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江上虹

上虹这个特务连相当厉害。1964年大比武时曾给中央首长现场表演攀登高建筑物，博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鼓掌赞许。上虹对分在这个赫赫有名的特务连非常满意。那是钢中之钢，虎中之虎。他入伍后如鱼得水，表现良好。这个学校里的留级生，入伍第二年入团，第三年成为预备党员。家人都很高兴，感觉上虹当兵这条路选对了，他就适合在部队干，是块好料。军事考核、射击投弹、刺杀、捕俘项项优秀。他自幼即好舞刀弄棒，擒拿格斗正对他的兴趣。很快就担任了副班长。他爬房上树敏捷迅速，如履平地。有段时间回家从来不走门，一定要翻墙进入，很有点飞檐走壁的功夫。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江一真时任农业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处境日益困难。1967年初，父亲的直接领导谭震林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很快农业部揪出了“谭震林、江一真、季宗权（时任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曾是林彪秘书）反党集团”。造反派硬说江一真要鼓动郊区的农民进城来保自己，闹事。上虹听说后，担心父亲的一些文件和材料被造反派抢走，连夜从杨村驻地偷跑回家，把父亲保险柜里的材料转移。

由于上虹是老大，经常回家照看，当时家住头发胡同9号。有一次，得知造反派要来抄家，他特地把妈妈藏到房顶的小阁楼里，并将自己做的软梯拿走，让造反派无法找到母亲。还有一次，父亲在中南海门口被批斗，正巧上虹路过，亲眼看见造反派用烟头烫自己父亲，心如刀绞。自那以后，他多方打听父亲关押地点，想去营救父亲。听说北京师范大学要批斗江一真，上虹带着肖鹏的儿子肖国峰和王奇才的儿子王战生等小弟兄去北师大，天真地企图把父亲劫走。但由于造反派人数众多，层层看守，根本无从下手，他只好眼睁睁看着父亲在那儿弯腰挨批，爱莫能助。

1968年2月，江一真被北京卫戍区正式监押。同月，江上虹也被部队清退，说他没与黑帮父亲划清界限，多次违反纪律，擅自卷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预备党员也给撤销。被分配到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果品批发站当营业员。

因被视为黑帮子弟、狗崽子，他这个营业员总被分配干最苦最累的活儿。经常装卸车，扛麻包上跳板，往库里卸栗子、核桃、瓜子、苹果等等，单调而乏味。他情绪低落，无精打采，出工不出力。下班后就找人练拳习武。上虹经过特务连的锻造，功夫不俗，脱军装后，越发钻研武道。当时他有个101中的哥儿们黄松经常跟前全国拳击冠军王国钧学拳击。上虹通过黄松也认识了王国钧，经常去王那里打拳，切磋实战技术(黄松现是国家汽车工业权威，院士）。

另外他还结识了著名武术家姚宗勋，我国形意拳的泰斗，国家体委武术界的权威。他拜姚为师，业余时间苦练形意拳、大成拳。

有一天去果品批发站上班，上虹骑着辆当时很时髦的锰钢自行车，被几个小痞子盯上，过来寻衅，要劫他的车。上虹侦察兵和武术的功夫发挥了威力，左右几拳再加两脚，没费什么力气即把那三个家伙打趴下，俯首称哥，连连求饶。

上虹有情绪，整天吊儿郎当。下班时还常偷拿些水果藏在工作服里带回家。差不多干了一年多吧，于1970年5月16日被单位开除。那天天气炎热，上虹只穿了件工作服上班，单位领导突然向他宣布，因为不遵守纪律，屡屡无故旷工，予以开除。上虹听罢，扭头就走。那领导却不准，说公家发的工作服要收回，上虹当场脱下上衣，怒摔在地，光着大膀子昂首阔步回到家。

据一份材料上讲：单位给江上虹定了三大罪状：1、本人思想反动；2、替二月逆流翻案；3、消极怠工，犯无政府主义（借口肝炎，旷工，闹情绪）。但前两条未宣布，开除他的理由是第三条。

此后，上虹无业在家，有大把时间结交各方朋友。一时间，他家成了救济站。一些被打倒的黑帮子弟经常前来相聚，主要是福建省委大院和农业部、农垦部的子弟。上虹好客仗义，这些无家可归的狗崽子都能在上虹家吃到一碗热饭。当时江一真与马文瑞、孙大光、习仲勋等关在一起，上虹与他们的孩子同命相怜，开始来往，互通消息，抱团取暖……

上虹虽尚武好战，却富有同情心，对老干部有深厚感情，见谁受苦受难，总尽自己力量帮忙。老红军魏传统家与他们家很近。魏传统当时已给抓起来。他爱人刘超是农业电影制片厂的书记，归上虹的父亲领导。这老妇身患重病，大小便失禁，无人照顾。上虹就经常去魏传统家，帮老人洗脏衣服，洗有屎有尿的内衣内裤，还陪老人聊天。那时候林彪事件刚刚发生，上虹一再叮嘱老人千万不要暴露她是林彪和叶群结婚的介绍人。

获悉地质部长何长工在外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工资停发，家里经济十分拮据，上虹就帮何长工的爱人陈阿姨卖掉了他们家的钢琴，以解决生活困难。他自己没钱，就送给陈阿姨粮票。由于干校食堂吃得很差，何长工身体虚弱，出现尿血症状。上虹就劝陈阿姨赶紧给周总理写信，让总理通知余秋里想法解决。陈阿姨照着做了，很快有了结果，何长工被批准回北京看病。这中间起作用的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余秋里，再一个就是江上虹。为此，陈阿姨特别感激江上虹，常请上虹来家做客吃饭，老人最拿手的是米粉肉，做得特别好吃。

