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来，外滩事故的亲历者受访回忆起那场可怕的事故时，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声音：“后退！”“后退！”正是这个简单的词汇扭转局面，挽救无数人的性命。

事后，网友给这个群体取名为“后退哥”，多方信息显示，事发时现场齐声喊出“后退！”“后退！”声音者大约有上百人。

昨晚新京报记者辗转找到了他们中间的一人，吴登民，1981年出生，现为上海一旅游公司的主管。事发时，他处在现场最中心，就快要被人流压倒，于是大声向站在高处的年轻人喊：“快喊（后退）！”“快喊（后退）！”他不确定自己的声音是否被听到，但随后那句救命的“后退”声开始齐整，更多人一起大喊，厄运终于至此止步。

昨晚，在一家快要打烊的快餐店，新京报记者对话吴登民，他原本不愿再回顾这起事故，更重要是不想让远在湖北的父母知道他曾经历生死，但终究觉得，扭转事故的这句“后退”声是笔财富，应该被总结和铭记，于是他坐在了记者面前。

“没想到危险发生了”

新京报：你当时为什么去外滩？

吴登民：因为跨年嘛，几个在上海的要好的朋友决定聚一聚，于是当天约到了一起。一共8个人，先是去一家湘菜馆吃饭，后来决定去唱歌，但到了KTV之后，人太多了，已经没有地方，有个朋友说外滩有灯光秀，于是大家决定去外滩。

新京报：你到外滩是几点？你意识到情况不对又是什么时候？

吴登民：我当时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此时南京路上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最佳观灯位置是观景平台上，大家还是决定往那边走。此时，走路已经比较困难了，人挤人。

走到陈毅广场上时，人基本上已经很难自由走动，我意识到可能会有危险。我的个性一直都是比较理性冷静，老婆经常说我，怎么也不见我生气。

新京报：感觉到危险后，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吴登民：我觉得靠墙边应该比较安全，于是就抓住老婆的手，她后面牵着另外3个女同伴，就这样手拉手，大家挪到前方的墙边。此时，另外3个同伴已经走散，人太多了。

我当时距离登上观景平台的台阶大约就是15米左右的样子，这时接到其中一个走散朋友的电话，他已经走到了观景平台上，他手机开着闪光灯，一边打电话一边朝我们这边挥手，于是我们还是决定上观景平台，毕竟那个地方才是最好的观景位置，当时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危险。

新京报：上了台阶以后呢？你是什么时候陷入危险当中的呢？

吴登民：很奇怪，当时台阶上的人流好像突然一下子松散了一下，不是那么多人，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往上走，我就沿着墙根，抓住老婆的手，顺着台阶往上走，大概15秒左右的时间就到了观景平台上，没想到危险发生了。

那时，我和老婆刚刚走到观景平台上，突然就听见好多人说，要下去、要下去，人流就像大水冲下来一样，把我们一下子冲下去，人被倒着挤到台阶中间的平台上。（事发地是一个17级台阶，第一级台阶8步，第二级台阶9步，两级台阶中间有个一米多宽的小平台）

因为我们是往上走的，人流冲下来时，完全没法转身，都是被倒着冲下来，到平台时动不了了，特别无助。

“快喊，快喊”

新京报；你感到无助时，你和你老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吴登民：我还抓着她，老婆前后都是两个大个子，她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她跟我说：“老公，我呼吸不过来”奇怪，我当时很冷静，我告诉她，你万一倒下了，一定要把头护住。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两个人都有事，我会保她留下来。

新京报：怎么保护她呢？

吴登民：我看见在老婆的前方，有个人正死死抓住墙边的护栏，那个人特别魁梧，他应该是安全的，我想如果有事，我要拼最后一把，把老婆推到那个人身边。事后老婆告诉我，其实她当时已经抓到那个人的衣服。

