道，恶恨善，丑恨美，坏人恨好人。
34.得鱼忘筌 出自〈庄子·外物〉：庄子说：“筌（就是一种捕鱼的竹器）所以能捕到鱼，是因为得鱼而忘筌；蹄（捕兔的哭具）都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指语言，言词）所以在意（要表达的意思、事理），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人言哉（就是说深悟其道、专心致意却并不侈于言辞的人，其实难得，故庄子希望能找到这样的人和他交谈）！’”
庄子在这里以“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为比喻，并不从消极的意义上使用，承上启下，目的在于比照说明“得意忘言”的道理。
后世用“得鱼忘筌”却改变了原本的本意，一般都是有在消极的意义上，比喻办事情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赖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忘掉或抛弃。
可见这也是一个后世用意与出处不相符的成语。也不知是怎么传的。
35.断织（孟母继织） 出自汉韩婴〈韩诗外传〉及〈列女传〉：孟子是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姓孟名轲，由于赏识渊博，道德高尚，被后世誉为“亚圣”。孟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地位，与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关。孟子年幼时，他的母亲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有一次，孟子由于贪玩而没有上学，他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拿起剪刀，割断正在织布的织线。孟子孝敬母亲，看到母亲如此生气，既害怕又难过。孟母看到儿子有悔改之意，就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废弃学业像我剪断布线，一个人要专心读书，才会有知识，如果现在不用功读书，将来就一事无成。”从此以后，孟子发奋苦读，终于成为大学者。
后来就用“断织”为勉励努力求学，不可中道荒废的典故。此外人们也用断织来表示贤妇劝学。
唐代骆宾王的《上衮州张司启》里有这个典故：“加以承断织之慈训，得锐志于书林。”
另外一个有关断织的故事就是乐羊子妻劝其夫进学的故事，和孟母劝告孟子的形式大致相同。而且目的也都达到了。
36.高山流水 出自于战国时期，郑国列御寇的名篇《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
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但他琴却只弹出了音符，却少了神韵，少了对音乐透彻理解，他的老师成连先生于是带他到蓬莱岛去找成连的老师方子春，以便给伯牙指导。伯牙来到浩瀚的大海，极目无边，波涛绚烂，而树木郁郁葱葱，飞鸟悲号，伯牙顿时心旷神怡，完全融入了对自然的陶醉之中，音随意转，琴随心动，一首《高山流水》自然的抚于琴上。同王羲之醉后作《兰亭序》一样，《高山流水》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完全由作者随性而作，表达了作者最真挚的情感和最高的创作水平，堪称绝唱。
一天夜里，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不禁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弹得正是那一首《高山流水》，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伯牙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演奏。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真好！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凡伯牙琴声所表达的，樵夫就能感受到，并发出同样的感叹，伯牙兴奋极了，二人融入了同一个世界，一个只有琴声的高雅世界。这个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二人成为知己。
后来，子期不幸去世，伯牙悲痛欲绝，认为子期是唯一能听懂他琴声的人，而现在这唯一的知己也离开了。于是在子期的坟头摔了他最心爱的琴，并终生不抚琴，以谢子期。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人！”，遂成千古绝唱！
37.天下无双 出自于《史记·魏公子列传》：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
长平之战，赵国残败，损失惨重。而秦国在长平之战后不久，就发动了对赵国首都邯郸的攻势，妄图一举拿下邯郸，灭亡赵国。赵国平原君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大军前往救援，但经不住秦王的威胁，命令部队带赵国边境停留下来。而魏信陵君决意救赵，遂盗得魏王兵符，杀死魏军首领，自己带领大军救援赵国，经过殊死战斗，打败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信陵君在胜利之后，因为盗兵符，杀大将的原因，不敢回国，便在赵国住了下来。公子在赵期间，礼贤下士，寻找藏匿在市井之间的能人志士，与他们结交。平原君甚为不解，故说了上面这句话。
大意是有看不起信陵君的意思，信陵君知道后，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平原君门下的门客也大约有一半的跑到信陵君门下去了。
总的说来，信陵军是四君子里面最礼贤下士的一个，也是最善良最具同情心的一个，他领导了山东六国的最后一次合纵伐秦，并取得胜利。应该说，用“天下无双”来形容他应该是不为过的。
38.高枕无忧 出自《战国策·齐策》：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冯谖是投奔田文的一个门客，在没有任何功劳的情况下，再三向田文提出丰厚的待遇，田文都满足了他。他后来担任了替田文向农民收租的任务，但是他却将所有的契约，免去了农民的负担，为田文在国民中赢得了好的名声，而在田文受到齐王怀疑的时候，田文封地的民众争相迎接。
而冯谖在这个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他通过让梁国重金聘用田文，从而使齐王害怕田文为梁国服务而使其国家强大，就命请田文为齐国相。于是田文在其后的十年间都在齐国为相。
《战国策》中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因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很多地方都显得有一定的牵强，其可信性值得怀疑。《战国策·齐策》也是如此，有很多可疑之处，以上的事件未必没有添油加醋之嫌，具体的就不一一在此辨别了。
39.利令智昏 出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司马迁在文末的评述中说：“鄙谚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负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
长平一战之前，秦攻打韩，韩国的一部分土地与韩国本土失去了联系，这一块地就是上党地区，韩国便把它割让给秦国，以求苟且。但是上党的军民痛恨秦国，他们在冯亭的带领下要求向赵投降。
在赵国内部，关于是否接受冯亭的投降起了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接受投降，必然引起秦国的恼怒，到时候，秦必定大举来攻打，这是赵国不愿意看到的。以平原君赵胜为首的一部分人则主张，上党地区是咽喉要地，且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何乐而不为。
