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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纯美/伪军的嘴脸/潘汉年旧部:五重间谍/沈从文有婚外情/关露坎坷人生
發佈時間: 2/1/2015 9:35:19 PM 被閲覽數: 32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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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 - 传奇

Cecilia - The Prayer - YouTube

www.youtube.com/watch?v=Id1OSUexkY4
2007年9月5日 - 上传者:ceciliasings
"The Prayer" is from Cecilia's album "Inner Harmony". This song became famous in Asia though the ...

歌词

on the path of life
mountains rise above
we've been climbing so high
to open up the sky
chasing a vision of the world
that's in your love

when the darkness falls
and i fear i'll lose my sight
i just thrill in the sounds
of beauty all around

it's your grace that will
lift me to the sun
beyond the heights
in the light

don't lose your way
it's just the hatred and the fight
in our hearts
love will lead us to the sun
beyond the heights
in the light

in the light
in the light
in the light

《The <wbr>Prayer》——Cecilia(塞西莉亚)/来自北极圈的仙音





罕见老照片:抗日战争时期伪军的嘴脸(组图)



文章来源: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实刚开始,伪军扩充得并不厉害。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实刚开始,伪军扩充得并不厉害。



但是好景不长,在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推出“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后,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日军杂志上的伪军士兵和“太君”,这绝对就是标准的汉奸嘴脸。



根据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日本的说法)”,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1945年有40万军警。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因为那时候逃亡和被改编的大多没有被统计。




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而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但指挥伪军的却是日本军队。图为汪精卫与日军在一起。



皇协军与日本军人在一起。




汪精卫。




南京伪政府。




南京伪政府。



南京伪政府。



南京伪政府。



“皇协军”与日本人在一起。



“皇协军”与日本人在一起。



皇协军。



“皇协军”与日本人在一起。



“满州国”军号手,后方可见五色的“满州国旗”。



通讯兵。



训练中的机枪队。



迫击炮队。



骑兵队的袭击训练。



高射炮队(1937年10月组建)。



简易装甲战车。



伪军接受检阅。




1938年北京南郊,3000名伪军手持团旗接受日军检阅。




给伪军分发烟的日军。



铁蹄下沦陷区里的女警察。抗日战争时,她们是沦陷区里的女警官。



北平,抗战沦陷时期的女警察在古城门前检查女士。



1940年1月14日,华北治安军(皇协军第四战区)在北平正式成立。



与满军共同作战的伪蒙军。



幼年军校学生。



伪蒙“自治军”:德王,左为李守信。



德王长子,卫兵装备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兵枪”。



完全装备的伪蒙士兵。



伪满洲国海军陆战队——枪队。



伪满洲国军队的骑马步兵队射击训练。



伪满洲国军队的通讯队驮马训练。



采用“三八式步枪”进行训练的伪满洲国军队步兵。



伪满洲国军队的野战炮队。



伪蒙军官学校,骑兵队的袭击训练。




伪蒙军官学校,执枪训练中的汉族青年。




伪蒙军官学校学生。


潘汉年旧部:中共情报史上唯一的五重间谍(图)


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上的红色间谍很多,但袁殊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五重身份的超级间谍,恐怕在世界上也屈指可数。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工。本文摘自《辽沈晚报》2009年4月23日第8版,原题为《中共情报史上的“多面”袁殊》。


袁殊平反后来到潘汉年故乡,见到了在贫困中生活的潘汉年之妹潘玉琴

中国情报史上的“多面”袁殊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重要人物。其情报经历之曲折,常常很难让外界理解,以致于长期以来极少能有客观全面关于他的文字介绍。

袁殊是中国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他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左翼文人革命斗士

袁殊,1911年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蕲春县一个没落官宦家庭。他从小就产生了改变社会状况的强烈愿望。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

在大革命期间,16岁的袁殊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留学日本,他接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3月,回国后的袁殊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左联便派楼适夷、夏衍帮助袁殊工作,鲁迅对该刊给予关注,并为刊物写文章,《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

1931年2月,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任何报纸均不敢报道。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密切配合,上演了一出双簧戏。

首先,冯雪峰寄来一封署名“蓝布”的读者来信,打听五位作家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发表;接着,冯雪峰转来两封读者来信:《作家在地狱》(署名曙霞)、《青年作家的死》(署名海辰),告诉读者,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了”。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的题目刊登了这两封来信。随后,袁殊将这五位作家的照片登出,并发表了各类人物对这五位作家被害的态度。

二人勇敢机智地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披露于社会,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国民党却无可奈何。从此,袁殊参加了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他积极发表着作和译作,在工人队伍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满腔热忱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

