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年龄与王朝的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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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万岁，即使所有人称他为万岁。对于普通人来说，身体只是自己的，影响的是一个家庭的命运；对于那些皇帝们，他们的肉身，就不仅是其自身的，还是政治的、国家的。此时，一个国家几千万人的安危，系于一个一百多斤肉身的疼痒，或许，被那些隐秘的病灶或病毒所决定。这是我们熟悉的疾病政治。

　　历史上，皇帝们的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就让整个国家如坐针毡。尤其那些不仅不能“万岁”，连普通人平均寿命都活不到，则成为王朝命运的晴雨表。就像北宋，连续三个“短命鬼”，造成北宋被灭的靖康之耻，其积弱命运也与此有关。而检索历朝帝王，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凡大有为之君，须有五十岁以上的年寿；帝王们多夭，遂加速了王朝的没落，王朝后期帝王多短命也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短寿北宋与短命赵氏

　　北宋是一个始终无法像汉唐一样元气充沛的软弱王朝，与不够硬朗的国运相应的是，赵家帝王们身体同样不够硬朗。北宋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像汉武帝、康熙一样的大有为又高寿的皇帝。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共有九个皇帝，却只有最后一个皇帝宋钦宗超过六十岁。而且他只能算作5%的宋朝皇帝，因为十六岁登基，只当了两年皇帝他就被金国掠走，余生34年是囚徒。在金国的囹圄中，他活得越长越受辱，其年寿长短对宋朝没有了什么意义，只会让他弟弟宋高宗赵构担心吧；而其父宋徽宗虽则在位十六年，活到了五十四岁，但人生最后八年却是在寒冷的东北五国城瑟瑟中结束的。

　　在北宋一朝，宋太祖赵匡胤享年50岁，在位17年；宋太宗赵匡义年寿59岁，在位22年；宋真宗赵恒55岁死，在位26年；宋仁宗赵祯活了54岁，在位42年。从宋英宗，连续三位皇帝“夭折”，宋英宗赵宗实终年36，在位4年；宋神宗赵顼享年38岁，在位19年；宋哲宗赵煦终年25岁，在位16年。

　　在任何的终身制专制体制下，帝王们年龄和健康就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宋英宗登基时三十多岁，正是精力旺盛之际，政治经验初具，其本人很勤勉有抱负，期望振兴赵宋王朝。赵宗实却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仅仅在位四年，壮志未酬，疑为心脑血管疾病驾崩。

　　1067年，宋英宗的壮年夭折，打乱了正常的让太子锻炼些年头再继承皇位的传统，使得年轻气盛、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二十岁太子赵顼登基，是为宋神宗。事功心切的他与“拗相公”王安石一起，掀起了革命式疾风骤雨的改革，伤了宋朝的元气，本来，假以时日，宋神宗来得及调整“极左政策”，将改革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到底。然而，赵顼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1084年(元丰七年)秋宴，“忽暴得风疾”，被认为中风，第二年春天去世。宋神宗可谓历代王朝后期难得一见的英明君主，其38岁而死，成为了北宋迅速走向衰亡的帝王转折点。在北宋命运的关口，上帝“送给”它一个有机会振作的宋神宗和王安石，但又由于前者的夭折又让这个机会溜掉了。

　　连续两位不到四十岁的皇帝陨落，造成了年仅10岁的赵煦成为新皇帝，王安石变法被太后“翻大饼”废除，等到太后死后、18岁皇帝亲政，却意气用事，再次激烈推行王安石新法，重新与西夏开战，国家又被翻了一次“大饼”，即所谓对其父亲的“绍述”。而其中新党旧党几番上台下台、残酷打击报复。只可惜，宋英宗更是一个短命鬼，据说是纵欲过度，25岁死掉，曾经生过的一个儿子三月而夭。而后，宋哲宗的弟弟、18岁的赵佶登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从宋神宗1067年上台到宋哲宗1100年死掉，北宋皇帝的非正常死亡让国家政策出现极端式的“折腾”，近三十年下来，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力消耗殆尽，各方面人才也不断凋零，等到18岁的宋徽宗上台，他风流轻佻的统治，已经注定将祖宗之业判了死刑。

　　如果是颟顸刚愎的暴君，他的寿命越短人民越高兴；不过，对于那些希望有所作为并有相应能力的帝王，短寿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不幸，整个王朝的命运也大受影响。如果帝王们健康长寿，“万寿无疆”，至少对于社会稳定有利。在北宋，虽然成功避免了汉末外戚、唐末宦官随意立废皇帝的人为帝王更换，也没有婴儿皇帝的荒唐剧，却由于皇帝们盛年夭折，出现了政局不断变化，帝王政策反复无常的痼疾。对于一个王朝来讲，这是导致动荡衰乱的重要因素。