这时候，上虹已对江青极其厌恶。因为文革开始后江青成了中央文革的太上皇，整天点名揪斗坏人，一会这个特务，一会那个叛徒，害人无数。农业部揪出了“谭、江、季反党集团”对上虹刺激很大，让他倍感压抑。1968年3月，江青曾在大会上公开叫嚷：“过去我保过谭震林，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谭震林是江一真的顶头上司，与江的关系良好。江青如此陷害谭，令上虹对她恨之入骨。他在学校不是好学生，在果品批发站不是好工人。惟在部队那一段表现最优秀，还被赶出了部队。与朋友们一起喝酒吃肉时，常常公开数落这婆娘，咒她不得好死。

上虹目睹老干部一批一批被打倒，变成了铁杆的保爹派。听说父亲病情加重，异常担忧，苦苦思索如何把父亲弄出来，到医院看病。

上虹回忆起那段惨苦的日子，哽咽着说：“那时候，父亲被彻底隔离，不许探视。弟弟妹妹都小，是我搀扶着妈妈，冒着大雪去肖克家，把父亲的现状向肖克讲了，希望能批准父亲住院治疗。情急之下，我给肖克跪了下来，恳请他把我妈写给总理的信递给聂荣臻，替我爸说说好话。当时肖克在农垦部的处境也很困难，依旧答应了。可聂荣臻接到信后，感觉自己说话没有力量，又把信转给了还在工作的李富春。是李富春转给了周总理。在总理的批准下，我父亲才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疗。阜外的党委书记正好是父亲当年的学生，对他不错。但父亲的心脏病很重，阜外没特效药，后来是301医院院长涂通今让他老婆偷偷给了些好药，父亲的病情才转危为安。我也给父亲搞了些安宫牛黄丸什么的，帮父亲熬过了这一劫。”

眼看着全国各省市、各部委及各大中小学校的一把手全被统统打倒，上虹想不通哇！怎么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坏人，他们中央文革那几个左派全是好人？怎么只一晚上，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谭震林、肖克、何长工、爸爸就都变成了反革命？这怎么可能？上虹感觉到了这伙“左派”视老干部为敌，尤其是江青，手上沾满了老干部的鲜血，沾满了文艺界无辜人士的鲜血！

上虹流着泪对我说：“江青这婆娘是祸国殃民的妖妇，是一个阴毒的害人精！她仇恨老干部，四处造谣惑众，陷害忠良，残害无辜，必须除之，以拯救老干部于水火！所以那时候，我就萌发了干掉她的想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不想活了，我要采取行动。我已经28岁了，我不怕死，根本不怕死。我这条命换那婆娘的命值了！太值了！我知道，这是一场同归于尽的行动。失败了要杀头，成功了更要杀头。这是条通向坟墓的绝路。但忍无可忍了，必须起来行动！过去中央对江青有约法三章，不让她过问政治。现在她按奈不住狼子野心，跳了出来，大肆整老干部。这么下去，不知有多少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干部要被她整死害死啊！不行，必须起来干！男子汉，大丈夫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动真家伙干。我不用嘴巴，也不用笔杆子，而是准备真刀真枪地干掉她！反正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无数老干部，其中也包括我爸。我跟张志新不一样，她是个弱女子，耍笔杆的小知识分子。我是个大男人，当过侦察兵，枪法好，会些拳脚，能抄家伙。古代有荆轲刺秦王，现在也得有荆轲刺江青。这女人干尽坏事，祸国殃民！我跟妇女娘儿们不一样，跟书生文人不一样，我是练武的，不会耍嘴皮，就想用家伙报效国家……”

上虹泪花闪闪地倾诉了他的真实想法，全都是他的肺腑之言。

上虹说首先要搞家伙。这才能干大事，必要时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早在福建上中学时他就玩过枪，当侦察兵后更精通了多种武器，枪法优秀。他知道如能搞来40火箭筒最好，打坦克都没问题，打江青的红旗车更不在话下。北京西郊的山里有军火库。但具体怎么实现？他通过朋友吴顺来伪造了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119部队”公章一枚。并还企图伪造一枚“总后军械部调拨章”，想动用部队的关系从西郊军火库搞军火，后来发现批量搞军火根本没戏，眼前最现实，最容易做的是先把好友钟小英的那支手枪给取回来。

钟小英曾是哈军工的学生，其父钟民原任福建省副省长。文革初期哈军工造反派抄陈雷（黑龙江省副省长）家时，钟小英参加了。在抄家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把枪牌橹子，趁人不注意，偷偷“财迷”。随着一个又一个要求上缴枪支的布告张贴，为防备万一，钟小英把手枪秘密藏在哈军工教学主楼的楼顶上。钟小英告诉了上虹这件事。上虹决定与钟小英一起去哈尔滨取枪。

此行不知是凶是吉，临出发前，上虹买了只母鸡，专门看望了江华的儿子及叶飞的孩子，以示告别。顺便说一句，文革开始后，福建省委一把手叶飞被打倒，整得很惨。江一真专门给孩子下死命令不准回福建，更不准参加揪斗叶飞的行动。虽然叶飞曾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江魏反党集团”首领，江一真依旧认为叶飞不是坏人，福建打倒叶飞是错误的。所以上虹跟叶飞家的孩子关系良好。

1972年9月，上虹他俩来到哈军工教科主楼，在楼的顶棚里找到了那把枪牌2号撸子和13发子弹。手枪用很多稻谷壳埋着，子弹夹弹簧已锈坏，枪身也锈迹斑斑。10月5日他顺利把枪带回北京。

钟小英跟上虹一样也是忧国忧民之士，勇气非凡，可惜2002年病逝。

上虹有个朋友吴顺来原是西城区体委射击教练。他帮上虹修好了手枪。家伙在身，上虹心里有了底。下一个任务就是想法搞辆汽车，以便侦查跟踪江青的轿车，摸清其行动规律。他曾对狱友张效祖说：我有路子，能打听到江青的车号。

