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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顾顺章：改写历史的特工大师与

流氓领袖

京港台：2015-1-9 11:51| 来源：多维 |

1928年6月4日，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分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在中国，任何一场略有气势的革命，都不可能没有流氓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流氓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担心井冈山的流氓过多，但他们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城市流氓加入——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4期，作者王彬彬，原题为《假如顾顺章没有被捕》。 　　 　　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英文版《字林西报》及其副刊（周刊）《北华捷报》均有对顾顺章家属被杀案件的报道，标题为：“共产党人的仇杀”，副标题为：“十六具尸体突现在上海：所有人均在数月前的夏天被勒死：顾（顺章）家属遇难” 　　中共特科第二创始人、“特务大师”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的“青帮”，他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顾顺章1924年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他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军委同志不编入普通支部，人和工作原则上都不许普通同志知道……到了上海‘暴动时代’，军委工作特别扩大，周恩来成了其中重要人物。杭州响应北伐军的暴动，是军委的工作之一。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委本来设有特务工作科，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后，特务工作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共产党员被捕而叛变者，需尽快铲除，一为减少损失，二为杀一儆百；被捕而未叛变者，需要采取各种手段营救出来。国民党方面那些对共产党危害特别大者，也需要尽可能使之从人间消失。这样，原附属于军委的特务工作科，就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他担任。如果说周恩来是中共特科之父，那顾顺章就可说是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二创始人。 　　因为是工人出身，也因为劳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顾顺章成为中央委员，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俨然中共要人。担任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后，顾顺章干得十分出色，国共两方面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 　　顾顺章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历史的偶然性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如果其时在上海的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康生、张闻天、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一大批中共要人同时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整体毁灭，那此后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要大大改写的。 　　顾顺章本在中共党内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是因为他自信能借助国民党之力摧毁整个中共中央机关，将周恩来、陈赓们悉数抓获，从而也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他本来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由于国民党方面配合不周，才未能成功。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但周恩来再能干，也只能让上海的诸要角躲过此劫——顾顺章还是让中共遭受重创。毕竟他知道得太多，许多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恽代英立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发，因顾的叛变需要转移到江西，但他临行前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个草包流氓，在中共党内也不过是傀儡。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残杀。1933年，陈赓赴“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才不得不“放虎归山”。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党史 　　顾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这在中共党史上其实是一件大事。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热衷于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忧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钟、泼冷水。