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扮演的武则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开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女人时代。她手执大权，统领万民，但一旦摘下帝王的桂冠，她也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有着一个正常女人的需要，甚至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女人所能承受的需要。武则天拥有不少男宠，下到和尚、上至士大夫，似乎她对于男宠的选择并没有特定的身份要求，只要能博得她的欢心，能够让她尝试到做女人的极致快乐，就已经足矣。在这么多的男宠里面，可称得上是其中佼佼者的，就是薛怀义、沈南蓼及张易之、张昌宗这几位了。而武则天与这几位男宠的关系也颇有几段渊源，如同任何一位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样，武则天这位女皇也大设男妃侍宠。
皇帝父子的情人
武则天14岁入宫，进宫一年多之后，终于被召入掖庭宫，受唐太宗初次宠幸，被太宗赐名叫武媚。这时的武媚娘千娇百媚，含苞待放，情窦初开，渴望皇帝的宠爱，可在太宗身边十多年，她仅是个“才人”，与一个侍女的作用差不多。太宗是个盖世英才，他要求女性的只是贤德、温顺、体谅、娇柔，而武则天的美貌与才干自然得不到皇帝的赏识。武则天作为太宗的才人，在宫中度过了整整12个年头，她从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女逐渐成熟。不过这一时期，她并没有能得到太宗的宠遇。武则天既没有为太宗生养子嗣，自己也没有得到升迁。
这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生了病，李治做太子，常常来宫内侍奉病榻上的父皇太宗，有机会见到了比他年长4岁的武则天。有一次，李治进宫侍奉汤药，恰好武媚娘侍侧，李治见她长得美丽动人，不禁心神动荡，两人目光交错时，武媚面含羞涩转过脸。李治苦于没有机会与她说句话。一天周围无人，媚娘捧金盆水跪进，李治手伸进水盆里，把水洒在武媚衣服上，且挑逗说：“乍忆翠山梦里魂，阳台路隔岂无闻。”媚娘随即莞尔一笑道：“未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李治大悦，遂携她的手，交欢于宫内小轩僻处，极尽缠绵。事后，武媚一边用手摩挲衣服，一边哭泣说：“妾虽微贱，久侍至尊，欲全陛下之情，冒犯私通之律。异日居九五，不知置妾身何地耶？”李治解下所佩九龙羊脂玉钩给她，曰：“即不讳，当册汝为后。”从此之后二人便不由自主地私下往来。 这样，武则天作为皇帝的贴身使女，偷偷地同这对父子一明一暗交往起来。
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治对她一直未能忘怀，然而新君即位之始，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去见她。永徽元年（650年），在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以行香祈福为名去了感业寺，在那里见到了已经落发近一年的武则天。武则天乍见高宗，不由得泪如雨下，一年中尼庵的清苦寂寞实在难以忍受，她向高宗皇帝诉说心中的思念，高宗李治也同样感慨万分。但是，身为帝王的李治还没有合适的理由把武则天接出寺外，只得仍旧让她在感业寺中暂住。
高宗与武则天暗中通情的事，早就传到了宫中。中宫王皇后没有向皇帝撒泼使野，而是怂恿高宗把武则天纳入宫中。原来，此时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而闹得不可开交，她为了讨好高宗，不惜借召武则天入宫之举来博取高宗欢心。王皇后的建议自然深合高宗本意，武则天不久即被征召入宫，由感业寺尼成了正二品的昭仪。 武则天重回宫中后，极力讨好王皇后，对皇后是卑躬屈膝，恭恭敬敬。为此，王皇后也时常在高宗面前夸奖她。这样一来，高宗越发觉得武则天可爱。高宗在武则天这里得到了无比的欢愉，而且他发现与武则天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渐渐地，随着宫闱斗争的扩大，武则天已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昭仪，她的目的是要入主中宫，取代王皇后。
不久，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她利用王皇后按礼制规定探视新生婴儿之机，亲手闷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嫁祸王皇后。对此飞来横祸，王皇后纵是浑身是嘴，也无法说清了。不久，武则天又诬告王皇后与她的母亲行巫术，诅咒自己，让高宗大为恼火，联系到小女儿的死，他废掉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
