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卷进国际局势并扮演关键角色，外交的意义就随之凸显。甚至可以说，外交问题也就成为了内政问题。这也正是习近平所称的“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立意所在。但是相对于局势大体已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则艰险得多，有太多的阻碍和不可测因素。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环境，与中共在执政前的国共逐鹿战争颇为相似。得益于毛泽东的谋略和手腕，中共扳倒强大的国民党，而现今的习近平或许正在使用毛泽东的策略。如果当时中共的胜利能够重现，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胜利崛起。

　　外交即内政 中国急欲拓展空间

　　在国际舆论场，中国在2014年的表现极为引人注目，不论是值得乐观的举行APEC会议等大动作，还是令人忧虑的中国在全球的投资布局所遭遇的挫折。两者其实是相伴出现，互为因果。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困境，中国全面崛起所产生的强大需求和动力，中国决策者急欲拓展海外空间，助推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优化配置和博弈。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和所扮演的角色都将因此产生某种“质变”。

　　习近平毛泽东画像

　　现今，中国的利益与其他各国利益相联结，可以说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两者密不可分。此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只会导致更深层次的融合，两者将形成更为敏感的共振。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仅将助力于而且将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的整体发展。后者亦然。那么对中国来说，治国理政就不能只将眼光放在国内，“外交即是内政”。这可能也正是习近平多次在正式场合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习近平和李克强乃至张德江等决策层领导在2014年同时发力于外交工作的原因。

　　不过，与决策层的迫切感和雄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旧格局旧势力的阻滞，他国内部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前者体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对中国崛起的忧虑、警惕、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联手遏制。后者体现在墨西哥、斯里兰卡、希腊、缅甸等地时政局势动荡对中国投资计划的干扰。当然还有中国与周边诸多国家所存在领土争端。这些本来都是外部因素，现今却都是能够影响乃至决定中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

　　其中，第三点尤其值得注意。据悉，自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参加或指导的有关外交的会议一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说明中国决策者将周边视为己方未来外交重点。相对于美国的遥相遏制，周边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利害。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敏感问题，保持局势可控，与周边建立稳固的合作发展机制，还要在这一区域扮演符合自身定位的角色，通过合作等方式争取更大的利益。

　　因应于周边国家对中国持续已久的非理性行为，习近平等领导层上任第一年一改以往惯性，做出了一些带有一定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姿态，导致东亚、东南亚一时颇为紧张。但随着双方逐渐趋于克制，又使局势稍缓。而现今，虽然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旗帜下频频涉足中国周边事务，甚至公开挑拨争端，但该地区的向好态势并未因之出现转折。这体现在中国与日本、印度、越南等国家高层交流疏通机制的建立和常态化。

　　尽管如此，近年来频频解读中国宏观战略并得到中共认可的政治学者郑永年表示，今后十多年（中国）外交最艰难。这一说法得到很多观察人士的认同。中共新领导层上位刚满两年，就已经大体奠定了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却缺乏如此般的决断力。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遭中国压制 日本会否“弃菊扬刀”？》指出，当前国际格局中的“一极”美国之所以忽略“宿敌”俄罗斯、动荡的中东北非和恐怖主义，而将矛头转向中国进行遏制，是因为该国意识到中国将要实现的是全面崛起。作为当前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美国，自然会十分忧虑。

　　中共或将复制扳倒国民党故事

　　有观点认为，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来看，当前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爬升，颇为类似中共在执政前期与国民党逐鹿时的场景。当时的中共经历毛泽东权力整合和全党整顿之后，焕发出较强的政治能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尚未占有大城市，但是也拥有数量乐观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逐步夺取了全国政权。

　　客观地说，奉行实用主义的毛泽东对中共全党的控制力、战略谋划方面都要强于蒋介石。这也就体现为中共相对于国民党的竞争优势。在国共争雄4年里，除了军事层面的较量，中共能够扳倒强大的国民党，还得益于其极为出色的统战策略。一方面国民党方面追求一党统治排斥异己，冀望武力统一；另一方面中共却很注意团结民主党派、社会舆论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国共易势。

　　诚然，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主要倚靠的还是军事胜利，但其包括宣传在内的统战策略却也起到举足轻重的实际作用。而这种统战体现在如今，将中共换位为中国，就是中国的外交。从某种角度来理解，当前中国所争取的国际地位，就是当时中共所争取的国内地位。如果当时的胜利能够复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胜利崛起。

　　当然，也不能将国共之争简单地类比为中美之争。中国的崛起并不表现为中方压倒美方，这种竞争也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的方式。中共新领导层上台后，很多国际观察者表示中国外交带有很强的侵略性，但是如果和美国对中国的动作对比，甚至和一些中国周边小国相比，或许就会很容易理解这种所谓“侵略性”其实是被有意放大了。而且如果观察历史案例就能发现，大国崛起往往都伴随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一方面是既得得益者对后来者的抑制，一方面是新势力对相应资源、地位的需求和争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大国崛起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战争，毕竟军事也是一种外交手段。美国所施展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就并不避讳其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处理彼此之间的领土争端时，军事动作也屡屡成为先行者，并且逐渐成为主要外交手段。这或许也正是习近平在2015年初召开全军外事工作会议的原因。

　　在此次会议前后，中共做出举行抗战纪念日大阅兵的决定。此举其实也是一种军事外交动作。既然军事方面的较量是国际“潜规则”且不可避免，那么中方也没有必要自缚手脚。不过各方都要警钟长鸣：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中国也一直在强调自身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崛起，但也不可低估其在捍卫国家正当利益的决心，尤其是当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越来越多得依赖国际环境的时候。

　　在2014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陈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后，紧接着就强调“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在提出“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之后，紧接着就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表明了中国的原则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