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有不错的漫画家

今天，巴黎有150万人上街游行，支持言论自由，纽约却出奇的安静，五大道法国总领事馆门口的鲜花和蜡烛不比8号多，记者也没有了，8号恐怖主义袭击的第二天，三脚猫还给这个地方的门口送了两大束鲜花，当时还有几个记者在采访。今天经过时代广场，有一个男士独自一人，举着硕大的一面法国国旗，在支持巴黎，除此以外，在纽约没有动静了。

其实，中国也有很好的漫画家，发几幅给大家看看，有两副是尊子的，因为他老是用广东话标注，所以很多也就不方便发了。变态辣椒是新人，三脚猫比较喜欢，还有一位画家不熟悉。

古川：中国的社会运动将主要靠青年人



2015年1月13日 来稿     
    
    2002年，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一位朋友对我说，他不对30岁以上（也就是1970年之前出生的人）寄予希望，因为他们的知识、经历注定他们不会成为社会抗争的主体，而且他们曾经经历过残酷的“文革”以及经历过“六四”屠杀，因此出于对中共政权的恐惧，不可能站在抗争的第一线。
    
    2009年，我写了一篇《2009年，八零后“草泥马一代”之兴起》的文章。我认为八零后一代也愿意自称为“草泥马一代”，他们在文章中经常使用“草泥马”，来表达他们对中共当局的不满与愤怒。
    
    而八零后之所以会成为“草泥马”，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经历。他们的祖父母，曾经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然而却在革命胜利以后，在“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被斗得死去活来，有的甚至因此丧失了生命。他们的父母，出生长身体时遭遇“人为饥荒”，读书上大学时遭遇知青下乡，回城生孩子时遭遇计划生育，步入中年时遭遇下岗，年老养老时遭遇强制拆迁。他们的哥哥姐姐，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成为天之骄子，却在“六四”中遭遇屠杀。而他们自己，要上大学时遭遇高校扩招，他们不再是天之骄子；要工作时遭遇停止分配，他们要自己辛苦找工作；要买房时遭遇房价飙升，他们只能蜗居；生孩子时遭遇毒奶粉，他们的后代成为“结石宝宝”。如果他们出生在农村则更为悲惨：他们一出生时，父母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外出打工，做一个备受歧视的“农民工”；他们还未长大成人，就不得不跟随父母的道路，成为二代“农民工”。可以说，八零后一代是被中共当局掠夺最为严重的一代。正是祖父母的经历、父母的经历、哥哥姐姐的经历以及他们自己的经历，使他们很容易向中共当局大吼“肏你妈”，而成为“草泥马一代”。
    
    我曾在该文最后表示，受到掠夺最为严重的八零后，已经不愿意生活在谎言中，不愿意继续沦为奴隶，更不愿意继续被中共当局掠夺侵害，所以他们热切地向中共当局发出“肏你妈”的吼声，期望立即结束其暴政。正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所言：“韩寒这一代人或者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是旧时代的掘墓人。”
    
    2013年初，我曾给《明镜》撰写有关藏人自焚的深度报道，在撰写过程中，我发现参与自焚的藏人也是以八零、九零后为主。从2009年2月27日开始到2012年12月9日，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先后发生了100起藏族僧人或牧民的自焚事件。在100起自焚事件中，自焚者的年龄从15岁到64岁。其中50起是九零后一代，31起是八零后一代。也就是说九零后占50%，八零后占30%，两者加起来约占80%。
    
    对于为什么藏人自焚主要是八零后、九零后一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决绝地进行自焚？达赖喇嘛駐北美代表贡嘎扎西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三代藏人的创伤。发生自焚事件的区域比较集中在西藏东部，这一地区的藏人遭受了持续三代人的创伤。第一代藏人的创伤可追溯到1935年，第二代是在1958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民主改革期间”。第三代创伤是中国当局从1998年开始进行的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个创伤此刻正在撕开西藏的心脏。“那些年轻一代可以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们没有亲眼看过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但是他们已经了解到上一代所发生的那些令人心酸的历史，加上他们正经历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基础上，当局在西藏实施的不公平政策。这是导致自焚者中八零后、九零后一代的年轻人占多数的主要源因。”
    
    著名艺术家陈维健表示，今天冲锋在西藏抗暴第一线的人，大都是在胡锦涛当政十年成熟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也许他们对中共文革十年的浩劫，在中共刻意隐瞒历史的政策下，可能只是父辈们一个遥远的故事，对胡耀邦拨乱反正，使藏人升起自治希望的那一段珍贵岁月知之甚少。他们的感受是从长大成人的近十年，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他们读书碰到了问题，工作碰到了问题，出门碰到了问题，连信仰也碰到了问题。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们的民族身份，他们的民族身份使他们不但受到百般歧视，连在自己的乡土上都被边缘化了。在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他们前途茫茫，感到无法生存下去。而这十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则是由胡锦涛一手打造出来的。虽然西藏目前的问题有历史的原因，但主要罪责在胡锦涛。是胡锦涛对藏的强硬、野蛮、卑鄙的现行政策，将新一代的西藏年轻人，推到了反叛的道路上。
    
