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学习三十六计详解



2015年1月21日
    
    第1计 施恩计

    在人际交往中，见到给人协助的时机，要立马扑上去，像一只饥饿的松鼠扑向地球上的开头一粒松籽。由于人情就是财富，人际联系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就是结人情，有人缘。
    
    要像爱钱一样喜好意意，方能左右逢源。求人协助是不主动的，可假设他人欠了你的人情，求他人办事自然会很容易，有时甚至不用本人启齿。做人做得如此风景，大多与擅长结交人情，乐善好施相关。施恩术是人情联系学中最基本的策略和手腕，是开发使用人际联系资源最为稳妥的灵验功夫。
    
    协助他人时，要掌握以下基本要领：
    
    1.施恩时不要说得过于直露，挑得太明，以免令对方感到丢了面子，脸上无光；给他人曾经帮过的忙，更不要四处张扬。
    
    2.施恩不可一次过多，以免给对方形成还债担负，甚至由于受之有耻，与你绝交。
    
    3.作为干部要培育下属对你的感情依靠，让他们心甘情愿为本人效劳。
    
    4.给人益处还要留意挑选对像。像狼一样喂不饱的人，你帮他的忙，说不定还会被反咬一口。
    
    第2计 迂回计
    
    远行之人，前有高山挡路、石头绊脚，自然会想办法绕从前，或动脑筋另辟蹊经。这种做法使用在人情世故里，便是绕着圈子抵达目标。换个说法就是不走直线走曲线。
    
    有些话无法真言，便得拐弯抹角地去讲；有些人不易接近，就少不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要投石问路、摸清内幕；有时候为了使对方减弱敌意，松开警惕，我们便绕弯子、兜圈子，甚至用“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迂回战术，将其套牢。
    
    生活中不少人是“直肠子”，“一根筋”，为人处世“不撞南墙不回头”，十头公牛也拉不回来。这样的人最该学点迂回术，让本人的大脑多多个沟回，肠子多多个弯弯绕，神经多长些末梢。
    
    一言以蔽之：绕多个圈子可使你能在人情联系中得到实惠。
    
    第3计 借口计
    
    人做事情总是要名正言顺，要有个说法给个交代，要找个托辞做个解释，似乎有了理便一切有了着落。有时人们迷恋理由甚至到了掩耳盗铃的水平。
    
    所谓借口，原本是“没理找理”，所以找借口时便要绷起脸来，一副“理直才气壮”的样子，方能得逞。而机遇未到便慌镇静张地分辩，只会勾起人们的怀疑和警惕。
    
    第4计 旁敲计
    
    和人打交道，善听弦外之音，又会传达言外之意，是最微妙的人际联系操纵术。老于世故之人大都擅长话里有话，一语双关，精明之人无须多言直语，即让你心里明明白白：“拙劣”的小人惯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用话中之刺让你身败名裂。不论说话之人能不能故意隐藏玄机，听话者必需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方能应对恰当。
    
    脑子不清，耳朵不灵，必需会多遇为难。话里藏话、旁敲侧击是聪明人的“游戏”，笨人玩不了。脑子不灵光，煞景色自不用说，落笑柄更是常有的事。话里藏话、旁敲侧击原本是一种迂回，可它既重迂回策略，更重隐含之术，较之迂回更自动，更奇妙。是“妙接飞镖又暗中回掷”的高明人际交手术，是机智聪明者才干驾驭的玄妙功夫。
    
    第5计 奖赏计
    
    人生在世，“名”最为紧要。为了脸面，人可以“打肿脸充肥大”。伤了面子人会和你结仇，意图报复；给了面子则会结出友谊之花。谁要无视了脸面疑问，他本人也断不会混得“有头有脸”，不去尊重他人，谁会给你好脸。
    
    给人面子是干部者自用术，不是领导没有“赏”他人脸的资历。有了资历，便无须恭维、讨好，只须稍加示意，便会让人受宠若惊，鲜有失灵。我们应强调，给人面子者不可与人过于亲近。亲近滋生轻慢，令人丧失奥秘，且缺陷也会清楚。给人面子，最难之处便在于在威严和亲近间求得奇妙平衡，此所谓“远了不亲，近了不敬”。
    
    第6计 恭维计
    
    戴高帽的做法常被人耻笑，首要是由于：一来做高帽子确实很不费力，可以日产万项；二是人人喜好，趋之若鹜；三则是由于品尝低俗、令人生厌的伪劣“马屁”随处都是。
    
    原本恭维分有三六九等不一样质地的类别。上等品被称为“赞誉”、“赞扬”、“赞许”、“赞颂”等，下等品则被贬为“讨好”、“阿谀阿谀”、“溜须拍马”、“献媚邀宠。”
    
    上等的恭维有多个首要规范：1.无论真假却令人乐于信；2.不着痕迹，不动声色，使人浑然不觉；3.气味芬芳宜人，远离颔首哈腰；4.富有新意，而非陈词滥调；5.尺寸恰当，份量适中，正中下怀。
    
    可见，戴高帽看似容易，原本最难。上下之分在于品尝，微妙之处存乎于心，不一而足。要想脱开令人生厌的廉价低俗，又无法过于提高本钱，没有好的生产技术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当留意慎重、全力看待，否则十分容易弄巧成拙。
    
    第7计 激将计
    
    激将术首要是议决潜藏的各种手腕，让对方进入激动形态（愤怒、羞耻、不服、快乐）导致心境失控，然后无认识中遭到操纵，去干你想让他干的事。说究竟，人是感情的动物。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必需想方设法调动感情的力气，来激起人的积极性，调动其热情和干劲儿。
    
    “激将”就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激将术普通有下列几种：1.用高帽赶鸭子上架；2.故意贬低，挑起好胜之心；3.吹胡子瞪眼睛，敲桌子点鼻子，惹人发怒；4.冷冷冰冰，或佯装不信，使人吐露真言。对垒之中，一是看忍功耐烦，谁更冷静；二是看谁扮演得更天衣无缝，使对方觉察不到本人的真实意图。
    
    第8计 贴金计
    
    在当今剧烈竞争的人际联系中，假设不懂得为本人“评功摆好”，即便肚子里真有货色也是枉然。要实干，更要会往本人脸上贴金。
    
    贴金术的中心技术有如下几点：1.闪光不太经常，却能总有新颖才气示人，让人觉得你是不可多得的宝贝。2.有粉向脸上抹，往常便多找时机，看似不经意地露一手，或勇于说一鸣惊人之语。3.得不到的东西既然最好，你便应深居简出，坚持奥秘，不随意允诺恳求，让他人“胃口”常开。4.开掘本身特征，所谓“不沾高贵就讲品尝”，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第9计 遮羞计
    