我在我老婆的后面，被前面的人挤着，倒着身子，已经40度左右的向下倾斜，如果人再往下挤一下，我就完蛋了。

新京报：那你是怎样化险为夷？又是怎样让大家喊出来后退后退的呢？

吴登民：我看见观景平台的墙上站了好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穿着灰色衣服，他们正做着手势，示意大家往后退。我觉得这样没用，就大声朝他们喊“快喊”“快喊”。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

吴登民：他们已经在指挥大家后退了，但是应该喊出来才管用，求生的本能让我冲他们大喊，让他们快喊、快喊。我特别害怕，后面已经有人被压住，有人在惨叫，我觉得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新京报：有效果吗？

吴登民：我也不知道他们听到我的声音没，兴许压根就没听到，但是有几个人开始喊“后退”，渐渐地，“后退”“后退”的声音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加入，大家一起喊，往下冲的人流终于止住了。

新京报：你得救了？得救以后你做了什么？

吴登民：对，往下压的力量退去，一个人把我拉了一把，我终于能够站直。接下来，我见那群站在上方墙上的年轻人开始往上拉人，我扶着我老婆，请求把我老婆也拉上去，一个小伙子伸出了援手。

“我想拉几个人，能拉几个是几个”

新京报：你老婆获救后你也想跟着爬上去？

吴登民：没有，我老婆被救上去后，特别着急，冲着我喊，赶快上来，赶快上来，但这会儿，我已站在墙角下，抓住了台阶边上的护栏。

我跟我老婆说，不要紧，我这里很安全，没有事。我想拉几个人，能拉几个是几个。

新京报：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拉人的？你拉了几个人？

吴登民：我本身就是被别人拉了一把，毕竟我是一个男人。接下来，我右手圈住栏杆，左手上前拉。我觉得这样既能保证自己安全，又能救人。救了几个人，记不清了，真记不清，但记得拉过来都是女孩子。

新京报：哪几个人印象深刻？

吴登民：有个女孩子，披肩长发，20多岁的样子，我把她拉过来后，她说，“不行，我站不起来”，她双腿已经被挤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不行，你必须站起来。

新京报：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

吴登民：前方都是被压的人，人几乎是被堆起来的。记得有个老外，黑人，很年轻，把这个女孩拉过来时，她好像受惊吓过度，就像落水求救一样，双手乱抓，死命地拽着我。这时候警察也赶到了，更多人开始救人。

新京报：终生都没法忘记这个场景？

吴登民：是的（很痛苦），我们拉出来一个女人，当时身体就像一摊泥一样，我摇她，身体软软的，台阶中央的平台上这时空出一块地方，我们几人就把她往外拖，放在平地上。

人已经不行了，之前在公司曾经有过培训，我给她做心脏复苏，使劲按压胸腔，但无济于事。旁边有人说要掐人中，于是又掐，用很大力气，还是没效果，有人说要扶起来抖，还是不行。

新京报：很沮丧？

吴登民：是的，当时还有人说，应该人工呼吸，她的同伴做了，我教她，要先深呼吸，然后再人工呼吸，做了一会儿，还是没能醒过来。

“那声音是一笔财富”

新京报：当时现场是怎样的？

吴登民：这时我就听到前面很多人在数秒，前方大概也就10多米的样子，5、4、3、2、1，人们大声数新年倒计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这边出事了，反正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很无望的感觉，筋疲力尽。

新京报：因为什么？

吴登民：你想想看，那边是一个很欢乐的场景，只是相隔这么点远，就在这个小的平台上，一个姑娘再怎么都救不回来……（沉默数秒），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情形。

新京报：再见到老婆是什么时候？

吴登民：一个多小时后，因为现场手机没有信号，走到附近的四川中路手机才有信号，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

新京报：这次再见面是不是很不一样？

吴登民：没有，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劫后余生、相拥而泣的感觉，我说：老婆，我们今天捡回来一条命。反倒是我老婆特别感激我，她说：老公，要不是你，我就没命了。后来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大意是感谢老公，说我是她的精神支持。我看了之后，很幸福。

