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薩哈羅夫还在路上－－方勵之《方勵之自傳》(余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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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方勵之自傳》(本書封面)
既然中國人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斷都被情感化，因此，又會把“持不同政見者”視爲“離心分子”，亦即是说：你在意見上與我不同，就是一種傷感情的“不友好”行爲。
－－孫隆基
一九八七年秋天，剛剛被鄧小平下令開除中共党籍的科學家和民主倡導者方勵之，認识了美國國家廣播電台夜線新闻主播布羅考，布氏剛採訪過新任總書記赵紫陽。布羅考建議，請方勵之觀看一份中國中央電視台不會播放赵紫陽的採訪录影，因爲赵紫陽谈到了方勵之。于是，戏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方勵之置身于這家美國電台在北京的工作室，觀看自己國家領袖的谈话，而谈論的對象是方勵之本人。赵紫陽和藹地對布羅考说着，不时拿起身旁桌上的青島啤酒豪飲：“在美國有些人可能認爲這是在鎮压、整肅知识分子。我個人不同意。過去几年，方勵之發表許多言論及演讲，写文章批评中國政府以我們党的政策。……因爲他有如此信念，他就不能当共産党员。……知识分子離開党的时候，他們仍將獲得尊敬，可以繼續在自己專业領域扮演角色。我不認爲你可以把這樣稱爲鎮压。”
赵紫陽说得没有錯。離開共産党對方勵之本人来说，确实是一種解脫。但赵紫陽也说錯了。他没有料到，真正的鎮压很快来臨——就連他自己也成了鎮压和受害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加入了方勵之的行列。六四屠杀之後，赵紫陽被軟禁在家中，方勵之則逃入美國駐華使館。這两個希望祖國變得更自由和更民主的愛國者，各自付出了失去自由、被攻擊和誹謗的沈重代價。在那段隱身于美國使館一間小屋子的日子裡，方勵之奮筆疾書，完成了一本自傳。這本自傳塵封二十多年，直到方勵之于二零一二年在美國去世，才首度面世。方勵之说：“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说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如何引導我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的。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曆史中，找到自己的坐標，盡自己的責任。”這本自傳，可以让他死而無憾。
那個时代的大學，那個世代的校長
方勵之的精彩人生是從被任命爲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開始的。中共建政之後，多次整肅知识界和教育界，大學校長多半被打成“牛鬼蛇神”，受盡屈辱、苟且偷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了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新氣象，也有了一批敢作敢爲的大學校長，如北大的丁石孫、武大的劉道玉，当然也包括科大的方勵之。当时，方勵之與校長管惟炎一起，致力于改變毛澤東时代大學淪爲愚民教育工具的慘状。作爲右派長期被下放勞改，方勵之倍加珍惜獨立思考和學術自由。他堅持認爲，大學的功效是培養“人”，而不是培養“兒子”或“党的驯服工具”。
科技大學處在較爲偏僻的合肥，当时僅有學生四千人，远不能與北大、清華等曆史悠久、規製宏大的名校相比，但在方勵之等人的努力下，科技大學成爲八十年代中國思想最爲活跃的大學之一。方勵之在回憶录中写道，当时他們做了几件“小事”——所谓“小事”，在今天看来，件件都驚天動地：严格地分開党和政，各级共産党組織都不得介入有關教學和研究等事務的決策；把經費的分配，教职的聘任、人员的升遷等交給由教授學者等組成的各種委员會決定；教职工代表會和學生代表會有權评議和監督學政，批评系事、校事，甚至党事和國事；取消學生政治輔導员制度，取消對學術報告党政治審查。
方勵之被免职时，当局給他羅織的罪名是“系统地执行一條资産階级辦學路線，把科技大學引向了自由化”。對此，方勵之反駁说：“對于我，這個‘罪名’是莫大的榮耀。一點不錯，在主觀上，我們确实想使科大成爲一個學術自由的环境。”方勵之爲科大帶来一股新風，但他任职时間並不長，做的事还太少，未能赋予科大以一種强烈而堅韌的校格。一旦他被趕出科大，對科大的影響力迅速消失。尤其是八九鎮压之後，整個國家的風氣大變，科大也不可能壁立千仞，成了一所喪失人文理想和自由精神的純理工學校。