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说把中共中央迁往乡村，那是不可想象的。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在上海滩上再怎样长袖善舞，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整个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于1931年底来到了江西。在上海，没有了灵魂人物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王明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即攀附共产国际内分管中国的米夫，一心要登上中共最高领袖的宝座。米夫与王明朋比为奸，对瞿秋白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打击迫害。但王明其人华而不实，不断有人被捕杀使他心惊胆战。不多久，他便辞去总书记职务，于1931年10月跑到苏联去了。 　　王明辞职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从此开始了他三年零三个月的统治时期。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王明的干将。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支撑不久。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这不但导致1949年以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更导致1949年后以农村改造城市的政策。可以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影响或许大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任何一次会议。 　　中央机关迁往瑞金，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当初，毛泽东的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自从开始致力于农民运动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与中央不大和谐。以王明为首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踌躇满志地杀回来执掌了中央大权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就更紧张了。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井冈山派”是互相看不起的。王明们认为毛泽东们根本不懂马列，而毛泽东认为王明们不过是乳臭未干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也毫无实际经验。1933年1月，秦邦宪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达中央苏区时，是26岁，而毛泽东已40岁。秦邦宪的全部资本，是在莫斯科吃过几年面包，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秦邦宪们一来，就把毛泽东边缘化。但从另一面看，中央机关迁到“苏区”，又未必没有令毛泽东高兴之处。最高权力从亭子间移到自己的地盘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果然，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宣告了秦邦宪统治时期的结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势。尽管要到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才意味着毛泽东彻底击溃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已基本掌握了中共的最高权力。 　　回到顾顺章。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这份题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的“通缉令”，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顾顺章曾想重新归依中共吗 　　但顾顺章还是死于“中统”之手。万亚刚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一文中说，顾顺章其人，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像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上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顾顺章叛变后，当然为“中统”立下了大功。“中统”虽然暗中对他严密监控，但表面上待之如上宾，有所要求无不满足。可是好景不长，1933年春季之前，顾顺章便被“中统”杀掉了。个中原因，《徐恩曾回忆录》是这样解释的：“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引按：这时间是错误的），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觉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十五六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 　　按徐恩曾的说法，顾顺章是又与共产党暗通款曲，才被“中统”杀掉的。这显然不实。共产党与顾顺章之间，有着血海深仇，根本不可能旧梦重温。万亚刚也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一桩“应予平反”的“冤假错案”。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固然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便耗尽了。