　　王朝后期帝王多夭

　　北宋皇帝年寿不大，主要缺少高寿的有为君王，而希望有为德后期帝王又逢短命。在王朝后期，帝王们常常夭折，是不少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帝王们过了四五代之后，龙子龙孙的身体素质就开始很差起来，要么是生不出儿子，要么早早完蛋。帝王们多夭，加速了王朝没落；而王朝衰乱又促进帝王们短命。

　　在西汉，在汉朝最长寿的汉武帝享年70岁、在位54年后，其后的皇帝也没活过四十五岁的，尤其到了最后的三位皇帝，汉哀帝刘欣终年26，汉平帝被王莽毒死于14岁，汉少帝被杀时21岁。在东汉，自汉光武帝刘秀享年63岁、在位33年，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终年48岁、在位18年，以后的11位皇帝的寿命竟然没有超过36岁的，不断更换的年幼皇帝在宦官和外戚的专政下，王朝的命运可想而知。

　　唐朝二十一帝，唐太宗享年五十一岁，在位24年；武则天享年82岁；唐玄宗终年78岁，在位45年。但是，从806年开始的唐朝十个皇帝，唐宪宗43岁被宦官杀害，唐敬宗18岁被宦官谋杀，唐哀帝17岁被朱温毒死，其余的多是都没有活过50岁，其余5个都是在30多岁病死。

　　明朝十六帝，朱元璋最为高寿，活了71岁；明惠帝朱允炆26岁时被叔叔朱棣抢位不知所终；明成祖朱棣终年65岁；此后的明朝7位皇帝，仅有一位活了了41岁，其余都在30岁而夭；在嘉靖皇帝享年60、在位45年后，明朝后期的5位皇帝，除了万历活了58，其余的也在40岁之前死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高寿皇帝最多的朝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竟然活了89岁；他的爷爷康熙虽然在位61年，寿命69岁；努尔哈赤享年68，嘉庆皇帝终年61岁，道光皇帝终年69岁。但是，到了清王朝末期，爱新觉罗氏的帝王们也开始夭折：咸丰皇帝终年31岁，同治19岁，光绪38岁。

　　王朝后期皇帝身体差，来自于先天遗传和后天纵欲。历朝从创业皇帝过了几代之后，皇帝越来越忘却开国君主们天下时的艰苦奋斗精神，深宫中长大的后期帝王就容易不注意锻炼身体，迷恋女色，生活高度腐化，自身身体素质严重下降，造成四五代之后龙子龙孙的先天素质下降。而绝对权力让人迷狂，那些病痨鬼皇帝多数不知道自律，在欲望放纵中自然使得身体雪上加霜，最后年纪轻轻即夭折，也在预料之中了。就像宋哲宗，身体本来不好，却难以对女色等诱惑，最终二十岁死掉，这并非个案。

　　可以说，在王朝后期皇帝夭折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多了。而这些不断变换的柔弱帝王们，也就加速了王朝的加速衰落。王朝的没落和帝王夭折互为因果。

　　两位38岁死掉的改革皇帝

　　毛泽东瞭望历史田野的时候，心目中矗立着五位入他法眼的帝王，他们的年寿分别是：秦始皇终年50岁，汉武帝70岁，唐太宗51岁，宋太祖50岁，成吉思汗67岁。其他历史上著名的有为君王，汉文帝享年46岁，在位24年，汉景帝48岁，在位17年；曹操享年66岁；明成祖享年65岁，在位25年；康熙68岁。可以说，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想要有一番作为，总要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要有五十岁左右的寿命。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正是由于太过短促，让一些谋求变革和国家富强的帝王，虽有凌云壮志，却在时间面前败在阵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王朝与历史的希望也因此熄灭。就像宋朝的宋神宗和清朝的光绪帝，两位皇帝都是在38岁而死。如果都能活到50岁，宋朝和近代中国面貌都将重塑。

　　假如宋神宗能够活到50岁，也即是能够活1100年，君臣还可以对伟大的改革调整，对一些过激政策进行修正，就不会出现宋神宗死后很快激进的废除所有改革措施，等到宋哲宗亲政又极左的恢复改革，皇帝身体的“蝴蝶效应”，扇起来的是苏轼等无数臣子的命运以及大宋王朝的劫数。

　　如果光绪不在慈禧死的前一日驾崩，继续活下去亲政，假设能够活到1920年，那么，康有为们的君主立宪也许能够有机会实行；当年汉武帝不是把奶奶熬死后才获得实权的，可惜，光绪身体太不好。而作为立宪改革的标杆，随着光绪死掉和其后出现的宣统小皇帝的闹剧，中国社会立宪改革的道路已经堵死，随后革命成为半个多世纪涤荡中国的强音。