三十多年後，再回头看那個时代的大學、那個时代的校長，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今天中國的大學，被中共管制得如同鐵桶一般严严实实，自由主義思想没有立锥之地。只要稍稍表達一點與官方不同的看法，教授立即遭到舉報、圍攻和解聘；學生們更是未老先衰，個個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爭先恐後地入党和考公務员。
那個时代，中共还不知道如何對付異議人士
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统统被歸入“反革命”行列，当局將這一小群人肉體消滅、思想冷冻。八十年代之後，情形有了不同，方勵之幽默地表揚鄧小平：“鄧小平開放中國的政績之一，是‘持不同政見者’一詞進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許是中國的第一名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当时，当局對于如何處理持“不同政見者”，舉棋不定，是打？是压？以絕後患，还是軟處理，以示開明？党內保守派與開明派相持不下。于是，方勵之时而是当局批判打压的對象，时而又成了当局“款待的上賓”。
八九鎮压之前，方勵之有三次與当局對峙的高潮。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方勵之應邀到上海、甯波的大學演讲，直接監視他的人物居然是國務院分管教育的副總理萬裏。方勵之到哪裡，萬裏就跟到哪裡。萬裏向甯波大學索要方演讲的录音，大學佯稱没有录音，萬裏下令，若不交出录音，他的專機就不起飛。隨即，萬裏在合肥召開高等教育座谈會，並點名让方勵之坐在他旁邊，让其公開答覆党的批评。萬裏希望方勵之誠惶誠恐地承認錯誤、請求寬恕。結果，面對一百多名與會者，方勵之與之激烈辯論了一個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说话越来越快，聲音越来越高。最後一個回合是：萬裏问：“你的党齡多長了？”方勵之说：“三十年。”萬裏说：“我五十年。”這是萬裏唯一一個回合的勝利。從此细節中可發現：第一，萬裏並没有後人描述的那么開明，党性是他們這一代人堅守的原則；第二，那個时代畢竟还能出現副總理與大學副校長面對面辯論的場景，所以那個时代仍然值得怀念。
第二個故事是，一九八七年一月，鄧小平開除方勵之党籍的讲话，被作爲党的一號文件下發。一月十二日，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时段播放免去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职務的新闻。十九日，又播出開除方勵之党籍的头條新闻。隨即，中央摘編十萬字的方勵之言論集，印刷五十萬份散發全党支部。让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真是通過這本書了解、接受乃至贊同方的觀點。当局見势不妙，又下令收回。但已經晚了，連黑市書攤上都有複制本出售。鄧小平用盡手段，仍無法將方压服和搞臭。当方批评高幹子弟在海外有存款时，傳出鄧要到法院告方誹謗的消息。方遂聘請律師，严陣以待。也許考慮再三，鄧最终没有“出此下策”。回顧與鄧小平的几輪鬥法，方勵之说：“我應当感谢鄧小平先生，因爲他很賣力氣地給我当過義務廣告员。”
最精彩的一個故事是，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國總统老布什訪華，美國使館邀請方勵之出席宴會。方向任职的天文台詢问中國官方的態度，却不得要領。于是，当时在美國使館任文化參贊的漢學家林培瑞夫婦陪同方勵之夫婦出發赴宴，出門後才發現三环路的一段居然戒严了，僅僅是爲了拦截他們的車辆。有一名自稱最高特工的人当場指揮拦截行動，並謊稱方不在受邀名單上，不能去參加宴會。两對夫婦跳上一辆出租車，剛驶出几百米又被拦下。然後，他們准備坐公交車，結果警察命令公交車不准停靠站台。他們只好步行，一個奇觀出現了：數十名穿制服或便服的警察陪同他們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散步”。多年以後，親身經曆者林培瑞向我讲述当时的場景，仍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而当时还是一名大學生的鮑樸，爲了抗議擔任赵紫陽秘書的父親鮑彤默許此事發生，一度與父親激烈爭执、離家出走。美國記者孟慕捷在研究美中關係的着作《轉向》中评論説：“自從尼克森開門以来將近二十年的美、中高階層来往，從来没有出現過如此醜陋的行径。中國政府動用情治機關的暴力，阻止一位受邀的中國貴賓出席美國總统做東的晚宴。”
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維稳體制，每次行動都力不從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後，当我跟國保警察周旋时，反倒羨慕方勵之面對的“吞舟是漏”的處境。若是換在二十年後，当局對待方的方法就很簡單了，乾脆就僱佣几個“協警”堵住大門，不让其出門，然後切斷電话、手機和網絡，而無需如此大動幹戈。另一方面，中共不再大张旗鼓地發動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批判，而是更狡詐地將他們的消息封鎖、隔絕。即便是劉曉波榮穫诺貝爾和平奖的消息，普通民衆亦不得而知，劉曉波的思想就更難以深入寻常百姓家了。