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当徐恩曾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当然会把他除掉。 　　流氓与革命问题的思考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以杜宁的笔名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对顾比较熟悉。这篇文章介绍了顾顺章的特征，强调了顾顺章叛变的危害，文章主旨则是反思这一事件的教训。杨之华介绍了顾顺章的这样几种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他加入中共，不过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他平日之所以不看文件，是因为他对文件本无兴趣；他开会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他对各种政治问题本无话可说。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杨之华的反思之一，是党组织对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和“堕落”没有及时警觉：“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的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其实，对于顾顺章这样的人来说，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是不可被劝阻、不可被改变的，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他的投身革命，也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己私欲，如果以组织的名义禁止他生活上的“腐化”和“堕落”，他恐怕要立即与革命“拜拜”，回到他的“江湖”上去。当时的有关人士，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没有对顾顺章的个人生活加以干涉——他太能干、太有用。 　　杨之华的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结束：“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像他一类的工人成分——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占有相当的地位。” 　　杨之华在1938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做出这种反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的。如果说，对“工人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的教育是一个重大问题，那对“农民干部”特别是“有流氓性的农民干部”的教育，就更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了，因为后者比前者多得多。但杨之华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此后的各个时期，都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极其重大的事情来抓：都反复强调工人农民尽管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灵魂是干净的、道德是高尚的，因而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向身边的工人农民看齐，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工农化。 　　铁杆“托派”王凡西则从一个“托派”的角度对顾顺章事件进行了“反思”：“顾顺章……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这番话足以启发我们对流氓与革命这一问题的思考。 　　其实，对于顾顺章事件，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本质上是流氓的顾顺章，如果没有被捕并且在1949年后成为元勋、功臣，掌大权、居高位，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什么呢？ 春宫图：古代性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图) 京港台：2015-1-10 11:31| 来源：综合 | 　　在明代，不仅出现了大量以性爱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性艺术也发展到丁一个高峰，春宫图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春宫图是描绘男女性爱生活、特别是各种性交姿态的图画，由于它最初产生于帝王的宫室，描写春宵宫帏之事，所以称为春宫。唐代大画家周昉经过《春宵秘戏图》，宋代也出现过这种“秘戏图”，元代画家赵孟頫还因画这种画而知名，可是春宫图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它也是在严酷的性禁锢与性压迫的条件下发生逆变的一种产物。 　　由于春宫图有这样强的性刺激作用，所以其正负效应都十分突出，它能诱引一些人，特别是好奇、重摹仿的青少年进入邪狎之途；同时，也可用于性治疗、性激发，直至今日，它都是性治疗的工具之一，当然要严格控制其传播范围。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佚名。 　　 　　春宫图 　　一、春宫图的作用 　　古老的封建礼教并没有给进入青春期的男女进行过应有的性教育，以至于出现了性无知。在《聊斋》一书中，蒲松龄笔下有一个书痴，叫郎玉柱，他嗜书如命，“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昼夜研读，无间寒暑”。然而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有人劝他找个媳妇，他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乎？”其精诚所至，“绝代之姝”颜如玉真的出现，并与他一齐睡觉。