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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习近平高招迭出 上演21世纪政治绝技/数字背后是政治 王岐山冷热有理由
發佈時間: 1/30/2015 11:50:29 AM 被閲覽數: 10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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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招迭出 上演21世纪“政治绝

技”(图)


京港台:2015-1-31 01:25| 来源:多维 |

  连日来,海内外舆论都被中国所公布的抗战70周年纪念日大阅兵的新闻所吸引,普遍认为此举是中国的一步“妙棋”。之所以称之为“妙棋”,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能够化解困局,二是打破常规,三是一举多得。其实如果总结来看,类似于抗战阅兵的“妙棋”,此前已经有过多次,比如南海造岛、解放军基层军事与政治主官对调职务、军队演习中令蓝军教训红军,一路一带等等,可谓妙招迭出。

  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在江胡两代20年里都鲜有出现的高招,却在过去两年里呈集中喷发之势,折射出中国时势转换的大背景,也较直接地说明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中国决策层智囊团队的巨大能量;习近平等领导人是确是同毛泽东、邓小平类似的开创型领导人;中国政治体制仍然蕴藏着相当的潜力。在这些高水平政治战略与战术的共同突破下,习近平也才有望承接毛邓,在发展陷入新的瓶颈的情况下实现大的变通。

  习近平治国高招迭出

  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揭习近平非常规动作幕后谋略:一石五鸟》,认为习近平自上任后对日本表现出明确的主动、强势、“敌视”和压迫态度,是能够起到 “一石五鸟”的高明之举,如整合国内意识形态,搭建与台湾的共识并促进统一,压制日本以冲出美国遏制包围圈,正视中共历史争议,以及重建民族自信心。综合近日媒体的分析来看,抗战大阅兵的客观效果与之有所重合,此外也能起到稳定军心的突出作用,并且标志着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高层对军队的绝对指挥。

  有分析认为,对日态度趋硬与大阅兵,分别代表了中国决策层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的谋略,无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智慧成果。除此之外,在过去两年里的还有诸多令政情观察者颇有眼前一亮之感的动作。军队领域表现最为明显,比如南海造岛、解放军基层军事与政治主官对调职务、军演里的“只许败不许胜”的蓝军狠狠教训“常胜军”红军。而在宏观战略层面,拿下前常委周永康,打破“刑不上常委”潜规则;反腐运动常态化;“一路一带”的构想和实施;“去美国化”与“中国化”。

  不论是在外界还是体制内看来,这些动作都很出人意料,或者说是具有颠覆性。只是在中共放风或做出来后,才有了逐渐深入的跟进解读。值得一提的是,此类 “妙招”在过去两年里集中呈现的现象,与江胡两代尤其是胡锦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可以理解为过去数年里因为缺乏改革执行力而积聚越来的设想的集中展现,也可以理解为新的政治形势所自然而然生成的智慧迸发。其实,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已无关紧要,毕竟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的旧班底均已传承给习近平所用。比如,被誉为“中南海第一智囊”的王沪宁历经江胡两代后,被习近平收为己用,常伴左右。

  这些花样不断翻新的政治闪光点,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首先是中共智囊团队的整体水平。习近平身边的王沪宁、刘鹤等核心智囊,理论和战略研究机构社科院,规模更为庞大的宣传系统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中共体制内的个人也都有向上建议和献策的义务和渠道。王沪宁等人已经有过改革开放30余的理论和实践积累,一方面是经验教训很多,另一方面是对治国理政已经十分熟悉,而且对国外游戏规则也并不陌生。

  其次是中共领导团队的变化。换届之后形成新的权力架构和运转机制,破除了中央势弱、执行力低的弊端,形成强有力的决策和执行体系。其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又恰是一位开创型的领袖人物,不仅有志于做出开创性成就,而且极为重视智囊体系,对舆情也十分关注。这也是他身边能够团结一批张良式人物必不可少的原因。

  另外,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仍然有待开发的潜力。在胡锦涛执政时期,虽然经济增长保持高位态势,但唱衰声却不绝如缕。而在近两年里,尽管经济危机仍未完全化解,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出现较深层次的改观,并且释放出相当的发展活力。

  习近平承接毛邓 穷变则通

  中共第一代领袖毛泽东被认为走的是苏联式道路,他主导建立的中国政治体制和他发起的政治运动都能从苏联找到源头。但实际上,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成功的关键却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习苏式国家政权架构也只是“为我所用”。毛泽东被视为“左”的代表,而邓小平则被右派擎为旗帜。在外界看来,邓小平走的是一条“去苏联化”和“西方化”同时进行的发展道路,但邓小平却将之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归根究底来说,毛邓二人走的其实还是中国化的道路。中国近两百年的近现代史是一个先“西化”再“去西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消化吸收的过程。这种中国化趋势在习近平执政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走到现在这一发展阶段,面临比毛邓两个时期都更艰难的时代环境。

  

  

中共历届领导人头像纪念品

  苏联已经不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供学习的因素已被吸收将尽,中国从一个学习者真正变身为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者。中国需要在根植中国本土国情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难度非毛邓两代可比。掌舵者既要有既往开来勇气,又要兼收内外的气度,还须最大程度地集中人才和智慧,并且做出理性务实的判断和选择。

  长期活跃在意识形态最前沿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称的“中国注定要上演21世纪的人类政治绝技”,以一种争议性的表达方式说明了这一点。这一观点也表达出中共一种堪称“自负”“自傲”的自信心。不得不承认,胡锡进所说确实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冲突各方面症结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也体现在上面所述的许多“妙笔生花”之举。正在这些高水平政治战略与战术的共同突破下,习近平也才有望承接毛邓,在发展陷入新的瓶颈的情况下实现大的变通,走出一条通衢。 