    人穿衣裳一为御风挡寒，二为求得美丽，三为遮羞。为人处世，谁都会有羞于启齿的隐私。因而，擅长遮羞不可或缺。
    
    人言家丑不可外扬，本人的难言之隐谁也不想示人，落下笑柄。但是除非已莫为，若要人不知。所以遮羞术一是要尽量保守秘密，二是要在丑事曝光后，使其发作的不良结果变得小一些。
    
    他人出丑，无法幸灾乐祸心溢于言表，否则会结下仇家，并为众人不齿。如能自动为他人打圆场，遮丑事，就能顺水推舟般地落下人情。
    
    世事难料，隐私绝非不会泄露。每个体都会有出丑露乖的那一天。最先要坚持冷静，无法手忙脚乱，丑上加丑，推倒瓶子洒了油。其次要学会顺力借力，切莫生遮硬挡，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三可以“王顾左右而言他”，分散人们的留意力，避其矛头。千万不要让一个小小的把柄被人揪住，带出更大的丑事，使对手一鼓作气害得你身败名裂。
    
    莫因丑小而不遮。
    
    第10计 捧场计
    
    一个“捧”字暴露了我们的附属身份和位置。我们是那些下级、“低辈”、“服务员”、求助者等弱光小个的“众星”，所以才会有“捧月”的念头和须要。“捧”好“月亮婆婆”的大驾，想方设法维护其面子和尊严，由于我们势不如人，有求于他，不敢得罪或想自动讨个好。于是我们不可“居功自傲”；无法只顾下棋不分对手；无法不长眼色不会变色；甚至还要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或替人背黑锅。
    
    一句话，对“太岁岁’要敬畏有加，投其所好，更无法去动他的一点“土”。说白了，“太岁”们便是领导以及类似领导的准领导。我们身为“小星星”，不但要“捧月”，还得去捧“大星星”。看“太岁”们脸上能不能有光，便知你能不能“捧”到了“场。
    
    第11计 借光计
    
    借光由来已久，内地自古有许多诡智谋略与之相关，比如狐假虎威、攀龙附凤、借刀杀人、拉大旗作虎皮等等。我们略加留意就会觉察，传统上对借光术评价不高，为善人不齿。诚然，小人惯会沾光行骗，欺世盗名，狗仗人势，但这并非借光本身的错误。只需动机地道，借助各种外力提高本人的知名度和办事成效，是被社会公认的方式之一。我们不可妄加责备，斥其一无是处。
    
    许多人都有一个误区，似乎一提借光便是借某人的权力，原本这是片面的曲解。借权贵名流为本人所用，只是借光的多见方式，实践上凡是能让我们为人做事增光添彩的人、物、事、情，都是借光的范围，比如祖宗、衣服、籍贯、才智、言论等等，不一而足。
    
    第12计 圆场计
    
    做人受迎接原本就是深谙人际交往中的方圆之术。在须要“圆”的时候圆通一些，便能在庞杂的人情联系中，获得顺畅生活的通行证。这种做人的技术就是擅长四场，它的功用可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调停纠纷，化解矛盾，防止为难，打破僵局。
    
    从自动的角度说，是他人出乖露丑了自动打打圆场，为人数场；他人陷入困境，自动获救，去给他找个台阶让他下得了台。
    
    从不主动的方面讲，本人形成失误时，要擅长扑救，自圆其说；不幸落入社交僵局，通权达变，打破冷场坚冰；与人很有能够发作不快时，更少不了和和“稀泥”，让对方少丢些面子，坚持面子，从而把事情摆平，甚至变坏事为善事。
    
    为人处世欲功德圆满，有一个良好的人缘资源，少了圆场术的技术支持，很能够会是个“豆腐渣工程”，是只好说说而无法抵达的幻觉，顶多像肥皂泡一样“一圆即灭”。
    
    第13计 退让计
    
    如何在人际联系中以退求进？以跳高为例，退得远，可跳得更高。人际联系中暂时的忍让吃亏，可以获得久远的利益。主要是要不露声色地投合对方须要，即以对方的利益为重，又为本人的利益开道。求人协助，要求可先提得很高，结果适得其中，对方会由于没帮上你大忙而内疚，进而较易容许你较小的要求；或许循序渐进，从让他做小事开端过渡到帮大事。由于他已对你有好感和依靠，养成了对你说是的习性。先高后低，可形成你大步退让的假像；由小到大，让对方无法觉察你“先得寸后进尺”的真实意图。
    
    日常交际，多非不统一。要切记“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古训，切勿火上浇油，酿成“烧了大屋”的悲剧。让人一步不为低，假设你占理又能相让，众人不但会公认你是对的，更会称道你的宽宏大量，令你抵达众望所归的完满境地。
    
    第14计 自嘲计
    
    如何妙用幽默这副“润滑剂”？幽默不断被人们称为只需聪明人才干驾驭的言语艺术，而自嘲又被称为幽默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能自嘲的必需是智者中的智者，熟手中的熟手。自嘲是缺乏自信者不敢运用的技术，由于它要你本人骂本人。也就是要拿本身的失误、缺乏甚至生理缺陷来“开涮”，对丑处、羞处不予遮掩、规避，反而把它扩大、夸张、分析，然后精巧地引申发扬、自圆其说，获得一笑。
    
    没有豁达、乐观、超脱、调侃的心态和胸怀，是无法做到的。可想而知，自以为是、斤斤计较、尖酸刻薄的人难以望其项背。自嘲谁也不损伤，最为安全。你可用它来生动说话氛围，消弭紧张；在为难中自找台阶，保住面子；在公共场所获得人情味；在特别情形下含沙射影，刺一刺没理取闹的小人。
    
    第15计 观色计
    
    如何精确地揣摩他人心理？察言观色是一切人情往来中操纵自若的基本技术。不会察言观色，等于不知风向便去转动舵柄，世事国通无从谈起，弄不好还会在小风浪中翻了船。
    
    直觉虽然敏感却容易受人蒙蔽，懂得如何推理和判别才是察言观色所追求的顶级技艺。言辞能透露一个体的品格，表情眼神能让我们窥测他人内心，穿着、坐姿、手势也会在毫无知觉之中出卖它们的主人。
    
