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终极理由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 人。1930年因党内斗争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1934年1月，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进行游击 战争，1935年遭民国政府逮捕后拒绝投降，在福建被处死。瞿秋白之死是中共党史中的一桩大事件，作家王彬彬在《并未远去的背影》一书中描写瞿秋白的章节 用“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来概括瞿的人生轨迹。“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 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期间，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会场合影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 不离开上海，前往其时被共产党人称作“苏区”的江西瑞金；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 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如果做稍细一点的划分，可以分为八个时期。

1899.1-1916.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一时 期。这时期，基本在家乡常州度过，只是1916年2月至11月，由于家境的极度困窘，曾在无锡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张太雷在常 州府中学堂同学。因张太雷一堂兄与瞿秋白同班，故少年瞿与少年张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在莫斯科，瞿秋白先是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后又经张太雷介绍， 加人中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以苍凉悲戚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认为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在与张太雷相识 的那一刻，这种“误会”就开始了；从这一刻起，瞿秋白自认为的悲剧命运就被决定了。

1916.12-1920.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二 个时期。这时期基本在北京度过，只是1916年冬至翌年春，曾在湖北投亲靠友。1916年初，瞿秋白所深爱的母亲不堪贫困的重压而自尽，从此亲人们为活下 去而天各一方，一家星散。这是真正的家破人亡。1916年12月，瞿秋白辞去无锡乡村小学的教职，只身到了湖北。在武昌和黄陂都曾逗留。其间还考入武昌外 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终因学费昂贵等原因而中途退学。1917年暮春时节，瞿秋白到了北京，投靠堂兄瞿纯白。瞿秋白本想依靠堂兄资助而进北京大学学 习，但堂兄却爱莫能助，于是只好去应北洋政府的普通文官考试，却又未能考上。但其间，曾去北大旁听胡适等人讲课。后来，因为教育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无须缴 学费而又“有出身”，瞿秋白便考入学俄文。在那时的中国，愿意学俄文者并不多，瞿秋白最初也对之并无兴趣，终于学起了俄文，实在是无可选择的“选择”。但 这一次“选择”，也将对瞿秋白此后的人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北京期间，因办刊物而拜访过陈独秀，因参加李大钊等人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结识李大 钊。在这期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运动并两度被捕。在北京时期，瞿秋白开始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 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 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 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 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 绍瞿秋白正式加人中共。1921年6月，瞿秋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 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 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 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人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 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 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 “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 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 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 “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 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 “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 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 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们的全 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 “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 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 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 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鋳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 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 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 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 高。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 白为眼中钉、肉中剌。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 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 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 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 被拒绝。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 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 和养息了。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 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 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 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 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 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 弄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 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 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 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 究者4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 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 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 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 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 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 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瞿 秋白自然会对米夫显示出“应有”的尊重和服从，甚至也能做到强颜为笑。但本质上是书生的瞿秋白，却不能做到彻底隐藏和清除自己的观点、思想，“摧眉折腰事 米夫”。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 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也自在情理之中。王明给人们留下了野心家的强烈印象。但 王明其人，其实是典型的“银样蜡枪头”，是那种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应该看到，王明们的政治野心，首先是被米大煽动起来的。是先有米夫鼓动王明们在中共党内 造反夺权，才有王明们的野心勃勃。被米夫煽动起来的王明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实非常像“文革”中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王明们要在党内造反 夺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和团长瞿秋白了。他们用种种手段对瞿秋白进行“无情打击”、与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此中详情，难以尽 述。这里，只抄录其时也在中山大学留学的陈修良《怀念杨之华同志》一文中的一段话

当时“中大”内部宗派斗争很激烈，王明等人控制了“中 大”的党支部，所以又叫做“支部派”。他们想夺取中国的领导权，对中共代表团是采取对立态度的，他们特别反对秋白同志，诬蔑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他们甚至在墙报上把秋白同志画成一只猴子，同时，他们也公开侮辱之华同志。

王明们的野心是被米夫煽动起来的。而大陆的有关研究 者，在论及米夫为何煽动和支持王明、博古这些“革命小将”不择手段地打击迫害瞿秋白时，总强调是米夫本人想要通过王明们绝对控制中共，似乎瞿秋白的命运悲 剧都应该由米夫来负责。这样理解瞿秋白与米夫的冲突，应该是很不够的。正像不能完全用个人野心来解释王明们对瞿秋白的残虐，也不能完全用个人品德来解释米 夫对王明们的煽动、支持。如果说王明们的支持者是米夫，那米夫的支持者则是斯大林。最准确最简捷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意欲绝对控制中共，让中共全心全意为 苏联服务，这样才有米夫煽动和支持王明等一干在苏联喝了几年狼奶的“革命小将”造反夺权。

