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1、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2、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3、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4、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5、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思考。”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6、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A. 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B. 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C. 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D. 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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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文明的父母”的说法，着眼点在“文明的传播”，却忽略了“文明的吸收和再生”其实和“种族气质”相关。例如，罗马人可以征服世界，但在精神上却毫无建树，这就是因为罗马人精神上的气质能量不足。还有，蒙古人像阿拉伯人一样通过骑兵创建了世界帝国，但却没有阿拉伯人的宗教气质，结果发展不出类似伊斯兰教的征服策略，最后被人同化而无法同化别的民族。 博讯

习近平下延川，但愿不仅是寒暄

   习近平下延川，但愿不仅是寒暄

   
    姜维平
   
   2月13日至15日，春节前夕，习近平回到陕西省的延安，第一站就是他40多年前插队劳动7年的地方——延川县梁家河村。于是，海内外的媒体多有报道，但呈现两极，国内由于言论管制，几乎全是一片赞扬声，海外则贬大于褒，前者不需多谈，后者总的来看，大多认为他是作秀，至多不过是逢年过节时礼节性的寒暄，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也经常如此，甚至一些已入狱的被证实是贪官的人，也不脱俗套，但这次是在全国史无前例的一场反腐运动中，习近平回“家”探亲的，而且，大清洗式的运动方兴未艾，故显得意义有些不同寻常，有人问道：这次春节前的延安之行，透露出什么政治信号？

   
   官媒的报道说，46年前，15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住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直到1975年秋天才离开这里，整整7年时间。也就是说，习近平第一次下基层，一下就是7年。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曾将这首诗改动几个字，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显然，习近平下延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像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怀旧，想回到当年劳动的地方，重温故事也在情理之中，但作为刚接班的领导人，恐怕没那么简点，如同他两年前去深圳首倡改革开放一样，他的团队策划，安排他去延川，主要是针对目前中共执政危机，所做出的明智之举，毫无疑问，贪腐已成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死穴”，从70多只大老虎的落马，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假如再不刮骨疗伤，中共在一夜间垮台，整个社会进入动乱，绝非危言悚听，习近平也好，王歧山也罢，都在延安窑洞土炕上挤过，深知民间的疾苦，岂能不忧虑而愤怒，所以，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力拔千钧打老虎，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所以，我写过《王歧山打老虎，动了真格的》一文。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搞廉政反贪，目的非常清晰和明确，是为了“救党”，也就是说，还得靠各级官员按照现有政治框架工作，于是，他们留恋父辈的耀邦式的，仲勋式的清廉和勤恳，这是不容怀疑的，顺理成章的，既使是那些坚定的反共的人，也不得不敬佩胡耀邦，习仲勋和赵紫阳等，他们没有理由不怀念自己的老一辈，我想，习近平精心选择这个时候去延川，当然有晚年怀旧色彩，但总的看，还是强调榜样和引导的作用，似乎在说，你看，我当年下乡时，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住窑洞，睡土炕，吃一样的饭菜，干一样的农活，但现在一些干部却越来越不像话，抓一个贪官，查抄的不义之财，少则百万，多则上亿，以至像薄熙来等大老虎那样，多得法院都不敢直言，因为如果如实告诉老百姓，就会引发“情绪爆炸”。
   
   这方面我自己有些体会，不能说，不也有一点怀旧情绪：1974年9月7日，笔者也卷入上山下乡的大潮，那时搞“厂社挂钩”，我父亲是市政府农牧业局的保卫科长，我就下到新金县泡子公社谷泡子大队，呆了4年多，类似习近平的经历，与其大同小异，但我没入党，不是不想入，而是我表现懒散，入不进去，我们最大的共识是：那时的基层干部比较清廉，一是社会风气比较好，干群关系融洽；二是经济条件太差，也没什么可贪的。记得我到村干部王鸿宾家，看到的情景愕然，除了一口大铁锅和房梁上嗮的苞米棒子，他家什么也没有，我们知情吃得比他们要好一点，但后来到了1978前，形势就开始变了，社会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只有认识人儿，才能走后门儿”，它概括了官场生态，有一些知青为了回城而挖门路，给干部送礼（烟和酒，但不兴送钱），有些女知青则投怀送抱的，一旦事败，就反咬人家“强奸”，害了不少干部，等1978年我考上大学之后，慢慢地社会风气向坏的方向演变了，以至“六四”以后，贪腐之风盛行。我想，习近平很了解中国的现状，他想力挽狂澜于既倒吧。
   