“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用白话来说，就是两人亲爱非常，却不懂得进行性交。如此过了许久，郎一夜谓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间潜迎就之。也就是说，颜如玉教导郎玉柱如何性交。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于是逢人就说，听了的没有不暗笑的。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蒲松龄先生是在借助郎玉柱的经历讥讽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性无知的情况历来并不缺少，直到目下，也有这种性盲的情况出现。1988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徐纪敏主编的《性科学》一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一位某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女大学生，她竟不知什么是性交，还以为和男性握手、拥抱就可能导致怀孕。” 　　相信这种尴尬事儿并非只是特例，因此，进行春宫教育似乎显得很是重要了。而图画因其形式更易明了而受到普遍欢迎。春宫图在与平民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后，渐渐达到艺术的高度。 　　另外，春宫图除了性教育、性启示，以及激发性兴奋的作用之外，同时还有“压邪避灾”的作用。古人认为性乃污秽不洁之事，如以春宫图贴门上则鬼不敢进，贴灶头上可避火灾等等。《红楼梦》中就有一段文字叙述春宫图是作为防火之用。晚清那位编印《双梅景丛书》的叶德辉也喜欢用春宫图来防止藏书受灾。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作男女交媾状的陶瓷器，名为“压箱底”，也起到了上述的“避邪”和性教育工具的作用。所谓的“压箱底”，一则有秘而不宣的意思，在女儿出嫁前夕，母持之以示女。二则古人认为小鬼能在不开启人们箱笼的情况下把箱内所有的财物窃去，有了“压箱底”，小鬼就避而远之，不敢来了。 　　春宫图还有许多衍生形式。有专门表现男女交媾情状的小雕像，以石、玉或象牙等质料制成。又有瓷质者，较常见的形式是外表做成桃子、苹果、梨等水果形状，亦有做成小船或娃娃形状者，皆由上下两半合成，上半为盖，揭去盖则见果内有男女二人交媾。此外又有在各种日常生活用具上饰以春宫图者。如碗、药盒、烟盒、鼻烟壶、铜镜的背面。旧时文人的案头之物，如笔筒、镇纸之类，甚至作为文人清玩之物的葫芦上，都有饰以春宫图者。还有在钱币上铸成春宫图案者，称为“春钱”。 　　二、春宫图的起源 　　明朝文学家沈德符写的《敝帚斋余谈》中有一段阐述了春宫图的起源：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亵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宫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镜殿）以宣淫。杨铁崖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饰波。”而秘戏之能事尽矣。后之画者，大抵不出汉广川齐东昏之模范，唯古墓砖石中原此等状，间有及男色者，差可异耳。 　　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根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摩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禀之纯朴也。 　　今外间市井等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非中土所办，价亦不赀，但比内庭殊小耳。京师敕建诗者，多旧制，有绒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总不如画之奇淫变幻也。善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 　　倭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余曾得一扇面，上写有两人野合，有奋白刃驰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状如生，旋失去矣。 　　当然，中国古代的春宫图不仅起源于宫廷中的淫乐，也起源于民间一些性书的插图，甚至作为一种性教育工具启示新婚夫妻。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述的张衡的《同声歌》中所述的“得充君后房，高下华灯光，衣解中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就是说一个新娘希望在新郎左右，脱光衣服，按照春宫图所指示的，跟素女和天老学习性交技巧，共享欢乐。 　　有资料表明，在公元一世纪，似乎《素女经》之类的性学书籍已经是连图说明的版本了。 　　如《素女经》内的“九势篇”和《洞玄子》内的“三十法”，都可能是一些图画的附录说明。从《同声歌》可以看出，在汉时有可能以春宫图给新娘作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所流传。同时在日本，大部分中国古老的性习俗，其中甚至有一些在中国已经失传者，仍然保留了下来，特别是新娘的嫁妆中有春宫图，这种习俗到十九世纪仍然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性书中附有描述各种性交姿势的春宫图，显然在六世纪前就已经存在。南北朝时后陈著名的文学家徐陵在复其友人周弘让的一封信中说： 　　仰披华翰，甚慰翘结，承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艺，虽复考槃在阿，不为独宿。 　　这一段文字的大意是：阅读你的大函，我读后甚感安慰。你已回到天目山悠闲地生活了，现在你有如同弄玉这样的女子和你过神仙般的岁月，又有像孟光这样的妻子陪你过退休之年，你们可以按素女的文字指导、按黄帝所示的性交图示去翻腾上下地、自由自在地以各种姿势过性生活。虽然你住在草寮中，但不孤眠独宿，这不是很好吗？ 　　从这段文字看，那时还有性交指示图，这似乎是无疑的了。在唐代，图解性书广泛流传，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也记录了有带图解的《素女经》，但是这些资料并没有保留到现代。 　　