赵国最终接受了上党的投降，并由此引发了战国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战争的结果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
40.兵不厌诈 出自《韩非子·难一》：“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春秋时期，齐国自齐桓公称霸之后，因为后继不力，退出了霸主地位。在整个中华大地，一个新的霸主呼之欲出。而楚、秦、晋都是有力的争夺者。
这个时候，楚国与晋国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楚欲称霸必须向北进，而晋又如何肯向楚国低头。公元前633年。楚攻宋，宋虽然不失为一个二等强国，但也绝非是十七正盛的楚国的对手，宋向晋求救。
这个时候，晋国出了个公子重耳，他在王位的争夺中败下了阵来，无奈之余。晋国并未派出大军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攻打了楚国的附庸国曹和卫。楚国于是派并前来与晋决战，战争初期，楚占据上风，晋却使用灵活的外交手段，使得秦齐皆助晋国。此时，楚成王见局势对己不利，便下令撤退。但是楚军主将子玉一心与晋决战，于是带领部队前来与晋军交战。
晋文公重耳当初争夺王位失利，被迫离开晋国落难他国的时候，一些小国却并不礼遇他，而楚王却给了盛情款待了他。楚王问重耳，如果他日你当上晋国国君，如何报答我？重耳恭敬的回答：如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这个成语出于此时），再与您交战。
晋国面队来势汹汹的楚军，就主动的退后了三舍的距离，到达城濮。晋军的主动后退起到了诱敌深入（这个词的典故应该是出自于毛泽东，而不是战国时期）的目的，也履行了当初重耳的诺言，可谓一石二鸟，得了便宜还卖了乖。
最终，晋在城濮大胜了楚军，战争的过程就不必讲了，大家都清楚。楚国完败，子玉继承了楚军主将在战败后自杀的传统，但也不能用“惨”字来形容楚国，毕竟楚军主力还在，并未太多的伤及筋骨。这一战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楚国也并未完全退出霸主的争夺，但秦晋在此一段时间内成为争霸的主角。
兵不厌诈”近乎完美的表现在了整个大战过程中，这也是晋国的优良传统，也是“诈”的最完美最忠实的执行者，秦楚等国常常是其玩弄的对象，例如赵盾先迎秦军，以立襄公弟，后反悔，不迎接不说，反而派并攻打护送的秦军。晋之后，秦国人优良的学习传统得到了发挥，也在“诈”字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和氏壁、骗楚王入秦扣押等等，可谓学有所成；而楚国在“诈”字上自然比不上前两位了，吃亏当然也就是不计其数了。
41.马首是瞻 出自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
春秋时期，晋国作为中原大国，处于天下的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其他大国如要称霸，必须要过晋国这一关，反之，如果晋国要确立其霸主地位，也必须击败其他的挑战者。所以，秦、楚都与晋国发生过多次的大规模战争，总的来说，各有胜负，任何一方都没有确立绝对的优势。
在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的时候，晋国率领着其鲁、齐、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郑等附庸国向秦国发动进攻，并且一路打到了咸阳的附近。秦军的顽强的拒绝求和，并在泾水上下毒，联军伤亡不少。联军统帅荀偃于是下令：“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意思就是说：“鸡鸣套车，填塞水井，铲平土灶，看着我马头的方向前进”。但是联军并不是团结一气，各国军队只是拼凑起来的，并不齐心。栾黡首先就违抗命令，带领下军回国了。荀偃没有办法，也就只好下令诸侯军队全部撤离了秦国。
总的来说，荀偃大有破釜沉舟，团结一致，共同对秦军发动致命一击的决心，无奈，诸侯军队各怀鬼胎，哪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办，失败是必然的结果了。
苏联崩溃：人民没有当家做主 （图）
酷爱到碗里来
1991年12月25日19时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红旗缓缓降落。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寄托人类文明的希望之地从此不复存在。今天，回顾曾经的超级大国崩溃的过程，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叶利钦
我们曾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出乎意料的是，苏共只执政了74年，就在20年前轰然解体了。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民族主义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苏共没有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戈尔巴乔夫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另一个是消灭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建立为民众利益服务的廉价政府。
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几十年后这一理由难以成立。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正因为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如：过分发展军事力量，不给农民以耕种土地的自由，不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等，长期坚持不改。也因为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为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斯大林“大清洗”在苏联肌体上留下的创伤，同样在苏联解体中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
形式与内容是相统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权利：普选权、建立自己政党的权利、集会游行向资本家抗争的权利、出版刊物宣传和阐述自己主张的权利等等。在沙俄这个落后的国家，民众享受不到这些权利，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布尔什维克和民众奋斗的目标。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
列宁所设计的新政权形式是集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这一体制是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民主权。十月革命后，苏俄进行了立法会议代表的选举，1917年11月选举产生了715名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
虽然苏联自己宣称，“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苏联的民主没有被民众认可，长期存在实际上总书记的个人集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应该使政权“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人民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在苏联这不是事实。