   官媒的报道说，习近平的言行明白无误地告诫广大干部：要下基层，而不是跑上层。这就点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处，是否要因为制度性的大面积腐败而动大的手术，浏览网上浩如烟海的言论，不外乎是三派，反党，改党和爱党，第一种是“逢党必反”，只要中共做的一切都不对，要彻底清算；第二种是分清好坏，一部分党员是对的，好的，或较好的，不能一概打倒，应当改革，抑恶扬善，优胜劣汰；第三种是“拥党派”，只要是党做的都是对的，谁批评党就是敌对分子，必须严惩。我属于第二派吧。从我观察看，这一届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王歧山，李克强等人，都是“改党派”，而改革从反腐入手是抓住了“牛鼻子”，是收拢人心，顺应民意，而又凝聚社会共识的，像习这一次下延川就是要以身作则地告诫各级领导，要干活别贪钱，要下基层而不是“跑部钱进”。
   
   “跑部钱进”是薄熙来创作的词句，意思是领导干经常要带点海参等礼品，到北京国家各个部委办去跑步，请吃饭，拉关系，批项目和争资金，再回到基层搞建设，应当讲这是立竿见影的，大连上个世纪经济发展比较快与此有关，大连的一些人怀念薄熙来与此有关，但一些“跑部钱进”的领导，包括薄熙来，谷开来在内，都借机贪污受贿，他们通过律师事务所和惠瑞斯故问投资有限公司，贪占掠夺的钱财数以亿计，这在大连已不是“神马”秘密，显然，习近平现在所提倡的不是“跑部前进”，而是“下乡干活”，也就是他到延川去释放的另一强烈信号，用实例来提醒党员干部：你们要走群众路线，而不能搞官僚主义。
   
   但是，多年形成的僵化的干部选拔体制，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单是榜样作用和回归旧情，恐怕治标不能治本，权力是某一个上级领导人授予的，假如他人品像胡耀邦那样好，可能他选得人就无大碍，假如他是徐才厚那样买官鬻爵的家伙，就会权钱交易，出多少钱就给多大的官，这样问题就大了，当上官的人就要索贿，连本带利捞回来，实际上，现在一切都在商品化，官场也是如此，中国有，外国也有；共产党有，民进党也有，人性的弱点都会应运而生，所以，习近平什么事都亲自去做，工作会很累，比如这次下乡就比较辛苦，我不怀疑他的诚意，也为他对待梁耀才的慷慨解囊而感动，但中国太大，积怨太多，干部太贪，民众太苦，与其事必躬亲，疲于奔命，不如深思熟虑，举一反三，抓住更大的“牛鼻子”，把竞争机制引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以前，我在基层也做过采访，了解一些情况，像村一级的官员，已有一些地区就是民选的，比如旅顺口区水师营的长城镇，它选出的干部就比较清廉，因为贪占懒惰的人没有选票，但上级领导怕失去权力而停滞“升级民选”，把试点局限在村一级，不敢再推进，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可怕，乡一级，镇一级，县一级，市一级干部完全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海选，权力由老百姓授予，上来的干部自然不必贿赂上级，当然，还会有“贿选”的新问题出现，这也不要紧，可以用司法来规范，为了不引发官场裂变，政治崩盘，可以分几步走，省级以上暂不要动，下面的基层乡镇县区可先变，这样的变革是制度性的改革，也是大势所趋，如果习近平做了，社会就会动乱吗？我认为正好相反，不乱反安，它既救国也救党，救无数的贪官污吏，救现在更救未来，等习近平，王歧山退休了，也少出贪官，岂不皆大欢喜？
   
   2015年2月15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博讯

中国八成大额个人捐赠流向境外

来源: 中国青年报/日期: 2015-02-10

　　304.16亿元，2014年包括承诺在内，全国个人捐赠数额最多的前100人，最高捐赠169亿元，最低捐赠1100万元，总共捐出了这个数字。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以下简称“百杰榜”)，这是中国公益研究院连续第四年发布百杰榜。

　　据介绍，百杰榜的统计对象为中国大陆居民或中国大陆非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注册地或实际管理机构为中国大陆的非国有企业捐赠计入其实际控制人个人捐赠。

　　榜单统计的捐赠类型包括现金以及等同于现金的有价证券；榜单统计的捐赠范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公开捐赠包含承诺的款项。