新京报：这两天睡得怎样？

吴登民：不怎么好，白天还好，闭上眼睛，就会想到当时的情形，我拉起来的那几个女孩，特别是那个怎么都救不活的胖胖的女孩。

新京报：还会再去外滩吗？

吴登民：肯定会去，但不是人多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说，以后再也不会去人多的地方，不仅我不去，也不会让亲人和朋友去。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我的亲身经历，但会告诉他们，如果要去，你看，上海外滩的踩踏就是教训。

新京报：现在怎么看“后退”这个声音？

吴登民：如果不是这个声音，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后果，当时的情况是，大家整齐地喊后退时，往下冲的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收住了，其实这个时候，除了已经被压倒在地上的，其余在台阶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压着倾斜着，就像一个倾斜的翻斗，再来一点力，估计就全倒了。

今后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后退”，千万要冷静。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声音是一辈子的财富。

如果不是这个声音，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后果，当时的情况是，大家整齐地喊后退时，往下冲的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收住了，其实这个时候，除了已经被压倒在地上的，其余在台阶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压得倾斜着，就像一个倾斜的翻斗，再来一点力，估计就全倒了。——吴登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崔木杨

死神抵达那一刻，上海外滩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征兆。

2014年与2015年交接时分的外滩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噩梦，事后有人形容这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造成36人死亡的严重踩踏事件发生后，冷空气中充斥着不安的尖叫，地上满是血迹、呕吐物、撕裂的服饰和散落的物件。在事发地，人流演变为波浪。很多人一度被挤到窒息——参与救治的4家医院收治了不少此类症状的伤者。

在接收伤员最多的长征医院，一位伤者原本是陪别人就诊，回家却发现自己胸部不适，后被诊断为胸部轻微挫伤。不过，在面目全非、脸色铁青的死者面前，骨折、软组织挫伤甚至是急性肾损伤简直都算得上是死里逃生的运气了。

被紧急抽调到救治专家组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医生范虹说，他接触的伤者主要是创伤性窒息。他们受伤时因被压“濒死感强烈”，再加上目睹亲友在身边故去，获救后延续了无助和忧郁的情绪。

因此，在几家医院的监护室里，范虹看到一些伤者出于焦虑坚持要站起来，另一些人则躺在病床上，默默流泪。

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介绍，该院收治的一名女孩伤势不重，但一直“打哆嗦”，拒绝说话，存在反应性的精神障碍，经过一番心理疏导才肯开口。

个体的力量在死神降临的十几分钟里显得格外卑微。一位在场的年轻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想要打个电话，却连掏出手机这个简单动作都没有办法实现。

不断有人带着后怕，回忆起当时目睹身边人晕倒或突然消失的体验。年轻的插画师肖吉说，他看着一个个人在眼前晕倒，被“吓住了”，“别找我采访，把这种事情一遍遍回忆、一遍遍重放是很糟糕的”。

事发时，肖吉在外滩陈毅广场通往观景平台的台阶上。36个生命就断送在那上行和下行人流没有分隔的17级台阶上。台阶构成的是缓坡，迄今没有人能说清当时究竟是因为某一个人的不慎踩空，还是人流中的某个恶作剧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是密集人群组成的炸药桶，只需一个很小的火星就足以引燃，即使近在咫尺的当事人也不明所以。

肖吉断言其中有人祸因素。他说，一开始还没事，但上面有几个看客在“推波助澜”，他们自恃位置较好，对下面喊：“你们快点挤，我们这里视野可好了！”他对这些看客持有深切的痛恨。

处于楼梯边缘的肖吉往上走的时候与死神擦肩而过。上面的人群突然就倒了下来，他因处于边缘，躲过了人群的下压。据他回忆，在那一瞬间，人群被压得一动不动，一片哭喊声，他“愣了好久”，开始帮助解救那些被压者。

在场的另一名年轻男士陆震宇估计，混乱的状态持续了大约10分钟。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事发前他和朋友处在呼吸困难的台阶上，本来想到观景平台找个位置，但实在上不去，台阶处有人在喊“下去！下去”，他就随着人流被慢慢推下，但和朋友走散了。

