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的政治雄心：要做“国家企业”

　　事实上，像安邦一类的大企业不在少数，虽然名为民营，却也或多或少地与当局保持某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与国营的界限已经很模糊。这主要得益于金融市场和股份制的发展，使国家、企业、组织、个人各方利益交织在一起，结成利益共同体。例如阿里巴巴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是却拥有包括国有企业与红色后代的投资，其企业领袖马云尽管声称与政府“只谈恋爱不结婚”，却又与中共决策层保持着政治层面的友谊关系，并且要做所谓的“国家企业”。可以说，马云的阿里巴巴与国企已经没有分别。

　　创建的阿里巴巴的马云获得中共与民间普遍认可

　　多维新闻此前曾有文章《政商体系重构 “资本家”坐第几把交椅？》指出，商人具有自私和趋利的天然属性，与讲求公共性的政治活动构成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共在历史上已经对此有过持久深入的批判。而在另一方面，商人又是先进生产力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中共亦已通过改革开放予以证明。如何处理商人即资本的这种两面性矛盾，也是建构现代政治体制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客观地说，以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表自居的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中并未很好地实现这种驾驭资本的平衡，也就是既利用其发展生产力的有利方面，又防止资本对权力的干涉和腐蚀，进而对公共利益造成伤害。

　　其实不止是中共，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时刻面临在新形势下如何维持这种动态平衡的难题。这些国家大多在遏制官场腐败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但是很难完全避免资本与权力的“联姻”。比如，奉行多党制的美国等国家背后都有若隐若现的财团。而且资本还可能以影响舆论，乃至由委托人直接参政等方式影响行政决策。如果形成托拉斯，更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与美国有明显区别。中国执政团体从不担心资金的问题，一是党国一体，资本互通；二是政府握有大量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中国正统意识形态始终对资本（主要是国营之外的资本形式）保持高度警惕，这也体现在中国高层政治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共十八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总数接近400，但是几无一人具有民营商人背景。

　　尽管如此，资本对权力的侵蚀和干预在中国的情况仍然比西方国家严重得多。在高层体现为国企在政府行政部门制定决策时的话语权，在中层和基层体现为行贿受贿所导致的腐败。比如，四川和山西黑金商人刘汉和张新明被称为地方组织部长，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与丁心羽，薄熙来与徐明等结成结成利益共同体。不过，这些现象在十八大后的反腐改革之后得到明显遏制，取而代之的是以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新的民营企业，以及与政治之间的新的关系形式。

　　习近平破解“权力”与“资本”迷局

　　这种新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大企业与政治的长期利益达成一致。这些大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力，提供税收和就业岗位，多样化的参股形式能使其营利惠及普通民众，间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而且其利益与国家整体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双方在得失进退方面保持同步。此时的民企与国企的效用已经并无二致。

　　另外也不能低估中国企业家的感情因素。中国人相较于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过于感性以及由此生成的爱国主义，这体现在自近代以来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改革、革命、抗战、建设持续不断的无私援助。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虽然不乏一大批带着“特权”或“原罪”投机取巧而暴富者，腐蚀了政商生态，但另一部分凭借真本事白手起家者走得更远，而且在当下日益展露头脚。这些人不仅得到执政者的认可，而且在新的政商和社会生态下会更加如鱼得水。一般而言，起步于社会底层的精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社会责任感，这也与中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文化相符。随后就会产生与执政者之间的高度默契。

　　近年来马云的很多动作都带有为执政者分忧解难的公共性质，比如免费帮助完善铁路订票网站，成立1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基金协助香港青年企创业，马云也曾表达过对台湾的这种意向。除马云外，香港商人王靖在拉美投资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在2014年末正式开工建设。另一位香港商人李嘉诚在中国大举撤资的同时，也展开了对欧洲的大布局。同样背景神秘的安邦集团固然在中国国内跑马圈地，同时也在国际领域鲸吞虎噬。继在美国、欧洲下手之后，安邦近期被称将控股韩国东洋人寿。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种国家与企业目标一致的现象在政商利益一体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在接受过阶级斗争论的意识形态洗礼过的中国却难被接受。当然，并不排除商人们这些动作完全出于追逐私利的可能，但客观上确实与当下中国的对外大规模投资战略相契合。那么，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商业利益、爱国主义、中国的曲线战略还是其他，或许还将由时间来给出答案。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如果习近平能够安置好马云所代表的一批以民营企业起家的“资本家”，也就意味着解决了“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这了矛盾其实是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