　　榜单的数据信息来源分为新闻报道、受赠方网站、捐赠方网站等外部渠道，对捐赠者的调查问卷、访谈以及内部数据等内部渠道。

　　在百杰榜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他捐赠了价值169亿元的阿里巴巴股份位居第一，第二名是阿里巴巴的股东蔡崇信，股份捐赠额度为72.4亿元。

　　与股份捐赠相对应，境外慈善机构成了中国个人大额捐赠资金的主要接收方。据统计，2014年度境外机构接收的中国大额个人捐赠，数额超过了242亿元，占年度总额80%。

　　“马云和蔡崇信的股权捐赠价值数额很高，因为他们进入榜单，直接使2014年百杰榜的入榜捐赠额超过300亿元，与2013年度的总额147亿元相比，增长了107%，也是该排名榜启动评选4年以来，单年度的捐赠总额首次超过300亿元。”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章高荣解释说，因为马云和蔡崇信将这样一大笔股权捐给了新加坡的一家慈善机构，再加上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行的捐赠，所以大家看到的结果是，2014年国内八成大额个人捐赠流向境外。

　　股权捐赠在境内面临尴尬

　　章高荣认为，境外慈善机构在捐赠税收方面的政策，可能是中国的大额捐赠人向海外捐赠的主要原因，“中国大陆将股权捐赠视为销售，因此，捐赠方与接收方都要纳税，并且对于有计划上市的企业来说，上市前后，善款税额的差距更大”。

　　章高荣进一步解释，企业在上市之前，以股权形式做出的捐赠，需缴的税额可能并不高，但公司若上市后股价翻倍，届时慈善机构倘若要变卖这部分股票，则要上缴股票增值部分25%的所得税，这可能将是一笔巨款。

　　而对境外慈善机构来说，例如马云和蔡崇信进行巨额股权捐赠的新加坡，慈善机构在出售股权时，不需要对股票增值的部分缴纳所得税。因此，马云如果将同样的股权数额捐给国内机构，与捐给新加坡机构，结果和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在章高荣看来，马云和蔡崇信此次向新加坡的慈善机构捐赠，除了税收的考虑外，可能是为设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做打算。

　　2014年4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赴美上市前夕，马云和蔡崇信通过阿里官方微博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致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

　　该基金源于马云和蔡崇信在阿里集团拥有的期权，据阿里官微披露，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

　　当天的阿里巴巴官微并未透露，马、蔡的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将设在何处，以及具体设立时间。

　　“有关马、蔡二人的个人公益信托基金是否已经在境外成立，目前我们尚不掌握相关信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大陆，由于设立慈善信托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首先向公益信托的捐赠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同时股权不能作为信托资产，可能是马、蔡二人要选择转移到境外操作的主要原因。”章高荣说。

　　相较于常见的捐款捐物，公益信托这一慈善公益方式鲜为公众所知。

　　所谓公益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它是由委托人提供一定的财产设立，由受托人对该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并将信托收益用于信托文件所指定的公益目的。

　　实际上，早在14年前，公益信托已经具备法律框架。2001年颁布实施的《信托法》中，公益信托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规定，明确了“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这一基本原则。按照规定，公益信托具有4个必备要件：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有信托监察人；信托财产及收益全部用于公益目的。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果马云在海外设立公益信托，比直接捐赠给国内基金会要好很多。”如果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国内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马云捐赠股权本身需要纳税外，就股票的增值部分，基金会在套现用于公益项目的时候还需要缴纳所得税。

　　章高荣认为，如果政策框架健全，设立公益信托是大额股权捐赠的最好选择，马云可以将财产变更委托给受托人，未来将收益和分红用于公益支出，可以确保公益目的的不可变更性，同时，又可灵活运用捐赠资金，根据收益情况决定捐赠额度。

　　公益信托好在哪儿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近年来一直呼吁公益信托制度在我国境内尽早落地。

　　他认为，《信托法》无论从立法指导思想，还是法律适用性方面看，都是比较好的，相对于中国起步较晚的公益事业，公益信托的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法律出台至今，因为没有细则，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担起“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审批责任，导致至今没有落地。

　　公益信托的最大优点是公益财产的捐赠人不须马上将资产转移给基金会或受益人，只须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会甚至个人，明确设定信托资产的收益用于公益目的，这样，这笔公益信托资产无需实行财产权转移就锁定了公益目的，而且不涉及纳税。同时，该资产独立于委托人，也独立于受益人，还独立于受托人，不会因受托人自身的财产风险而承担连带损失责任，避免了慈善资产管理风险带来的道德压力。

