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传

于浩成：邓力群与我交往记实



2015年2月16日

 
    昨天，2月11日下午，读到《北京青年报》，获知邓力群已经因病去世，享年百岁。报道中给他加了不少头衔，如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胡耀邦去世后有人曾经希望给胡耀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我现在讲一讲我同邓力群交往的经过，讲一讲他是怎样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由右跳到左的。
    
    我同邓力群的相识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他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秘书，被派到公安部，帮助谢富治总结四年政法工作的教训。当时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还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邓力群来公安部以后，部里派了办公厅主任刘复之和研究室主任俞雷，群众出版社总部编辑于浩成帮助邓力群写这篇文章。邓力群一开始听我们汇报，俞雷讲各地发生的案件，尤其是讲到有些地方饿死人的事实后，对邓力群触动很大。邓力群听后就开始口述总结报告。记得他离开了座位，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边走边说。
    
    他说这四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政法部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犯了左倾的错误，他讲了很多事实。他讲的时候从容不迫，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当时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佩服，觉得此人确实不愧是一个大的理论家。当时正在召开全国政法会议，各省市三长即公安局长、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都出席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在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讨论时非常的热烈。但此时忽然传来，毛主席看到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很不高兴，立即下令会上收回了这份文件。
    
    在此期间，邓力群曾经与我个别谈话，当时他还兼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他跟我讲今后红旗有一些什么内部资料可以发给我。群众出版社有什么内部资料也可以跟他交换。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这个研究室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后来增加了邓力群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陆陆续续从五七干校返回原机关工作。那时，我被公安部下放在葛洲坝，在那里工作了有半年之久。当时一块去的还有公安部一局的一位处长，叫白浩。听说，他的老婆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搞人事工作。白浩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调到那里去工作呢？我说我认识邓力群。他们就和邓力群谈了这件事，邓力群也同意我去。当时，文革期间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邓力群说要等待一段时间再考虑调动。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邓力群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当时，他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主要是他们院里边的一些人参加，院外也有些人被约参加。当时公安部幼儿园主任田大姐，正好调到社科院工作，他就跟邓力群讲了我的情况。邓力群约请我也参加这个会。1979年6月22日，下午我在双周会上将张志新在死以前曾经被割喉管的事情讲出去了，当时大家听到后都十分气愤，第二天《人民日报》理论部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有这封信的原件：
    
    于浩成同志：
    
    昨天，在社科院双周座谈会上听到了你的发言。其中谈到几个重要情况：
    一、辽宁省公安厅监狱在枪决人之前切气管的详情（包括怎么搞起来的，切了多少人的气管）；
    二、出卖张志新烈士的告密者的情况（包括现在当了什么官）；
    三、广西南宁市那位教育局负责人打死了人，升了官，而又去主持受害者的追悼会的详情。
    以上几点，请你分别写成材料，拟在本报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加以揭露。不知尊义如何？请考虑。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理论部
    
    六月二十三日
    
    随这封信，还有人民日报王礼明给我写的一封信，请我为《人民日报》写稿。
    
    在双周会议的期间，我认识了刘宾雁和严家其，从此，就成为好友。后来，邓力群又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时，为了解决党委不得再审批案件的这个问题，他负责给中央起草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加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的通知，后来被称为79年的64号文件。为了起草这份文件，邓力群约了我和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李步云，刘铁年我们四个人，由我来担任组长。
    
    这件事，后来让凌云副部长知道了，他曾经找我谈话，说邓力群叫你去怎么也不通过我们。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说你去吧，有什么事你回来汇报。这份文件起草后，邓力群找胡乔木，找了很多人参加座谈，修改。最后定稿报中央批准。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认为这个文件是政法部门工作以来最好的一份文件。可是后来，这份文件并没有编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的汇编。看起来这个问题，当时在党内还是有争论的。我回到部里以后，办公厅的副主任席国光找我谈话，说你们起草的这个文件不要党委来审批案件，这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我说这个是中央通过的文件，恐怕谈不到什么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吧。
    