武则天的同胞姐姐武姐自进宫陪伴皇后，渐渐和皇上有了感情，两人在宫中幽会被武则天察觉，高宗便熘到城里去私下偷情。不久武姐有孕，武则天便差人将她用绳子勒死。武姐之女贺兰氏，心中明白是武则天害死她母亲，表面上装作恭维顺从。她在甘露殿和皇上调情时，被武则天撞见。武则天用毒酒将这女孩毒死。高宗受到一连串打击，对武则天恨之入骨，准备下诏废去皇后，被武则天发觉，将立诏的上官仪处死，并要皇上称她为“天后”，两人统称双圣，共坐朝堂。此后，唐高宗上朝，都由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才算数。公元683年，高宗病逝。之后即位的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都被武则天废黜。
武则天陆续将李姓诸臣一一诛杀，平息匡复李唐的诸王之乱，将叛变众臣放逐岭南，连投降的上千兵将也杀尽斩绝。有个和尚伪造了一部佛经，那部佛经里说，武则天本来是弥勒佛投胎到人世来的。佛祖派她下凡代替唐朝皇帝统治天下。又有个名叫傅游艺的官员，联络了关中地区九百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武则天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游艺的官职。结果，劝她做皇帝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百姓、各族首领、和尚道士，上劝进表的有六万多人。此时身为皇帝的李旦已名存实亡，被迫将王位让给母后。武后便称帝登基，改大唐为大周，自称神圣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落难时期有知己
太宗时期，武则天并不得宠，深宫生活的寂寞，使武则天慢慢品味到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于一个不甘于现状的人来说，倒成了一种受用不尽的财富。当她还未来得及为自己前途作打算的时候，便同其他未生养子女的宫人们一起被剃度落发，进了感业寺，开始了一种新的更加寂苦的生活。
削发后的武则天忍受着寺内各种清规戒律的制约，但是，她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很长，她把感业寺当成了蜇伏之地。白马寺和感业寺只有一墙之隔，而且两寺同饮一井水，有一天，武媚娘和冯小宝在井台相遇，武媚娘打不动水，正在为难。这时，身材高大、健壮有力的冯小宝也来井台挑水，帮助武媚娘打好了水，还给挑着送到了尼姑庵的大门口，然后再自己去挑水，于是二人就认识了。
和尚和尼姑都是戒吃荤腥的，冯小宝半路出家当然戒不掉。有一天，冯小宝又来井台挑水，有一只山鸡口渴，落在井沿儿找水喝，冯小宝看见了，悄手蹑脚靠上去，一扁担打死了。好肥的一只山鸡，冯小宝决定把山鸡吃掉。他的水也不挑了，捡来一堆柴火，到前边树林子里，拢火烤鸡去了。
偏巧这一天，武媚娘也来井沿儿挑水。井台上只见冯小宝的水桶不见人，武媚娘四处看了半天，附近也没有冯小宝的踪影。这时，顺风刮过来一股烤肉的香味儿。武媚娘自从离开后宫以后，就再也没有吃过肉。这肉味儿好香啊！是从哪里飘过来的呢？不远处的小树林，还在冒着一缕青烟。
武媚娘看清了，正是冯小宝在火上烤肉，过了一会儿，肉烤熟了，冯小宝从火上取下烤得焦黄的鸡肉，扯下一条大腿儿咬了一口。
“什么肉，香吗？”武媚娘忍不住地问。冯小宝忽然听见有人说话，当时吓了一跳，回过头一看，见是武媚娘，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说：“鸡，野鸡……”说着，撕下另一个鸡大腿，递给武媚娘，说：“你敢不敢吃？香极啦！”武媚娘接过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从那以后，冯小宝三天两头不是弄一只鸡，就是弄个狗大腿儿，偷偷送给武媚娘。武媚娘抢着去井沿挑水，也就是去和冯小宝相会。
高宗在世时一直体弱多病，武则天难以尽兴床笫之欢，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便在后宫广纳面首。她所纳的第一个男宠就是冯小宝，武则天任命他为侍从，和冯小宝夜夜同枕共眠，沉溺在云雨之欢中。为了让冯小宝出入宫禁方便，又因他不是士族出身，就赐给他姓薛，改名叫薛怀义。又让他与太平公主的丈夫驸马薛绍联宗，让薛绍称他为叔父，这就大大抬高了薛怀义的地位。
