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中國好學者

“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基于對平等與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點，右派更偏重自由一點。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识。”

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状

作者：秦晖 編輯：中國好學者

西方的左右派劃分標准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非常動聽，叫“自由、平等、博愛”。但任何激動人心的口號都有一個缺點，就是經不起推敲。每個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個人都“自由”發展，那么他們的財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個人都在經濟上“平等”，那么必然會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國制憲會議，但很快定型成與初始含義毫不相幹的两個集团。其中左派比較支持平等，强調建設福利國家，更多的通過國家幹預手段幫助弱者，右派比較强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竞爭，反對國家幹預，强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于强者的過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基于對平等與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點，右派更偏重自由一點。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识。
　　
什么是極左，什么是極右
　　
所谓極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自由的底限”。爲獲得無差別的公正，而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爲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必須建立一個無比强大的國家機器，將人民的一切活動處于國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極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對國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國家欺淩弱者，宣稱“國家就是爲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專政，取消對弱者的一切保護，一切自由。
　　
爲什么说極左制度是伪公平？
　　
極左的目的是爲獲得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但由于每個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個人的個性寻求公正，就必須实行極權。這樣盡管每個人在經濟上基本平等，但極權會造成權力的不平等。位高權重的，呼風喚雨，無所不爲。地位卑賤的，連性命都無法保障。在權力傾軋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慘。這些大夥都很熟，我們曾經在這種制度下生存了很長时間。
　　
爲什么说極右制度是伪自由？極左到極右的角色變換
　　
這才是我想讲的東西。作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學的时候，學的是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甘做螺丝釘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學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論斷：中國不可能出現百萬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顛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國有企业“賣給私人”了，工人階级要“自己養活自己”了。上大學以後，很無奈，中國的贫富差距已經變成世界第一了。
　　
極右制度不合理的關鍵在于忽視“起點平等”。劉少奇曾經握着淘糞工人时傳祥的手，笑着说：“我們没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個極左制度下的工廠裏，雖然廠家资金的实際支配權在廠長和書記這裏，但名義上是屬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诺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资和医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工人們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費。廠長對工人們说：我們現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後要自由竞爭！话雖好聽，可這種“分家”方案，這種取消弱者的一切社會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療保險的“自由竞爭”，難道真會是“自由”的竞爭嗎？
　　
極右制度，往往表現爲權貴资本主義與寡头專政。南美、東南亚模式可爲前鑒。極右與右派的距離很远，離極左却是咫尺之遙。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在極左制度中，國民的財産名屬全民，而支配權屬于權力中心，轉變成極右制度很簡單，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權力化公爲私。
　　
左右翼分派混亂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詞来源與欧洲不同，在中國大陆，派別的劃分都是以政府爲參照系的。由于曆史上政府一直是極左，因此在人們思想上有一個慣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極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對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這種劃分都是比較合理的。
　　
但現在情況變了，大家都能看到。農民问題、失业工人问題、學生就业问題，基本上都是自由主義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義應該屬于右翼陣營，對平等问題的關注較弱。但在國內，連他們都開始關注平等问題，表現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參照系已經偏向極右。
　　
極左陣營一分爲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隨變革的腳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認爲是“陣痛”和“權益之計”的话，國有资産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區，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經濟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過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這可不是什么私有經濟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國有財産瓜分。私有經濟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這些是目前堅持極左的“毛派”反對“鄧派”的基礎。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給出了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絕没有這张有用。中國公安們就按着這张排行榜一個個查下来，富豪們紛紛入獄。我可以一個個扳着指头數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楊斌，通過奇迹性的行政“劃撥”到３０００亩土地獲利七十多億，貴爲朝鲜特區行政長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華晨的權錢交誼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獄。不多舉例，大夥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極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歸爲極左與極右派系分裂。極左稱爲毛派，已經失去了实際的政治權力，轉移到網上成爲另一類反對派。現在有些網友看見極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認爲执政者是中間派，其实不然。还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極左派系轉型成爲民族主義派系，我認爲他們的轉型是爲了逃避面對國內現实问題。罵日本罵美國，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斷力，中國做的就是對的呗！哪有谈國內问題那么難？