春宫图的主要用途当然是提供性欣赏与激发性兴趣。对此，明代的性小说上有一些记载，例如《肉蒲团》中的未央生因为妻子玉香对性生活表现冷淡，就想用春宫图来刺激她： 　　未央生见他没有一毫生动之趣，甚以为苦，我今只得用些淘养的工夫，变化他出来。明日就书画铺子中，买一幅绝巧的春宫册子，是学士赵子昂的手笔，共有三十六幅，取唐诗上三十六宫都是春的意思，拿回去，典与玉香小姐一同翻阅，可见男女交媾这些套数，不是我创造出来，古之人先有行之者，现有程文墨卷在此，取来证验。 　　玉香看了春宫图册，开始时面红耳赤，认为它玷污闺阃，要叫丫环拿去烧了。后经未央生一再动员、解释说明，使玉香渐受影响。 　　三、春宫图的翘楚 　　春宫图自明代下半时期以后就特别流行，那时这方面的名画家首推唐寅和仇十洲。唐寅字伯虎，另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今属江苏）人。少与张灵相善，学画于周臣，后又结交沈周、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等，切磋文艺。历史上记载他是个风流才子，诗、文、画俱佳；他性不羁，有时也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可是仕途命舛，以后就游名山大川，专致力绘事，以卖画为生。他长于人物，特别以仕女化见长。他画的春宫图，也正是他风流不羁性格的表现，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很大关系，可能也是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的虚伪以及封建礼教的讽刺与反抗。有人说，他以所眷恋的妓女、情妇为裸体模特儿，所以对春宫图才画得那么传神，那么维妙维肖。 　　与唐寅可相媲美的还有仇英。仇英字实甫，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居苏州（今属江苏）。他是工匠出身，后来也从周臣学画，为文征明所称誉，从而知名于世。他主要以卖画为生，画春宫图也十分有名。他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画裸体相交的男女。在一轴明春宫卷的卷首中指明他画了一套“十荣”，即十种不同的性交姿势，但这些画并没有流传下来。 　　至于唐寅的春宫图，后世有不少记录。明作家陈继儒所辑著的《太平清话》中就有指出唐寅写有与妓女嬉戏的记录，其书名为《风流遁》。《太平清话》云：唐伯虎有《风流遁》，数千言，皆青楼中游戏语也。但此书已经失传，只是从中可以看到，唐寅作春宫图是有他的生活基础的。另外，在《风流全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该书的春宫图是根据唐寅的《竞春图》绘成的。在《鸳鸯秘谱》中也提到唐寅有另一套差不多的作品，叫“六奇”，这也许就是唐寅的所谓“花阵六奇”。此画已不可见，但是描述这些画的文字却保存了下来。 　　仇英喜欢迎修长、苗条、鹅蛋脸的美女，穿长而拖地的裙衣，特别精于作宫廷场面的画。而唐寅所绘的女性却显得壮健丰腴，妖冶，圆脸，使人联想到唐代美女的形象。唐寅所所绘的女性有个特点是“三白”，即前额一点白，鼻尖一点白，下颔一点白，这往往是后人鉴别真假唐寅画的一个标准。 　　在中国明朝，春画风气所及，连大家闺秀也喜绘于春画。明人徐树还作了《识小录》记云： 　　虞山一词林，官至大司成矣。子娶妇于郡城，妇美而才，眷一少年。事露，司成必置少年于死地，而其子反左右之。司成以惯成疾。其子妇能画，人物绝佳，春宫犹精绝。 　　在公元一世纪，《素女经》之类的性学书籍已经是连图说明的版本了。从《同声歌》可以看出，在汉代春宫图是给新娘的嫁妆，以指导夫妻的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所流传。当时，天津杨柳青一带的贫家妇女也精于此道，每年春节前将春画当作年画在市场销售，这就是有名的“女儿春”。 　　明末的春宫图不仅盛行于京师、天津一带，也盛行于锦绣富丽的江南。《江南销夏图》被认为是明朝时期套色春宫图的最晚的典型作品，年代大约是在1640至1650年之间，设计水平很高，人体姿态画得准确细腻，对环境的描绘也独具匠心。当然，古时的春宫图也分三六九等，汉代的科学家张衡就在中国性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这些古代春宫图，对男女人物的姿势、神态、心理大都刻画得细致而真实，可以反映出古人对男女性反应理解的深刻。充分反映了人类性生理、性心理反应之真实。本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玛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位博士经过大量研究，发表了《人类性反应》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性反应四周期理论，被认为是真理。其实，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已充分体现于中国2000年到3000前的古籍中，并在古代春宫图中表现无遗。 　　据荷兰学者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记载：明代的春宫图通常都装裱成横幅手卷，或作旋风装折叠册页。前者大多是男女性交的连续画面，画了性交的各种姿势。这种手卷高约10寸，长10至20呎，画纸通常不超过8寸见方；它们约作24幅一套、36幅一套或其他数字，每套的幅数各有典故，并在每幅画的后面还衬以写着艳诗的纸页或绢页。手卷用绫子镶边，古锦为护首，最后用玉或象牙雕成的别子别紧；册页以木夹板或外裱古锦的硬纸板为封。总之，装帧是十分讲究的。 　　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考证，晚明社会春宫图册非常流行，品种风格各异，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宫图册最为精美。这类画册装裱非常讲究，以二十四幅的册页居多，画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诗词。《秘戏图考》记载了高氏见过的八种画册，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剟景》、《繁华丽锦》、《江南消夏》，它们大多产生于从隆庆到崇祯的近八十年里，而成就最高的精品，制作于万历天启的二三十年间。这是套色木版春宫图的全盛期，画面纯以线描，气韵生动，清新脱俗，分别用红黄绿蓝黑五种颜色套印起来，严丝合缝毫不走样，给人以明洁流畅之感。可以说，它不仅是春宫图册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套色木版画的最高成就。 　　