数字背后是政治 王岐山冷热有理由

(图)


京港台:2015-1-31 00:54| 来源:东网 |

  
 

  在王岐山的领导下,中纪委在反腐打老虎、拍苍蝇上所引发的民众关注和舆论支持,相对于其前任来说也有了大幅提升。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了“一把手”习近平,在常委排行第六的王岐山可以说是最为耀眼的明星。但是,据数据统计,这位在舆论场具有极高曝光率和认可度的政治明星,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露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

  相关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4年三年间,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分别见报19次、45次、49次,这一数据,相对于其前任贺国强2010年到 2012年在《人民日报》曝光的110次、64次、78次,分别大幅降低了82.7%、29.7%、37.2%。三年下来,合计共降低了55.2%。

  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贺国强任中纪委书记期间,会见外国领导人、国内调研视察的次数,都显着高于王岐山。以2010年为例,贺国强先后会见了10 个国家的访客,视察了9个省区。而即便在曝光率最高的2014年,王岐山也不过才会见了7国访客,可见诸报端的离京调研次数也只有2次。

  王岐山和贺国强在《人民日报》上露面次数的变化,首先是折射出了中国高层政治格局的变化。过去十年,因为权力在最高层过度分散,政治上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之外的其他常委在《人民日报》上都能获得均等露面机会。习近平上任后,吸取了过去十年最高层权力过分分散的教训,透过若干工作小组的设立,实现了把权力向“一把手”的快速高度集中,已经在实质上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高层政治架构,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的露面频率相对于贺国强大幅缩减,就是这种权力格局转变的集中体现。

  这一数字变化还折射出王岐山对中纪委工作定位的调整,以及王岐山和习近平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中纪委书记升级为政治局常委后,过去多年,该机构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承接了大量和党风廉政建设无关的工作。在中央层面,中纪委书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在国家活动中频繁露面以展示政治存在;在地方层面,不少部委和地方的纪委和纪检组更是陷入大量和党风廉政建设无关的琐碎工作。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因为和习近平的亲密关系,使得他即毋须时时露面对外展示政治存在,能够大幅缩减自身在国家活动中抛头露面的频率,更能明确要求中纪委和地方纪委、纪检机构等向反腐的主业回归,把精力主要放到党风廉政建设上,这也使得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的露面频率大幅降低。

  值得认真对比的是和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曝光频率相对于贺国强的大幅降低相反,另一方面,在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国内新闻网站上,王岐山的曝光率却要显着高于贺国强。同样截取从2012年到2014年三年时间,王岐山在市场化新闻网站的曝光率分别达到433次、1058次、1327次,而2010年到 2012年三年期间,贺国强在市场化的新闻网站的曝光率却分别只有581次、850次、799次。三年下来,王岐山在市场化新闻网站的曝光率一共比贺国强提升了26.4%以上。

  王岐山在市场化新闻网站上相对于贺国强曝光量的大幅飙升,说明不仅王岐山相对于贺国强而言具有更鲜明、张扬的个性,更符合大众媒体的审美偏好,因而更能获得市场化媒体的青睐,也说明在王岐山的领导下,中纪委在反腐打老虎、拍苍蝇上所引发的民众关注和舆论支持,相对于其前任来说也有了大幅提升。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王岐山执掌中纪委两年多来,中纪委已经将超过68名以上副省部级以上的贪腐官员打落马下,这一数字占到了中共建国以来所有因贪腐而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总数205名的33%以上。这其中,还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名,副国家级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4人,并且不乏像周永康这样的政治局常委、徐才厚这样的军委副主席、令计划这样曾位居中枢的中办主任和书记处书记。落马数字激增,即说明了贪腐在中共党内的严重程度,也说明了王岐山的超常反腐力度。在最能体现反腐力度的落马贪官数字上,王岐山确实没有让市场失望,也对待起赏识他的习总老弟,他能获得市场化媒体的追捧,其实就是民众对他最大的褒扬。

  对于王岐山取得的这些反腐成绩,中共自身也给与了高度认可。作为个人,因为中共高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王岐山在《人民日报》的曝光率大幅下跌,但作为中纪委这个执掌反腐打虎、拍苍蝇的执行中枢,过去几年在《人民日报》上的曝光率却大幅飙升。数据显示,从2010年开始,过去五年内,中纪委作为标题在《人民日报》上总共出现了29次、33次、19次、41次、81次,尤其是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的两年多时间,中纪委每年都在以倍数的方式向上窜升,从2012年的19次,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81次,三年内提升了超过326.3%!

  这一数字变化和中纪委在中共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密不可分。自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了纪委体系的改革方向之后,这两年内围绕中纪委反腐的“治本”改革之举就没有停止。在地方层面,纪委体系实现了组织人事和办案模式的“垂直化”管理,地方纪委书记、副书记的任命从原来的同级党委为主,改变为以上级纪委提名为主,案件线索从原来的向同级党委汇报,改变为同时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汇报;在中央层面,中纪委也正在落实向中央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的后续工作。中纪委在地方和中央层面的这两项重大改革,其实就是奔着打造一个直属于中央的超级廉政公署而去,只是这个廉政公署的顶层设计不是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只对特首个人负责,而是在中纪委书记的具体执掌下,对中央集体领导负责,由中共党的“一把手”在中军帐来掌控调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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