这吴顺来的父亲吴树隆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肖克的部下，一直在部队卫生系统工作，跟江一真很熟。曾任张家口251医院院长，后因年迈体弱，离职休养。1969年战备期间给疏散回湖南宜章老家。吴顺来就随父亲回到湖南。并在宜章县手工业局任政工干部。当时正受单位之托，来北京买汽车。上虹闻讯就与他商量搞汽车的事，并找了很多关系，却都没办成。在这过程中，他们认识了李惟中。一个从东北兵团跑回来的小青年，家住崇文区。自称能搞到汽车，父亲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上虹多次请他吃饭，为他花了不少钱，还是没有进展。这小青年声称手头有8辆汽车找主，但条件是必须帮他和他哥儿们上了北京户口。那年代，上个北京户口极难。有人宁肯放弃外地的县委书记，也要有个北京户口。

一次外出吃饭时，上虹看见李惟中调戏侮辱饭店的女服务员，很是反感。就对他产生了怀疑。多次提醒吴顺来要提防他。感觉这家伙喜欢吹牛，言过其实，四处骗吃骗喝。可吴顺来却很相信李惟中。有一次还让他来到住处，两人彻夜长谈，吴向这家伙透露了上虹搞汽车是为了解决干掉江青的交通工具，还把要搞军火，组织队伍，筹集经费，在湘南宜章山区建立讨伐江青的根据地都和盘告诉了他。李惟中表面上慷慨激昂地痛斥了一番江青，发誓说；我一定和你们并肩站在一起，坚决干掉这骚货……

1973年8月，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公报宣布：江青继九大后，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0月起，江青又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运动，声势浩大。四处宣讲，数她活跃。

上虹好喝酒豪饮。他一喝酒就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他冷笑道：江青那婆娘算个什么鸡巴东西，她那点破事我们都知道，倒贴都不要，怕脏了家伙。我枪不离身就是随时准备下手，豁出去跟她同归于尽了！

李惟中发现上虹枪不离身，不是口头，而确实是真要付诸行动，开始感觉害怕。谋刺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将是绝顶大罪，十恶不赦，要举国缉拿，碎尸万段呀！他逞强逞勇，逞英雄的心很快给吓没了影。由于他能搞到汽车的吹牛眼看已经露馅，还骗了吴顺来一百多块钱，为迅速抽身，也为了立功受奖，解决北京户口问题，他暗暗告发了江上虹。上虹马上就感觉到那孩子眼神不对——总躲着自己，不敢看自己，就明白大事不好。

果然，不久一个了解李惟中底细的朋友就告诉上虹，李惟中曾在他们家院里得意洋洋地炫耀：他检举了一个企图暗杀江青的反革命武装集团，私藏了长短枪20多支……公安局表扬了他的革命行动，说他立了一大功，还要给他解决户口问题。这朋友并揭露李惟中根本不是什么干部子弟，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

形势万分危险，1973年10月20日，上虹赶紧带着吴顺来找到李惟中家，以他诈骗了吴顺来的100元路费为由，将他带到龙潭公园僻静处。问他是不是向公安局举报了。李惟中矢口否认。上虹又找来了几个亲耳听见他扬言的人（孙光忠夫妇、小焦、看电话的小孩等），当面对质。面对几个人证，他还是死不承认。上虹明白这小子肯定举报了，还这么抵赖，很是生气，就把他押到了十八里店铁路北侧的灌木丛中，想好好收拾他一顿。当给他摔倒后，发现他身上还带有一把匕首，更加愤怒，就用匕首对着他脖子，再次询问他是不是去公安局告密了。不说就宰了他。

李惟中哭着说：“你们宰了我吧！我死也不瞑目。希望我死后，你们一定把张xx杀了。只有这样我的眼睛才能闭上。是他举报的，却贼喊抓贼，让我背黑锅！”上虹犹豫了，也并不真想宰他，便将李惟中放走。

后来这就成了江上虹企图杀害李惟中的一大罪行……

讲到这时，上虹噙着泪说：“我知道自己被举报了，随时可能被抓。但我不怕。我在怀仁堂见过毛主席。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老了，他身边尽是坏人。江青蒙蔽了他，这婆娘是国家大害，不除掉国无宁日！我干这事自然罪大恶极，刺毛主席的夫人，不管成否都要掉脑袋，而且要秘密杀掉，不会公开。但我不在乎隐姓埋名。我这么干就不准备活了，默默无闻就默默无闻，无所谓。我已对生死看的很淡。如果万一侥幸活下来，就上山打游击。”

1973年10月25日中午，吴顺来被一群便衣抓走。

1973年10月31日上午9点钟，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突然出现在复兴路61号院。当天上虹的母亲刚刚搬家，上虹正帮助收拾东西。街道居委会来人说，你爱人来电话找你。上虹刚一走进居委会办公室，就被几个警察搂住反铐起来。趁警察不留神，上虹猛地冲出大门，想向外跑去。警察迅速赶上，扑上去给他按倒，直接扭送到吉普车。在吉普车里发现了他身上携带着手枪和子弹，警察似乎受到惊吓，立刻又给他拖下来，一顿狠打……直把他打昏了过去，才扔到吉普里。上虹的背部和腿部都受伤，流了血。

这就是上虹所谓持枪“拒捕”的情况。

我问：带着反铐，根本跑不了为何还要跑？他说目的就是要让周围人看见他被抓了，好转告给家人。

上虹的爱人张敏说；“他有预感。抓他的前一天晚上，他特地嘱咐我，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生活，好好带着孩子。上虹被抓后，警察来到妈妈家，通知了妈妈。我那天下午才知道。妈劝我好好配合公安的工作。警察让我带着他们到了自己的小家，在场的还有居委会干部。这些人把我们家抄了个底朝天。他们还带来了扫雷器，用扫雷器扫每一间房，每一个角落，看还有没有武器，连抽水马桶里都仔细检查个遍。幸亏上虹从来不写日记，没有文字东西。他们拿走了一些照片，还拿走一本书，记得是很普通的一本书，好像是机械维修方面的。”