这些春宫图，不仅在内宫、在官僚豪绅之家流行，而且在民间坊肆中也十分流行，这是明代的春宫图与前朝不一样的地方。由于其流行广，需求量大，有些出版商又在印刷上下功夫，其技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明末尤甚。高罗佩认为最好的套色翻印于1606年至1624年，使用了5种颜色，这些画代表了套色春宫图的全盛期，它只流行了约20年。1644年清朝建立后，这种艺术已完全绝迹。 　　四、春宫图的衰微 　　清代坊间也刊行过大量的春宫图册，但艺术质量与此不可同日而语，趣味低俗，制作亦远为粗糙。这种精粗雅俗的区别，与士人参与程度的深浅以及画家对性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有很大关系。 　　难道同样的一群人经历了相邻的两个王朝便在性取向方面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文人士大夫们一下子变得正经起来了？事实上，朝廷的干预才是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清晰地记载了康熙大帝对色情文艺的态度——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上谕]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如下： 　　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干预，对社会风气的纠正自然是效果明显的了。不过，春宫艺术也随之走向衰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真相揭密：遇罗克私藏手榴弹暗杀毛泽东(图) 京港台：2015-1-10 12:00| 来源：共识网 | 　　遇罗克曾撰写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发表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第一期的《出身论》，全国反响巨大。遇罗克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他和另19名政治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处决，时年27岁。坊间曾盛传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对此，遇罗克妹妹遇罗锦于2014年3月18日在共识网发表文章《遇罗克是个能对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的人吗？》，澄清事实真相。 　　1963年春节，遇罗克全家合影 　　什么叫知识？什么是书读万卷，什么是善于独立思考、自我鞭策，远离了武夫的愚昧、专制、阴险与无知？ 　　如果你能解释这几问，你才能判断：书读万卷（绝非只读中国人如何治人的古今著作），善于独立思考、自我鞭策的遇罗克，是个能对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的人吗？ 　　遇罗克从上小学之前就开始读课外书，他这一生，天天读到深夜，反思自己，与书里的伟人们交流，记下思想的火花，记下思想的升华；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很多。日记、笔记与文学创作，少说几百万字不止，得有千万字。在那无电脑的时代，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他精神上向往的是自由、开放与民主。似乎在他暝暝之中，就是要和时间赛跑，就是要把自己短短的一生，过得要比百岁老人还有意义。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他怎么不觉得累？怎么从来没累垮自己反而乐在其中？那样一个文弱的外表，内里怎么竟如此的丰富、柔情和刚强？ 　　而他所有的精神财富，就在那1966年的红八月，象无数个家庭和个人一样，全部投入火海，付之一炬了（除了一本他舍不得烧的最后一本日记）。 　　说我把日记和照片藏来藏去找不到地方，是愚蠢和糊涂吗？其实有一点我从没糊涂过：就是不想烧它们。 　　如果你看了《一个大童话》，就会知道：父母和哥哥如果有地方处置这些文字瑰宝和家庭照片的话，也绝对不会交给我。他们也是想遍了人，无奈个个都那么倒霉，这才想到了我；正因他们从心里不想烧掉，而我又偏偏点了头——因为不点头就得烧掉。而这些精神财富，是我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想想看：如果你死了，什么都没了，而只有它们还继续活着，一毫不损地活着，它们怎不比生命还重要呢？ 　　哥哥决定烧掉千百万字的“灵魂”之前，希望有个见证人。然而，如果他能找到他最希望的老友的话，他也不会想到我。但他连一个见证人都找不到了，个个都象他一样，正在焦头烂额地烧东西，谁都害怕互相来往，他这才想到了我。他也绝对想不到后来我为他做的那些事情：象赶鸭子上架一样把自己赶上了文坛。又象鸭子跌跤那样，一次次地滚下了文坛；滚完了再费力地往上爬——在海外没钱借钱也得出书，也得把哥哥的事写完。 　　我为日记被三年劳教，并不觉得冤，因为我获得的太多，使我认识了以前不认识的社会。我如果不被劳教，也不觉得自己定会幸福，只会比没进过监狱更为愚蠢。 　　我无法和哥哥相比，他是思想者，是勤奋的天才，是发声的勇士，是愿意为正义付出一切的烈士，可我什么也不是，无非能写两笔象是实话文学的东西，只以“一本书主义”为一生的目标。如果超了产，就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美不滋滋，非得与自己的书孩子合影示人不可。这肤浅的作风，绝对不是哥哥能做得出来的。自己明明知道，可就是不想改。就连这不想改的毛病，也觉得甜滋滋的——仿佛偏要把自己当小孩儿，也是一乐。 　　以上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说明：就连我这样一个糊涂人、水平不高的人，都不会对一颗手榴弹感兴趣，都不会有暗杀中南海大人物的想法（这不是幻想狂精神病吗），而比我水平高得多冷静得多的遇罗克，怎么可能反倒不如我，比我还愚蠢万分呢？ 　　我在新出版的《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的卷五《评遇罗克》这一部分，有篇文章《有关遇罗克的五个问题》的之三写道： 　　三、网上对遇罗克事实的歪曲 　　如果说中共体制内某些两面派，以及被中共暗中收买的人，一提起遇罗克就故意褒贬掺半的话；如果说国内的“百度百科”之类的网站，因政治原因，一直对遇罗克的个人简介予以诬蔑的话；那么，就连外国人办的“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在对遇罗克的介绍里，也有同样的错误。