薛怀义不仅是武则天的男宠，同时也是太平公主的情夫，可以说是武则天与太平公主母女两人共享的男妾。薛怀义曾主持重修洛阳白马寺，先后晋封为左武卫大将军、梁国公、右武卫大将军、鄂国公等。他颐指气使，骄横傲慢之极，富贵而骄，并且在外面包养了很多情妇，还生育了十几个子女。武则天有其他内宠，薛怀义深为妒恨，更加为非作歹，恣意放火烧毁以五百万巨资建起的宏伟的明堂。薛怀义越来越傲慢任性，武则天也对他逐渐厌恶，命建昌王武攸宁率勇士埋伏瑶光殿，制服了冯小宝，乱棍打死。把尸体送到白马寺，烧成灰烬，和在泥里建造佛塔。
宠爱二张兄弟
薛怀义失宠乃至被杀是有一定渊源的。他还未被杀之前，有一天在朝堂之上与丞相苏良嗣相遇，苏良嗣看不惯他的嚣张气焰，命令左右随侍的人结结实实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薛怀义捧着红肿的脸向武则天哭诉，不料得到的答复是：“这老儿，朕也怕他，你以后走路尽量避开他。”
由于薛怀义的身份是和尚，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劝告她说：“为什么不选择姿禀秾粹的人，用来帮助游赏圣情，揭除烦虑，何必去宠幸那些市井无赖之徒，为千秋万世所讥笑呢？”武则天颇为感慨地答道：“你讲的确实很正确，早几天宰相打薛怀义的嘴巴，就正好是欺侮他是市井小人啊！假如是公卿子弟通晓文墨的，南衙又岂敢随便侮辱他！”于是太平公主就趁机把自己的姘夫，太宗时凤阁侍郎张九成的儿子张宗昌兄弟推荐给武则天，介绍张宗昌兄弟年近弱冠，玉貌雪肤，眉目如画，身体是通体雪艳，毫无瑕疵，瘦不露骨，丰不垂腴。悄悄地描述床笫之间的旖旎风光，使人神飞魄荡，魄荡神飞。武则天色霁心喜，即说即做，把张易之和张宗昌兄弟一齐纳为男宠。铺象牙床，饰七宝帐，饮鸳鸯盏，食陆海味，武则天以为这回是公卿之子，大臣们也不会非议了，从此张氏兄弟轮番侍寝，也无避忌。
招纳男宠使武则天遇到了忠心耿耿的大臣的阻挠。狄仁杰上书说，二张在陛下左右，实在有累皇上的盛名，皇上志在千秋，留此污点，殊为可惜。武则天自知理亏，只好转弯抹角地加以解释，称赞狄仁杰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但皇帝的私事大臣不宜过问。还诡辩成嬖幸二张是为了修养身体，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衰耗已竭，因而病魔时缠身，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的补剂，但效果不大。现在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
君臣劝说无效，武则天更加肆无忌惮，张易之和张昌宗属世家子弟，宰相之后。二人同入宫中侍奉，先被任为中郎将和少卿，后屡屡加官。因为武则天年事已高，政事就很多由张易之兄弟来处理，二人权倾朝中，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分别掌管控鹤监和秘书监，都受武则天的宠信，二人比赛似的显示豪奢和残暴。张易之制作一个大铁蒸笼，笼内燃着炭火，火旁边放一个铜盆，盆里盛着五味汁。鹅鸭放进铁笼中，受到烘烤，必然焦渴，就饮那汤汁，而汤汁也已被烤热。这样，鹅鸭内外受热，不一会儿就毛落肉熟而死。张昌宗则是建造一间小房子，密不透风，中间燃上炭火，火旁放置五味，把一头毛驴拴在房中，像张易之烤鹅鸭似的直到把驴肉烤熟，供他食用。
在内宫里，武则天则肆意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共享床笫之欢。武则天有一个心腹丫头叫上官婉儿，她长得妖冶艳丽，秀美轻盈，加上天生聪秀，过目成诵，文采过人，下笔千言，尤其书法秀媚，格仿簪花。武则天所下制诰，多出上官婉儿的手笔。武则天将上官婉儿倚为心腹，甚至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床榻间交欢时也不避忌她。上官婉儿情窦初开，免不得被引动，加上张昌宗姿容秀美，不由地心如鹿撞。一天，婉儿与张昌宗私相调谑，被武则天看见，拔取金刀，插入上官婉儿前髻，伤及左额，且怒目道：“汝敢近我禁脔，罪当处死。”亏得张昌宗替她跪求，才得赦免。婉儿因额有伤痕，便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以遮掩，谁知却益加娇媚。宫女们皆以为美，有人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渐渐地宫中便有了这种红梅妆。