    言谈能通知你一个体的位置、性情、质量及至流露内心心境，因而善听弦外之音是“察言”的主要所在。
    
    假设说观色犹如观察天气，那么看一个的神色应如“看云识天气”般，有很深的学问，由于不是一切人一切时间和场所都能喜怒形于色，相反是“笑在脸上，哭在心里”。
    
    “眼色”是“神色”中最应注重的重点。它最能不由自主地通知我们真相，人的坐姿和服装一样有助于我们现人于微，进而识别他人全体，对其内心意图洞若观火。
    
    第16计 双面计
    
    如何在特殊联系中唱“红白脸”？要在人人世做到见机行事、可刚可柔，须要的面孔不止成百上千，它须要惯会逢场作戏的好演员，去担当差距很大的角色。变脸功夫何能止于二、三。
    
    人际交往，谈判交涉，官场商场，必需懂得自保方可自动而取胜。一味地“软”，粉红脸，无异于纵人欺侮，总是黑着脸强硬或白着脸使诈，又会激化不统一、处处受防而落得仇敌满天下。拙劣的操纵者，红黑相间，红白并用，追求软硬兼施的精巧成效。
    
    你可以“说单口相声”，一会儿红脸，一会白脸，教人捉摸不定，深邃莫测。扮着黑脸作莽汉可杀灭对手威风，作红脸善人可用以给人台阶，圆满完毕。
    
    你可以“演双簧”、说“对口相声”，一唱一和，让对手如坠雾里。扮白脸者给对手形成压力，构成威胁，然后由红脸出场获得满意的结果。这种搭配成效，与一人又及面有异曲同—之妙。
    
    关于两面三刀的小人的招数我们不可运用，却不可不知。
    
    第17计 恫吓计
    
    如何使用天性的弱点控制他人？人人都知晓“撑死胆大的，饿死害怕的”。可大非少数人都无法忍耐恐惧，打败怯意。这便是恫吓得以奏效的心理基本。
    
    恫吓多用于在竞赛的开端处，为本人树立心理优势，另外也可打草惊蛇，引出对手的弱点。
    
    要吓住人必需想方设法比常人多长多个胆子，比对手更为气势汹汹。以对阵为例有多个办法可以使人更容易发作勇气：1.找出蔑视对手的理由；2.大声说话，造出声势；3.以目光作剑逼迫对手；4.身体摆出必胜的架势；5.背光站立。
    
    恫吓有多个多见的战术不可不知：
    
    一、善用法律这把“尚方宝剑”压人，是当代法制社会中不一样于以往的主要办法。
    
    二、在捧场、恭维中夹杂“恐”字经常奏效，而有时则非此不可。
    
    三、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先下手为强，全力创造先机进而致胜。
    
    四、以平淡、低调使本人更显得坚决。这是较为圆熟的办法。
    
    五、以无言对恶语，用寂静生恐惧，对对手不理不眯。这是最为上乘的恫吓。
    
    另外应强调：恫吓是很难驾驭的技术，不知对手深浅极容易弄巧成拙，所以风险很大。
    
    第18计 洞察计
    
    如何防止结交“风险的联系”？许多人对同伴不善测度及评价，在风险之中经常错择庇护之所，被人出卖甚至落井下石。用逆境、官位、利益这三个试金石测度同伴之心，鲜有不准的例子。当然这个办法代价高、耗时长，更兼有不主动的缺憾。
    
    靠聪明世故来自动推断人心，付出真实代价不大，却是普通则又难驾驭的技术。这种办法有着捕风捉影之嫌，依每人状况不一样，常会发作误差。
    
    用压力推断人心独树一帜。它靠正面的狂轰滥炸，摧毁对方心理防线，属于正面进攻型。减消压力，使其松开警惕也有能够让他原形毕露。此种办法适用于强悍的操纵者。
    
    逆向揣测，反触其意是很精巧的背后进攻术，然后须选准对象，力避臆断的不良结果，即“以小人之心，度善人之腹”。
    
    张扬的敌手未必险恶，难对付的是外表懦弱的奸邪之徒，由于他容易让我们因疏忽而遭暗算。虽然懦弱之人未必心照，但对他们更应多多防范。
    
    第19计 把柄计
    
    如何牵着他的鼻子走？生活中的许多日常用品、用具都安有把柄，简约运用。在人情联系学中，寻觅把柄、制造把柄首要用于控制他人，使其为我所用，听我调遣。
    
    每个体都有弱点，这些弱点使用好了便是很好的把柄。性情急躁者可用激将法，连他的兴趣、喜好也可以被用作翻开其愿望之门的钥匙。只需拿他最喜好或忌讳的东西去诱惑或打击他，他就肯定上钩无疑，授你把柄。他人的隐私如绯闻、索贿、罪行等也可以使其受制于我。在谈判、竞选、纠纷中也常被运用，效能庞大无比。
    
    另外，有些把柄是随机呈现的，如争辩之中的口误，应该及时抓住，穷追猛打。假设对手把柄难寻或没有破绽，也可以发扬创造性制造或挖掘把柄，再安到他身上去。
    
    从中我们应该学学乖：同伴之间吐露真相是风险的，由于谁也无法保证日后会不会反目成仇。因而人际往来，交朋结友应懂得矜持之道及胸有城府，力免授人以柄而沦为受制于人的不幸下场。
    
    第20计 蒙蔽计
    
    如何在竞争不统一的联系中占上风？蒙蔽术的要义所在是将本人的目标和意图深藏起来，使对方无法觉察而麻痹粗心；或许用假幌子使对方无从辩认，信以为真。然后，我们便有了条件和机遇，冷静完成原定方案。
    
    蒙蔽关于对手来说就是蒙住他的眼睛，或搅乱、误导其视野。首要的办法有：
    
    1.鱼目混珠：将假靶子树得一本正派，让仇敌信以为真，此后我方声东击西。
    
    2.障眼法：做许多动作让敌方难分真假，疲于猜疑与应付，或许熟视无睹而松开警惕。
    
    另外，粉饰我方弱点也是蒙蔽的功用。
    
    《孙子兵法》中的十二项战术总结了首要的蒙蔽办法，按准绳可分为三大类：一、在外表上假装己方的实力，以欺瞒仇敌；二、误导仇敌，使其陷入混乱；三、面对强敌，避实就虚，以计图之。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蒙蔽有好意恶意之分，意图良好而运用刀无可厚非之事。同时，懂得蒙蔽术之后方可识破、对付奸诈行骗者，不可因其多被贬斥而不屑一顾。
    