    “六四”后流亡加拿大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盛雪认为，首先，八零后或九零后都是在中共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受的都是中共的教育，都是中共对藏政策的承受者。其次，年轻的生命对于自由和公平的追求更强烈，对于压迫更敏感。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追求自由民主的运动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另外，年轻一代藏人掌握了一些现代通讯技术和条件，对外面的世界有更多了解，也更抗拒压迫。
    
    此外，1993年开始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在“六四”之前就已经被迫流亡美国的著名学者、《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两人也分别分析了八零后、九零后的特点。王军涛表示，年轻人更愿意以纯净的方式追求和实现认同的人生和社会的理想。胡平也表示，青少年血气方刚，更有牺牲精神。想想什邡事件吧。什邡事件就是以中学生为主力，他们的口号是：“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九零后！”
    
    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其主体都是青年学生，他们大都是九零后的年轻人。香港占中运动领袖黄之峰，出生于1996年，今年才17岁。2011年5月29日，黄之锋与同校同学林朗彦成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当时黄之峰才15岁。在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中，黄之峰宣布3名“学民思潮”成员在政府总部门外绝食。
    
    2014年9月26日，“学民思潮”响应香港学界大罢课，并于当日正式发动中学生罢课，由黄之锋带领宣读罢课宣言。当晚10时26分，黄之峰在罢课集会结束后，突然号召集会人士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重夺“公民广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与学民思潮部分成员趁隙冲过大门，闯入“公民广场”，另有一批人冲击立法会。警察向冲入广场及冲击立法会的学生、市民喷洒胡椒喷雾，并出动防暴警察清场；而黄之锋进入广场后，随即遭4名警员及抬走拘捕，并于翌日晚上住宅遭搜查，电脑、记忆卡、硬盘等物品遭查扣。
    
    2014年10月初，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以黄之锋为封面，而在此后《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中，黄之峰得票数排在第三。在法新社公布的2014年度1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中，黄之峰排第六。2014年12月29日，英国《泰晤士报》将黄之峰评为年度青年人物，称年仅18岁的香港青年黄之峰勇敢地坚持为香港民主的未来抗争，黄之峰成为香港民主抗议的化身，一个青年榜样，颇具个人魅力的图腾。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的街头小贩的自焚，不仅引发突尼斯本·阿里独裁政权倒台，从而也引发了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甚至世界第四波民主化的浪潮。而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基斯坦的少女马拉拉，才年仅17岁。
    
    在中国大陆，全国各地举行的反抗PX、化工厂污染的抗议，到处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的身影。2012年7月初，什邡青年学生打出“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九零后！”
    
    2013年以来，在中国民间的各种抗争中，到处都有南方街头运动积极分子的身影。南方街头运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就是其中积极的参与者。在南方街头运动中的积极参与者之一的黄文勋出生于1990年。2013年3月10日，黄文勋在深圳举起“光明中国：不要恐惧，打倒共产党！打倒独裁专政！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万岁！建立民主中国！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的牌子，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游行之前，黄文勋发出了一篇《深圳街头举牌：打倒共产党！ 》的文章表示，身为一位普通公民，黄子（黄文勋自称黄子）应当明白我和我国人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它的本质根源就是中共以它建制的独裁专政体制绑架了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奴役和蹂躏这片土地的人民。
    
    黄文勋直接向中共当局喊话：“别拿白色恐怖来吓我，你的牢狱已困不住我的信仰。我的国人，我明白，终究我们会战胜恐惧，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家给我们的亲人带来安全感，我深信爱必将给我们勇气，这是战胜恐惧的勇气！”
    
    2013年4月8日开始，黄文勋独自一人从广州出发，依次经过新余、南昌、杭州、苏州、昆山、上海、南京、合肥、赤壁，一路举着“光明中国”的旗子，进行“周游华夏，践行光明中国梦”活动，向人们宣传民主，征集签名。
    
    他自己设计的“光明中国”的旗子，中间的黑色太阳圈代表中国现在陷入黑暗，造成这种黑暗根源是中共的一党独裁专制，旁边二十个白色倒尖三角型指向黑色太阳圈，表示辛亥革命的延续，象征中国各党派、团体、民间共同来结束中共的一党独裁专制，从而实现以蓝色背景为代表，象征人类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博爱等到来的光明中国。
    