作为一个女皇，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武则天蓄养男宠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权。二张入侍后，武则天已年满73岁，就算生活优裕，养生得法，服用春药，也难使一个老妪返老还童。她这是在向众人炫耀：既然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嫔妃，女子登基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翻开中国的历史画卷，女人为帝绝无仅有。她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在男性皇帝专制时代，想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是“树大招风”，面临孤军作战的艰难。为使臣民信服，就要人为地、主动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尊严。她在所有的领域内都要行使同男性皇帝一样的权利，都要享受同男性帝王一样的利益。因此，在“性”的问题上，她也要效法男性帝王。即使不是为了 “性欲”，她想拥有几个可以安慰寂寞、稍解老来忧愁的年轻异性，在贵为天子的她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革犯人出獄之後：電影《歸來》無法揭示
2015-01-04 17:00:59
電影《歸來》以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爲藍本，講了一個犯人從“文革”前後的勞改營曆劫歸來，與家人團聚，重尋親情記憶的故事。主人公一家曆盡曲折團圓，人性的溫暖感動了滿座觀衆，濕透了一地紙巾。
但從現實中來說，從政治年代歸來的勞改或者勞教人員，以致留場就業的“二勞改”和“二勞教”，他們的歸來故事可能並非如此溫情動人，而是乏味寒伧，甚至沒有歸來的機會。
這樣的情形不只是發生在類似陸焉識這樣的普通人身上。即使是高官或者社會名流，當他們在建國後漫長年代的某次政治運動中被翻手打入地層，十幾二十幾年後歸來，也是如同百年身，難以回頭。在時間被強行掐斷、看似凝固不動的囚徒歲月中，消逝的不僅是青春，還有親情、事業、理想，更多時候是一個單純的職業和戶口。只有少數人擁有陸焉識的幸運，只有更少數人能夠從頭再來，找回荒廢了的青春和事業，重新獲得家庭、事業和尊嚴。多數人實際已失去了“歸來”的機會。甚至很大一個群體到了今天，仍然面臨沒有工齡、無法退休的遭遇。
這是一部電影無法完全揭示的。
出秦城記：此門走出也無家
1976年，關押9年的秦城囚徒李銳終于走出了燕山腳下的鐵門，卻無家可歸。他的妻子範元甄早在廬山會議之後就離了婚，子女也與其決裂。四顧茫然的李銳，吟出了“此門走出也無家，一陣春風兩眼花”的詩句。相比之下，鐵門之內倒好像算是習慣了的舊居。按照當時中央專案組的政策，仍是戴罪之身的李銳被重新安置到他被抓之前下放的安徽磨子潭電站，生活自理。
一位在電站工作的上海女知青愛上了他，可是不久就被調走了。兩年後女兒李南央來到磨子潭，父女在電站水庫邊長談廬山會議內幕，消除了長年隔閡。爲表父女團聚和解之情，李銳拿出當初打算送給上海女知青的一條褲子送給李南央，作爲見面禮。這份貧乏年代裏卑微的禮物，李南央雖覺尴尬仍只得收下，心裏決定替父親奔走平反。好在不久之後，李銳終于回到北京。
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師哲，曾任蘇聯肅反部門上校，“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關入秦城。1975年5月師哲出獄，面臨的是比李銳更尴尬的處境。組織安排其住在招待所，師哲不明就裏要求回家，前來看望的子女亦不便說明。回到西廊下2號的家中，妻子周惠年見面後就避入裏屋，隨後虛脫暈倒，兒女忙于照顧母親，師哲一人在飯廳坐了一夜，天亮後又回到招待所。此後才知道妻子已在“文革”中與其離婚，她解放前曾經被捕，有自首嫌疑，“文革”中屢遭批鬥，與師哲離婚實爲自保和子女前程，師哲亦無可奈何。
以後師哲一直單身，由組織安排生活，女兒師秋朗常去看望他，發現他從外到內都像個男版“白毛女”，不僅幽閉于密室多年，頭發皮膚全白，且語言與時代脫節，一開口就是50年代的語言，不了解“文革”和以後的社會，父女幾乎無法對話。他雖然出了獄，也由組織安排當了社科院的顧問，卻顧而不問，只是沈浸在昨日的世界和對毛澤東的追憶裏。
楊帆與家人團聚的情形一波三折。1949年5月上海解放，長期從事黨的情報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楊帆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由于“特情”戰線的高風險，楊帆在50年代初就像《風聲》中的人物一樣遭到清洗。以後先後在功德林監獄、秦城監獄關押二十余年，1975年走出秦城，安置遣送到湖北沙洋農場，心智卻留在秦城囚室的迫害陰影中，經常自言自語地跟想象中“控制的電子”交談，和今天的許多上訪者一樣，相信有一套看不見的電子發射系統在控制他的大腦電波，並且自認爲“天天在和周總理說話，說我老婆孩子被保護在北京”。
1978年妻兒去農場探望楊帆，見面後受到楊呵斥：“你們要自重，不要冒充別人的家屬。我知道你們是江青派來的……”隨即破口大罵。妻子想盡辦法接觸也沒有用，楊帆見了就跑。妻兒無奈要回京了，楊帆破例請他們吃飯，卻在席間鄭重地說：“今天這頓飯是組織上讓我陪你們，你們兩個人我還是不認識”。
