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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不上周永康？刘汉蹊跷遗言背后(图)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5-02-11

        

　　“黑老大”刘汉已被执行死刑，但他的“遗言”却流出了多个版本。其内容的主旨立意分为官方公布的“认罪悔过书”，及媒体放大镜下的“最后呼冤”。截至发稿前，有关刘汉临死前的相关报导，官方还未作任何回应。但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外界关注的焦点已有所转移。刘汉案被称为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案的外围第一案，其判决也被称为周永康案的方向标。有评论认为，从刘汉罪名中并没涉及周永康有关的行贿罪，到扑朔迷离的“遗言事件”，反常的现象或预示着中共对周永康的判决结果。

　　2月9日刘汉等人被执行死刑。2月10日，大陆湖北媒体《楚天都市报》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刘汉临刑前获允在咸宁市看守所中专访刘汉。报道称，8日下午7时，在咸宁市看守所媒体方面与刘汉进行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谈话。刘汉的最后遗言说：“我犯了很多错，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危害性，对企业对社会，我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我有罪！”，“希望我的案子，能让世人警醒！”这是刘汉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而，在湖北卫视播出刘汉等人伏法前会见家人诀别的片段画面显示，刘汉在签署执行死刑的送达回条上，清楚签下“我无罪”三个简体大字，这无疑与上述刘汉的“忏悔”相悖，网民发现后把画面截取下，并在网上热传。

　　刘汉死不认罪？《楚天都市报》捏造事实？一时间引发舆论热议。外界观察注意到，《楚天都市报》的采访报导全文总数仅500余字，与其长达近4小时的采访时间明显存在巨大的落差。刘汉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究竟还说了一些什么，是否有牵出更多不能让公众知晓的内容等等，都引起业界各种猜测。有观点指，刘汉不想给自己的家人添麻烦，所以可能不愿谈及敏感话题；也有说法认为，刘汉可能是谈到了不少敏感内容，但暂时不适宜见报，媒体主动做了自我审查；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媒体可能采取放长线钓大鱼方式，先给500余字，吊吊读者胃口，随后就是“放大招”，把各种震撼内容做成饕餮盛宴奉上。

　　与此同时，刘汉的“黑道”人生在迷雾中落幕了，但或许也是拉开了周永康案件庭审的序幕。新华网消息称，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的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执行死刑。几项罪名中唯独没有没涉及与周永康有关的行贿罪，而且中共官媒报道时，也常刻意避开刘汉和周永康的关系，引人生疑，毕竟周永康与刘汉之间的密切关系已是公开消息。

　　据陆媒报导，刘汉不仅与四川省、海南省、河北省多位部级大员有关系，特别与周永康家族关系极其密切，与周永康之子周滨是生意伙伴。有报导指，刘汉黑社会团伙的枪支弹药都是从政法委来的。而刘汉手上的黑社会武装，则是周永康手上的一支私家军。有媒体曾经披露过周滨利用自己同学、周永康前部下等关系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政商网络，涉案金额高达千亿。据接近刘汉案件的人士介绍，刘汉曾表示，此时已经调任北京的周滨父亲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要照顾好周滨”。刘汉因为与周滨的关系获益颇多，短短数年间，从一个“操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身家百亿的新贵。

　　另一方面，从2013年3月13日，刘汉在北京机场被抓到近日被最高法院核准该杀，前后大约不到两年时间。有评论指出，以刘汉罪名之多，涉及人员之广，卷入周案之深，中国司法当局几乎是以大跃进速度处理了刘汉，个中缘由引人联想至周案。审理周永康前处决刘汉是否是“杀人灭口“？由此释放轻判周永康的信号？目前来看，此类观点还不足以成立。

　　据公开信息显示，当初在五个法庭同时审理刘汉团伙案时，刘汉、刘维在内的5人被判处死刑，5人死缓，4人终身监禁，22人有期徒刑。但作为刘汉的主要助手、原汉龙集团总经理、集团实际操盘手孙晓东并没被审理，而是被“另案处理”，显示该案只是“暂告段落”，并没有终止。据了解，法庭上孙晓东只是以证人的方式出庭，而且陆媒还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央视还将其面部进行了马赛克处理。有评论指出，当局对孙晓东明显是一种暂时保护下来的处理方式，这与被称为薄熙来“财政部长”的徐明几乎一样。分析表示，此举或是为了随时升级周永康案，也让孙晓东成为揪出与本案相关的“老虎”时可以出庭的证人。

　　目前，周案已经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能否打破“死刑不上常委”成为了外界聚焦的核心问题。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剖析，鉴于官方通报中提及的“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故而周永康有可能面临死刑或死缓判决。但多维新闻此前评论也表示，单从刑法规定来看，泄漏国家机密罪并不致死。至于贪污、受贿、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危害国家安全等刑事罪责，虽然罪可致死，但是就现实政治来说，死刑的概率在综合考量后也变得微乎其微。但即便从法理上周永康不会被判死，但是抛开法理，周永康被判死一百次、一千次也不为过。首先，作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周永康知法犯法，带头违法，理应罪加一等。其次，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期间，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诟病为“法治最坏的十年”。其中，强力维稳、运动治警、司法停滞等“罪证”历历在目。诸如此类的“罪证”，让判死周永康变得实至名归。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中文电视驻华盛顿报导称，1月28日，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发表演讲，谈到周永康案。陶凯元说：“其实答案非常简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现在案子还没有到法院，可能大家知道它现在的程序在检察院。”对此有评论称，对周永康案如何审理，中共在投石问路试探外界反应。但事实上，从官场反腐、军队反腐，再到日前由安邦集团和民生银行的股权纷争引起外界提出的“中共开启了经济反腐“之说，习近平在十八大上台至今两年的时间里，已经给世界展现了足够的敢为天下先的政治勇气。对于周永康的审判方式及结果，中共应会按照其既定的步骤走下去，小心翼翼的“投石问路”之说并不符合习近平所展示出的反腐魄力。所以，在周永康的问题上，习近平不妨也步子迈得大一点。保守的死缓处理，诚难化解公众之怒，也相对便宜了社会危害度如此之大的周永康贪腐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