方勵之爲何没能成爲中國的薩哈羅夫？
八九學潮，方勵之刻意疏離在外，並無積極的作爲，却仍被視爲幕後“黑手”之一。軍隊開枪之後，方勵之被列爲通緝犯，不得不遁入美國使館。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況下，進入美國使館寻求保護，当然是方勵之個人的選擇自由，一般人不可苛求他人成爲殉道者。但是，受方勵之的鼓舞而走上反抗之路並爲之承受巨大苦難的那些普通人，他們的異議值得注意和傾聽。比如，六四後入獄多年的“大屠杀畫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訪问的时候就説：“方勵之先生在需要他挺身而出时，却躲在美國大使館不出来，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國科技大學説：‘民主不是考施捨，而是要靠爭取。’既然是爭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關鍵时刻掉链子的人。”
這本傳記的主體部分，是方勵之在使館避難的那段时期內写成的。關于在使館中的日日夜夜，也許当时还有“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方勵之的描述反倒不如親自操辦此事、时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在回憶录中写得细緻入微。然後，中美两國經過漫長的谈判折沖，方勵之被放行，先乘坐美國軍機飛赴英國，再乘坐美國副總统的專機飛抵美國。一路的行程，比当年的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还要風光。
然而，盛名来得快，去得也快。去國之後的方勵之，未能顺势成爲海外反對运動的核心人物和道德象徵。中國人曆来擅長窩裡鬥，当海外民主运動逐漸分崩離析、醜闻纏身之際，方勵之精明地選擇了離開，回歸天體物理學家的本行，赴亚利桑那大學任教，远離是非、潔身自好。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媒體將方勵之與蘇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相提並論——他們都是物理學家，又都是人權鬥士。然而，方勵之最终未能成爲“中國的薩哈羅夫”。
方勵之與薩哈羅夫是两個很有比較意義的標杆。两人所處的时代背景明顯不同：薩哈羅夫晚年趕上了戈巴契夫新政，在作爲“准議會”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爲民主、人權大聲疾呼，其凝聚的政治能量得以釋放。美國新闻記者大卫•雷姆尼克如此讚美说：“在所有曆史神话中，你經常會看見一名聖徒，矗立在一群傻瓜和自負之徒、一群飽受汙辱與滿是傷痕的人民中，他就是薩哈羅夫。他是‘毀滅之火’（氫彈）的創造者，但却堅決地批判這個‘禮物’。他全心投入拯救‘羅得之地’的志业，縱然只是一場夢幻。”但是，方勵之没有薩哈羅夫那么幸运，当他踏上流亡之路时，中共趕上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由杀人凶手搖身一變成爲笑容可掬的買賣人，“大國崛起”的喧囂，迅速沖澹了所有来自海外的批评者的聲音。
而就個人條件而言，在近代以来具有悠久的異議知识分子傳统的俄羅斯，薩哈羅夫有滋養他的精神资源，又有堅韌不拔的個性，最终將自己鍛造成“完美的道德羅盤”。在薩哈羅夫的葬禮上，他的好友、俄羅斯中世紀文學專家利哈喬夫评價说：“他不僅屬于我們的國家，也屬于整個世界。他是屬于二十一世紀的人，也是屬于未来的人。他是一位先知，一位古典意義上的先知，他召喚自己的同輩爲了未来而進行道德改革。但就和所有的先知一樣，他不被人所理解。他居然还遭到祖國的驅逐。”也有普通人在薩哈羅夫家門口留言说：“請原諒我們對你造成的所有不幸。請原諒那些你在世时貶抑你、你離開後却開始说好话的人。再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們没有守護你的生命，但我們將捍卫關于你的記憶。請原諒我們。”與之相比，方勵之没有那樣的文化傳统可以依托，也未能真正紮根在民衆之中。他深受儒家文化的侵蚀，更像是屈原和王陽明那樣的忠臣，總是期待明君贤相聽取知识階層明智的建議。他未能形成像哈維爾那樣的解構極權主義意识形態的思想體系，也缺乏作爲民間反對运動領袖的胸襟和勇氣。当劉曉波榮穫诺貝爾和平奖之後，方勵之“湊巧”去奧斯陆觀禮並撰文支持，但在文章中又不經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劉曉波去他家拜訪並顺帶捎走一本書的“往事”——他的心靈格局，不若我們所期待的那么廣大。斯人已經逝，中國的薩哈羅夫还在路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論员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