以後楊帆被接到上海精神病院治療，三個插隊回來的女兒輪流在病房照料，楊帆已不認識她們，只好以護士名義出現。一天，三女兒主動告訴他，自己不是護士是他女兒，楊帆還不相信，但對她們的體貼照顧也很感動，因此勉強說：“我有女兒，你們叫我幹爹吧！”親女兒認成幹女兒，骨肉不相識，這是秦城監獄單身牢房結出的“奇異果”。一年多之後，楊帆才逐漸回歸正常。
秦城是專用關押共産黨高級幹部的監獄。從秦城走出的囚徒遭際如此，更可見普通囚犯歸來的艱難。
右派歸來：無味的末班車
80余歲的甘粹沒有子女。除了老伴，他最親近的“親人”是建國門附近通惠河公園的幾只流浪貓。他會每天提著布袋，裝著貓糧去找它們，知道它們各自的就食地點。
甘粹195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期間被打成右派，此後發配到新疆南部喀什勞動營，一直到“撥亂反正”才得以回到北京。幫助他平反的同學陳敏記得，初次從南疆回北京的甘粹一身長年未換洗的衣服，不敢在沙發上落座，她立刻帶他買了一套新衣服換上。
甘粹的未婚妻林昭也被打成右派，兩人要求登記結婚卻被拒絕，稱“右派結什麽婚”。林昭關押在提籃橋監獄，“文革”中被處決，甘粹回到北京時孑然一身，住在單身宿舍裏。幾年後陳敏給她介紹一個去新疆支邊的女知青，結婚那年他已經近50歲，愛人當時40來歲，離異有一個孩子。
“這個世界並不好，不打算讓孩子來世上受苦”，自身的經曆讓甘粹放棄擁有後代，但年齡或許是另一顧慮。
已有婚姻家庭的右派，像《歸來》中的陸焉識那樣曆劫團圓者是例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和生活困境下，婚姻和家庭都難免解體。
顧准原本伉俪情深，但妻子汪璧一再遭遇政治壓力，在“文革”中出于孩子們的前途考慮與顧准離婚，不久自殺，子女也和顧准脫離關系，顧准幾年後在妻離子散中去世，和母親亦未能生前謀面。今天在北京西郊萬安公墓的墓地叢林裏，一塊普通的黑色石碑上刻著“顧准、汪璧之墓”，由子女們共立，算是這對被時代悲劇活生生拆開的夫妻死後團聚。
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劉顯聲，57年被劃爲右派，送農藥廠勞動改造。64年他和廠裏的一個女工結了婚，生下了大兒子。“文革”開始，他作爲“牛鬼”被攆出紅海洋北京城，落戶到老家遼甯海城，因爲偷越結冰的松花江試圖去南韓，結果被“小兄弟”北朝鮮交割回來，坐牢8年。
期間無法維持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另嫁，等到劉顯聲出獄接回大兒子，兒子會唱東方紅，但已經不說話了，也不知道1加1等于幾。劉顯聲沒有去問這8年裏發生了什麽。他帶著大兒子回到農藥廠住了下來，聞著彌漫的農藥氣味直到廠子倒閉。
如今近80歲的他和不說話的兒子住在一間宿舍裏，帶著兒子起床吃藥喝水上廁所下樓鍛煉。他擔心的是，一旦自己去世，這個沒有單位、親人，甚至沒有正常智力的兒子，將何以在世上度日。
少數曆經劫難、背負政治壓力保存下來的家庭，其間都經曆了生死一線的危機，在物質條件被剝奪幹淨的情形下打入另冊，單單靠著人性的光輝支撐下來。
譬如胡風的妻子梅志，在胡風入獄後帶著三個孩子在“反革命家屬”的烈日下求生，之後自己也被關押，數年後才得知胡風下落。“文革”中，胡風在四川獄中精神崩潰屢次試圖自殺，梅志更是自願以無罪之身入獄坐牢，只爲了挽救胡風的性命。直到“文革”結束，兩人才一同從牢獄回到人間，晚年梅志寫下《伴囚記》一書，爲對抗強權的人性光輝留下見證。這樣的坎坷曆程，早已不再是她早年擅長的童話故事。
有一部分右派在改革開放後重新搭上了快車，走到了時代的前列，譬如江平和張思之、茅于轼。但對于多數人來說，漫長時光的耽誤使他們在時代中退化，平反得來的更多是一個待遇，在迎頭趕上的新一代面前力不從心，只能勉力進行人生補課。對于他們來說，曆劫之余歸來的人生，更像是無味的末班車。
此外，更多的是那些埋骨荒野，從未有機會歸來的亡魂。譬如夾邊溝和峨邊沙坪農場的成千上萬餓殍。楊顯惠的《告別夾邊溝》中，描寫了一位前往農場探視卻得知丈夫死訊的“上海女人”。這位上海女人親手挖出丈夫被割食殘缺的屍骨，找來汽油燒化，將骨灰帶回上海，算是終究帶著丈夫“歸來”。
思想犯：重新打開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滿釋放的楊曦光走出湖南建新農場，這個聽起來很不錯的地名,當然只是勞改犯人“艱辛”的諧音。楊曦光在“文革”中由于發表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觸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領袖，獲刑10年。出獄之後，這個頂著“反革命”帽子的名字當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楊小凱，就是以後在中國經濟學界震铄當今的名字。