    后来，我因为在报刊上，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言论，引起了邓力群、胡乔木的注意。1981年4月7日下午，在纪念邓初民的座谈会上，我和严家其都出席了。在会上，邓力群看到了我们，他就派秘书来找我们两个讲，说散会后留一下，力群同志有话讲。散会后，邓力群对我和严家其讲要多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4月20日下午，邓力群派人打电话来，叫我去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办公室谈话。邓力群讲，你最近写了一些文章，有的写的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全一致。有些话，你虽然说的对，但是中央还没有表态，你就讲了，这是不对的，讲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能比中央更聪明。在他同我谈话期间，胡乔木来找邓力群。胡乔木见到我以后就跟我讲，说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并且认识我的父亲董鲁安，说我长的面貌还很像，保留了董鲁安的轮廓。胡乔木说你的父亲，我们在建国初期曾经在一起非常好，怎么样怎么样，他也说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看起来当时他们是想劝说我，劝说我能够回到他们所谓的正确立场上去。后来彼此就渐行渐远了。
    
    1981年，邓力群也搞了一个研究室，原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被撤销。当时，这个研究室把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的言论都印发了出来。后来，我因镜报的事件而被罢官，事实上同邓力群的这个研究室发的几份文件大有关系，因为公安部最担心的就是我成为自由化的典型人物，怕吃挂落，所以，当时给了我比较严厉的处分。胡耀邦下台后，邓力群、胡乔木为了贯彻反自由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名单，由邓小平看过，交付赵紫阳来处理。
    
    在1987年暑期的北戴河会议上，王若水，吴祖光被定为劝退，张显开除党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职务。要研究于浩成、戈扬、管惟炎等时，据说讨论快到中午饭的时间了。赵紫阳就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已经到了吃午饭了，会议暂停，下次再谈吧。结果下次的会，根本没有开，因此我们几个算是逃过了一劫。
    
    1987年以后，我和邓力群再也没有任何来往。
    
    最近几年，邓力群可能是因为年事已高，所以很少有什么活动，只是听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书中点了我和张显扬等人的名字。书中也给他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中央知道后，严令收回，因为中央曾有不准领导干部在外面出书的决定。
    
    回忆过去这些事，我也不想用左啊，右啊这样的概念来说邓力群。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一种习惯了。原来邓力群是比较右的，是比较实际的，比如说关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这件事是我最早提出来的，邓力群也很赞成。否则，他也不会找我帮助他起草这个文件。还有一件事让我很惊讶，在起草这个文件时，他还跟我们讲，即使犯人被关到监狱里边，但是他的选举权没有被剥夺，因此，应该设立流动票箱，到监狱去，让那些犯人来投票。当时我说邓力群同志确实思想还是很先进的。想不到后来搞了那么大的一个转弯，邓力群成了与胡乔木并列的“左王”。关于他的转变，我想了一下，我认为，邓力群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一心想取代胡耀邦，成为党内的总书记，因此的话，他就是拼命的向左转，以取得邓小平跟陈云的信任。看起来这完全是权利斗争的需要，争取“上位”的需要，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需要。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自由化运动，都是邓力群和胡乔木两个人建议实行的。
    
    胡乔木始终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邓力群后来是一左到底。邓力群去世了，但是，加给他那样一些头衔，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说他是优秀共产党员，我想只要举出一件事就够了，就是他在延安同李锐老婆范元甄通奸这件事。
    
    这说明，他在私德方面有亏。
    
    2015年2月12日
    
    于浩成口述，史义军整理，
    
    来源：共识网

雷鸣声：中国黑社会做大背后的官权魅影




201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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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9日上午，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遵照最高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罪犯刘汉、刘维、唐先兵、张东华、田先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消息一经公布，中国举国哗然，主流的声音不是愤怒和抗议而是拍手称快。当然，对于那些尚逍遥法外的黑社会成员以及和黑社会如胶似漆的官员而言，这绝不是一条好消息。

    刘汉兄弟以被执行死刑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打黑除恶斗争应该划上句点，事实上，被拿下的黑老大寥寥无几，大多数黑老大依然还在或明或暗地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刘汉等人之死之所以让民众拍手称快，是因为不管是依照法律还是传统的道德，血债累累他们就应该走上这条通往地狱的捷径。

    刘汉等黑社会头目虽然被执行死刑了，但此案留给人们的反思空间却很大。刘汉等人为何能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黑金帝国？这背后绝不是他们的个人能力所能解释得了的。刘汉的崛起，和他的善于钻营和心狠手辣都不无关系，但最核心的因素则是因为他得到了官权的鼎力支持，成功实现了和官权的结盟。