1988年出生、任职于上海成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陆震宇说，当时没有人起哄，确实是台阶上太挤了。他身边一对夫妻带着一个6岁孩子——他之所以知道孩子的年龄，是因为夫妻俩拼命在喊：“不要推了，这边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

人群倒下时，陆震宇被挤得身体倾斜，卡在半空，双脚离地，身下还压着别人，上面有人向他压过来。他腰部以下完全不能活动，疼得直冒冷汗，只能尽量让上半身暴露在空气中，以保证呼吸的畅通。他身后不知是谁，在挣扎中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的头发，而前面只露出半个脑袋的女孩绝望地拉着他说：“救救我，我不行了”。与此同时，他身边有人完全没有了动静。求救声和打骂声不绝于耳，令人作呕的气味在空气中传递。他爱莫能助，“眼睁睁地看着旁边的人一个个倒了下去”。

他也逐渐呼吸不畅。他猜测，如果再多10分钟，自己也许就会支撑不住。幸亏，人们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开始有人拿着喇叭，指挥人们后退。

距离台阶处10米左右、当时在陈毅广场上的上海大学学生姚岳龙也注意到，确实有位女士手持喇叭喊话呼吁让路。他记得喊话者穿的并非制服。

姚岳龙原本也在往楼梯方向走，他听到反方向的人群提醒“前面出事了”，上面有人在喊“往后退”。但他说，很多人起初没当回事，以为只是上面的人想要下来而已。

事发不到10分钟，先是个别人带头，然后是十几个年轻人带头喊起了有节奏的“往后退、往后退”。姚岳龙听到了变得整齐的喊号声。

齐声喊号的人位于陆震宇右方的栏杆附近，听到“往后退、往后退”，他感觉有救了。

在专业救援力量到来之前，就是这些“喇叭姐”、“后退哥”之类的普通人，鼓舞人们展开了自救。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表示，当天23时30分，警方注意到陈毅广场出现人流异常情况，但已经无法迅速进入现场，最后采取强行切入的方式，用时比正常时间多了5至8分钟。

肖吉在最初的愣神之后，曾试着往外拉人，因为拥挤，只拉出两个就拉不动了。他只能握着两个人的手，“给他们鼓励”。人一个个在他眼前晕倒。

他感觉是“大概过了15分钟”，后面的人开始能动了。他再次帮着往外拉人，被拉出的人下面还是人，晕厥、窒息、脸色已经发青的人。他大概数了数，有五六个人一动不动，可能是“彻底死了”。在哭喊声中，有人在帮伤者做人工呼吸。

而双脚终于重获自由的陆震宇，立即把前面求助的女孩拉了出来，转身又去找自己的朋友。他看到有20多人叠在一起躺着。他和几个陌生人一起，把那些奄奄一息或是无法呼吸的人拖出来，旁边一直有各种拨打“110”或“120”的通话声。他也注意到，旁边有人在拿着手机拍照。他表示，不明白这些人“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

他观察到，躺在地上的那些人，有人被踩得面目全非，脸上全是口子，所幸呼吸尚存。有的在抽搐，嘴边带着白沫或是血迹，有人整张脸是紫色而肿胀的。但很多人与他一样不懂急救，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干看着”。

根据他的记忆，等到他们把死伤者全部搬到台阶上的空地差不多是在23时50分左右。而姚岳龙的估计与此相符：在事发一二十分钟后，他看到一些人陆续被抬下来，从台阶的侧面往下“递”。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在抬伤者，还招呼人一起帮忙。台阶下的人群艰难地让出了一个相对松散的范围，伤者暂时停放在那里。

台阶上下都陷入了相似的慌乱：咆哮着询问谁懂急救的声音，迫切地为伤者做人工呼吸的动作，对恋人的呼喊，还有对朋友的喊话。

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最为讽刺的是，当他们面对生离死别，就在不远的地方，大批根本意识不到事件严重性的人，开始跟着东方明珠电视塔或“上海中心”的倒计时开始了迎接地球又一轮自转的倒计时：5、4、3、2、1……

