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下午，南京军区党委机关“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集中学习教育举行授课辅导。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以《深刻反思徐才厚案件惨痛教训，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恶劣影响》为题作了辅导讲话。曾任张万年秘书的蔡英挺斥徐才厚“似十奸臣”。

据《人民前线》报道，2015年1月13日上午，南京军区党委常委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收听收看习主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1月16日下午，南京军区党委机关“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集中学习教育举行授课辅导。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以《深刻反思徐才厚案件惨痛教训，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恶劣影响》为题作了辅导讲话。

蔡司令员在辅导讲话中指出，在反思徐才厚案件的教训中发现，其所作所为与我国历史上的庆父、伯嚭、赵高、董卓、李林甫、蔡京、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等“十大奸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奸”，无德无品、大奸似忠；“贪”，贪得无厌、贪赃枉法；“霸”，无法无天、专横霸道；“假”，口是心非、 “两面人”；“私”，结党营私、搞山头。



这位“最牛”的军人有何来头？

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秘书

蔡英挺，男，汉族，1954年4月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青阳镇，祖籍泉州石狮市永宁镇前埔村人，晋江第一中学毕业。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军区参谋、师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2002-2004 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2004-2007 福建某集团军军长

2007-2011 南京军区参谋长

2011-2012 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2012-南京军区司令员（2013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现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上将1954年生于福建泉州。他16岁时入伍，从普通战士做起，曾任班长、排长。后来，他又先后担任了军区参谋、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等职。

除了丰富的基层经验，蔡英挺还有一段珍贵的秘书经历。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赴福建沿海指挥军事演习。当时还是某师副参谋长的蔡英挺，因为能力出众，被选调到张万年身边任秘书。

2012年8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蔡英挺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抵达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会见了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卡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尼菲尔德、美陆军副参谋长奥斯汀、美副国务卿舍曼等美方高级官员，参观了美军一些基地，并与美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举行了座谈。

蔡英挺在接受中国驻美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向美方强调，希望双方按照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达成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推进两国新型军事关系发展，深化在高层互访、磋商交流、军舰护航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增进互信，减少和避免战略误解误判。

蔡英挺说，代表团在涉及中国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中方强调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强烈主权意识，指出日本非法侵占钓鱼岛的行为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把钓鱼岛作为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敦促美国为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维护中美友好关系大局多做努力。

2013年7月31日，在“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布了命令状，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解放军总装备部政委王洪尧、军事科学院政委孙思敬、北京军区政委刘福连、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6人晋升为上将。

六位新晋上将均出生于1950年以后，其中最年长的是61岁的王洪尧，最年轻的是59岁的蔡英挺，蔡英挺也是最年轻的现役上将。

中共在历史中经历过多次集权与分权周期，其中 如天子般被民众齐呼“万万岁”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无疑达到了集权顶峰，但是也留下了包括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在内的代表性遗作。文革之后，邓小平掌权， 中共汲取了毛泽东时代过分集权的惨痛教训，开始在分权的轨道上向前掘进，后经历了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核心”，到胡锦涛执政时期，因为权力过度分散，最高 层的“九龙治水”，以致出现了周永康这样的在政法委搞“独立王国”的案例，在地方上则出现了薄熙来这样尾大不掉的诸侯，政令不出中南海，也成为过去十年让 胡温最头疼的问题。十八大后，中共的分权模式走到了尽头，再次走上一个集权周期，胡锦涛主导常委人数压缩调整，习近平恢复“小组治国”，开启了最初的两大 关键步骤。

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开会，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这在历史上实属首次，是中国新一轮集权历史周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权力向习近平加速集中的重要标志。

毛式集权之路

延安整风运动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核 心地位。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党内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仍然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衡，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内民主蔚然成风， 同志关系其乐融融，这种“一强多极”的高层政治结构迄今仍在中共党内备受称道。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

中共建政后，经历了几年稳定时期，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集 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1953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 此后中共的权力便向毛泽东集中，毛泽东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先后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新中国的“开国元老”。

其次，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开启了一元化领导， 虚化了国务院权力。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 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共党中央的具体执行机关。

紧接着，毛又提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他本人退居“二线”，实际上是把自己凌驾于中共集体领导之上，不受任何监督，导致错误决策，用权“任性”，酿成了“大跃进”、“文革”等历史惨剧。

邓小平开启分权模式，历经三代终成九龙治水

文革结束后，经过华国锋的短暂过渡，邓小平成为中共第 二代领导人核心，经过文革等的教训后，邓小平开启了中共分权化的进程。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自己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党内的最高领导除了邓小平之外， 还有陈云、李先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重大事项上，邓小平具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

从邓小平开始的分权，不仅仅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权力的制衡，还表现在中央向地方分权，地方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选择了处理上海学生运动有功的江泽民担任第三代的领导核心。十四大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了重要改革，正式建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实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2002年，十六大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常委人数也 从前十年的七人增加到了九人。中共的分权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没有人再提“以某某为领导核心”的话了，而是改成了“以某某为总书记”的说法。中国进入了 弱势中央的阶段，九位常委各管一摊，形成了“九龙治水”的格局，就连《北京日报》都敢发表《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来“挑战”胡锦涛的权威，称“‘总书记’ 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再次回归集权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上台执政，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 和艰巨的改革任务，中共又开启了新一轮的集权周期。首先，常委人数九人变七人。其次，为了集中权力，习近平重启“小组治国”模式，亲自担任多个重要领导小 组的组长。此次国务院党组、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五大国家机构第一次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实际上是向习近平个人进行汇报。这是十八大后习近平集 权的又一个突破性事件。

习近平十八大后的这轮集权周期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必 然性。首先，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的统治，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愈发不可遏制，甚至已经到了要亡党亡国的地步，如果不集中权力进行反腐就有可能危及党的生 存，国家就有可能陷入动乱之中。因为反腐会危及到官员的利益，甚至生命，腐败的官员必定会竭尽全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使反腐难以进行下去。只有把权力集中起 来，集聚反腐的力量，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

中共利用集权大力反腐，已经取得突出成绩。迄今为止，中共已经拿下了68位省部级以上的贪官，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其中甚至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特大号“老虎”。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反腐就不可能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其次，因为江、胡两代分权的原因，导致中央权威日下， 各项改革因为既得利益集权的阻碍而难以推进。以胡温时代为例，对于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分配制度改革等关键问题的改革都难以顺利地推进，就是因为既得 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改革陷入了僵局，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无法落地实施。

而十八大后开启的新一轮集权，对于改革问题高度关注。 两年以来，中共列出了60大项300多小项改革举措，涵盖范围广，改革力度大，为中共历史所罕见。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劳教制 度，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教育考试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没有新一轮的集权，这些改革恐怕也都难以出台。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高度集权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安全隐 患，如何避免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集权弊端，对中共来说，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六十多年来，中共从集权到分权、从分权又回归到集权，政治 调整总是以这种“左一满舵，右一满舵”的方式前行。在以后的政治演变中，如何能够更平稳地进行档位转换，不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大幅震荡摇摆，对中共而言， 也是一个尚未被克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