    众所周知，刘汉最大的权力靠山就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在“九龙治水”的胡温时代，可以说是权力顶天的人物，虽然排名靠后，但实际权力却绝对在前三位之内。刘汉因为通过低价转让项目的方式讨取了周永康之子周滨的欢心，从而间接得到了周永康的支持，这使得刘汉能纵横商界和黑道，最后还能跻身四川省政协常委席位，被称之为四川的“地下组织部长”。刘汉政商黑通吃，可以说是中国各地黑老大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清明的时代民众都安居乐业，恶霸并不多见，即使有，也会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时代虽然政治环境恶劣，也不存在黑社会组织，罪恶的人往往是那些有权的官员，民间的恶人再恶也不至于做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也就是在“六四”大屠杀之前，民风都非常纯朴，告别了毛泽东时代的窝里斗，而在那之后，官场迅速腐化变质，而民众之间的和谐程度也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黑社会开始兴起，开始的时候，黑社会只是干些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等勾当，到后来，他们发现，承揽项目来钱比较快，很多黑社会组织便摇身一变，成立了公司，甚至是集团公司。

    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明明知道当地的黑社会情况，为何还要允许他们一步步做大？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有很多好处。首先，不得罪黑社会自己可以安全很多，很多黑社会成员已经摸清了官员住址以及家小在哪里，官员担心打击黑社会引来报复；其次，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黑社会具有超于官方的震慑力，很多官方谈不下来的事情，让黑老大去谈，往往能收到奇效，因为民众怕黑社会；再就是，即使有个别民众谁都不怕，官方可以安排黑社会将其干掉，然后警方假意立案调查，最后以查不出真凶为名不了了之。

    不难发现，在中国，几乎每个地方尤其是县乡这两级政府都被黑社会绑架了。黑老大和党政官员经常在一起推杯换盏、谈笑风生。两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黑老大或者身边的小弟一旦犯了事情，只要不是人命关天，往往都能通过官方的关系摆平，至多只是花点钱，实在需要坐牢，也只是找个替罪羊或者象征性地坐一两年，然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重获自由。

    刘汉原本就已经触犯了法律，有案在身，然而他通过周滨联系周永康，轻而易举地将案子抹掉了。其他地方的黑老大因为冒犯了他，本不够判死刑，也因为周永康的斡旋而将别人兄弟两双双判死。再就是，刘汉指使身边的小弟枪杀抗议征地和拆迁的平民百姓，结果小弟很快便走出了看守所。刘汉既是四川的黑老大，何尝不是中国的黑老大？以他的财力，他的人脉资源以及作恶数量，恐怕没有第二个黑老大可以同日而语。

    曾几何时，薄熙来在重庆发起打黑运动，重庆打黑原本让当地民众和外界耳目一新，但是，打黑后来打偏了，很多无辜的商人都被以黑社会名义打掉，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事实上，在黑社会日益猖獗的今天，全中国都需要来一场打黑运动，不仅要打掉黑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要打掉他们的保护伞。

    在中国，不管你是经商还是玩黑，要想做大，就必须和官权结盟，前首富黄光裕、山西首富张新明以及刘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黑社会做大之后，黑老大的身份一般都被洗白了，他们不仅有商家头衔，还有政治头衔，要么人大代表，要么是政协委员，甚至像刘汉这样当上四川省政协常委。

    中共政法王周永康是刘汉黑社会组织做大背后的最大推手，没有周永康的支持，刘汉绝不可能有此前那般呼风唤雨的能力和风光无限的人生。在周永康尚未倒台的时候，民间有精通相术的人士就私下里称周永康的长相具有凶恶、贪婪的特征，并预料面带戾气的他将不得善终。果不其然，周永康最终在民众的期盼声中倒台了，不少人感叹：“真是老天有眼”。

    周永康虽然倒台了，但最早实名举报他的罪行的人权律师浦志强不仅未受到奖励，反而被周永康的继任者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并面临审判，这说明黑社会组织与掌握政权的政法系统是一体的，只把几个黑社会马仔处决灭口而不铲除其背后的保护伞，不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根本革新，建立宪政民主政制，把官权关进民主的笼子里，则中国永无宁日。

    周永康直接和间接干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刘汉被执行死刑，估计已经失去自由的周永康也会兔死狐悲。以周永康的罪行来推断，判他死刑的可能性也存在，只是，看习近平有没有对他依法惩处的勇气。如果有，到时候，周永康和刘汉又能在地狱里惺惺相惜了。