该网站对遇罗克的生平介绍正确的部分除外，现只照抄不正确的部分： 　　“……1967年，《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发武器时获得了手榴弹，不忍心丢掉带回北京，后被发现……”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表面原因：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来源于判决书）。主流印象是：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另一种观点是：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以上内容，一是错在手榴弹的问题，那明明是遇罗文所为，却安在了遇罗克的头上。遇罗克不仅没去过东北长春市，就算有人给他一颗手榴弹，他也绝对不会接受，去做那种愚蠢的没头脑的事。爱做楞头青的事的，只有从小就 　　对枪炮极感兴趣的罗文。2001年，罗文出走中国去了美国时，我与他同住在一友人家，郑重地问过他：“你在监狱里，关于手榴弹的事，是否全推在哥哥头上了？” 　　因为哥哥在被捕前，曾向所有《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严肃诚恳地交代过：“万一出了事，你们把一切过失和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当时罗文很认真地回答我：“没有。那是我做的事，我怎么能推在哥哥头上？”而我也相信了。 　　所以，对于这件事，我和罗文在所有关于遇罗克的文章或书里，都没混淆过是非。在2010年8月底，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中国人权先驱》一书之前，主编金钟先生也问过我关于手榴弹的事，我也是如实回答的。但“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不仅这件事是错的，就连遇罗克因何而死也是错的。在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上，前面除了列举了他的文字罪之外，中间只没头没脑的一句“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要暗杀谁？没有宾语；什么活动？没有说明。遇罗克绝对不会招认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或想法。即便监狱里的审讯员一再希望他承认搞反革命集团，无论他是否为此受过酷刑，他自始至终是不招认、也不交代别人的，故他的判决书上有一条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嚣张”，指的就是他这“不认罪、不交代自己、不交代他人”的态度。 　　从以上的错误明显看出：负责编辑遇罗克简介的人，要么是不清楚事实就任意发表文字，要么是误信了他以为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而介绍人故意把遇罗克的死因贬低成因“手榴弹”和“暗杀”，这论调是中共一向的做法。即使我想去信向该网站更正，却发现很难与之联系，竟找不到可以写信的信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繁殖的特务与线人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结果，无孔不入了，该网站的负责人尤其应提高警惕，更应向出版过《遇罗克中国人权先驱》的出版人金钟先生多问一问，尤其是能与遇罗克的家属取得联系、征询意见。过不了几年、十年，我们能够作为见证人的都死了，编辑人就是想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了。（注，见下） 　　而罗文的枪弹梦，在美国倒是很容易地实现了。他已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二十条枪，每周日他都会去魏京生那空旷的农场里，忘乎所以地打靶射击，从大白天射击到天擦黑。我只希望他别为枪出事就好。 　　（作者注：2012年3月6-9日，在推友的热心帮助下，我这脑盲终于与“维基百科”的编辑小组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地对遇罗克和我的词条给予了修正和补充。我给编辑小组写了感谢信。但我在“维基百科”遇罗克页面上所做的许多编辑文字，只保存了两天便全部消失，最后只保存了极为有限的介绍。为了能更真实地说明事情的经过，在2012年3月5日之前所写的此文中的有关内容，我不想做任何改动。） 　　又在“之五”这一部分写道： 　　哥哥舍不得烧掉的那本唯一的日记、我的二十本太一般的日记、以及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庭照片，在我和两个弟弟的有生之年，是不会还给我们了。就连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得到它们，我都不存希望。它们是否还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也不知道。虽然我写不出哥哥深邃丰富的思想，但只希望那一本他很重视的日记还存在。我和哥哥每逢过生日就换一本日记。哥哥那一本是32开大小、天兰色塑料皮封面、烫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哥哥对我说，他舍不得烧掉它，是因为这本日记，是一年以来、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日记，直记到1966年的8月。我多希望掌握这本日记的有权人，有一天，能把它的内容全部地在网上公之于众，每一页、每一字都不要拉下，也能公开哥哥在监狱里所有的口供、事实及所遭受的磨难。那时，人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全面的遇罗克：他学富五车的知识与智慧，他人品的杰出与气节，才能完全地呈现给世人。 　　哥哥的案件被平反之后，专案组对他的尸体处理无任何交代，只发给父母二千元人民币的抚恤金，父母分文也不想动它。几年后，母亲去世，我们才发现，在衣柜中她的一件上衣口袋里，放了三个银行存折，是给我和两个弟弟每人同样多的几百元人民币，以此道出她对我们深深的爱；这钱里，就有哥哥那笔滴血的抚恤金。 　　如此有思想的人如遇罗克，能对一颗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吗？