以王明等一干“革命小将”取代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 领袖，只因为老一代领袖使唤起来，不十分得心应手。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抛开别的方面不论，仅从性格上来说，陈独秀从顶峰跌入深谷、最终被开除出自己手 创的共产党，也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桀骛不驯，非任人驱使之辈，而斯大林则顺昌逆亡。这样两个人碰到一起，当然不会和谐。瞿秋白虽然个性远较陈独秀温顺， 但也有着起码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节操，有着起码的书生气。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瞿秋白等老一代革命者，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民族情怀，“救中国”，原是他们投身 革命的始因。这一份民族情怀、这一缕救国初衷，就成了他们绝对听命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阻碍，自然也是斯大林和米夫所深为痛恶的。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者林梵在《瞿秋白之死》一文中说：

众所周知，瞿秋白自中共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后，曾出任总书记一职，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除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一事上，前后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达四年左右。

中共党史学家，历来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初 期，也就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展开城乡暴动与土地革命战争，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之际。以苏联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为了推卸自己指导失败责任，二则为了培植 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王明、博古之类留苏效忠派，因此把中共初期共产主义者，具有民族主义节操的瞿秋白、陈独秀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做为替罪羊，用尽”残酷斗 争“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

林梵这番话中，特别令我注意的，是”民族主义节操“这 句话。陈、瞿等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虽然也认同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口号，但国家、民族的意识却又毕竟是根深蒂固 的。尽管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闹革命，首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仅仅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节 操“，就使得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要踢开他们。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没有陈、瞿们的”民族主义节操“。他们的心中的确”没有祖国“而只有苏联。杀回国内 后，他们也像是苏联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如果说陈、瞿们总有着在中国闹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一种意识，那么，王明、博古们则不同。他们是从苏联的实际 出发而在中国闹革命。他们是”身在汉营心在曹“，身在中国心在苏。只要对苏联有利，只要斯大林们欢喜，牺牲全部的中国为苏联服务，他们也不眨一下眼睛。也 曾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晚年在美国所写的《莫斯大林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得好：“不成问题，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

清除了陈独秀之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米夫们着力打击的 第一对象，除了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共领袖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瞿秋白作为中共党内理论权威的身份。米夫要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中共的信条，就 必须不但要在政治地位上打倒瞿秋白，还要在思想、观念方面彻底清除瞿秋白的影响。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米夫一通声色俱厉的发言， 王明们一番吠影吠声的鼓噪，就能解决问题。何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 尤其需要在名誉上把瞿秋内搞臭。这也正是瞿秋白在政治上被闲置被抛弃后，王明团伙仍咬住他不放、仍对他进行批判、侮辱、摧残，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原 因。王明逃离上海、跑回他精神上的“祖国”苏联后，由博古执掌中共最高权力，博古从王明手中接过权杖的同时，也接过了打压瞿秋白的大棒。由于顾顺章的叛 变，中共地下组织在上海越来越难以存在，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1933年初，博古到达瑞金。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二十八个 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任上海局书记。打压瞿秋白的大棒，又从博古手中传到李竹声手中。李竹声则把这支大棒舞得更髙、抡得更狠。顺便指出，“二十八个布 尔什维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竹声于1934年6月被捕叛变，加入“中统”。接替李竹声的，是《莫斯科中 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作者盛岳。盛岳于1934年10月被捕，也立即叛变，加人“中统”。这些当初疯狂迫害瞿秋白而终于当了“中统”特务的人，得知瞿 秋白被捕后宁死不屈，不知作何感想。