    处决刘汉并意味着黑社会组织从此就会销声敛迹，倘若不在强力打黑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实现宪政民主，一个刘汉倒下了，还会有下一个张汉、李汉站起来，因为制度的土壤没有被铲除，官黑勾结的剧目就会不断上演。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何去何从，我们除了拭目以待就是以公民的身份去推动制度的变革。

    来源：民主中国

“建太多”、“借太多”困扰中国

   金融时报/吉密欧
   
   在中国上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北京大约有70万人口，如今的望京地区在当时只不过是一堆光秃秃的人造山坡——建造这些山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北方蛮族的入侵。那是1890年。现在，北京人口超过2100万，在地处北京5环以内的望京，四处可见半闲置或者建了一半的写字楼和居民楼。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如今已经超过美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125年来的首次，但不断发展的望京地区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彰显出中国日益累积的问题。在恢复显赫地位之际，中国正要步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去几年累积的巨大压力可能达到顶点。

   
    在望京地区，破旧的公寓楼群和熠熠生辉却空无一人的未来派写字楼交织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在过去十年由信贷刺激的房地产建设热潮。这种建设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经济增长7.4%，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7.1%下调至6.8%，并预计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低于印度，这将是数十年来的首次。
   
   房地产市场评论员艾经纬表示，望京等地区代表着“巨大的房地产存量、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以及人口状况的不利变化，这些将导致房地产市场低迷至少再持续3年”。
   
   尽管7.4%（抑或6.8%）的经济增速依然让西方增长缓慢的发达经济体羡慕，但这远远不及中国内地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30年里平均每年两位数的增速。
   
   就在2010年初，随着中国政府大力释放信贷和推动建设以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速还达到12%左右。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即便信贷和建设这两个主要的增长引擎几乎没有减弱，经济仍在放缓。
   

“无序释放”

   
   尽管像望京这样的北京郊区是这种过度借贷和过度建设的代表，但中小城市的问题更为严重——在这些城市将永远看不到北京那种房地产需求最终应会赶上供应的局面。
   
   如果考虑相关行业，房地产建设占到中国整体经济规模（10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一左右，比过去十年中美国、爱尔兰或西班牙房地产泡沫最严重时期的比例还要高。近十年的狂热建设导致严重产能过剩，大片的空置公寓楼群环绕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边缘。
   
   去年，中国房价在过去十年脱离地心引力式的疯狂上涨——主要城市的房价上涨了3倍——终于停了下来。去年12月全国平均房价同比下跌4.3%。
   
   但官方数据显示，去年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总额仍增长了10.5%，而截止去年12月底，全国未售住房面积增长逾26%。
   
   该数据表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经济学家警告称，当该行业开始收缩时——最早可能发生在今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下跌可能还会猛烈得多，中国可能迎来一波破产潮，而且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世界银行(World Bank)本月警告称，“中国经济放缓可能演变成金融脆弱性的无序释放(disorderly unwinding)，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包括石油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感受到这种影响，同时巴西、德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也是这种影响的体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中国需求。
   
   如今铁矿石和铜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至接近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铁矿石和铜是所有建筑热潮中的关键原材料——而现在中国建筑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始调整。
   
   金融脆弱性尤其集中于地方政府层面——各省官员无视预算限制和举债禁令，沉迷于信贷和建设狂潮。
   

地方政府债务

   
   截止中国政府上次发布相关数据的2013年年中，地方政府未偿债务余额为18万亿人民币，短短两年内增长了80%。这还是在中央政府禁止地方官员过度举债之后的增长。
   
   但就在去年经济放缓，官员们被要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支持增长之际，地方政府借贷似乎再次飙升。关于地方政府融资的部分统计数据表明，它们在2014年销售了1.66万亿元人民币的债券，而在此前两年每年的债券销售额只有9000亿元人民币。
   
   和房地产投资仍然继续增长一样，中国政府宣布的去杠杆化目标迄今仍未开始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当它开始去杠杆化时，经济放缓可能更为剧烈。
   