    2013年5月25日，黄文勋与湖南民主人士袁小华来到湖北赤壁，与当地网友袁奉初、陈剑雄、李银莉一起进行“周游华夏，践行光明中国梦”的第十站活动。当他们在赤壁市政府前展开宣传活动时，却遭到十多名国保警察的阻挠，黄文勋等人手中的旗子、手机，背包被抢走，并遭受对方暴力殴打，黄文勋等人的衣服还被撕扯烂。随后，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陈剑雄、李银莉五人被绑架带到赤壁市马港派出所，他们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的罪名分别被行政拘留15天，网友因此将五人称为“赤壁五君子”。2013年6月19日，五人又被转为刑事拘留，其中黄文勋、袁小华、陈剑雄、李银莉四人的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袁奉初的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同年7月13日，陈剑雄、李银莉两人被取保候审。直到2015年初，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已经被超期关押一年半，一直没有开庭审理。除了黄文勋之外，南方街头运动活跃分子陈剑雄与谢文飞，曾于2013年9月30日在广东佛山街头举起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横幅。
    
    “建立民主中国”是大批中国青年毅然投入社会运动的政治目标。在越来越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开始觉醒之际，未来一定是属于年轻人的。我相信，在未来的最终决战之时，已经觉醒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们，肯定会毅然决然地站出来，向中共独裁极权政权发动“天下围城”，到那时：“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
    
    来源：民主中国

何青：毛派「崛起」的只是话语泡沫



2015年1月13日

    对于中国的舆论研究，纽约时报给予了连续而充分的关注，给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现象总结。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纽时以《中国毛派再崛起，充当正统思想卫士》为题，概括了当下中国正在扭曲变异的话语现象，受到默许和鼓励的毛派话语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纽约时报通过梳理毛派话语在近期近年大事件中的流变，还原出它与习近平倡导的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互动关联，进而得出新的威权与旧的毛派话语之间表里合一的默契状况

「这一态势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传统倾向的提振，并因一系列的党内命令而得到了强化」。
    
    眼下时期，左派思维似乎高喊着胜利，从一个阵地占领另一个舆论阵地，高歌猛进似乎无人能挡。自由派早已认清了这个暂时的形势，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没人抱以太多的沮丧。政治思想的高低潮本是正常现象，尤其在中国这个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
    
    无论左中右，其实在纽约时报报道挑明这个问题之前，都已经在不止一次在自问：毛派或者说极左真的赢定了吗？纽约时报或许为这个问题的解答蒙上一层悲观的色彩，但整体上看，毛派的「崛起」只是限定在畸形舆论场合下的「话语泡沫」，但毛派很乐意给人赢定的观感。
    
    包括毛派自身也在揣测上意，时不时择定风向，做出婉转的姿态改变。事实上，在过去一年，那些极端崇拜毛的极左人士也受到压制。毛派可以自认为这是新威权对他们的「测试」，但这些举动表明，当政者对毛派的缺陷是清楚的，他们希望毛派甘愿做听话的工具。
    
    之所以这样讲，原因有几个。一是毛派的崛起与否只限定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在文宣系统所管控的范围内取得了强权扶植下的上风，而在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毛派依旧无法展现实质的影响力。而我们知道，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强烈的易变属性，所以特别脆弱。
    
    过去一年，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战似乎连连告捷，但自由派的声音只是被压制，并未消失。将社交领域或党媒上的舆论表现等同于人心归属的表现，是没有逻辑的讲法。通过自由主义及普世价值长达十多年的熏陶影响，它们已经过了要靠比拼“肌肉”来展现存在的阶段。
    
    其次，毛派在有意的扶植下跑到公共场合刷存在感，它得到的是鄙视与唾弃，而不是服从与尊重。毛派话语是强权按需部署的话语冲锋队，它越是得强权重视，越容易被耻笑讥讽，越发没有力量，它也绝对不是舆论的主流——除非把舆论视作意识形态独自表演的舞台，否则无法得出毛派已经席卷整个舆论的结论。
    
    再次，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往往是意识形态高涨的时期。经济走向越来越对权贵不利，经济向好不只是民众的愿望，也是当权者回避失败的方法之一——这就决定了对毛派的纵容将在经济恢复的动机上达到限度，不可能无限期地利用毛派，毕竟话语泡沫不能当成实体经济。
    
    从整体上看，大陆的普世价值或者说正常的人权诉求，尽管在去年一年被逐入地下，但它们因为代表着人心向背，因此即使在地下状态，自由派话语仍旧占据广泛的认同。新文革的一个后果，就是强权所扶植的势力会反噬它自身，毛派思想即是这种双刃剑之一，就连鼓吹它的人也知道这个不是秘密。
    
    来源：泡泡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