后来一个被不约而同用来形容此情此景的词语是“一步之遥”：生和死只差一步，欢乐与哀痛只差一步。肖吉说，这是自己头一次离死这么近，又这么渴望生。事发40多分钟后，他在微信里对朋友讲述这“最悲凉”的跨年经历，最后写了一句：“呵呵，新年快乐。”

被“拉”出来的伤者最后被转移到陈毅广场旁边的马路上，从这里运往医院。大队到场的警察在这里围起人墙。据很多人向记者回忆，由于马路拥堵，救护车在零点过后终于呼啸着到来，警车、公交车都曾用于运送伤员。

受了一点皮外伤、但自认为拥有“特种部队”体格的陆震宇，与两个朋友一起参与了对伤员从台阶到地面到马路再到救护车的转移。最后，他体力不支，左腿抽筋，“搬的时候跪倒在地”，被朋友带离现场。

陆震宇说，他无法判断当时的施救者中是否有专业医护人员，能看出很多人在自发施救，“基本上能帮忙的都在帮忙，包括一些女孩子”。

参与救人者中，浙江省温州市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护士吴小小属于专业人员。她和3名大学同学约好坐着火车赶到上海外滩迎接新年，但在零点到来前感到危险临近，尽量去人少的地方，却没能逃脱被冲散的命运。

吴小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和另一位做护士的同学潘盈盈在一起，恰好到了警察设立的临时隔离区附近。她听到警察扯着嗓子问“有人受伤了，有没有学医的”。她们俩往隔离区挤过去，边挤边喊“我是护士”，随后被警察放入。

当时，她们看到地上有十几个伤员，几位外国人在施救。一个老外志愿者看上去已经做了很久的心肺复苏，可能需要替换。她上前想要接手，对方不清楚她的身份，摇头拒绝。她赶紧用英文告诉对方，自己是一名护士。这位外国人示意她帮患者做人工呼吸。他按压30次，吴小小就给伤者做两次人工呼吸。严格按照急救要求，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能实施口对口人工呼吸。但她已经顾不上了。

吴小小凭她的经验判断，在场的施救者中只有有限几人懂得急救。当时也没有用于做心肺复苏的加压皮囊。她和潘盈盈因实施心肺复苏手臂无比酸胀。她们还要去查看其他伤者，有人身上都是血迹，有人口里往外流血，看起来是内出血的症状。也有一部分人瞳孔放大，失去生命体征了。

“我不记得到底查看了多少伤者。只能尽力去做，告诉轻伤患者怎么自己处置。”吴小小说。

她们最后与那几位外国人分别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她只记得他们个子很高，皮肤很白，似乎是欧洲人，其中似乎有一对是夫妻。

生命的接力棒交到了4家医院。长征医院影像科医生施晓雷在事件发生时，恰好刚从医院下班，和同事出发去外滩参加跨年活动。他们如愿参与了倒计时，但并不知踩踏事件的存在，直到发现正为一名伤者做胸外按压的警察。

跟温州来的吴小小护士一样，施晓雷医生向警察表明身份后进入了隔离区。他们把一名重伤的女士抱上一辆“可能是临时征用的面包车”，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回到了长征医院。那是长征医院收到的第一个此次踩踏事件造成的伤员，最后不治身亡。1991年出生的施晓雷和同事疲惫而失落，但他预料不到当晚事态的进展——对他、对上海的很多医护人员来说，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他一度回到办公室里准备入睡，但因故回到一楼，电梯门打开时他惊呆了：大厅里全是人，家属、警察、领导、保安，清创室里横七竖八躺着死者，急诊科“忙翻了天”。2015年的曙光还没到来，他已加入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因为我是医生”，他在这一天的日志里说。

死神其实已经走远，带走了36个年轻的生命，在肇事区留了一地令人哀伤的手套、围巾、眼镜还有鞋子——这些鞋子为了跨年出现在这里，最终没有跨过新年。

从这一片狼藉中劫后余生的陆震宇决定，自己要去认真地找一个好姑娘做女朋友了，在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