　　在他看来，公益信托适用于所有愿意通过财产委托做公益的个人或机构，特别为富人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通道。假如曹德旺选择公益信托模式，而不是立即把福耀玻璃[0.60% 资金 研报]的股权转移给河仁基金会，就不会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税款数亿元的尴尬；陈发树也不必为承诺的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的冤名。

　　章高荣亦认为，相较于发展比较充分的基金会，公益信托在制度上有着自己明显的优势。

　　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而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需取得法人的资格。

　　此外，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虽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但也使其行为失去弹性。

　　公益信托则不同，其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

　　另外，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金融机构或者个人，而无需聘用大量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正因为公益信托的种种优势，公益信托尤其受到家族基金会青睐。马云和蔡崇信高调宣布将建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后，得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世界慈善公益巨头的支持。

　　“新一代富豪做公益的方式已发生相当大变化，他们不再希望一次性捐出去，然后全权由基金会负责善款使用，而是希望增加慈善资产的延续性、慈善活动的延续性。”有专家如此评价道。

　　而公益界的专家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公益信托，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在2014年12月中旬举行的慈善法5个民间版本发布会上，北大清华版、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版、上海交通大学版都专门规定了公益信托或慈善信托这一章节，希望以此激活《信托法》里的相关规定。

　　公益信托为何发展缓慢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后发现，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至今，全国仅有7个公益信托获得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得以成立。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由西安信托公司，目前更名为长安信托公司，设立了“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并于当年6月6日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与此同时，银监部门发出通知，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以支持灾后重建要求。按照通知的要求，长安信托公司受托1000万元资金，3年内用于陕西地震灾区汉中县的5所中小学援建项目。2010年11月底，5所学校建设工程全部结束，并通过审计和验收。

　　另外几个被业内确认为公益信托的项目分别是：2008年10月，由百瑞信托承托的“郑州慈善公益信托计划”，信托期限10年，信托资金与收益将捐赠给汶川地震灾区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2009年9月，由重庆信托承托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募得基金1亿余元，信托期限10年，其信托资金与收益捐赠给重庆特困、伤残、牺牲的公安干警及家属等。

　　在业内专家看来，《信托法》中第62条有关“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是公益信托实际操作中最大的难题。

　　比如，一个公益信托项目如果同时具有医疗和环保双重目的，那么相关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将包括卫生和环保两部门，这就带来了审批难题。如果项目再跨区域运作时，情况就更为复杂。

　　“《信托法》规定可以开展公益信托的7个领域，可对应民政部、环保部、林业、教育部等诸多部门，究竟哪个部门来批准呢？”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模煳规定，至少让相关部门主动审批动机不强，“觉得无法可依”。

　　同样，《信托法》第61条虽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但并无相关配套制度设计，尤其是税法配套。

　　目前同样是用于公益目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缴纳25%所得税。相比之下，公益信托在税收上，并没有获得与基金会同等待遇。

　　比如捐赠人向信托公司提出要捐赠房产来做公益。按目前相关税法规定，房产增值部分要收所得税，假若一套三居室、100平方米的房产，与10多年前相比，房产增值400多万元，那么捐赠人在向信托公司作公益捐赠时，按所得税法还得缴25%所得税，即要缴100万元的所得税。这样一来，房产拥有者的捐赠意愿肯定会受到遏制。

　　“没有税法优惠制度的改革创新，目前即使捐赠人有意愿对汽车、房屋、股权等财产权进行公益信托，也没有合适的通道。”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表示。正因此，目前国内已经开展的公益信托，基本都是货币信托。

　　此外，由于公益信托还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三方主体和两次财产转移，按照现有的流转税制，则会涉及两次财产转移而面临重复收税。

　　在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另外，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一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在2014年全国两会时提出，《基金会管理条例》为我国公益慈善基金发展构建了基本法律框架，促进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但因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托管和专业管理等信托机制，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仍呈现体制不透明、程序不清晰、管理不规范、社会公信力不高等滞后特征。因此，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

　　章高荣认为，百杰榜披露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与捐赠纳税政策的相关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中都有提及讨论，但具体落实的效果和速度很成问题。

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不是马克思的责任──致徐水良、三仙姑

 2015-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