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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魂/抓捕四人帮数十名功臣的悲惨结局/龙应台: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
發佈時間: 2/19/2015 12:07:28 AM 被閲覽數: 21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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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抓捕四人帮数十名功臣的悲惨

结局(图)


京港台:2015-2-19 03:06| 来源: 文贝博客 |

倍可亲

  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张耀祠、武健华、邬吉成、毛维忠、孙凤山、毕方治、李广银、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纪和富、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这些参与抓捕四人帮大小功臣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本文选自2014年3月2日文贝博客。

  1976年10月24日,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

  抓捕“四人帮”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后天戴上了诸如“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它的最大意义是为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度清除了障碍,为邓小平等重新上台创造了条件。主导参与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驾马车”同年离世,中国政坛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过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

  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这次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站不住脚。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他参与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与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他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的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也不像邓小平后来那样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智慧)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并被《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所采用。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而名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

  邓小平没有参与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与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历史无论向那方面发展,不论是毛泽东回归还是邓小平旗帜占主导,抑或是中国发生政治反向,这批人都是“马戏丑角”,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动用公器抓捕政敌,破坏了政治游戏规则。这是历史的疯刺,也是他们的悲哀。






龙应台: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

 
来源: 2015-02-15 

                  
我今天想讲的是年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今天你们大概20岁,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25年之后,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进,我已72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我说的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叨走了。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着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祥林嫂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粗鄙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地背出一阙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你说这总共不到五十个字吧,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现实,两者必须相互映照、同时存在,没有一个孤立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我们如果只知道有岸上的白杨,而不知道有水里的白杨树,那么做出来的价值判断很可能是一个片面的、单层次的、简单化了的价值判断。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斯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的本能,不知怎么地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呢?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呢?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些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发展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

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一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个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疯狂地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

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的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情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另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哪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里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好,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在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利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在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座,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特定的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谁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道,不能有人文素养。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毒气室。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25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气风发的你们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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