与此同时，他的好友钟小英也在内蒙古被逮捕。

1974年1月份，北京市公安局的1号《敌情通报》，宣布北京市破获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就是江上虹、钟小英、吴顺来等这几个人。那个告密者李惟中也一同被捕。

上虹爱人张敏说：“确实是全市通报。我所在单位开大会时就传达了这件事，说北京最近破获了一个企图武装叛乱的反革命集团。那时候成天讲阶级斗争，教育我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案子成了阶级斗争激烈的体现。”

好友王战生说是家里的警卫员告诉他，江上虹组织了一个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要上山打游击，给抓起来了。

1974年10月1日国庆25周年，一大批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这其中就有江一真，而他儿子江上虹却作为反革命暴乱主犯，在监狱里被单独囚禁。脚上砸着沉重脚镣。牢房24小时都亮着灯，晚上睡觉也不关。

上虹缓缓说：“给我整日戴着脚镣、手铐。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犯下了谋杀文革棋手的大罪，肯定要处以极刑。但我不偷不抢，我是为正义出气，为正义献身的。我28岁了，再过28年又是一条好汉！我在部队枪法很准，早就想用自己的枪法为国效劳。我不在乎死，像荆轲那样轰轰烈烈的死值得。那个揭发我的李惟中是个小人，真后悔没宰掉他。我们是干部子弟，他是市民子弟，压力一大，顶不住，就给我出卖，想要立功获取好处。我要早知道他这么干，绝饶不了他。我就怕事情还没做就出事，唉，这么快就完蛋了，怨我有眼无珠。”

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企图谋刺江青的案件，惊动了公安部。审问在一间很大的房子举行。共有13个公安及军人参加。他享受了最高级的待遇。据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亲自到场。

上虹拖着沉重的脚镣，铐着手铐，坐在一张铁椅上，房间的墙是橡皮的。

明人不做暗事，上虹不会撒谎抵赖，坦然把自己想法都承认了。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江青不除，国无宁日！怎么办呢？我有满腔的革命热情，悲愤和决心，有对江青的无比仇恨。我想，写信向中央揭发呼吁等等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决定：拼出个人性命来除掉江青这个党和国家的大害！只有这个办法最直接，迅速而有效。我十分清楚这一行动的后果，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使我热血沸腾，欲罢不能。我搞到了一支手枪，打算弄一辆汽车，去亲自击杀江青。但由于坏分子李惟中的告密，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捕。“（摘自江上虹的《我的自述》）。

他还说：江青是个迫害狂，以老干部为敌。不给她除了，还会有很多人被她害死。这事就是我自己一人策划的，父母和老婆一点不知道，没人指使。我对干这事有信心。第一江青不得人心；第二我各种关系多，消息灵通；第三我有家伙，枪法准，会点功夫。

虽然案情重大，但上虹感觉不少审讯他的公安干警都同情他。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没一点点凶光，充满怜悯。能感觉到他们也对江青没好感。那个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的，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当局长，他对上虹还算客气。

公安局最想知道上虹背后还有没有人，挖空心思，翻来覆去，一个劲追问他的后台是谁，谁指使他的。上虹说我没后台。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任何人教唆我。我痛恨江青，她大肆整老干部，伤害人无数，大家都对她敢怒而不敢言。我要用行动告诉世人：中国男人不都是割了蛋的！

上虹知道，自己的案子不会公开审判。他明白可能有一天，不出这个院子，就给他处理掉，无人知晓。他不在乎，他干这事不是为了出名。所以他做好了被秘密处决的准备。可也不甘心乖乖被宰。

据难友张效祖介绍，关在里面时，他曾两次趁放风时企图逃跑。不知他怎么想的。那狱墙高达3米，上面又有电网，他武功再好也插翅难飞。放风时，警卫干警林立，如临大敌。可有一天，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出牢门就向狱墙冲过去，没跑几步即被干警摔倒，砸上惩罚镣（仅5个铁环，半步都无法走，得一点点蹭着移动）……难友都说他犯傻。像头关在铁笼的豹子，一点没希望还往铁栏上撞，毫无意义。

他也曾仔细盘算过越狱的招数——搞身警服混出去。冥思苦索怎么能在几秒钟内把看守一拳击昏，扒掉衣服，自己换上，再大摇大摆地闯过监狱大门。他当过侦察兵，有武功，自信有这个能力。但要真正行动并不容易，只锯断那沉重的脚镣就难上加难。后又派两个人与他同号，监视他，更断绝了逃跑念头。

他多次透露，若能跑出去就上山打游击。

在监牢里，为打发光阴，他坚持练气功。站功、躺功、坐功都练。并以武术老前辈郭云深为榜样，戴着脚镣苦练半步崩拳，练得脚踝骨伤痕累累。这郭云深是形意拳大师，因为民除霸，杀了人被关进大牢。他颈带枷锁，脚缠铁镣仍坚持习武，创造出了半步搏杀的绝技——半步崩拳，闻名武术界。

上虹也效法郭大师戴着脚镣练，能站桩2小时，纹丝不动。后来能看书时，为打发时间，他学父亲，背下了厚厚的《汤头歌》、《平湖脉学》等中医著作……

可能他这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很松散，并没建立一个有正式名称、章程、纪律的组织团体。他只是对江青不满，并不反对毛主席、共产党。还有他不写日记，不写文章，疏于舞文弄墨。他干这事无任何文字记录，一切都是口头策划和酝酿。因为他不爱看书，不懂理论，没有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或《声讨江青》之类的文章，他仅仅有谋刺的想法和准备，并未真正实行。还有，或许是江青积怨甚多，公安系统内部有不少人暗暗同情上虹，想法拖延时间。还有是他父亲江一真的面子，长征老干部，抢救过刘伯承、林彪、王稼祥等中央首长，与叶帅、聂帅关系很近。所以上虹的案子没有立刻判决，拖了下来。若要是换个普通人家子弟，恐怕早就枪毙了。