　　
討論假问題的知识分子
　　
許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轉向了台灣，他們覺得先用開明專制發展經濟，然後向民主化轉型，走“台灣道路”。新權威主義者蕭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進民主派，誰也不聽我的。但八九年以後，知识分子终于變得深沈、睿智、成熟了。我倒覺得不妨把這些褒義詞換一下，知识分子變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華来讲，以前他們會爲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現在，就算工人們都在罷工，他們也不會湊合。學生們會覺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經濟状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華的學生更是得天獨厚，不爽了可以出國嘛！
　　
中國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勞”，没什么特別的优點。缺點倒是很多，攀附權貴，空谈，抄襲，寡廉鲜恥的知识分子是屢見不鲜。現在是好點了，獨立的，面對現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國一些善良又獨立，还有點學者風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欢“白日做夢”。
　　
怎么“白日做夢”呢？当權力迅速腐化，中國開始進行以權換錢的“原始積累”的时候。學者們開始憧憬“中産階级”的産生會給中國“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当香港回歸的时候。學者開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會“普及”大陆。当工人紛紛下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學者們又會認爲“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他們從来不想，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制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難道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着“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國民手裏嗎？远看欧美各國，近看台灣韓國，民主化進程都是血與淚凝成的，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經濟發展後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會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現象，叫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對话”。看似與國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话相似。但對些什么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没几個人能聽懂“新左派”的“後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谈減肥，他能聽懂么？自由主義也面臨“少谈公正”的指責而紛紛轉型。以前叱咤風云的厲以甯，被人指責爲權貴辯護。当人們越来越關注窮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場爭奪、谈MBA，意義便明顯褪色了。
　　
俺認爲現在左和右的“對话”根本没有意義。左派與右派根本没有“對话的必要”。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还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谈哪個多哪個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極右傾向可能爲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現象？我認爲就是“私有化”。對此網上早已直言無忌，也有一些報刊膽子比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進程”。現实中的大多數媒體要遮掩一些，換個说法，什么“改制”、“轉制”、“股份化”、“鼓勵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個意思。
　　
我不谈怎樣“阻止”私有化。長期極左造成權力不受制约，同樣這種權力“市場化”、權貴“资本化”，國民也已無力量制约。利益與不受制约的權力促成極左到極右的轉變而無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況下，知识分子應該呼喚的，就是保證這種“私有化”能夠盡量公平。不要出現那種私有化：廠長書記拿到了廠子，工人一次性下崗。然後大家開始在“公平的市場”中進行“平等竞爭”。這種分家最後只會造成社會動荡和經濟下滑。類似的例子可以在蘇東私有化中看見。分家分得比較公平的東欧國家，經濟在短期下滑以後立刻回升起飛，而做得不好的俄羅斯等國，則造就金融寡头與壟斷集团，經濟低迷很久才逐漸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關鍵就是在國有资産被分光以前，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從現在經濟比重来看，國有资産已經被分掉了將近一半，對“分家”策略的討論尚未開始。
　　
中國特色？中國没有特色！
　　
絕對不要相信“文化”會造成經濟问題的解決方法不同。經濟也許不是“制度決定”。但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力，远远超過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力。台灣與香港的經濟制度與規律，離美國近而離同種文化的大陆远。東德與西德，南韓與北韓，經濟实體的差異程度，與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對比。廣東企业與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過廣東和廣西企业的相似程度。決定經濟的仍將是制度，我們中國不會因爲“文化不同”而走上與其它國家不同的經濟道路。
　　
拿一個影響最廣的誤解来谈，曾經吹得神乎其神的鄉鎮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認爲，鄉鎮企业是中國文化的“伟大創造”，是世界經濟的“第三條道路”，農民企业家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經濟現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聽過不少讲座，這種觀點早已让人耳邊起繭。但九十年代末，鄉鎮企业集體“進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際行動嘲弄了這種“發現”，以至于現在都没人提鄉鎮企业了。其实多看曆史，就可以發現鄉鎮企业“似曾相识”。实際上這是國家轉軌的一種現象，在政府的經濟控制力減弱，而農奴制依然保留的情況下，鄉鎮企业就會大量涌現。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俄羅斯，工业化已經起步，而依然保留了農奴制。在農奴制下，農民並不是一種职业，而是一種世襲身份。由于在農奴制下，俄羅斯通過劃分“農民身份”與“非農民身份”限制了農民進城，一批農民就通過工业化形成了整個整個村莊的鄉鎮企业與大量的家族制的“農民企业家”。俄羅斯涌現了如莫羅佐夫家族、格拉喬夫家族、鮑裏索夫家族等“農民企业家”，鄉鎮企业也如雨後春筍，以紡織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羅馬省的達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維爾省的基拉姆村。農奴制改革後，這種現象就漸漸消失。中國也是一樣，当放寬了農民進城限制以後，大量農民從鄉鎮企业中涌出，紛紛進城務工，形成“民工潮”。“中國文化的伟大創造”不攻自破。
　　
同樣，在國有资産私有化中，中國也不會因爲“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今後的社會稳定。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政府不斷地涌現億元量级的腐敗大案，而又以經濟困難的理由取消了下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莊严承诺，開始“自由竞爭”。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各種工程一投就是上百億，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災農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費”。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一方面不斷“擴招”以实現“教育産业化”，另一方面大學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學习期間打工陪聊，女大學生向百萬富翁們“投怀送抱”。那中國文化的“熏陶”並不會使得農民、工人、知识分子們變得特別“稳重、深沈、善良”的。
　　
極右到極左的震荡
　　
社會公正並不能通過經濟增長来彌補。如果不能在轉型期建立一個“自由與公平的底限”，那么遲早社會稳定將是無法維持的。