    第21计 攀缠计
    
    如何以“软磨硬泡”抵达目标？攀缠术的方式表现为软磨硬泡，有些死皮赖脸的味道。但是，究原本质，它与沾边耍赖、没理取闹有着基本不一样。它立足于韧性与耐烦，着眼于感染对方，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厚着脸皮而克制害臊和自卑，在交际处世中自动反击，不达目标誓不罢休。拿出耐烦，妙示诚意。结果必需是成功与感染对方同时而至，否则便会导致战争晋级，两边反脸，事与愿违。
    
    笑脸相向、幽默开道，或许调动眼泪、苦苦乞求，正是从上面的意义上去说，是泡蘑菇最为有力的技巧。获得对方的认同、同情甚至赞赏才是我们所要抵达的目标。假设不分对象、不顾本身条件一味纠缠，定会落个无赖之名，甚至惹祸上身。
    
    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与陌生人，尤其是异性打“第一回交道”，是值得潜心研习的艺术。和人家一点交情也没有，何谈去“泡”得他心软呢？人情，永远是联系学的中心所在。
    
    第22计 钓鱼计
    
    如何与有用途的人套牢联系？树立和维护人际联系都须要有耐烦，这和钓鱼的道理有点类似。钓鱼的基本要领，可议决其“三部曲”做容易简介：
    
    1.做饵与下钩：单从鱼饵的挑选或打造而言，须要极强的判别力：如要钓的鱼爱吃什么食（即要针对的人用什么可以激起其愿望）：即鱼饵能不能更能奏效等等。下约要找对适宜的“鱼塘”（即场所）及合宜的计机。
    
    2.守竿：此阶段第一要有耐烦，为人不可急功近利得“一下钓就想见到鱼”。第二要冷静，给“鱼”一点点“甜头”还缺乏以使其受骗，也许对方是在试探能不能安全。
    
    3.收钩：这是最风险的时辰，到嘴边的肉却没吃到的事情大都在这个时辰。此时务必要深藏不露，一旦稍露狰容或过于急促，便会功亏一篑。老于世故者，定会随机收放，张驰相宜，吊足对方胃口，让钩进嘴更深，钓得更牢。
    
    除基本要领外还应留意把钓到的小鱼喂大、线放长些等钓鱼术的策略，亦即不可无视往常关于同伴同事等身边的感情投资。
    
    第23计 拆台计
    
    如何消除对手的嚣张气焰？凡风景而居台面之上者，都有其外在与内在的各种力气支撑才得以维持及扩张本人的威势。找到对手最首要的顶台柱，给他破坏掉或偷梁换柱，便是拆台的首要手腕与内涵。
    
    来进攻你的人大都依托其“后方稳固”，所以危及他的大后方，叫他后院起火则是遣散自保的拆台手腕之一。围魏救赵之计使是最典型的计谋。
    
    傲气之人都有各自傲气的资本，假设能对症下药，“封存”他的生产资金，就好像釜底抽薪，定会让他变乖一些。
    
    大局部有头有脸者都死要面子，对准他的弱点，来个“你怕什么就跟你来什么”，就好像不坚定了人的元气上的台柱子，任何铁板一块、软硬不吃的人都会绷不住劲儿。同理可知，打击对手的决心、勇气、幸福感等等，都能做到拆对手“心灵之台”，而其中最凶猛的招术莫过于毁掉他的期盼。一个毫无指望的人不会有什么心思搭台唱戏，苦心运营，他的台更是不拆自垮，不夺自弃。
    
    第24计 反悔计
    
    如何防止陷入他人的圈套？重信守诺是为人耐久赞颂的处世信条，反悔行为素为善人不齿。但是凡事过犹不及，我们的文明耐久以来将我们教育成一个相对与人为善的善人，使得在许多应该维护本人利益的时辰我们都不去据理力争。因而，懂得反悔之道，是一个体通权达变，完成自我价值的必要开端。假设反悔对人对己都没什么坏处，而关于成功协作，玉成善事有促进之益，为何要执迷于愚忠之谬呢？
    
    详细的人际交往中，反悔术讲求“毁诺”要有礼有节。“我保证”是言语中最风险的句子之一，所以在许愿时就应该八成掌握只说五成，而不应把话说绝说满，以免忽生变故时没有回旋余地。至于无法兑现的恳求有时也可容许下来，但也应许愿精巧，缓兵有术，更不应经常以拖延去反悔。
    
    第25计 应变计
    
    如何顺应人情联系的突然改变？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临事之智》中云：“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得患济事者是也。”从必需意义上说，智者便是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之人。
    
    应变的开头目标是使本人永远处于自动位置，驾驭事态生长，以完成既定目标。详细一点说：应变从功用上讲不外乎坚持自动和变不主动为自动两种。
    
    人们生活中所要应变的境遇，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境：
    
    1.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远虑的应变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应变。一个体只需高瞻远瞩，拿得起放得下，能屈会伸，才干争到自动位置。
    
    2.近忧：远虑不及，必生近忧；并且，即便深谋远虑，但由于外部情势改变莫测，也难免不生近忧，比如任务变迁带来的陌生交际环境等。
    
    3.处危：进化不解，酿成急祸，于是处危又是应变的一种境遇。处危应变，或虚张声势，或以攻为守，或将计就计，不一而足。通常而言，处危应变最能反映一个体的应变智谋和胆略。
    
    4.临机：这是一种随意、平和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擅长见机行事，处世变通，是一个体在日常交际中人情操纵水平的主要表现。
    
    第26计 装傻计
    
    如何才干做到“大智若愚”？“难得懵懂”历来被推崇为拙劣的处世之道。只需你懂得装傻，你就并非傻瓜，而是大智若愚。做人切忌恃才自傲，不知饶人。矛头太露易遭嫉恨，更容易树敌。功高震主不知给多少下属巨子招致杀身之祸。与干部交往最主要的技巧就是适时“装傻”：不露本人的拙劣，更无法纠正对方的错误。人际交往，装傻可以为人遮羞，自找台阶；可以故作不知达成幽默，反唇相讥；可以假痴不癫迷惑对手。你必需有好演技，才干仅得可爱，“疯”得恰到益处。谁不识使中真相谁就会被玩弄；谁能不体会大智若愚之神韵，谁就是真实的傻瓜、笨蛋。
    