大约1975年底，上虹的母亲吴俊伟给周总理写信。说儿子被抓两年后生死不明，既不放，也不判，非常着急，自己年老多病，恳望能允许探视。不久上面批准家属可以探视。母亲和爱人张敏来到半步桥监狱。母亲见到上虹的第一句话就是：“儿啊，你千万别越狱，要好好活着！只要不反毛主席就没事。”母亲知道儿子的脾气，就怕他越狱。

上虹被单独监禁一年多后，给他牢房里派来两个监视他的犯人。一个叫张效祖，是北京化工试验厂的工人。这小伙子因为对别人说“江青演过电影”就给抓了进来。他与上虹相处几个月，对上虹非常佩服，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监视任务。因为他也练过形意拳，与上虹很有共同语言。他见上虹的脚镣磨破脚腕，就把自己的游泳裤扯成布条，缠住铁环，不让脚镣直接碰上虹的皮肉。上虹也仗义。有一次，效祖拉肚子，还没到茅坑就拉了一地。上虹用双手将地上的粪便清理干净（牢房里不许有布，用水限量）。

还有一位叫郭汉文的狱友，捕前是北郊农场书记。因属下发生众多五类分子被杀，将他逮捕问罪。一次老郭发高烧38度，上虹多次对看守反映老郭发烧了，请求给他看病。看守训斥道：“发这点烧算什么，当在你们家呢？这是监狱。”上虹就用手给老郭搓背，直搓得满头大汗，来为老郭降温退热。老郭当时近50岁，成熟稳重，经常给上虹讲些做人的道理。劝他遇事冷静，不要冲动鲁莽，与人交谈时不要抢话。老郭现已90多岁，本人曾特地找他了解上虹在狱中的情况。他对上虹的评价是：挺刚强的。

在里面，效祖只记得上虹哭了两次。一次是某天提审回来后，上虹默默流泪。效祖问他怎么啦？他说：“效祖，我把我妈揭发了。”

第二次是效祖转移牢房时，上虹流着泪对他说：“你如果放出去了，找我老婆，让她跟我离婚吧。”

上虹的毛病是脾气急躁，爱骂人，爱抢话，插话，不容人讲完……

听说这小子要刺杀江青，不仅犯人，连看守都对他客客气气。别看他犯了死罪，却牛逼得很。能抽上别人给他卷的大炮烟，能享受流氓、小偷、杀人犯对他点头哈腰的体面。都知道这是个不要命的主，罪大至极，说枪毙就枪毙，命悬一线。

熬到1976年10月，一听说打倒四人帮，上虹就明白自己不会被判死刑了。果然，不久没判刑就给他转到隔壁的监狱袜子工厂。那里面都是刑期15年以上的。

据上虹自己说，他织的袜子还不错。

由于他仗义，喜交朋友。监狱里的不少犯人后来都变成了他的哥儿们，章宏远就是一个，还有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武林高手刘少增等。上虹在监狱里没怎么受罪，被称为监狱铁汉。人们都知道他是亡命徒，敢跟江青叫板，没人敢惹。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儿。他成了狱头老大，收拾过一些刑事犯。上虹尝到了当牢头“狱霸”的滋味， 正经风光了一把。

又关了一年多，1978年4月，他终于被释放回家。是爱人张敏和儿子把他接回了家。从1973年冬到1978年秋，上虹共在半步桥看守所和监狱关了近5年。这年10月，他收到了一份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5）中刑反字第400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公安局

被告：江上虹，男，三十三岁，福建省连城县人，革干出身，学生成份，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前百户胡同三十一号。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押，后被逮捕。

经本院审理查明：

一、被告江上虹自一九七三年四月主动帮助从湖南来京给单位购买汽车的吴顺来（另案处理）买车后，即与吴顺来等人一起挥霍。吴在车未买到，钱已花光的情况下，便主谋与江上虹积极策划抢银行。江、吴密谋了抢劫的单位、方法，并作了分工。江、吴还亲自到人民银行新街口分理处外面和小西天储蓄所里面进行现场观察。因进出人多，没敢下手。与此同时，为了不择手段搞到汽车，被告人伙同吴顺来、李春元（已教育释放）密谋偷窃和拦劫汽车。吴派李春元到双井垂杨柳停车场去实地观察，李将观察情况向吴、江作了汇报。江、吴、李还企图在夜晚对郊区行驶的车辆进行拦劫。

二、一九七三年九月下旬，李惟中（已另案处理）将被告吴顺来一百元火车票款骗走。江、吴怀疑李向公安局告发了他们的问题。即密谋要杀害李惟中。同年十月二十日，被告和吴顺来到李家中，以要钱为名，将李骗出，伙同李春元将李惟中胁迫到朝阳区十八里店铁道路基北侧灌木林里，被告手持匕首，伙同吴顺来，对李严加威胁、拷问，企图将李杀害。

三、一九七二年九月，被告江上虹和同学钟小英去哈尔滨将钟在文化大革命初偷来的藏在原哈军工大楼楼顶上的德国枪牌手枪一支，子弹十三发取出。江于同年十月上旬将此枪带回北京，并让吴顺来修好枪支。江经常将此枪带在身边，直至被捕。

四、一九七三年九月，被告江上虹伙同吴顺来伪造借据和“汽车过户表”，帮助吴顺来贪污公款二千三百六十元，自一九七三四月至十月，被告还参与挥霍部分赃款。

以上事实，证据确凿，被告也供认。

本院认为：被告江上虹伙同吴顺来等人，积极策划抢银行，劫汽车；企图杀害李惟中，并非法隐藏枪支，还伙同吴顺来伪造单据。被告的行为，妨害了社会秩序，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被告上述行为大多没有产生直接后果；经过关押教育，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一定认识，可予以从轻处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上虹犯妨害社会秩序罪，免于刑事处分。

二、查获证物：德国枪牌“撸子”手枪一支（枪号218351），子弹十三发，匕首一把和私刻的北医附属医院图章一枚，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和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上虹立即书写了一份上诉书，辩解道：