作爲一個“反革命”刑滿釋放犯，楊小凱被釋放後沒有工作。他在父親家閑居一年，此後受雇于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科院實習研究員，因思想犯曆史被拒絕。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終于在院長于光遠支持下被錄取，從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學術界的機會。
由于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後楊小凱的出國申請通不過，由總理委托劉道玉辦理才成行。出國後的楊小凱逐漸成爲國際知名的數量經濟學家，被認爲是“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最近的人”。但不幸這一可能性未能變成現實，楊小凱在56歲的年齡去世，早年在勞改營裏的艱辛積累了身體欠賬。
作爲思想犯，楊小凱“歸來”的曆程仍是幸運的。胡風和路翎走出高牆的時候，已經大部分喪失了才華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輝一去不回。他們費盡心力寫出來的晚年文稿，達不到基本的發表水平。他們由思想者變成了時代的化石。
底層思想犯的歸來更是曆盡輾轉。上海中學生劉文忠“文革”前夕因爲和哥哥劉文輝投遞“反革命”傳單、批判“文革”和偉大領袖被捕，哥哥槍決，劉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度過十余年，“文革”結束後才平反獲釋。
回到社會卻不甘于工人身份的劉文忠，不顧小兒麻痹的身體短板下海，販打火機賣羊毛衫炒股票經營化妝品公司，終究賺得不菲身家，卻因意外在飛機上獲贈一本《古拉格群島》，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遺志，出版囚徒回憶錄和劉文輝傳記，並遊曆東歐諸國寫作新海國圖志，思考社會道路，爲反思曆史保留一手資料和提供個人視角。
思想犯歸來，是當代史中的一個特殊現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間産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獄時年紀尚輕，很多人熬過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開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當下著名的曆史學者中，有好幾位在政治年代有著牢獄經曆，包括大名鼎鼎的楊奎松、沈志華、王學泰諸位先生，這不能不說是當代思想史的一個獨特現象。楊奎松固屬短期入獄，王學泰和沈志華則都數年坐牢，王學泰入獄之前已被打成“反動學生”勞改多年。沈志華以“中央情報局間諜”罪名的入獄甚至是在“文革”結束後的“嚴打”風潮中。
王學泰出獄後任中學教師，以後致力于流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研究，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背後的“流民文化”本質，爲當代史增添了新視角。2013年他的《監獄瑣記》出版。他的個人生活則極爲儉樸，穿著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狹窄的家屬樓裏。
沈志華出獄後下海經商，多年打拼之後回歸學術界，以血汗巨資複制蘇聯解密檔案，爲當代史研究提供獨一無二的資料庫，成爲思想者“歸來”的奇迹。
平民：無法歸來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嚴祖佑的兒子是律師，近年代理了幾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當年的勞改勞教犯們期滿後留場就業，在“文革”結束後選擇回到上海，卻沒有工人身份，自己營生糊口，到退休年齡卻沒有工齡，無法退休拿社保，年過七十仍舊賣茶葉蛋開雜貨店度日。
這些人都是嚴祖佑介紹給兒子的當年獄友，他覺得自己不能不關心這些事。和因爲思想犯罪幾度入獄的嚴祖佑不同，這些獄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運動的年代裏由于所謂“耍流氓”或者打架鬥毆、小偷小摸入罪或勞動教養，從上海發配到市勞改局所屬的安徽白茅嶺和軍天湖勞改農場，期滿後又“留場就業”，成爲“二勞改”、“二勞教”，卻只有少數人得到了農業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還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勞動力”。
