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开年伊始，中国政坛就被一种特殊的气氛笼罩。一方面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五大机构工作汇报，“集中统一领导”被频频提及。另一方面，近期在军中，维护、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成为军中的热门词，从总参谋长房峰辉，到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再到《解放军报》头版评论员文章，都在不断重复这一点，引得舆论无数解读。实则对于中共这样一个行事绝不会只看“脚下” 的政党来说，很多动作都是在一个总体方略下步步推进的，因此对其观察也要结合起来看。如果将“五大机构汇报”与“军委主席负责制”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十八大以来媒体一直谈论的新威权主义，已经在2015年驶入了快车道。

“集中统一领导” 用意不言自明

在官方罕见用两千余字长篇幅通报1月16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其中一句“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给舆论投入了一颗石子。因为公众不仅想象到了一个场面，人大党组书记张德江、国务院党组书记李克强、政协党组书记俞正声以及最高法党组书记周强和最高检党组书记曹建明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他们过去一年的工作。关于中共与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检五大机构的关系，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也再次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的政治词典中，“集中统一领导”是最近政坛热词“政治规矩”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从西柏坡进京之前，曾立了几条规矩，多是“不为领导人祝寿”等，这当然也属于那种“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但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习近平真正想说的规矩就是一条——“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那个突兀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已经被完整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在内的所有部门都要听中共的；在党内，所有党员都要听中央的。可以说，中纪委五中全会上谈的“规矩”，是给党员干部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谈的“规矩”，是给全国听的。

习近平参加外事活动

或许是这个消息“布告天下”之后，朝野内外的舆论过多，因此随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人民网对此的解读中试图澄清“黑白”，称“此消息经公开报道后，有媒体（特别是外媒、自媒体）进行了错误解读，误认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等党组首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汇报工作。本次政治局会议澄清了这样的误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和制度，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要不断完善这方面的制度，自觉遵循并长期坚持。”

其实中共方面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大机构”的说法总结为“历史传统”也并非空口无凭，因为中共建政初期决定在政府内成立党组时已明文规定：“凡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 毛泽东后来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中共的领导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例如1958年5月，时任总理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又宣称“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等领导小组，毛泽东批示：“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但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将这个“传统”重新提及，用意如何，不言自明。

“军委主席负责” 中南海的玄机

在五大机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之时，多维新闻就发现五大机构中，并没有中纪委与军委两个核心机构。没有中纪委尚且有情可原，因为作为中共党内部门，本来就属于中共领导，自然需要经常向常委会汇报，不必在此刻凸显。但是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却“缺席”这次汇报。当时外界有分析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军委的负责人是习近平。

虽然没有汇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党中央”对军队的管控放松，因为几乎与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同步，“军委主席负责制”成为军中的热门词，从总参谋长房峰辉，到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再到《解放军报》头版评论员文章，都在不断强调这一点。从2014年年底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就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为科学指南，坚定自觉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随后，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章《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也同样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我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的最高实现形式。要围绕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解放军报》随后又组织刊发了一批军队将领在新古田会议上的发言，集体向习近平宣誓效忠，营造氛围。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任天佑少将就表示：“必须更加自觉地执行和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1月28日，《解放军报》又再度在日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称，“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必须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严格落实军委工作规则”。

中国现行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但在海外观察人士眼中，最近这一词汇被旧事重提、频繁亮相，则大有玄机。官方给出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理由是因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妄图把我军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要从思想政治上铸牢军魂，从法规制度上扞卫军魂，必须坚持和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决不能照搬西方建军治军模式，善于从法理高度旗帜鲜明批驳‘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

但是分析认为，强调“军委主席负责”，恰恰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于军队的领导的并非完全掌握在军委主席的手里。对此香港媒体《东方日报》的文章就总结了这种观点，文章称，自1949年以来，中共一共产生六位军委主席，依次是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华国锋是短暂过渡性质的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由于长期指挥军队的资历地位，担任军委主席时自然是说一不二。而自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属纯粹文人治军，没有丝毫从军经验，军队事务更多要依靠现役军人担任的副主席来实施。十四大时，邓小平更是安排已76岁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担任政治局常委。虽然军人们整天将“听江主席指挥”、“听胡主席指挥”挂在嘴边，但在实际工作中，那些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才是掌握实权的“军头”，掌控了军队的作战训练、干部人事、军费装备等种种大权。