1、保存枪支是为了自卫和狙击江青，并没有用此枪去干任何有害于人民之事。

2、策划抢银行、劫汽车是为了狙击江青和一旦江青篡权得逞，组织队伍上山打游击的物质准备。

3、李惟中向四人帮的鹰犬刘传新一类告密，这对我们反江青的行动构成威胁，为此我不能不警告她。况匕首是从李惟中身上夺来的，当时我们身上无任何武器。

总之，中级法院判决书中抽掉了我反对四人帮，刺杀江青的政治目的、动机和这几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判决书中所列的事实是站不住脚的，更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

四人帮在台上时，上虹的逮捕证上写的是反革命罪，四人帮垮台后，不说上虹是反革命了，却说他是刑事犯。我们的政法部门非常聪明。很懂得利用刑事罪来诋毁矮化当事人。

老干部，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认为：在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使用非常手段解决江青也不为过。他积极为江上虹的案子奔走，克服了一个个障碍，最后，北京市高级法院终于给上虹彻底平反。

“监狱铁汉”获释后，被大家视为英雄，争相慰问。上虹与诸多大走资派家的孩子都关系良好（比如后来他又遇见一起经济案子，胡德平亲自为他出庭作证）。

但工作问题怎么解决呢？父亲江一真直接找到叶帅，申诉上虹1968年被部队处理复员是受自己牵连，应予纠正。叶帅对江上虹密谋刺杀江青的事早有耳闻。季宗权曾专门把上虹反江青的情况写了材料递交给叶帅。叶帅当即批示北京卫戍区接收安排。这样就被恢复军籍，恢复党籍。1979年12月分配到卫戍区警卫二师司令部训练科，任副连职参谋。他从普通战士一下子提成干部，也算是对他冒死为国除奸的一个肯定。但上虹不大高兴，嫌这副连级参谋有点小。

当时，所有国内媒体都没有报道上虹这起“反革命武装暴乱集团案”始末。随着时间流逝，此案很快被岁月淹没。

在反对极权暴政的斗争中，需要林昭，需要遇罗克，需要张志新，需要胡耀邦，也需要林立果，需要江上虹。各有各的位置和作用。

国难当头，上虹这个被吊销了预备党员的群众，却比很多正式党员还优秀。面对四人帮疯狂迫害老干部，迫害异己，他没在一旁观望，敢怒而不敢言，他非但敢言还敢干，冒死行动了一把。虽败犹荣，其勇气可叹，其精神可敬！

父亲提到儿子时批评道：那地方有四个门，你怎么知道江青走哪个门？跟李逵一个样，是个莽汉。有勇无谋，根本不可能成功。

……

刚从监狱出来后，上虹还想为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因为坐牢期间，一狱友曾对他介绍过水葫芦这种植物，蛋白质高过大豆，比粮食高产，还不易腐烂，不发霉。如种植这个可解决国家缺粮问题。上虹信以为真，想用这个项目到农村扶贫。他把母亲调动起来，到广东考察水葫芦的生产情况。还让德平品尝水葫芦做的蛋白粉，得到了德平的支持。他并说服了北京东方制药厂一位主任搞水葫芦。但有两个问题没解决，一是味道不好，一是绿色。后来证明，这种植物害大于利，那个狱友吹过了头。

1980年的上虹

80年代以后上虹下海做生意，一直不顺。他非那等阴险狡诈之人，豪侠又善良，对下属宽厚过度，频频挨宰受挫。在广东折腾多年却无起色。结果很多当年的马仔都变得比他有钱。虽然父亲在福建、河北的关系很多。但他从不到福建、河北做生意。不打着父亲招牌去赚钱，他极好强，非要靠自己。

上虹是位江湖传奇，故事很多。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一提起江大哥，无人不晓。口碑特好，重义气，不贪财。整天帮朋友干这干那。有时候没那能力也答应，有一点点吹，但非常真诚。他挥金如土。今天口袋里就剩两万元，就敢把这两万元全花光，一分钱不留。司机结婚，他抬手就给10万元。他有当大哥的情结，最有钱时，只要叫声江大哥，皮包里的几万几万任你拿。那时候，他住在广州最好的白云宾馆，一包就是一年。

他总是钱散人聚。身边老养着一帮人。他喜欢那个氛围，走哪都有几个马仔跟班。没钱了就找人借。某年春节前，他向个有钱朋友要30万，朋友说过年怎么用30万。他说我的一群弟兄也要过年呀！上虹交友不看家庭，他坐牢认识了一批平民子弟，出来后都成了铁哥儿们。有求必应。其中不少人靠他的关系发了大财。这些人当然忘不了上虹，会不时给他些接济。

他热心助人的例子俯拾即是。武术老前辈姚宗勋文革中被赶到到昌平农村，是上虹出面找关系给他办回到市内。姚老生病后，上虹又亲自帮他联系住院，找大夫。

狱友张效祖释放后回原单位很受歧视，上虹听说后立即找楠楠，请楠楠父亲出面帮忙，终把效祖的工作调动解决。效祖的老丈母娘病重，上虹自告奋勇从很深的院子里亲自给背出来，放到车上。一个部长公子，替个平民背他的老丈母娘，事虽小，也能看出上虹的古道热肠。

前拳击冠军王国钧有什么困难，上虹总热心相助，还曾骑车大老远去看望王教练，并将自己从丰台搞来的狗肉送给王。

世界景泰蓝大王陈玉书在创业阶段，默默无闻，一贫如洗时，也曾得到过上虹的帮助，给他介绍关系，找资金。

中医世家子弟高志学因政治问题坐牢，出来后被开除公职，没有工作。上虹帮助他平了反，找到工作。这人为救上虹父亲，亲自配药，帮江老转危为安。

楠楠的父亲孙国梁后来查出患有癌症，上虹立刻托人，拐弯抹角找到了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私人医生，通过电话介绍了老人的病情，听取那位美国医生的治疗意见……嘿呀，他不愧是卫生部长的儿子。