话说回来，瞿秋白在政治上被踢出局之后，之所以还不断 受到王明团伙的打击迫害，也有“咎由自取”之处。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而如果瞿秋白果真从此匿影藏形，或 许王明团伙打击迫害的劲头会渐衰，因为打一只早已皮开肉绽的死老虎，自己也会感到厌烦。也许足不甘寂寞，也许是不识时务，瞿秋白偏偏仍以一支笔，强劲地显 示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价值。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瞿秋白是并未得到中央派遣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介人“左联”的。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和曾经的政治地位，以 瞿秋白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造诣，很快便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则更是在文艺理论问题上笔耕不缀。这一点已足以令王明团伙嫉恨 了。更糟糕的是，在实际的政治问题和理论性的政治问题上，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 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或对那种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或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阐释。这就必 然令王明团伙恼羞成怒。在王明团伙看来，这是一种捣乱，是一种对抗与挑战。瞿秋白过去的思想理论“流毒”已令他们头痛，岂容瞿秋白继续“放毒”，岂容瞿秋 白在精神上“另立中央”。既然瞿秋白“人还在，心不死”，既然瞿秋白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那“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就是必须继续的。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 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 异样的疼痛。9月22曰，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该《决定》强调瞿秋 白在《斗争》等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 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太？ 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决定》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展开最无情的斗 争……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30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题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 任务的社论，社论强调批判瞿秋白是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社论号召对瞿秋白要“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 “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在中央上海局主政的李竹声，忠实地、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博古中央的这个《决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一 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一九三一年初，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把我的 父亲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王明写的那本《为中共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多处攻击我父亲维它同志。父亲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若千不符合 王明一伙观点的文章，他们就诬蔑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听母亲 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并且重新提起父 亲在“八七”会议之后犯的错误。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残年”，这次的打击，可算是最后一击。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博古中央在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打击的同时，又命令其奔赴 “苏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上海已难以存身，更不意味着“苏区”的工作需要瞿秋白。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相平安无事。瞿秋白无论在哪种意 义上，都比周扬、夏衍们更有理由留在上海。一来他早已被闲置抛弃，二来重病在身。对于博古中央来说，除了作为“反面教材”而“供批判使用”外，已无丝毫价 值。但他却不能在上海养病而必须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瑞金。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博古中央为何 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 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又在博古们的眼皮底下，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 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 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由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瞿秋白的病体越是需要上海这样的环境，就越是不让瞿 秋白留在上海；“苏区”的条件越是不利于瞿秋臼的健康，就越是要让瞿秋白来到“苏区”。所谓“残酷斗争”，所谓“无情打击”，所谓“就必须消灭他”，不就 是这意思么？如果说瞿秋白到“苏区”后，身体一天天恶化，那正是博古们髙兴看到的。只有这样理解博古们的用意，才能理解他们为何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 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瞿杨结合后，十分恩爱。杨之华不但是瞿秋白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者。对此十分清楚的博古们，当然就不会同意杨 之华与瞿秋白同来“苏区”了。既然令瞿秋白来“苏区”本就是以人身迫害为目的，又怎么会同意杨之华这个瞿秋白离不开的人，不与瞿秋白分离呢？说得更直白 些，博古们令瞿秋白到“苏区”，不仅是要把瞿秋白从上海拉开，也是要把瞿秋白从杨之华身边拉开。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团伙就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不妨说， 此番令瞿秋白只身赴“苏区”，仍是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仍是要竟莫斯科时期未竟之业。

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只身赴赣，可能还有更阴暗的心理在驱 使。从被王明们脚踢下政治舞台，到离沪赴赣的这几年，某种意义上是瞿秋白一生中最快意的几年。前面说到的林梵《瞿秋白之死》中，亦的这样的论说：“自此之 后，瞿秋白与杨之华双双栖居隐蔽地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相依为命，甘苦忧患共尝，并结识了鲁迅，成为挚友，瞿秋白还搞了自始至终钟爱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 作。可谓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王明、博古对瞿秋白在上海夫唱妇随的隐居生活，仍继续进行打击。”“十分清楚，指令瞿秋白去江西中 央苏区与藉口工作需要，强迫瞿、杨分离，是当时执掌中共大权的王明、博古派对瞿、杨自莫斯科结下的宿怨，予以无情打击的继续。”这几年，瞿秋白夫妻生活很 甜蜜，与鲁迅、茅盾等人的交往，也让他品尝到真正的友情。虽然在政治上出局，虽然仍然遭受王明团伙的打击，但在爱情和友情的双重滋润下，瞿秋白的心态有了 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惬意。王明团伙处心积虑地把瞿秋白踢下去，没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这当然是王明、博古们所不愿看到的。仅 仅在全党发动批瞿，还不足以摧毁瞿秋白的这种甚至令他们嫉妒的生活状态，于是才使出了令瞿秋白只身赴赣的狠招。让瞿秋白只身赴赣，是把他从上海拉开，从杨 之华身边拉开，也是把他从鲁迅、茅盾等人的诚挚友情中拉开。

