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西班牙版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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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2/3/2015 2:36:46 PM 被閲覽數： 42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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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西班牙版問世

Yiwu Liao

廖亦武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西班牙版問世。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 米勒作序。各大報刊發表評論，一個多星期賣出上萬本。

序言結尾寫道——我覺得苦澀的幸福是虛擬語氣的家園。在流亡期間，你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憤怒”和“彼岸的溫柔”是相互交替的——親愛的亦武，隨著苦澀的幸福，純粹的幸福也會來的，其實它今天已經來了。


此地的憤怒，彼岸的溫柔

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


“群山是一個大舞臺， 長江和烏江盤據在遠方的包廂裏，星星閃爍的掌聲要幾萬光年之後方能傳到這兒來——戲劇、寫作和現實生活竟如此分不開，但為什麽它又如此令人痛苦呢？”廖亦武在他的獄中書裏如是說。所以他的寫作宗旨是：“為了準確地了解一種事物，你必須要變成一只蒼蠅，叮上去，嗡嗡聲很討厭，你要時時當心吃巴掌。”

“為什麽它如此令人痛苦呢？”“你要時時當心吃巴掌。”——兩句短短的話道盡真相：根植在腦裏的牢獄，只有通過寫作來掙脫。但是，一旦寫出了獄中經歷， 警察國家又威脅著，試圖把他重新送回監獄。

德文版的《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即中文版的《我的證詞》，由臺灣允晨出版公司同期推出）面世的曲折，讓我們想起50年前《齊瓦哥醫生》的出版情況。帕斯捷爾納克當年堅持要將這部名著在意大利的Giangiacomo Feltrinelli公司出版，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像是偵探小說一般了。Feltrinelli不得不采用秘密接頭的方式，去見帕斯捷爾納克的信使，並向他出示半張紙幣，紙幣的另一半在Feltrinelli公司手裏。帕斯捷爾納克在卷煙紙上寫下一則信息，而信息的內容，只有是法文時才有效——原因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竭盡所能來防止該書的出版。蘇聯政府通過訪意的作家代表團，一再要求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幹預這本書的問世。而帕斯捷爾納克本人則被迫簽署一封信件，信中他要求Feltrinelli不要出版自己的書。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阿列克謝蘇爾科夫帶著這個“書面聲明”，親自跑到米蘭的Feltrinelli公司，表示作家已經放棄出版自己的著作。Feltrinelli形容此君是只“塗了糖漿的豺狼。”
雖然曲折異常，但帕斯捷爾納克立場堅定，他不計一切代價，也要出版自己的書。

中國共產黨也通過各種手段來阻止廖亦武出版自己的書。壓力是巨大的，他被迫答應，放棄在德國和臺灣的出書計劃。然而菲舍爾出版社知道，在德國出版這本書是廖最大的願望。為了保護作者，使他不致遭到逮捕，出版社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將出版日期不斷往後拖延，雖然作者本人曾說，他寧願坐牢也要出書。好在這種情況終於沒有發生。
中國幹預廖亦武一事，慘遭敗北。不過在另一個項目中，他們頗為成功。在一場中德聯合展覽會中，本應展出德國著名攝影師的有12張照片的系列。結果在中國的審查制度下，只有兩張照片幸存下來。而德方的展覽策劃人和藝術家本人竟然都接受了這樣的做法。
在帕斯捷爾納克的時代，要耍查禁的陰謀，必須有秘密計劃和代表團的介入。今天，德國大企業的高級主管會親手處理這些問題。當北京開幕式中有人提到蒂爾曼.斯賓格勒被拒簽入境時，他們發出噓聲。這些人被經濟的利益所蒙蔽。但中方也很會給作家們灌迷湯。朱莉.車Julie Zeh（德國女作家，1974 出生於波恩）在中國進行訪問時說，她完全理解，為了防止中國 發生內戰，而把螺絲釘擰緊、盯住潛在的搗亂分子，把他們投入監獄、進行新聞審查、限制互聯網的流通這些做法。她問道，誰敢站起來要求，“立馬引入民主制度呢”。[見法蘭克福匯報，2006年11月21日，第48版頁]

