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年代，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血统论笼罩京城，这样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本文摘自2012年第2期《炎黄春秋》，作者孙言诚，原题为《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阶级路线推向极端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

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8月17日，1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15岁。

三、“破四旧”。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术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临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3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审”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帅在接见13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

“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祸起栏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栏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

女十五中红卫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7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

关于李文波之死，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最恐怖的还是栏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风霞曾撰文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义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章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量，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l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二三道防线前。十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白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八旗子弟”

“文革”期间干部子弟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一个远未得到重视和研究的课题，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子承父业走上领导岗位，这个课题因此与中国改革大有关系。

杨菁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小朋”的人，她曾是“文革”初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也许就是“联动”成员）。她从浙江回到北京那所带走廊、有荷花池的四合院后，家中立即成为同类年轻人的聚会场所。那是一个艰难有日子，他们相互同情、相濡以沫，在一起谈论文学艺术，传阅“四旧”书籍，并“以看破红尘的口吻，自我解嘲，又不无辛辣地抨击着我们似懂非懂的政治”。（杨菁，1987：47）同是京华沦落人，杨菁从中感到温暖和关爱。但很快，她就对他们那种留恋过去、绝望未来，对现实愤世嫉俗、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产生了怀疑。“起初，我觉得他们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尽管思考深刻，争论热烈，却不会做任何事情。后来，又发现他们缺少罗亭那颗真诚炎热的心，一度在他们心中燃起的那个热爱真理的火焰已经黯深究，虽然还没有熄灭，但它既不能温暖自己，也不能照亮别人。”（杨菁，1987：50）

第一是鄙视劳动人民。“他们大多在浙江农村插队，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天台山的古梁飞瀑、琼台夜月和国清寺的晨钟暮鼓，而对那些辛勤耕作的农民却嗤之以鼻，不加掩饰在嘲笑他们的‘愚昧’、‘粗俗’，菲薄他们的劳动。”（杨菁，1987：50）

其次是今朝有酒人今朝醉的挥霍。“不管是谁，只要有了钱，就去‘新侨’、‘老莫’、‘和平’等餐厅饭店大‘搓一顿’。眼巴巴地吃了上顿没下顿，偏要‘拔份子’，一花就是七八十元，甚至上百元钱。他们这种做法常使我想起八旗子弟的败落来。难道我们竟真的这样没出息吗？小朋他们热衷享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自己的高贵和与众不同。”（杨菁，1987：52）

革命者大多是农民出身，刚进城时闹过许多笑话，连自来水水龙头都不会使用，但很快他们就像接管政权一样接管了文明社会拥有的一切，生活方式日益高雅精致，“周末舞会”、“内部电影”、“避暑”、“休假”之类农民闻所未闻的玩艺儿成为他们生活的必要内容。当农民们把自己的孩子取上“解放”、“建国”甚至“援朝”“跃进”之类的革命名字时，如今已不是农民的领导们却纷纷为自己的孩子取上“青青”、“亭亭”、“姗姗”、“媛媛”这类“资产味”十足的软性名字。这些孩子中的多数进了专门为他们开设的“贵族”学校，到“文革”时，他们已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地不再属于父辈们的世界。农民当然是愚昧、粗俗的，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聪明、精致起来，所以才有革命一说。然而，如果享受革命成果的农民及其后代也鄙视农民，那么这场革命恐怕不能算是真正成功。所以才有毛泽东以“反修防修”为名发动“继续革命”，他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给一个领导干部的女儿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吗？名字是形式，接下来的是让他们回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谁愿意在走出“愚昧”“粗俗”之后再回去？他们当然成了“文革”的阻力。