关于瞿秋白到达瑞金后的生活状态，抄几段有关人士的回 忆，或许可看出个大概。瞿秋白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曾任“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同 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为着解决苏区全部粮食问题，每一个党员和群众都6动的节省。……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 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陆定一与瞿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陈清泉、宋广渭合着的《陆定一传》，写到陆定一在“苏区” 情形时，有这样的叙述：“这个时候，瞿秋白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也到苏区来了，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 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也吃不上。慑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 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 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计划、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就由博古决定。 瞿秋虽然早不是什么髙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既如此，博古当然 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博古当然会把瞿秋白扔掉。“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 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 于髙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 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 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 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 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 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 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 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 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10个月前，瞿秋白请求杨之华同赴“苏区”而被拒绝。 当明白自己不得不只身离沪、与杨之华生离死别时，瞿秋白当然有伤心、有悲愤，但也还有着希望。这回，当得知自己不得不留下来时，瞿秋白的心，则应是寒到了 极点。吴黎平又回忆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 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 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 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想见，那 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

毛泽东愿意瞿秋白随军转移，应该是真的。有关研究者在 论及这一点时，总把瞿秋白历史上曾支持过毛泽东说成是毛此时同情瞿的原因。这样看问题，恐怕还有失全面和深入。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大搞其 “农民运动”。对此，中央上层颇有不以为然者。而瞿秋白却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1927年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党刊《向导》 上发表了一半，就被彭述之等人阻止。瞿秋白则将全文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其时毛 泽东正抱病武昌，见到这小册子，自是十分感激的。此一层因缘，当然可认为是毛泽东此刻在“苏区”同情瞿秋白并希望瞿随军转移的一种原因。但毛泽东此刻之所 以愿意带上瞿秋白，恐怕还有深层的考虑。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本是毛泽东的天下。博古们一到，就把毛泽东挤到一边。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正在积 极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力量牢牢掌握住，让与自己一样也被王明团伙打压的人围拢在自己身 边，对王明团伙内部也实行分化瓦解，这三条，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的“三大法宝”。由于王明团伙背后站着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毛泽 东已意识到，与他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迫使博古离开总书记的宝座，仴自己并没有登上这宝座，而是将同属王明团伙的张闻天扶上台。 这正是毛泽东的髙明之处。这时候，他还不敢显示出与整个王明闭伙为敌的姿态。直到近10年后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才敢于将王明团伙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打 击。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迫使博古退位从而将最重要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转移途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将 张闻天、王稼祥（也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至于瞿秋白，是王明团伙的头号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 存在本身，就对博古是一种威慑、一种威胁。何况，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是人已微而言不轻的。在转移这种特定的过程中，只要 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的话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争让自己在军中的追随者列席，这帮手中有枪杆子的将领，令27岁的博古无法招 架，最终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在遵义会议这种场合，瞿秋白也许还帮不上忙。但如果瞿秋白随军到达了延安，那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则完全可能助毛泽东一 “腿”之力。带上瞿秋白，可能在关键时刻会成为帮助自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应该是毛泽东主张带上瞿秋白的更深层的原因。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 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 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 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 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 旬，身份暴露。6月2H，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在今天回首1935年，会觉得蒋之杀瞿，实乃愚蠢之 举。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你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杀了，于共产党无损有益；不杀，则于国民党的“党国”有益 无损。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扔下瞿秋白，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客观上是如此。而蒋介石竟然真用手中的刀杀了瞿秋白，岂非又一次“中了共党的奸计”？ 如果联系到此前国民党对陈独秀的处置，人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此番的杀瞿之不明智。1932年10月，国民党捕获了共产党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结果， 只判了数年徒刑。瞿秋白被捕获时，陈独秀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房里，读书、思考、研究，生活得颇为适意。蒋介石如果真有胸襟、眼光和自信，何不把瞿秋 白也弄来南京老虎桥，让瞿秋白与陈独秀在狱中相见，甚至不妨让他们比邻而居，让他们去“共同反省”。他们如果不能“共同反省”，那就让他们在狱中继续他们 的争吵吧。陈、瞿如真在老虎桥相聚，并且能够促膝长谈，对于后人来说，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瞿秋白不是一心要研究文学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尽情研究好了。瞿 秋白不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吗，那就弄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去翻译好了。只要他不怕累死，他就没日没夜 地译吧。若果真如此，那是何等佳话。

但这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多少有些浪漫的想法。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 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巳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出头就到 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 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 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 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 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 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蔡元 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 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同志”。在 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陈独秀被起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 所谓“托派”的领袖3中国的所谓“托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空议论而已，并未对 “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

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 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 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 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 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 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 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 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 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 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虽不同于陈独秀，但也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 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内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 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翻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 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 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当然更为了与“军统”争高下，于是便星夜 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 “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瞿秋白被“就地枪决”之日，36师也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凡民十六年以后，各地共匪之行动，悉由该匪唆使，以赣皖闽粤湘鄂豫川等省之生命财产，直接间接，受该匪之杀戮焚毁者，不可以计数，其罪大恶极，已不容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