如同帕斯捷爾納克一樣，廖亦武在其著作面世前夕，必須忍氣吞聲——被多次抄家，稿件反復遭到沒收，斷斷續續的軟禁及監控，他總是頑強地從頭開始。慶幸廖亦武的正直、責任、道德感，他堅持不懈，絕不放棄。
這本書的問世不僅與《齊瓦哥醫生》的長期艱難掙紮相似，就連這本書的內容，也讓人聯想到帕斯捷爾納克。《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作》為我們打開了中國的集權視窗，如同他的前一本《坐檯小姐和農民皇帝》（即《中國底層訪談錄》選譯本），把我們直接帶進發暴發戶和嗜權王國之光怪陸離的外衣下，一個將蘇聯古拉格集中營當作楷模，來管理城市、鄉村和犯人改造場所的不見光的國家，一個沒有資格被稱為現代化的有形或無形的監獄，它只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家族式遺產，卻塗抹著迷惑西方人的經濟奇跡的油彩，而它自己的老百姓卻要付出遭受鎮壓和權利被剝奪的長期代價。

上述事實是這本監獄之書的一個層面。另一層面，是它的深厚的文學功力。作者的語言既冷酷又炙熱，既憤怒又蠱惑。牢房裏的分分秒秒，虐待狂和慈悲心，出人意外地交替呈現。一個人可以同為魔鬼和可憐蟲。每個行為都極為瘋狂，對於監獄來說，又再正常不過。“看守所裏死個人，根本是家常便飯”，廖這樣寫道。
殺人慣犯和江洋大盜的殘暴沒有被淡化，相反地，通過細致的描述，他們褪下了惡魔的面目。在如此特異的圈子中，他們的行為反倒相當順理成章。作者敘述道，人性怪胎往往是病態制度本身所造成，所謂“新中國”卻沿襲舊中國“以犯治犯”的監獄傳統，使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淪為兜圈子的暈頭轉向的狗，廖亦武所表現的精湛的文學藝術，惡作劇的下面是內心的慘叫。而大便和鐐銬的實錄章節裏，總浸透著水流一般的溫柔詩意。這種混合物不僅鉆進讀者的腦袋，也在他們的胃裏翻騰。廖亦武的語言是身體的，因為它以身體去受苦。他的語言如同他自己，吞下了被剝奪、遭酷刑的痛苦，跌跌撞撞、竊竊私語，最終掙紮出了牢籠。
牢房裏的死刑犯人被稱為“活死人”。因為按中國法律，他們在等待死刑復核，等待被拉出去槍斃。比如廖筆下的“陳死人”和“小死人”，後者只有19歲。他母親曾與他通奸，當他母親與另一人也通奸時，他感到了背叛，就宰了她，還用刀子活生生地肢解。他被判死罪，他說：“捅了老鼠的窩，它都有感覺，何況人呢”，另一個死囚說：“唯一可以輸掉的就是我自己”，於是不久後，他一去不回了。
廖亦武在獄中幫不少人寫《上訴狀》，也幫死刑犯寫最後的家書或遺囑。一個死囚被帶出去，書中稱為“上路”了。這話說得挺仁慈，卻令人背脊發涼。但後來我們讀到死囚在處死前夜，被綁在另一冷冰冰的庫房被獄醫用大管子抽血，這就是“利益均沾”嗎？不知道國家要把這樣的血液賣給誰？

在牢裏每月只有兩個小時提供筆和紙，這段時間內，必須寫好十封信。完成任務後，廖亦武沒有時間來記錄任何其他東西。因此，他後來的書中情節是憑記憶重新構建的。在這些對話中，充滿了從高處向下俯沖的摩擦熱度，所有錯綜復雜的情感得以再現——憤怒、虐待狂、同情、抑郁、被遺棄感和孤獨；而外在的景觀也同樣令人焦躁不安——“犬牙交錯的月牙兒更紅了，我躺在血淋淋的犬牙裏，星星如綠頭蒼蠅，叮咬著無盡的黃昏。”

“墻外的燈光與月光混淆，一幢幢大樓朦朧地溶化在天邊，小巷子沒來由地深下去，汙穢的閃念走馬燈一般浮現了。”

關於他自己，作者如是寫道：“我聽到我的靈魂出走”，“心如死灰。”那首在6月4日臨晨大屠殺之前4小時所寫的長詩《大屠殺》，為他帶來徹底的厄運。這死亡之音裏，湧現著這樣的場景：

“代表母親嗆死孩子！
代表孩子雞奸父親！
代表 妻子謀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毀城市！“
開槍！開槍！開槍！！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軍用皮靴。”
詩句一次次地重復：

“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啊！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

他一股腦地寫，其實他在嘶喊，這首死亡之詩是一種恐怖的命令，陽痿的指揮高調，命令的反面，是憤怒，它要阻止殺戮的軍隊進城。

紙上的大屠殺後，作者無奈地寫道：“大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在鳥翅，魚腹，微塵裏進行。”