钟小英的父亲希望调回上海工作，上虹立刻找德平帮忙，费了不少力气，终于办成。

出狱后一段时间，他协助父亲，为好几个老干部落实了政策。老爸动嘴，他跑腿……

上虹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朋友太多，除了干部子弟，还有不少平民子弟，良莠不一，甚至还有刑事犯。以至于正经好人慢慢的对他敬而远之，渐行渐远。剩下一群对他有所图的宵小包围着他，利用着他。只要认他当大哥，有些一看就不好，满口瞎话，坑蒙拐骗的人也交，也热心帮。比如他听说林立果的警卫员武功高强，就花大力气给他调到北京。后来此人偷渡到澳门，劫过赌场，成了黑社会的头子，最后被杀。因此，上虹免不了受些不良影响。他是红二代中的怪物，喜爱武功，江湖气特重。毛病缺点不少，也难过美人关，有多个女友，很有些对不住张敏，但还是疼爱孩子。他待人真诚大气。跟朋友比跟老婆还好。一天到晚不着家，浪迹天涯，游侠四方，空手走遍天下都有人热情接待。他的公司后来惨败，他的财富不是钱，是勇气和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草莽英雄，不诡诈，从骨头到肉都干净。

我1977年就听说过江上虹刺杀江青的事迹。非常非常崇敬。直到30年后，通过好友程奇逢才与上虹结识，因为当年“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也是我的一条反革命罪状，且都有尚武爱好，两人一见如故。电视里每逢有拳击或终极格斗比赛，都打电话请上虹观看。据上虹说：张闻天的儿子也曾想写他，但没有同意。与我见面后，当即同意让我写他。我感到了上虹的信任和肩上的责任。

2007年11月26日首次与上虹见面。背对者为弟弟上舟的儿子

左起程奇逢、江效松、江上虹、老鬼、张敏

呜呼，文革中，对江青不满的人比比皆是，反江青的人也不少，但真正准备家伙，欲刺江青的全中国恐怕也就上虹一个。面对女皇四处点名整人，残害无辜，双手沾满大量干部、知识分子、文艺人士、普通群众鲜血，国人皆敢怒不敢言之时，上虹欲舍身干掉之，实为救国除奸的侠士！其举动震世骇俗，勇气惊人。

有时候，在特别情况下，国家就需要“鲁莽”，需要李逵，需要这种红二代的怪物。

——上虹胆子大可能有遗传因素。他老爸胆子就大，有点二，在1959年反右倾时，敢替犯右倾错误的省监委书记魏金水说话，导致自己垮台。打倒四人帮后，到卫生部当部长期间，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人们交口称赞。却突然主动将卫生部一把手让给别人，自己到河北省当二把手，也极其少见。在河北，江一真紧跟耀邦，坚决与凡是派斗，不怕孤立，不怕诬告，不怕丢官，一根筋到底……有其父必有其子，上虹这种“鲁莽”，这种二，也有父亲的影子。极难得。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若不打倒四人帮，上虹肯定枪毙。

在文革血腥恐怖的岁月，最稀缺是勇气，最有水平的是勇气。毛泽东是中国的红太阳，九百个秦始皇也不及。江青系毛泽东的老婆，反江青就是反毛泽东，这是明摆着的。文革开始后，江青成了旗手，周总理多次在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那时候，江青权倾一时，威震全国，别说老帅们对她敢怒而不敢言，连周总理、林副主席都要向她点头哈腰，百般讨好。

陶铸在会上批评了她，若怒女皇，顷刻被打倒，迫害致死。

她一句话，彭老总就被从成都揪回北京，受尽批斗凌辱殴打。

她说谭震林是叛徒，谭震林立马遭炮轰，被批得声名狼藉。

她揭露烈士子弟，人大副校长孙泱是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地下室。其妹孙维世不服，上书周总理为哥说话。被江斥责为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投入监狱，殒命半步桥。

她说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亲自给总后打电话，指使逮捕。两星期后，75岁的老人在秦城监狱被酷虐致死。

她公开点名空军的刘震、成均、何廷一是坏人，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连夜即被抄家游斗，沦为黑帮。

作家海默因为私下表示了对江青不满，遭人揭发，被革命群众活活打死。

她在大会上诬陷天津市委领导王亢之是叛徒、特务。王不承认，当场反驳了她。自知触怒江青，大劫难逃，王回家后即吞药自杀。

她欣赏唱歌演员刘秉义，结果刘杀了人也安然无恙。

呜呼，她被称作“红都女皇”，千真万确，那真是权势赫赫，一言九鼎，所向披靡，伤害人无数。所以，后来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那么多干部群众要求判其死刑。

但毛泽东活着时，干掉江青，常人想都不敢想，找个杀人犯给他十个胆子也没勇气干。单就这一点来说，上虹是7亿中国人里数一数二的好汉，顶呱呱的血性男儿，我们这缺少血气的国人中的一块瑰宝！他这“莽汉”永远值得敬佩!

写上虹的文章已经压了5年，一直不甚满意，因年代久远，材料稀缺，上虹本人又患脑溢血，记忆力差。同案犯钟小英、吴顺来皆都去世。文章十分粗陋，缺少细节。但现在，上虹已经走了4个多月，默默无闻走了，悄无声息走了，谁也不知道的走了。为不埋没这位当代荆轲，也顾不得文章粗陋，特在清明之际发表，供世人了解和怀念。

用老干部孙国梁的话说：在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使用非常手段解决江青并不为过。

别看上虹留过级，学问有限，不会耍嘴皮子，没当了大官，发了大财，被父亲批为李逵式的人物，但上虹可歌可泣，了不起！了不起！、

上虹的这些经历，他自己很少对人讲，弄得社会上有很多版本。他刚释放后就有人要写他，还想给他拍电视剧，都被拒绝。结果30多年过去，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官方唯一公开记载他的事迹是《一生求真——江一真传》中第363页有段介绍。