    第27计 卖乖计
    
    如何以最容易的方式感动人？卖乖术是人情联系学中最为精明的一招。为人灵巧伶俐，做事多长眼色，谁都喜好。而精明之人并不止于此，他们擅长投机取巧，甚至可以制造错觉，像一个拙劣的魔术师。
    
    明明是在求人，而给人的觉得却是他们在施恩；原本了无功绩，却可两边落好，大落人情债主。
    
    人际联系存在着一个“本钱”，用术则能降低本钱或不用投入也可获得人心。可扮不幸赢得同情；用廉价的称誉赚取高贵之物；赏个虚头衔鼓舞干劲；对名人强者明贬实褒加深印象，都是极妙的卖乖之法。
    
    商业范畴中卖乖常会出奇制胜，以小换大。比如捐助、义卖、让利等等公益活动，外表上赞助非盈利甚至“倒贴”的社会公益事业，“无私地”贡献出爱心，实践上所起的广告效应，会远远大于同等本钱的“硬性”广告。并且，“硬”广告只是让人知晓，而“软”广告却在知名的同时获得好感与支持。企业家也应擅长操纵人心，学会卖乖。
    
    第28计 露丑计
    
    如何把“弱点”变为“优点”？遮羞盖丑是人的天性，关于本人的缺陷和过失强为粉饰，会欲盖弥彰，反致破绽百出。无妨自动露丑，一是加强自信和尾气；可显得本性和天性化，对人的批判也会少要；三来表现出弱点并好好发扬，可使人愈加喜欢。
    
    露丑有着自动进攻型的用法：
    
    ①露一丑，遮百丑：使用人们的思想有三，自动显露一个丑处，可以让人疏忽其他更多的丑处。
    
    ②故露破绽设圈套：故作不经意犯下过失，让对方以为是把柄式真实信息，从而落入我方早已设好的圈套。
    
    ③以丑扬名，大做广告：使用人们的猎奇心、逆反心理，以及对难看的悲天怜人等，刻意家丑外扬，突出弱点，宣传错误，可以抵达出奇制胜的广告成效。
    
    总之，“丑小鸭‘一样可以让人喜欢，成为”丑星“露丑自动可使弱点变优点，甚至可以诱敌受骗，以”丑“制胜。
    
    第29计 反讥计
    
    如何“修缮”刻薄的人？为人不可囿于宽厚，而应学会对他人的无礼攻击。吹毛求疵、讪笑挖苦等以牙还牙，反唇相讥。对方故意让你下不来台，你怎能只张着口而不自卫回击呢？
    
    反讥让攻击者自食其果。最先要会借力使力，顺水推舟，借石反砸。其次要冷静冷静，一击即中主要，用力迅猛，使对方一下子就哑口无言。开头要留意区分对方的攻击性质。他是侮辱性的，便叫他自取其尽；他是讽刺，就让他“回收‘讽刺。总之是要让攻击者的用力与其遭到的还击力成正比。
    
    对付反讥，便应在我方发起攻击时，毫无疏漏，让对方无从还口；或掩藏弱点，让他一时寻不到破绽，没有还击点，借不上力。
    
    防止反讥，便应留意言行慎重的主要。尤其在运用讥讽时，要多些自嘲和好意的抚慰，让对方体会到你的良苦用心而乐于受之。
    
    第3O计 反语计
    
    如何让人际联系愈加生动生动？人们的言语表达有着商定俗成的习性性原则。在特定的状况下，人们也出于表达的须要打破习性的约束，并反其道而行之，便构成了反语。反语是一种极端的拐弯抹角，全面的迂回表达。
    
    反语的用途首要有：1.直接表达制止和压制时，以反话表达正面的意思。2.面对荒唐不硬加驳斥，而是谬上加谬，使其荒唐之处极端扩大而抵达归谬目标。3.正面言语难以表述剧烈心境时，以及语表达加强成效。4.议决颠覆既定习性，发作幽默。它的首要方式有：反话（正话反说）、反饥（反说正说）、骂话（以写示爱、明褒暗亵）、气话（明褒实贬）、俏皮话（反原则的幽默）等等。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应有“第三风耳朵”捕捉弦外之音，尤其是反话，才干免于不主动。
    
    第31计 抱团计
    
    如何编织必不可少的联系网？做老板的，当干部的，结下生死之交是必需的，否则会因失去人心而垮台。擅长拓展“联系”的人，是规范的社交熟手，不论是在宴会、洽谈公事或个体聚会上，总是会掌握机遇。对这些“沟通巨匠”而言，人生就是一场历险记——会议室、酒吧、街角、餐厅，甚至在澡堂里，处处都可以“增广见闻”，因而随时竖起耳朵，收听精彩的内情消息或蜚短流长。只需你多走动必有效果。
    
    最会拉联系的人，不但口吐莲花、左右逢源，并且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法限。他们就是天生的侦探或是记者，不然也应颁给他们“社会学”荣誉博士。
    
    总而言之，人总是在心里想着身边的“联系”有无用途，看看能不能能从两边的须要上做些文章，以使联系套牢。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第32计 施威计
    
    如何精巧地给对手施加压力？
    
    一、借法律之剑压人，面对头脑发热的人，劝说者可以站在法律的立场上，以严肃的口吻，威严的神态，着力强调对方行为能够形成违法的风险结果，借以加强言语的威慑力，引起对方的警惕，能有效地防止事态无好转。
    
    二、用心理高压让他露真相，当人处于风险形态中时，会呈现出赤裸裸的自我，粉饰外表的明智也会丧失，不知不觉地会吐显露真心话。
    
    三、此时无声胜有声，对某些气势汹汹来找茬的人，假设你不动声色，不理不睬，便会发作比以硬对硬更大的震慑力气，也就是说缄默成为最为强硬的武器。
    
    第33计 下台计
    
    真实生活中，经常会有因说错话而陷入为难困境的状况。这或多或少会给人际交往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错话说呈现在如何举行弥补就显得尤为主要了。为了使错误可以及时得以弥补，创造良好的人际联系和心境，最要紧的是掌握必要的纠错办法。
    
