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23日，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日召开会议。报道显示会议分为三个内容，分别是“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的综合情况报告；听取关于2014年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改进作风工作。”分析人士解读认为，整风作为本届中共领导人上台后的“主打”，尤其又是在大陆春节来临之际，这时进行强调是情理之中。但另外两项会议内容“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的综合情况报告”则值得观察。
“新国安法”呼之欲出
对于为何要制定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中共这次政治局会议认为原因在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而且这次会议中还强调了“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要加强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安全专业队伍。”
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总会让外界联想起在2014年曾引起多次讨论的“新国安法”问题。2014年8月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草案）》，当时大陆学者分析称，现行国家安全法是1993年公布施行的。因为“国家安全”之名在今天所指称的范围，要比现今的国家安全法涉及的范围广泛得多。无论是从传统安全观看，还是从各种非传统的新安全观来看，反间谍侦查都不是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它在全部国家安全领域所占比例明显要低于军事国防问题。退一步讲，反间谍侦查也不是狭义国家安全领域的全部，狭义国家安全领域还包括有情报、保密、保卫等方面的问题。现行的国家安全法实为“反间谍侦查”的法律，是一部名实不副的法律，具体来说是一部“名大实小”的法律，形象地说是一顶超级大帽子戴在了一个小个子的头上。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当时习近平称，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正是在国安委成立的大背景下，2014年四中《决定》中，再次涉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结合此前《国安法》更名为《反间谍法》的消息，分析人士指出，在未来一段时间，《新国安法》出炉不仅是“大势所趋”，甚至可能“加快脚步”。
在一些观察家眼中，认为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法律进行的修改，是从“传统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化。据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发现，中国官方在公开文件中最早使用“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是1983年。当时，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家安全部成立。在传统安全色彩非常强的军事领域，官方也会提到国家安全。此番“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是否在顶层设计之后，要为新国安法铺路，被认为概率极大事件。
再谈五大机构向政治局述职
此外，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会议中提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的综合情况报告，对其2014年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和制度，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要不断完善这方面的制度，自觉遵循并长期坚持。”这是1月1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后续，这表明五大机构不仅向政治局常委会述职，甚至也向由25名中共高官组成的政治局述职，宛如中共党内下属机构，这也被批评人士指责人大等机构本是“国产”，岂能被视作中共下属机构，如“党产”相对待。尤其一句“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更似一声惊雷，朝野震动间为中共与人大、政协、国务院等传统四大权力枢纽定了“关系”，“集中统一领导”在六十余年之后，再度从毛泽东的手中“传给”了习近平。
关于中共与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检五大机构的关系，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也再次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的政治词典中，“集中统一领导”是最近政坛热词“政治规矩”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从西柏坡进京之前，曾立了几条规矩，多是“不为领导人祝寿”等，这当然也属于那种“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但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习近平真正想说的规矩就是一条——“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那个突兀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已经被完整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人大在内的所有机构都要听中共的；在党内，所有党员都要听中央的。可以说，中纪委五中全会上谈的“规矩”，是给党员干部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谈的“规矩”，是给全国听的。
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检五大机构向常委会、政治局汇报工作，被认为极为罕见。而中共方面为此特意召开常委会并对外公布，实则有向地方示范作用，此举被认为可能以后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即省市人大、政府等机构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而在此之前，通常是政府部门向人大这个法定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述职。尤其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和制度，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要不断完善这方面的制度，自觉遵循并长期坚持”，则更是将这种可能性实现的几率大大增加，而这将全面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