不久,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潘汉年将他调到情报战线。从此,袁殊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戴笠的角色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袁殊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根据组织安排充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出面组织“兴亚建国同盟”,并以此为招牌,秘密组建新的情报据点,将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

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中共避免了很大损失。

情报战绩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着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其它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

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军统迟钝的嗅觉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

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

后来,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最后的岁月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

1987年,袁殊病重,精神也极为紊乱,时常嚎啕大哭。同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红色美女加才女特工:被命运蹂躏一生含恨而死(图)


文章来源: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相信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可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她就是民国史上少有的打入日伪内部为民族生存做出突出贡献,终身未嫁含恨而死的女特工关露。网络作家福宁客在个人博客中撰文《被蹂躏一生的美女加才女特工关露》,简述关露坎坷人生。


关露旧照

关露是30年代上海滩与丁玲和张爱玲齐名的著名作家。曾写出《十字街头》主题歌、翻译了《海燕》。1939年的香港之行和与廖承志和潘汉年的一次长谈,彻底改变了关露的命运——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后来关露又打入日本人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去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的代表十几人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如果经过这次的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就在关露犹豫之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圆满地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坚决地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回到上海后,她得到两个消息:其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其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1949年以后,她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1975年出狱时仍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跟随了她43年的汉奸骂名终获平反。8个多月后,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潘汉年的纪念文章后,服安眠药自杀。

在那次长谈的最后,拉关露当间谍、自己也因此死在劳改农场的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那时,她已经意识到她走的是一条危险的不归路,只是,也许她没有意识到,她此后的人生,比她想象的还要惨烈的多……

潘汉年曾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丁玲说: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候发现,陪伴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洋娃娃。她的身边还一直保存着一张因组织强迫而写了绝交信的爱人王炳南的照片,照片背面题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下面有她的一行题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和王炳南的恋爱,可以说是关露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样的美好太过短暂。那时,关露因在国民党惩治汉奸的名单之中,已被党组织送到淮阴新四军中。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关露,定下终身,但在上飞机前一刻被邓颖超拦下了。“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上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

出狱后,关露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住在香山一间10平米的小屋。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1980年5月,她患了脑血栓,抢救过来后,手连笔都握不住。由于距医院太远,她多次请求在城里给她分一间房方便治病,一直没能如愿,最后只借给她一间11-12平米的小屋,窗户朝向东、北,冬天风直往里灌。西墙紧挨公共厕所,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暖气片不暖,另装一只煤炉。屋里放了三张单人床,连个小桌子都摆不下。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最让她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1982年12月5日,关露服安眠药自杀。她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脸色苍白而平静。小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两个小药瓶,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有人本想给关露守夜,但天实在太冷了,就锁上门,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个洋娃娃陪伴着她孤独的离去。

那一晚,在那间冰冷的屋子里,有两个没有生命的女人,只不过,一个有灵魂,而另一个没有。

我想,在那个漫长的寒夜里,逐渐变冷的,不仅仅是她的尸体!





沈从文有婚外情求助林徽因 13年后写下“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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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故事,自不多言。他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追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与张兆和结婚。

差异渐显

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后的生活,算得上如胶似漆,幸福甜蜜。但两人毕竟相差8岁,经历迥然不同,当激情退去,回归平淡的时候,两人个性的差异还是显现出来。

沈从文虽是乡下人,但天性浪漫,而张兆和却要务实得多。张兆和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这种家事的琐碎,让沈从文对婚姻有了不同往日的看法。其中,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的,就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

沈从文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而这种“受压制的梦”,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后来,沈从文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当时,高青子在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沈从文去拜访熊希龄,熊希龄不在,高青子出面接待,初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后,两人又一次相见,高青子故意按照沈从文某小说描述的情节打扮自己。高青子是沈从文的铁杆粉丝。她这样的穿着,无疑是在传达一种无声的信息。她已经含蓄地表达了对沈从文的好感。沈从文何等敏感,自然心领神会,两人越走越近。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张兆和,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地表明他对北京的一位年轻的女作家(高青子)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想到了林徽因,他想到这位才女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他在寒冷的风中落泪,赶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

求助于林徽因

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人嘛。林徽因提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而沈从文并没有挥剑斩情丝,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青子在1938年先后到了昆明,据女诗人徐芳说,当时对沈高两人的往来,流言是颇多的,主要在于沈从文早已有了家室。而作家孙陵在《浮世小品》书中,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只是,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高青子最终选择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而深爱妻子的沈从文也及时刹车了。

13年后写下“忏悔书”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为这曾经有过的波澜耿耿于怀,她说高青子长得很美,为了中止对他们家庭的干扰,亲友还为高青子介绍过对象。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年创作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10多年的情感历程,也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二姐张允和回忆,“1969年,沈从文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她(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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