這本書裏記載了無數可怕的事實，它們在旋風般的文字下閃爍發光，沒有什麽是作者會遺漏的，這本書表現了作者博聞強記，記憶力驚人。他之能夠如此，是通過當時的細密觀察，把經歷的一切再現出來。我通過奧斯卡.帕斯提奧Oskar Pastior關於勞動營的陳述（穆勒的《呼吸鞦韆》裏有些章節采用了此人的口述資料），是一種下意識卻又細致的對“生存臨界點”的記憶。這可能與廖亦武是一樣的，那種認知在腦子裏如走馬燈一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不停地轉。腦子裏閃過“生存臨界點”，每一秒鐘都能記錄下來。一種本能的如快照般的反應，腦子在獨立、不由自主地運作著。受到傷害的神經能產生一種觀察癖。
被投入集中營和監獄裏那樣擁擠而惡心的環境裏，這種近乎固執成癖的觀察習性，能讓痛苦更為錐心，每個細節都浸入了個人的色彩，把支撐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這種觀察癖也是一種恩賜，因為它包涵著人性，並支撐甚至拯救了人性。
一個觀察者不論多麽投入，畢竟是個旁觀的客體。當被周遭的零亂和無望包圍時，冷眼觀察就成為唯一可能的精神勞動。認知這不堪的環境，是一種痛苦，但認知痛苦 又是一種恩典。

痛苦和恩典在書中交織著，彼此相互了解，它們的動力源於自我觀察。廖亦武的書是頭腦裏所導演布局的戲，它把自己經歷的作為一種自我對話和自剖從記憶中調出來。喚回記憶也是拉開傷疤，以往的經驗被放大了，之後就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在腦海裏成為一種幻象似的疼痛和膨脹的恐懼。對於這種幻象式的恐懼，廖亦武稱之為“彼岸的溫柔”。不論他在自己的故國還是在異地，這將陪伴他的一生，它永不會消逝，會不時地一再浮現。
諾貝爾和平將得主劉曉波叫廖亦武“廖禿子”。他倆是一對兒。他們兩人以各自的方式，為我們打開了今天中國的一扇窗戶。但劉曉波為了他的閃光的、為中國民主化提出改革性建議的《零八憲章》而坐在牢裏，這是他的“罪行”。那虛榮、並且極端害怕失去權力的永遠不肯下臺的共產黨，把對變革抱著希望的劉曉波送進監獄11年。這些頑鐵般的同誌，雖然顏面掃地、徹底破產，卻依然瘋狂地霸住政權，盲目頑強地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目前他們對艾未未的惡劣迂回策略，也是如出一轍的行為方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因此制造了那麽些謊言。但那些罪名是無法成立、甚至自相矛盾、隨意堆砌起來的。就如同對劉曉波的判決，連從中國法律來看都是不合法的，一派胡言。

我很高興，廖亦武沒進監獄，而到了我們這兒對他而言是陌生之地的地方。這是一種難以想象的、帶有苦味的幸福，苦澀的幸福也許比純粹的幸福更有價值，它的代價很高，但是卻讓他趨避更多痛苦。一個人不能被苦澀的幸福所承載，而是需要自己去牽引拖拉。他的心中充滿了“彼岸的溫柔”。

故鄉是人們出生並且生活著的地方。
故鄉是人們出生，長年居住，然後離開，並且總是來了又走的地方。
對於一個倖免於被跟蹤的人來說，故鄉是他出生，長年居住，逃離，並且不再被允許回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會說：“見鬼去吧”，但是，這也不行，故鄉是一個人最親密的敵人，愛它，卻又遺棄它。它仍然跟個人一樣無助，如果不是監獄的話，那可就要"小心吃巴掌”。

廖亦武短期內回不了故鄉。但苦澀的幸福是聰明的，它故意讓思鄉與和不思蜀的感覺相互混淆。它是一種絕佳的虛擬式，它明確地告訴你：假如你留在故鄉的話，你永遠不會做你所願意的自己。這個虛擬語句不再是一種願望，而是現實狀態，它能驅趕憂傷，它不離你，並經常回顧你。虛擬的大師也會經常返回的。
我覺得苦澀的幸福是虛擬語氣的家園。在流亡期間，你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憤怒”和“彼岸的溫柔”是相互交替的。
親愛的亦武，隨著苦澀的幸福，純粹的幸福也會來的，其實它今天已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