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苏联剧变和联盟国家的解体与苏共直接相关，苏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民主，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殿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独裁效力的工具。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殿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虽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也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
没有各阶层的平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受歧视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没有生产积极性，他们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资本主义美国大量进口粮食。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严重的饥荒
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工作的工人那样的实惠，使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后来成了反现行体制最积极的成分。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民主权从理念变成现实。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会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古代的风水理论有这样一句话：“屋大人少，是凶屋。”这是为什么呢？买大屋，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出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但为什么房子太大反而不好呢？
皇帝卧室为何小于10
平方米？古代有这样一句话：“屋大人少切莫住
。”买大屋，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为什么古人觉得房子太大反而不好呢？
受空调理论启发其实我们细想一想，道理很简单。举个例子：比如在一个10平方米房子里，安上一台一匹的空调机，开动它，半个小时后房间就凉快下来了，空调也可以停止制冷一段时间。因为空间小，能量很快就饱和了。也就是说，空间越小，需要能量就越少。可是当你把这台一匹的空调，放在一个1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面，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因为房子越大需要的能量越多，所以尽管这台空调不停止地制冷，房子温度依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大匹数的空调、才能满足大房子的需要。
回过头来看，我们人也是一个能量体，会发光发热。如果用人来代替这台一匹空调机的话，越大的房子，当然就会消耗人体越多能量。因此房屋大小必须和入住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房子越大，入住的人应该越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气要旺。
房子越大越吸人气
风水中常说，房子会吸引人气。
这句话一点不假。人体的散发出来能量，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气。当一个人用了那么多能量去填充一个大房子的空间时，它对于身体损害是可想而知的。身体能量消耗多了，自然体质变弱了。工作起来无精打采，差错也就在所难免，判断力下降，倒霉事也就接踵而来。
那么一个房子多大面积才算好呢？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卧房在15平方米左右，最多的不要超过20平方米为好。住在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里，会生不出孩子。也许这不是绝对真理，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其实这也就是人体能量消耗太多，身体素质下降，影响生育。土地不肥沃，当然也就种不出庄稼来了。
另外我们可以到北京的故宫去看一看皇帝的寝宫是怎样的。当我们走进故宫的养心斋和雍正皇帝的书房和书房后面卧室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皇帝住的地方并不比平民百姓的大多少，也不过10多平方米而已。那张“龙床”也不比百姓的大，而且在睡觉时候，床前还要放下两道帘子，那么空间就变得更加狭小，大概是不到10个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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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它的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房子总共有9000间（现存宫殿建筑980座共8707间）。但是为什么皇帝住的地方要这样的狭小呢？其实皇帝的血肉之躯并不比平常人好多少，为了保存体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他也只能住在狭小的空间里。
我还到过苏州十大园林、广东的四大名园去考察。同样发现这些非富则贵的大人们住的卧室，都是很狭小，也就是在10多平方米左右。相反地，当今的暴发户，他们的卧房装修得很气派，面积也很大，有超过了50多平方米的。结果身体不是患了这个病就是得了那个病，整天食补药，结果还是把身体搞垮了，生意也一落千丈。
中国历史五千年跳不出去的十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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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
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十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王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
臣传》。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奸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革”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它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它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
“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
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倍可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