    将错就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错话出口之后，能精巧地将错话续接下去，开头抵达纠错的目标。其高妙之外在于，可以不动声色地改动说话的情境，使听者不由自主地转移原先的思绪，不自觉地顺着我之思想而思想，随着我之话语而调动情感。
    
    第34计 暗示计
    
    如何用委婉的语气使对方识相？
    
    一、说话听声 锣鼓听音 生活中有大量的话不用直接说出来，话里带出来就行了，更有无法真言的意思，得靠暗示来表达。于是便有一语双关、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等旁敲侧击的艺术性言语。
    
    二、隐藏释说 以柔克刚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辱骂他人，听话人当然很容易能听出来，假设说话人是使用会话隐涵来侮辱人，听话人就更应留意了。听话人不只要擅长听出对方的恶意，并且必要时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对方一个含蓄的回击。
    
    三、驳人面子 点到为止
    
    在人际联系中，出于各种原由有时我们会驳他人的面子，这种事情如处理不当，便容易得罪人，结仇家；他人有亏于你，也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但“饶人”的示意又无法生硬；向心爱的人倾吐衷心，也要委婉含蓄，力戒鲁莽。使用话里藏话暗示他人，是时辰离不开的微妙技巧。
    
    第35计 谈判计
    
    如何在抵触和争论中占上风？
    
    一、谈判是一场耐烦的竞赛
    
    激将法在发扬进程中，往往是忍耐的竞赛，谁先失去耐烦，谁便丧失冷静而败下阵去。
    
    二、谈判之道 一唱一和
    
    不要以为对人笑脸相迎，给人面子，一团和气，就能赢得谈判。一味地唱红脸，会使人觉得你有求于他，有巴结之嫌。越是这样，对方越会强硬、傲慢，在谈判中占尽上风。在必要的时辰，有必要给对方施加点颜色，用一些白脸手腕刺激一下对方。当然，所谓刺激，并不是激怒或损伤对方，而是为了引起对方对某种现实的留意，愈加剧视本人，同时也提示对方不要过火抬高本人的价码。
    
    三、点一点对手的穴道
    
    任何一个谈判者，不只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议判中本人终究要得到什么，并且还要明白本人终究可以给对方什么。由于谈判是彼此利益、须要的交流。本人的要求本人最清楚，而对方的要求则难以掌握。因而，就一场谈判来讲，最主要的或许就是觉察对手的须要，有的时辰甚至是要以有认识的举动创造对手的须要
    
    第36计 试探计
    
    如何用委婉的言语标明态度？
    
    一、拐弯抹角的“探路法”。真话虚说，借机抒情。
    
    二、学会“曲线救家”，小俩口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绊绊，在处理这些矛盾时，不应过于任性，目无遮拦，而应顾忌本人的行为结果，有的时辰无妨来一个“曲线救家”。
    
    三、多兜圈子、少碰钉子。为人处世，求人办事也一样会碰到各种“刺儿”，这个时辰便无法“直肠子”，而应该想办法兜个圈子，绕个弯子，避开钉子。这是做人应该具有的策略和手腕。连没有相去羽毛的乌都会“把鱼倒从前吃”，聪明人怎能赤膊上阵，硬碰钉子，让“刺”卡在喉咙中呢？

                            

史海钩沉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是按谁的指示发动起来的？纵观文革最初发端到终结，一系列重大举措和转折，如“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清查“五·一六”“上山下乡”“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林批孔”“批《水浒》”，一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上述种种均可以从毛泽东本人指示或讲话中找到依据，唯独“一打三反”运动难寻影踪。再者，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实际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周恩来难脱干系。文革研究者王锐撰文《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为读者剖析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全文摘录如下。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女民兵

笔者在拙作《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有一个小节《“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其中提及，就这场“一打三反”运动而言（遇罗克等就殉难于“一打三反”），笔者在毛泽东文革讲话及文稿中寻不到半点依据，就此推断“一打三反”运动，是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动并主导的。

《遇》文主要是谈遇罗克遇难经过及相关情形，未能对“一打三反”运动，尤其是与周恩来的关系作更多研讨。之后，笔者经友人建议，就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其结果显示，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周恩来为“战备”发动“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发起于1970年1月，其依据是当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其后，相关文件材料及报刊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如安徽省革委会政工组1970年3月24日编发的《政工简报》第11期在“合肥市‘一打三反’运动一个月来情况综述”中就说：“这次运动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一打三反’的精神，突出一个‘打’字，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简报”中另一篇安徽丝绸厂的经验文章标题更为直接：《突出一个“打”字，狠抓一个“准”字》（摘抄自该《政工简报》原件）。

因之，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首先，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记载如下。

1月30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同时，笔者查证，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本文写成后，笔者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看到一个间接的材料——吴法宪传达1970年5月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指示：国内方面，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二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三是战备。其中“三个文件”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个文件。关于“一打三反”，毛的原话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困难的可以减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对“一打三反”最核心最关键的“打击反革命”，毛没有提及。其详待考。）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解读

笔者手中没有这份文件的原始文本，不过，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国文稿》中那段“注释”，都有该文件的内容简述。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原文件全文外，笔者查到内地公开出版物中记叙最详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的记载，所引文字都打了引号，应是编者直接从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录下来的。

关于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引号内的文字完全录自该书，下同）

关于具体内容。《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笔者以为，以上6款内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这也是导致遇罗克，及以后的张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处决的依据。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权限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周恩来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周恩来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他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并作过一系列明确指示。仅以《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就可以知晓他对此运动的重视和关注之切。

3月5日对国防科委九院某厂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指示：一要抓紧，二要注意政策；要“稳、准、狠”，特别是“准”字，强调：防止“逼、供、信”，肃反发展到追查反革命组织时要慎重，要防止扩大化。（《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2页）

3月31日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关于新疆地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的汇报批示陈伯达、康生：“我意打击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要狠，批判反革命叛国集团要严，处理受蒙蔽被胁从的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否则就有扩大化的危险，应提起他们注意。”（同上第359页）

4月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同上第364页）

6月18日将一份反映北方七省煤炭产量下降情况的简报批给李先念、余秋里，指出：要抓这七个省的松劲现象，要“敲警钟”。“因为这七个省都在北方，除了河北、黑龙江、北京外，均减产。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在‘一打三反’加‘增产节约’运动后一种反常现象，应引起各地严重注意。防保守，排极左，仍然是当前主要任务。”（同上第374页）