　　在血统继承和终身制的皇帝位置上，一个人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他们个人的了。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纵欲、贪欲，除了少数帝王，多数皇帝们因疾病而非正常死亡的概率很高，虽然是一种偶然的个人命运。不过，绝对权力下这种身体健康、年寿的偶然性，在专制帝王时代，往往会改变历史河流的方向。

    
    万维读者网记者林孟编译报道 巴黎《查理周刊》恐怖屠杀案发生后，美国私营智库“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主席、本月底即将出版的《欧洲新危机》（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一书的作者弗利德曼（George Friedman）在该公司网站发表文章说，历史上伊斯兰教两次从地中海入侵欧洲。第一次从伊比利亚半岛（也称比利牛斯半岛），第二次从南欧西西里岛等地。历史上基督教也多次入侵伊斯兰世界。除了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伊斯兰教徒，还多次组织十字军入侵中东，后来将土耳其伊斯兰势力赶出中欧。到19世纪，基督徒度过地中海，控制了大部分北非。

这两大宗教都企图统治对方，历史上每一方似乎都曾接近于达到目的，但最后都功亏一篑。真正的原因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从初次相遇开始，就彼此迷恋对方。如同古罗马和古埃及，相互间既要打仗，又要做生意。基督徒和穆斯林曾是争夺伊比利亚半岛的死敌，但也曾是盟友——奥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和威尼斯的基督徒16世纪曾结成同盟，控制了地中海。这两大宗教相互痴迷，爱恨交织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今天伊斯兰教在欧洲触发的危机，根子在于二战后北非的欧洲殖民帝国解体，穆斯林移民大量进入欧洲。正好欧洲需要廉价劳工，而穆斯林移民志在打工赚钱，双方各取所需。于是欧洲不再只有基督徒。随着政教分离政策实施，基督教逐渐失去多少世纪以来对欧洲文化的支配权。世俗主义严格划清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限。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只属于私人生活范畴，不允许踏足公共领域。但世俗主义也带来公共问题——那些信仰和其他人大不相同的人，不可能在公共领域找到知音。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穆斯林在欧洲就处于这种状况。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某个宗教及宗教小集团，或者只是那几个杀手应为巴黎恐袭负责。世俗主义倾向于把全部责任转移到个人身上，而开脱国家和宗教的责任。这样说不能算错，但欧洲的道德复杂性，长期以来就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并非所有穆斯林或者多数穆斯林要为这次恐怖袭击负责。而犯下恐怖罪行的穆斯林，则声称是为穆斯林说话。有人会说，这是穆斯林问题，然后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给穆斯林。道德争论永无休止。
    
    因此必须做些事情。首先，世俗主义并不会席卷伊斯兰世界。所谓阿拉伯之春，只不过是西方幻想1989年共产主义倒台式的事件，在伊斯兰世界重演的白日梦。的确有穆斯林自由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但他们并不能控制事态。没有单一集团能够做到。阿拉伯之春毕竟是事件，不是塑造我们生活的理论。 _(网文转载)博讯

    赵紫阳先生逝世十周年了。
    
    

    
    回顾1989年12月28至29日，当备受21年磨难的“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终于赢得迟到的正义，当选为捷克的联邦议会主席时，当年，刚抵美国、刚刚经历六四惨案的我，心中顿时升起一个巨大的悬念：失去自由的“中国杜布切克”──赵紫阳先生，能否有幸像唤起“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一样，在有生之年赢得自由，亲眼目睹自己呼唤的“民主与法治” 莅临神州？之后整整16年，上述悬念一直伴随并折磨着我。
    
    然而，我的期待破灭了！2005年1月17日，悬念揭晓，紫阳去了！他没有等到他的理念实现那一天。
    
    是的，2005年，赵紫阳终于获得了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死亡赋予他的。而他曾任总书记的那个党，他曾任总理的那个政权，对他实行了终身软禁。
    
    这是何等样的──“中国特色的残忍”！
    
    然而，这一死，这一坚持人道底线，坚持不让步出山，坚决拒绝检讨，拒绝自贬、自罪、自虐之死，这一不惜失去自身权位和自由而坚守尊严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
    
    从此，在国际共运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纳吉一起，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拒绝实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加载史册。
    
    从此，在中国近代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光绪、蒋经国等中国政治家一起，以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加载史册。
    
    从此，赵紫阳已不复是1978年以前的赵紫阳，甚至也不复是1989年之前的赵紫阳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杜布切克已经不复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变法之后的光绪已经不复是戊戌之前的光绪，正如晚年蒋经国已经不复是1986年解除党禁报禁以前的蒋经国一样。经此一变，他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赵紫阳的名字，是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后期萌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连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遗产，自然也与之紧密相关。
    