就算有人打算这样做他知道了的话，他都必会劝你别愚蠢得异想天开呢！ 　　至于哥哥的那本日记，我的二十本日记，以及母亲积攒的近千张家庭照片，我希望在习近平当政的今天，有关部门能够还给我们，能够以此表明新政的开放。假如真能如此，我愿意公开表示感谢。 　　写于2014年3月18日 　　附一： 　　遇罗克个人简介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生于南京，七岁随全家迁至北京。父母皆为留学日本的工商科人才，后自营实业。 　　1954年于“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府学胡同小学）毕业； 　　1957年于“北京市二十五中学”初中毕业； 　　1960年于“北京市六十五中学”高中毕业。 　　由于“资本家”的家庭出身和父母的“右派”问题，学习成绩及品行优秀而三次未准考入大学。 　　1961—1968年间，做过“农业工人”、图书管理员、代课教师、多种临时工和“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 　　遇罗克从小便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文采超群、见解独到，立志做个杰出的人。 　　1966年7至9月，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猖狂，文革处于全国最惨无人道的黑暗时期，25岁的遇罗克写下并发表了油印的《出身论》，及执笔1967年1月诞生的铅印《中学文革报》六期的头版头条文章和其他文章，向社会发起挑战，得到全国热烈和巨大的反响；1967年4月14日，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其他要职的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8年1月，遇罗克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饱受折磨，拒不交代自己和他人的“罪行”，宁死不屈；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十万人的公审大会上，与另十九人一道，被“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宣判死刑，临刑前被强制进行活体器官移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再审判决书》，宣布遇罗克无罪。 　　有关遇罗克的著作及网页： 　　1.1980年北京《当代》文学季刊，发表遇罗锦的中篇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 　　2.1981年广州《花城》文学季刊，发表遇罗锦的中篇报告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 　　3.1987年3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遇罗锦著《爱的呼唤》； 　　4.1987年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中外评论集《遇罗锦》； 　　5.1999年1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 　　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6.2000年5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遇罗文著 　　《我家》； 　　7.2009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遇罗锦著 　　《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 　　8.2010年，为纪念遇罗克罹难四十周年，《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作为发起人，为遇罗克建立雕像，国内徐晓等人积极配合，雕像设计及制做者郑敏先生，雕像陈列于北京宋庄美术馆； 　　9.2010年3月，台北“允晨文化”出版遇罗锦著 　　《童话中的一地书》； 　　10.2010年八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金钟编著 　　《遇罗克中国人权先驱》，编入了遇罗锦的传记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和她所收集的集体献词《献给遇罗克的花》； 　　11.2013年10月，“晨钟书局”出版遇罗锦编著 　　《遇罗克与》； 　　12.香港《开放》月刊，纽约《北京之春》多次发表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以及将之照片作为杂志封面； 　　13.古歌搜索网页有关遇罗克的词条达七万多，以及国内外多个专为遇罗克建立的私人博克及网页。 　　（遇罗锦撰写） 　　附二： 　　遇罗克判决讨论通知 　　1970年1月9日 　　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通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上略） 　　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步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十一、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五十四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 　　王佩英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下略） 　　遇罗克死刑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0刑字第30号） 　　遇罗克，男，1942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5楼13号。父母系右派分子，其父是反革命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 　　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