12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会上，批评公安部四年没开会，专案组亦有神秘化倾向，提出：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同上第413页）

从这一系列指示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尽管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相当繁忙，日理万机，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体行动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头等大事在抓，在过问，细致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单位的运动都有具体指示。甚至在研究解决北方7省煤炭产量下降这种纯生产性问题时，也硬要将之与“一打三反”联系起来，要求相关领导在运动中要“防保守，排极左”。

北京市为各省市“打击反革命”作样板示范

中共搞政治运动以至经济活动，向来喜欢搞“样板”、作示范，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至文艺上的“样板戏”等。周恩来搞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也不例外，运动发动之初，就为各省、市、自治区树立起一个“样板”，这就是北京市。

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发出的，但中央内部及相关部门的酝酿准备要早一些，内定为全国“样板”的北京市，早在中央文件发出之前就已经动手执行。

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笔者在写《遇》文时，曾疑其时间，以为这批人是在3月5日与遇罗克一批被处决，其实真正是这个日期，与遇罗克不是同一批）。而此前的1月9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也就是说，早在1970年1月初，在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出台前大约一个月（拟定名单到印发《通知》起码得有几天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已经在着手“打击反革命”，并拟定了第一批处决名单。

笔者在研究这段史料时，发现其间有个很值得史家重视的“时间差”。也就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前，北京市有关机构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行动。换句话说，毛泽东本人尚未审阅并作批示，周恩来主导或授意下已经在具体实施（这么大的决策不可能是谢富治或是比他级别更低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能够作主的）。这明显就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这也是10年文革中笔者仅见的，中共重大政治运动出现了毛泽东本人尚未批示，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经实际上在着手实施的情况。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公布了包括“北大才子”顾文选、沈元，以及张郎郎、闻佳等在内的55人“罪行”名单。之后的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同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北京市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同一天，闻佳被北京市西城区公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北京西城区公法军管会[70]刑字第10号判决书。其他区县情况不详）。遇罗克被处决的3月5日这天，北京市区（县）在同时行动开“公判大会”（起码西城区如此），是在落实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关于“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以达到“人心大快，敌人震慑”的效果。

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这份名单上的“北大才子”沈元等一批人被处决。（余杰《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

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动得比较早也跟得很坚决的是许世友坐镇的江苏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是著名“文革思想者”之一。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说：

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2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

为强化运动声势，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极带杀气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料，此举引来“反弹”，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让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处决。

查金华被处决及预示大恐怖开始的《新华日报》“2·12”社论，引起一些民众尤其与查金华一样具有点独立意识的年轻人的不满乃至愤怒，并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乡苏北的高中生陈卓然及安姓同学，当天用剪刀剪下社论上的一些字，用这些字再组成表达不满抗议的类似“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条“标语”贴于纸上，于夜间张贴于南京主要街道。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省市公安机关忙成一团，作要案侦查。“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时年仅20岁的南京8中学生陈卓然于1970年4月28日在五台山体育场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同时被处决另有10余人。同案的安姓同学判刑15年。（以上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1970年3月19日，“文革思想者”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张2月25日被捕，从逮捕到处决仅22天）。

1970年4月14日，同是“文革思想者”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49岁的女教师毛应星，其兄毛应斗曾就职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与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扬振宁等一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又喜欢集邮、收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后来与杨振宁、李政道一同赴美留学。赴美前，曾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没想到这些照片和邮票竟成了文革中将妹妹送上断头台的“罪证”之一。

毛应星1969年7月1日被判刑5年，关押于甘肃省第四监狱，其在狱中对文革现实及中国革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写下30多万字笔记。“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其“罪行”的认定升级，甘肃省革委会4月3日讨论该案时，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表态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指其兄毛应斗在海外，其丈夫李如璋文革中亦判刑12年）。6天后的4月9日，当局派人于狱中向毛应星宣布死刑判决。4月14日押赴刑场处决前，上午9时，有关人员与之在监室中有这样一段颇意味深长的对话：“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话要说？”毛答：“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可悲可叹的是，毛应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于死命的这个运动恰恰是来自中央！这正是文革中许多人难以逃脱的“误区”之一，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蒙蔽的情况下，地方上搞出来的。而不管毛泽东代表的中央，还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中央，始终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5月8日，“文革思想者”，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

5月30日，“文革思想者”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总之，全国各地都紧跟在北京市之后，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展开宣判处决“反革命”行动，惟恐落后或开展不力。

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被旧案重提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都有一批过去已被定案了结的“旧案”，被重新翻找出来，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来重新审视，来个“旧案重提”、“旧案新审”（遇罗克案、张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处决的“文革思想者”，其实都是“旧案重提”、“旧案新审”）。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在已经定案结案的情况下，被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有关人员翻出来，重新审理侦办，胡整一通。

1968年4月3日，正是文革高潮期，北京市中心著名的西单商场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下午6时45分，爆炸中心位于商场南门左侧，被炸面积为西南63米、南17米、北7米，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东面60米内的东西全部震碎。5人当场殒命，100多人受伤。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都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鉴于文革的特殊形势和国际国内背景，许多人认为此爆炸事件非同寻常。公安机关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局的60名干警正在作检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案件一出，经周恩来特批，他们立即解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中。

经现场勘察，公安机关发现炸死的5人中有4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时侦察员还在该尸体周围发现棉花和导火索，还有两张辽宁省粮票，而这些与后来技术人员鉴定的棉花导火索的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上悬空爆炸的。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据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月初，案侦取得突破性进展。5月11日，经家属确认，死者系农民董世侯，家住辽宁，参加过当地的水利建设，用炸药开采过石头。深入当地的调查中，有人证实，其偷过制造炸药的一些物品，在世时也多次表示对现实不满。经上述调查结果认定，董世侯就是西单商场爆炸案的案犯。并就此结案。

然而，事过近两年之后，在“一打三反”的严峻形势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深挖现行反革命”的办案指导思想下，有人对“西单商场爆炸案”又旧案重提，北京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办。爆炸案件制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侦办自然又会牵涉殃及一批无辜。

办案人员的传统法宝是刑讯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对象被严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愿意再冤及更多的无辜者，在狱中两次自杀未果。事情报到周恩来那里。按理说，周对当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结情况及结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制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现在被侦办的自然是无辜者。然而，他对此作出的相关批示却耐人寻味。1970年2月27日，周恩来批示说：“待其苏醒过来，必须向他交代政策，使其安心休养，不忙追供，然后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已自杀两次，惶惶不安，可能乱说乱供，或者仍会自杀。”（《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51页）