    赵紫阳对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已是有口皆碑。其中，尤以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温州私营企业试验，经济特区的试验，以及沿海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最为引人注目。它成为中国二十多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及其经济起飞的基地。他的遗着证明，正如麦克法夸尔先生正确指出的，赵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教父。这是赵的第一项遗产。
    
    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酝酿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淡化乃至消解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对党的权力进行某种方式的平衡。这些设想与措施虽然由于邓小平的压力和干预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观上为知识界与民间种下了1989年抗议运动的火种。这是他的第二项遗产。
    
    赵紫阳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最后的抉择，是其人生的顶点。在笔者看来，多元纷呈的政治观点政治派别，总可争论。但是，昭昭天下的人性与反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其黑白判然，则绝对不容混淆。动用野战军屠杀徒手民众，正是这种反人类暴行。滔滔罪行，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政绩，能够为之辩护。先哲孟子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上述罪行，正属于这“几希”之类。赵紫阳任职中共几十年，在其日常政务之间，难免是非短长，或可诟病。但在历史关键时刻，在黑白昭然，罪与非罪清晰的大节关口，他毅然决然，拍案而起，与暴行一刀两断。诀别峰巅，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语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阳此举，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观历史，人与兽，佛与魔，英雄与罪犯，其差别常常系于一念之间。“一回首即是百年身”。赵的抉择，使人忆及他的惯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岂知竟一语成谶，念之泫然。然而，正是这纵身一跃，也使他跃入了悲悯人类的天堂，进入了中国现代政治家的殿堂，并为中国阴森黑暗的政坛，确立了一个夺目的人道标杆。这是他的第三项遗产。
    
    赵紫阳抉择，打破了中国历史的铁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一权势者的金科玉律，在天安门的历史性对决中，已被汹涌的民意所颠覆。在六四事件中，呈现出的却是：“成者罪人，败者圣徒”。罢黜了赵紫阳，用机枪坦克杀戮了示威民众，邓小平们是胜利了，赵紫阳是失败了。但是，胜利者──邓、李，却成了历史的罪人，而失败者赵紫阳，虽然失去自由15年多直至逝世，却化成了天安门亡灵的守护者，成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治”的人格象征。15年来，他被囚禁在家。但他的精神，却飞出牢笼，步步升华而飘向了自由，分享了神圣的价值，成为全球悼念的对象。赵紫阳抉择，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历史评价系统，确立了新的民间的评价系统，这是他的第四项遗产。
    
    环顾今日中国，赵紫阳的晚年（录音）遗着《改革历程》（中文）和《国家的囚徒》（英文）业已出版。他的思想和遗愿更准确和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是他的第五项遗产。
    
    赵先生可九泉瞑目了。
    
    国人注意到，在当下中国，中南海当局正进退维谷，摇摆于毛与邓的左右两项政治遗产之间。笔者称之为“两极化的线性政治摆动”。
    
    确实，在中共内部，毛的政治遗产和邓的政治遗产，已经成了其政治走向的两个基本参考系、两个基本的极点。中共领袖，甚至不少中国人，他们的视野已经完全被这中共的左、右传统的两极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但是，赵去世了。赵紫阳的悲剧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今天，赵的遗着也完整地公诸于世了。于是，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赵的遗产凸现了出来。这是区别于毛，不同于邓的新的政治遗产。１９８８年８月赵紫阳所说：“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新出版的遗着中，赵更清楚地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这是完全不同于毛、邓的崭新的政治坐标，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遗产。
    
    紫阳遗产既出，返观毛邓遗产，皆失色也。正是所谓：紫阳民意汇一身，北京满朝无颜色。在国际上，诚如不少观察家所指出的，中国周围都变成了或正在变成自由国家，在目前的这样一个世界大格局下，中国还可能长久的披着共产主义这张皮吗？全世界还剩几个共产国家了？中共有冷战时期前苏联那样的实力意志来对抗全球民主国家吗？北京掌权者智商并不低，他们心里清楚，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所以，从根本上看，自从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后，中共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临时政府，每一届内阁，都是看守内阁。与其这样战战兢兢，变本加厉地用暴力与谎言控制中国，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孙辈去美欧留学置产，不如幡然醒悟，效法赵紫阳，以苍生为念，用党外合法性取代党内合法性，用人性战胜党性，效法“赵紫阳晚节”。从长远看，这既是救中国，也是救自己。值此历史关键时刻，中共何去何从？当仔细掂量，好自为之。
    
    赵紫阳遗着《代后记》的作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指出：“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効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来源：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