   中国经济两大风险——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彼此关联则令形势更加堪忧。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收入的35%依赖土地销售。同时，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未偿债务都以政府所有的、往往被大幅高估的土地做抵押。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发现，在过去几年里，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土地买家。该研究让人们担忧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可持续性。为了规避不准列赤字的禁令，地方政府设立了数千个全资所有的“融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代表它们从国有银行、债券市场和监管宽松的地下钱庄借钱。
   
   严格来说，这种做法是违规的，但受到政府的容忍，因为它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支持了增长。
   
   随着房地产销售暴跌和商业地产开发商对土地需求锐减，地方官员开始使用这些融资工具，通过向国有银行和影子银行贷款，向自己购买土地。官员们和分析师担心，这种旨在推动短期增长和提振疲软财政收入的努力不可持续。
   
   张智威在其报告中写道：“在2015年，中国很可能会面临自1981年（增长加速以前）以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我们相信，财政下滑（收入下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而市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除了出现25年来的最低增长率，2014年还标志着中国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首次未能实现其年度增长目标。
   
   官员和一些分析师辩称，去年并非没有实现“7.5%左右”的增长目标，因为中国政府预计增长将会放缓，于是首次使用“左右”一词来设定一个较为灵活的目标。中国政府很可能将今年的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
   
   但即便是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也向来访的外国政要表示，北京将在今后几年满足于6%的增长率。他在私下里警告称，仅仅为了保持这样的增长率，就需要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
   
   鉴于国内问题日益加剧，无怪乎中国领导人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桂冠视为一种负担，认为它会吸引其不想要的注意力。实际上，中国政府迄今拒绝承认这些新的估计，这些计算方法试图根据不同经济体中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值估算经济规模。
   

北京方面不认同

   
   “最近一些学者和媒体估计，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但对于这个说法，国家统计局是不认同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最近披露最新增长数据时表示。
   
   “但难点在于，一个篮子里的商品并不总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消费篮子里装的消费品，食品主要是馒头和大米，欧洲的朋友可能装的更多的是面包，篮子的商品做不到完全一致。”
   
   抛开关于碳水化合物食物相对价值的争论不谈，官员们相当理智地指出，在更能衡量国民财富的指标——人均GDP方面，中国排在世界第89位，与马尔代夫或秘鲁相当。他们还认为，最近的估算严重高估了中国市场上所提供商品的质量。
   
   “中国只不过刚刚跨进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目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力，所以中国真的不想接受全球性责任……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责任，”一位参与了新估算结果所引起热烈讨论的人士表示。
   
   使用政府的现行汇率计算，正在放慢的中国经济，其规模去年首次超过了10万亿美元，而正在加速的美国经济总量高于17.5万亿美元。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结果，中国在近两千年里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1820年占世界GDP总和的33%，与美国在2000年的占比大致相当。但到1890年，经过几十年的内部叛乱和外族入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把世界第一的位置让给了美国。
   
   那时，中国的出口仅占GDP的0.6%，基本上没有进口机器等任何现代生产要素，而鸦片占到中国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是从铁矿石到奶粉等多种商品的最大消费国。所以，在十九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还主要是自给自足型经济，对全球几乎没有影响，如今世界其他国家需要密切关注北京郊区那些建了一半的写字楼。
   

数据的扭曲

   
   真实增长数字低得多？
   
   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速的所有讨论中，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作为新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比北京方面愿意承认的低得多。
   
   据1994年至2000年担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香港研究部主管的罗德尼•琼斯(Rodney Jones)估计，去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官方数据为7.6%，实际上应在5.6%。琼斯因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而闻名。
   
   他提出，整体增长数据受到了政府计算工业与加工业增加值方法的扭曲。他使用政府自己的未经调整的工业产值数据，重新计算了中国的GDP。
   
   “5.6%的增长率，更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行情，以及发电量等其他指标，”如今掌管自己的咨询公司Wigram Capital的琼斯表示，“这也契合连续困扰中国34个月之久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下跌，这是中国历史上PPI下跌最长的一次。”
   
   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已接近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2014年底，批发价格下降了3.3%，发电量仅增加了3.2%。
   
   中国高层官员表示，他们计划继续向经济体系注入巨额信贷和基建投资，以支持经济发展。但他们将此视为一种权宜之计，让他们获得时间，转变过时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多地通过消费、服务和创新去推动增长。
   
   问题在于，执政的中共在中期内能否维持足够高的增速，以保障就业并避免出现社会不安定局面，同时对3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实施改革。
（2015/02/09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