周恩来这里的批示，关注的不是这个被逼两次自杀的无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机关侦办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而主要是关心是否“能弄个水落石出”。批示有关部门“使其安心休养”，也不是真正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目的还是立足于日后再追供。

刘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铁根被处决于“一打三反”

蔡铁根是一个有红军经历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曾任职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蔡铁根被刘任命为学院训练部部长，是刘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军授衔时授大校衔，差一点成为将军。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教条主义的指示，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风暴，矛头对准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军事学院和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兼任部长，建于1956年）的批判。这个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军内大批判，最初由时任国防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发起并主持，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具体执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纲上线亦不太高。到了当年6月，形势陡变，原因是毛泽东于会议期间的6月23日、29日连续发话。批评“教条主义”，还点名批了刘伯承。

由此，军委扩大会骤然升温，会上对刘伯承元帅及手下将领展开了越来越出格，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线斗争”，是“向党进攻”、“反党反中央”。在此压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养的刘伯承，被迫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赶回北京在大会上作检查。违心地主动承认错误，试图保护手下一批将领。

但会上斗争批判的火力和势头仍是不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刘帅得力下属，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挺身出面为刘帅及肖克、李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当众说了句公道话，并由此惹火烧身。当事人肖克将军回忆当时场景：“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肖克将军对蔡铁根当场被关押一事感叹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载《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6页至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场“反教条主义”的军内政治运动落幕之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大批高级将领受到撤职，或是降薪降级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军籍，安置地方。蔡铁根是少数挨整最重者，被开除军职，降薪降级，安置到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某下属公司。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为有军方背景的干部），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由此被有关方面注意，列为“政治案件”。再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被拘留，关押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甚至上了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15个对象竟建立起15个专案小组。“学习班”结束，未作定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判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凌晨5时，蔡及同案人被早早叫起吃饭。饭后五花大绑带至一房间宣布判决。荒唐的是，拘押多年，处决时才宣布“正式逮捕”。先是读“逮捕证”，之后是死刑等判决。据现场目击者说，蔡铁根当场抗议：“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回答是：“不准上诉！”蔡感叹：“不可思议！我革命几十年……”临刑前，蔡与被判“死缓”的吴翼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当天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等，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老红军蔡铁根被处决时，年56岁。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荒谬和残酷，也让人看到当年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究竟打的是些什么样的“反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周恩来发动并主持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时，却在当年12月被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动力，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24页）

最近，笔者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

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发出），其正文《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纪要》的第一部份，《一、会议的收获》有这样一段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摘抄自文件原件第3至4页）。

其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照办”、“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三句话用的是黑体字，按当时的惯例，表明此为毛泽东的原话。最关键的“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一句，文件说是毛泽东在“会前”（即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前）说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泽东发出这个指示，应当是在这之前的12月上旬或11月底（不可能再早，再早就有传达贯彻毛泽东指示不力或不及时之嫌了）。

分析毛泽东这个指示，可以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各地滥捕滥杀的不满。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周恩来遭毛泽东如此当头棒喝，可以说完全措手不及，一时也乱了方寸。这才有了《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举措，又是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弄出一份《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出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之讨论修改，然后将该报告及政治局意见分别报送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自己又附一长信，详谈文革以来公安工作情况，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以及如何落实毛这个指示，制止滥捕滥杀等等。而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降温。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句话竟然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实在耐人寻味，也值得史家重视。就毛泽东而言，他曾经称自己（或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多次亲自代中央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这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记载。不过，那以后，对捕人杀人（尤其是杀人），却持谨慎态度。1955年开始的第二次镇反（肃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风审干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否定了党内有些人要处决胡风、潘汉年等人的主张。“二次镇反”及罗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跃进”搞“第三次镇反”（捕所谓“反革命”极多），处决的人确实大减。一直到这次周恩来搞“一打三反”，10年来算是重新大开杀戒。从毛泽东对此表示的不满，以至说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样的话来，从中大致可以体察出毛对“杀人治国”举措的心迹变化。反过来对周恩来来说，从其发动并一直主导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带来10余年恶果的“打击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来看，不难体察得出其一贯的“治国思路”。他确有“靠杀人来统治”的意图和倾向，否则不会造成遇罗克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关文字披露，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谁说这句话的？不过，笔者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出的这番话，还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话。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权，哪一个政党执政，确实不能“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应再补充一句：“也不是靠劳改、劳教来统治”（正是这份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和整顿被文革中断影响了的劳改、劳教制度）。

“一打三反”运动的终结和恶果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3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些数据的出处，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女士在《顾文选的故事》中评述说：“该书没有提供数字出处。问及该书作者，他说书中这类数字都是中共中央文件上抄下来的。但是普通人看不到这些文件。”不过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些数据，尤其是死刑数。王友琴写道：“既然是政权机构所做，应该有一个文字记录。不管定死罪的标准是什么，杀了多少个人应该至少有记录在案。王年一书中竟然只能用‘数以千计’这样一个对死刑判决来说是太含糊的数字。另外，‘数以千计’在数量级上也离开实际情况很远。从各地都大批枪毙人的密度来看，全国被枪毙的人的数字不可能只是数千。”王友琴女士质疑这个“死刑”数字的依据之一，是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时，中央（实际是毛泽东讲话中）给各地规定的“杀人指标”（杀人按人口比例实施，也算是中共的独创）。当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指出：“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及文教、工商、宗教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王友琴引自华龄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重大事件实录》）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以上见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笔者也对“一打三反”处决数为数千人这一说法存疑。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当然，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开足马力搞下去，搞上几年，说不定能达到当年“镇反”的规模。不过，恐怕“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关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和持续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毛泽东作出那个关于“杀人”的指示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渐停止下来。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对“一打三反”运动给出的数据统计，以1970年2月到11月为限。这大概反映出官方学界对这场运动时限的认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场运动并没有立即停下来（只不过确实减弱了势头），中共中央也没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其通知正文中虽然没再提“一打三反”运动，但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却在肯定及例举这场“一打三反”的业绩的同时，在《今后工作意见》部份，还继续给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这样的指示：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页）

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着《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一书中，提供了有关于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运动的不同进度和相关数据，说明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和持续时间不大相同。该书中写道：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见，“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的进程和结束时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010年5月20日初稿 8月10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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