再让我們把目光轉向百年前的俄國，二十世紀初，俄國的自由主義知识分子組成立憲民主党，並以此爲主體進駐了國家杜馬，俄國政府中的開明派也傾向于建立憲法，改變沙皇專制。时任俄國總理的維特決心推進經濟改革，並與主要反對派立憲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損及沙皇利益，總理維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鐵腕强權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繼登台。立憲民主党人被殘酷杀害，組織瘫瘓。俄羅斯進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鐵腕强權摧毀傳统俄國公社，開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極右翼政府，將俄國經濟轉變爲農場經濟與市場經濟。持續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經濟持續高涨，與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國煤産量增長１２１%，棉花加工量增長６２%，出口總額增長１１２%，國民收入增長７８.８%。全俄人均粮食産量達到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後才被打破。
　　
由于經濟持續稳定，俄羅斯人對政治的兴趣冷淡，人們只關心鈔票，政府的反對派陷入尴尬状態。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內讧成习，國內右翼的立憲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國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會民主党則徹底一分爲二，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吵得不亦樂乎。一些革命者紛紛向政府“投誠”，從思想上徹底忏悔。激進自由主義的一些人開始清算傳统，曾經以立憲民主党人身份參與革命的知识分子格爾申宗说：“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們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谢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紛紛從右翼與左翼轉向爲秩序主義、民族主義者时，他們的聲望也在不斷下降。当瞿秋白訪问俄國时，俄國無論是市民还是農民，對老知识分子托爾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對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爲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聲望一落千丈，他們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力，又被民衆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趨保守，社會依然“稳定”的时候，大衆却越来越激進。根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统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而入獄的國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農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極右翼改革以權貴爲利益本位，機會與風險分布極不公正，表面雖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洶涌。極左翼的“社會革命党”成爲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認爲社會已經“告別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發，毫無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压的首都卫戍部隊主要由農民組成，早對社會分配不公严重不滿的農民軍隊率先嘩變。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極右翼的杜馬立刻從保皇派轉入革命派，此後社會不斷左轉，在極左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最後這些“投機革命”的人也紛紛被杀。社會以血的代價完成了極右到極左的轉變。
　　
社會革命並不以知识分子意志爲轉移
　　
從俄國的極右到極左轉型可以看出。以爲知识分子紛紛“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與政府並非毫無作爲。如果知识分子在極右轉型期能對政府産生影響力，那么很可能通過一種較爲公平的方式瓜分资産，“告別革命”。即使政府不聽，如果知识分子能夠堅持呼喚公平，在大衆中贏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後能建立起一個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會變成一個極左翼政府。重新開始“極左到極右的震荡”。
　　
從起碼的公平觀點来看，我們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財産“公有”後，几十年後再由少數人瓜分這些“公有”財産成爲私産。或許過上几百年，大部分人會忘記財産被“公有”的事，但現在顯然还没有忘記。即使從目前的贪汙、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産来看，這批几十年積累的公有资産數額相当龐大。几乎每一個廠長和每一個公務员都在轉制和加薪中獲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這些財富的主要創造者，農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隊伍之外。很難想像這樣的私有化將是稳定的，也很難想像在私有化後能夠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場环境。以東欧俄國的經驗来看，凡是在私有化過程中公平性較差的，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兰，經濟低迷的时間都長，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過程中公平程度較好的東欧系列國家，經濟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國有资産分配公平與否，對今後中國走向哪條道路至關重要。
　　
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擺脫極左陰影的過程中，中國知识分子群體曾經爲思想解放做出過巨大贡獻。但九十年代分裂爲左右翼，開始進行“伪问題”的探討。其实，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自由主義者只應該在一種情況下對立，就是政府的機制決定了權力和責任是對應的。它有什么樣的權力就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權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權力就要承擔大的責任，授予的權力小承擔的責任也小。在這種情況下，主张國家多承擔一些責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势必認爲應該給國家多一點授權，而反對國家權力過大的自由主義者势必也要主张國家少承擔點責任。
　　
但如果國家的權力並不是公民授予的，國家增加權力，也並不完全用于承擔責任。例如農民交了税養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們能保障社會安甯，而不是用来發暫住證收收容費的。網民繳税是希望让網絡暢通，而不是拿這筆錢来搞過濾系统，培训網警来阻塞網絡的。一方面，通過權力侵吞公用资産，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紛紛崩潰。在這種情況下，谈什么國家權力“大一點”好还是“小一點”好，有意義么？
　　
如果直到現在，中國知识分子还不能認识到中國的根本问題是在于确定一個“公正的底限”，熱衷于派別之爭，那么或許在下一次震荡来臨时，已經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来源：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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