告别这些朋友后，杨菁到宁夏“西大滩”劳动，农闲时到“五七中小学”学习，语文老师在讲过《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后，用文中的观点对每个学生的家庭进行“阶级分析”，指责这些来自北京的沦落子弟们说：“你们家是不用像农民一样一分钱一分钱地计算生活的”。（杨菁，1987：105）这当然引起这些学生的抗议。但结合小朋们的行为想一想，谁又能说地位和经济水平不在影响着人的政治态度？杨菁不也想到“八旗子弟”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八旗子弟”。“八旗子弟”所属于的世家贵族延续了近三百年，等到晚清破败时，他们早已过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周期，而“新贵族”们才不到20年，父辈们的“愚昧”“粗俗”还没有脱尽，大量亲属还生活在底层农村，还没有能修炼出一代贵族。也正因此，他们的表现就特别令人叹息。有一次，一个正在走红的总后负责人的独生子来找小朋，父亲是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的宵小之徒，儿子也是当时那批“衙内”中的的声名藉的歹徒。

他来找小朋，我们都劝小朋不要见他，可小朋犹豫了一下还是出去了。……只见他俩站着谈了一会，他放肆地拿起小朋的辫子吻了一下，然后丢下两张拾元的钞票趾高气扬地走了。小朋的脸气得铁青，把钱扔在地上，一面不住嘴地骂着“混蛋”，一面气狠狠地跺着扔在地上的那两张钞票，嚷着找火柴要把它烧掉，可是气头一过，小朋又拿它去买东西吃了。（杨菁，1987：53）

无法知道“小朋”们后来的命运，可以肯定，当他们熬过苦难“沐世职”之后，鄙视劳动人民的观念恐怕只会强化，落魄时都没有把劳动者当回事，何况官复原职之后？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方式却会变化：既然朝朝有酒，今朝醉不醉也就没有意义了。他们更不会为“两张拾元的钞票”而丢失尊严。假如如此秩序再延续几代，“小朋”们的后代也可能真的能显出自己的尊贵。

毕竟是他们

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邓力群，1998：202）1964年7月5日，毛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场有关培养接班人和教育革命问题的著名谈话。1965年8月20日，毛就这一次谈话对薄一波说：我跟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毛远新讲：你们啥事也不懂，马牛羊，稻梁菽，麦黍稷，什么都不懂。你们到农村搞一个冬春。毛远新是我的侄儿，成了大老爷了，不好。（薄一波，1997：1197、1201）结合杨菁对“小朋”等人的描述来看，毛泽东的判断一点都没错。

但是，“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20出头的毛远新即被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又兼任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书记，成为东北地区的“太上皇”。少年得志，免不了盛气凌人。有一次看篮球赛，看台上挤满了人，毛远新坐的那排领导席只有他一个人，浑然不觉周围的人对他侧目而视。

原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伯伯的儿子从后面走上去，直挺挺地站在毛远新面前，横眉冷目地盯着他，大声地问：“你叫毛远新？”“他做出一副不屑理睬的样子打量着这位老同学。”“不认识啦？”这位老同学阴沉着脸，闷雷一样地吼着，把手伸过去按住毛远新用脚踏着的一把椅子背，猛地一扯，将他扯了一个趔趄，老同学扛上椅子扬长而去，毛远新在一片奚落声中神色狼狈，不知所措。（杨菁，1987：312）

毛远新毕竟年轻，遇到这样的事似乎也毫无办法，杨菁没有说到小赖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其实，毛远新既可以盛气凌人，小赖当然也就可以羞辱他，江山本来不是毛泽东一人打下来的。

赖传珠是井冈山下来的上将，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派人探询，先后四次用专机调请全国专家会诊。1965年病逝，躲过了一年后的“文革”，他的儿子是清清白白的“革干子弟”，行为就可以少受约束。鉴于毛远新的行径，小赖的恶作剧令人解气。但说到底，他们行为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毛远新可以骤获高位，眼空无物；小赖可以赖父荫羞辱毛太子，扬长而去，原因只在于他们都不是普通人。

高级官员被捕入狱乃至屈死监中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他们的子弟有时反而可以为所欲为，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而后者一般却属于“纨裤”子弟的劣迹。“刑不上大夫”是古中国的传统之一，它很容易延伸为“刑不上大夫之子”。“1984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李锐，2001：45）胡乔木之子也被抓起来，说明中国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但抓一个诈骗犯也要日理万机的中央书记处讨论，判别刑后不久又可以出狱，又说明法制化建设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