“文革”結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釋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時，農場出台政策，規定留下來者可得到農業工人戶口，選擇回城者只能自謀出路。很多人選擇回城，嚴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沒有難倒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卻把他的那些普通獄友們打入了今後數十年社會最底層，淪爲黃魚車夫、燕子店小販和臨時工。到了老年，他們由于當初的“原罪”，成爲社保系統之外的“局外人”，蓦然發現當初自己雖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國家卻沒有承認他們的“歸來”。
相比之下，那些當年選擇留在勞改農場的人似乎顯得“明智”了。嚴祖佑回軍天湖探望期間，看到當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邊卻形成了龐大的“犯人村”，全是當年未返城的勞改勞教犯，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由于打工潮興起，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願意屈居僻鄉，犯人小區裏居住的多數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業的獄友們，這些人對自己以終身代價獲得了一個“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猶感慶幸。
嚴祖佑覺得這個“無法退休”的群體相當龐大，僅他接觸的獄友就有幾十位。比之于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構成了一部沒有聲音的《人曲》。
“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雖然聲勢浩大，主要對象仍舊是遭迫害的老幹部和右派知識分子，並未完全覆蓋底層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綱上線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紀錄片《罪行摘要》顯示，“文革”中浙江農村中十幾位被打成反革命的農民，幾乎沒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後，他們各自頂著帽子，在冷眼和恐懼下度過余生，只有兩個人的妻子沒離婚，很多人打了一輩子光棍。時隔50年，他們說出最多的詞還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實際上，他們從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幾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區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遷的廢墟中，我見到過一位腰身弓得像蝦米的老人，像在一部電影的慢動作鏡頭中移過街頭，提著一個裝有兩個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飯。
這位老人當年是紗廠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營引發的上海工潮中領頭，向公方幹部索要被克扣的獎金，事後入獄，在囚牢和農場度過數十年。
直到“文革”結束後歸家，他已經蛻去了當初的任何青春痕迹，變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卻又時常忍不住偷偷切齒咒罵。他一直單身，和同樣被勞教過一直單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遷公司大錘敲破了樓頂、堆滿了垃圾雜物的老屋裏，每天到區圖書館看報紙打發時間，風濕病使得他的腰再也無法直起，只能像蝦米一樣前進。這個當年擁有青春、勇氣和技術的年輕工人，已經徹底在監獄和勞改農場被剝奪了任何的人生價值，剩下這個一無用處的軀殼，在大街上緩緩移過。
他沒有歸來，歸來的只是這個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過他的身體看到了廢墟圍牆上的大幅標語：堅決支持拆遷，配合世博會圓滿召開！
袁淩，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