尤其是当遇到弱势领袖时，徐才厚们自然更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大开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方便之门，于是乎上行下效，乌烟瘴气。军委主席不懂军事，没有军内人脉，对各种人事任免、调配调拨不甚了了，多半是在呈上的公文上盖章签字而已。故此，宋江架空晁盖，军委主席负责制沦为空文，成了“军委副主席负责制”。联想此前的“古田会议”，习近平不辞辛苦将军内各路诸侯齐聚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最核心的用意恐怕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词汇使然。观察认为，在非民主的体制下，分权有时比集权更危险，对政治的戕害和破坏更大。正所谓“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强化权力的背后 或欲重提“党核心”

从“集中统一领导”与“军委主席负责制”两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十八大后的两年，中共中央是在通过反腐等举措整顿党纪，加强领导的话，那在2015年，中南海层面已经认为通过前期的铺垫，有足够的信心，开始通过制度建立，加快中央层面“新威权主义”的建立。这两个制度就是“集中统一领导”与“军委主席负责制”，而且这两个制度也都并非本届领导层“臆造”，而是毛邓时期一度使用过的，不仅在宣传上更加“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也更加符合“毛邓习”的传承。

无论是对国家机构的领导，还是对军队的负责，都指向了习近平在党内权威的高度加强。而这可能就是一种新威权主义确立的过程。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始掀起讨论“威权主义”的热潮时，对这个主义的根本主张是认为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缓行民主与自由，而且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对权力分散，反对代议民主。与反对全盘变革的立场相一致，威权主义在表面上持一种中间路线，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声称主张渐进的变革。威权主义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从统治者的需要出发。而从目前中共决策层的种种做法来看，中国正如外界预料的那样，开始进入毛泽东和邓小平后，新一轮中央权力加强的历史周期。

从“集中统一领导”与“军委主席负责制”两个用词进行推演，或许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何时习近平能“重拾党核心”？多维新闻曾经在《观察站：重拾“党核心”》一文中进行过分析，中共党史论述中将过去的领导人物按照“代”划分，按照中国官方的代际划分法，中共第一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四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目前的第五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上述提法的变化，其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共领导体制的转变。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钦点”的接班人华国锋也随后沿袭了“为首”的称号。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当时提及党中央时，都是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过随后华国锋以及胡耀邦、赵紫阳等曾经中共第一领导人，也因为各自的原因，被历史大潮浪雨打风吹去。六四之后，连续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临危受命”。同时为了弱化外界对于中共“人在党上”的概念，确认江的“核心”和接班人地位，邓小平将毛追认为“第一代”核心，自封为“第二代”核心，也顺便利用创建新的“核心”概念来弱化江以前被打倒的领袖作为党主席和总书记的领袖地位，转而将他们归为邓之下的“集体”成员，也便于解释打倒他们的合法性。江以后的论述延续了此概念，但在“第三代”以后不再使用“核心”概念。胡锦涛等了10年，仍未成为“党核心”。

从“为首”到“为核心”再到“为总书记”，绝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曾有学者分析，所谓“为首”，指的是“第一”和“老大”，一般指一个领导集体中排在绝对第一位的领导者，更多的是强调和突出领导人的“领袖” 地位，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看，更加突出和服从领袖的“集中统一”。所谓“为核心”，指的是在领导集体中，领导人的党内地位上是平等的，重大问题要集体协商和研究，但还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资历深厚的领导人来把握大局，特别是关键时候，遇到重大问题难以定论时，就需要一个核心人物站出来拍板。这种体制下，虽然还需要铁腕人物和强势人物来掌舵，但集体领导的份量在加大，决策失误的风险在降低。由此看来，今天的中共，已经正在走入从“集体”重回“核心”的快车道。也许中南海留给舆论的唯一疑问就是——“什么时间”？会否就是2015年，以今天大势而言，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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