现在他走了，不能再让他默默无闻了。

历史会记载这么一笔：在文革那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恐怖的阴森岁月里，中国人不都是奴才，懦夫，也曾有上虹这样的当代荆轲，一去不复返的壮士！

在楠楠家商谈搜集上虹当年的材料

前排左起楠楠、秉和、上虹、老鬼、马运昌 2008.10.19

2009年1月1日在阳坊大都餐馆门厅。上虹偕妻子张敏和儿子请我吃刷肉

2013年11月14日去世。2014年清明前夕，去万佛陵园陪上虹小坐

向上虹深鞠躬

注：2014年9月28日下午，上虹好友楠楠找到一部分上虹的材料交给我，包括判决书、上诉书、《我的自述》等等。现根据这些材料，又补充修改订正了一遍此文。

作者：老鬼 摄影：张丽娜

浮生未歇

　　贪官和贪财就是棺材，只能是死路一条；幸福是什么？监狱里没有亲人，家里没有病人；‘贪’字，今天的宝贝，明天不一定是你的。

　　南京市新任市委书记黄莉新在大会上发言，以幽默风趣的解字法，警戒该市官员干部切勿贪腐。其实通过妙解一些汉字，从中可以得到一些为人、为官的启发和警示。

　　

　　上

　　面一个宝盖，要求为官要为民做保护伞；官字下面两个口，要求为官不夸大吹嘘，因而上面的口字要小；要求官员要为民说话办事，声音必须要大，所以下面的口字

　　大。若为官者一只口用来发号司令，吆三喝四；一只口用来饮食营养，大吃大喝，那他终将被人民孤立，成为关在“棺”中的官。

　　

　　从“水”表示与水的特征有关；“青”指碧绿透彻。“清”的本义为水清澈透明，与“浊”相对。水清可鉴物，天清则湛蓝，心清则明理。“清”为纯净、纯洁，为官纯洁则为清正、清廉，做人纯洁则为清白、清逸。“青”可视为“静”省；无风而水静，此为“清”之清平、清静意。

　　

　　古义指堂屋的侧边、棱角。棱角的特点是方、直，故廉有直义，以“廉”字喻人，指正直的品德。

　　

　　一止为正。做事不越轨也。内含一上一下，还有一竖。指为人处事，有上有下，端方有肃，不上不下，上下相合，取其中，站得直，绝不点头哈腰，阿谀奉迎。这样的人，谁敢说不正？

　　

　　虎

　　头业尾。什么意思？扯虎皮，做大旗，障人眼目吹牛皮也。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干了小小的一点业务，就吹得像老虎一样吓人，岂能不虚？现在这样的人和事太多

　　了，当官的为了往上爬，最省力的一招就是：吹！直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也不怕丢官坐牢了，难道直至把狗、把牛、把老虎、把自己吹死，才肯罢休？可悲！

　　

　　今贝为贪。何意也？现在已经有了很多钱还不满足，吃着自己碗里的，瞅着人家锅里的，欲壑难填，蛇欲吞象，是为贪。

　　

　　病附肉上。疾病附着到肉上，不杀菌，不消毒，不医治，怎能不烂呢？腐在精神上，不改正，不认错，那么就会腐坏党和人民的群众血肉联系。

　　

　　有贝。贝，钱也。有钱是好事，贿之何罪？但钱要是以不正当渠道来的，那么问题可就大了。有“贿”又有“赂”那当是罪大恶极。

　　

　　各贝。乃钱各有所得也。你有权，我有钱，我送你一万是想得十万或更多。现在人心不古，儿子有了钱，连老子都不愿给，何况别人？因此，当你有了权，人家送你钱的时候，你要好好想想了，那钱没有白送的，那钱更不是好分的。说不定哪一天，咔嚓，脖子断了，头就没了。

　　

　　水亏也。没有水，不能清洗，自然就脏了。心灵也一样，没有清廉之水常洗，岂有不污之理？一旦污，不只水亏，心也亏，人性亏，命就更亏了。

　　

　　贝反为败。钱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如果取之不道，用之不当，钱就会造反，就会导致人的失败。故逢贪必污，污之必腐，腐之必败。

　　

　　开刀。在身上开一刀，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要不自古以来，当官的都不愿被刑，制定出什么“刑不上大夫”的规制。不过，自Z姓老虎落马以来，这样的惯例恐怕不会再有。谁敢顶风作案，不严以律已，中纪委就会拿他开刀。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写道，“牢，闲也。养牛马圈也。”许慎说的“闲”就是指遮拦物，这里指牛马圈栏。贪官若在当官时，把百姓当牛做马，那他注定会失去自由，成为一个在“牢”里的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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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当众教训邓小平事件的台前幕

后(图)

京港台：2015-2-23 21:08| 来源：共识网 |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与李光耀总理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一来，反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于是，李光耀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1980年，邓小平接见了马共总书记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本文选自2015年2月16日共识网，作者陈益南，原题为《设在中国的马共广播电台》。 　　 　　1978年11月，李光耀在新加坡机场欢迎邓小平 　　曾经读到过一份资料： 　　文革中的1968年，7月的某一天，中午13时，对中国有关部门负责收听到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革命之声”中文广播的工作人员来说，有三、四分钟的广播，会让他们终身难忘。 　　“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对外公开机构，“革命之声”则是马共拥有的广播电台名称。 　　当时，在收听“革命之声”的女播音员，用中文平静的播送马来亚共产党人民军的战报时，突然，听到电台中传来自动武器射击的声音，并且，枪声在逐渐增多、增大，还听到了手榴弹那种特有的爆炸声。不久，枪声逐渐稀疏，而出现了手枪发出近距离射击的响声。很快，又听到一大群人用中国人听不懂的语言在叫喊，紧接着，传来女播音员的喘息声，还很清楚的听见她发出的呼喊：各位听众、同学、亲人、朋友们……亲爱的祖国，永别了! 　　在广播中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后，广播便嘎然而止，寂没无声了。 　　当时所有收听到这一广播的人，都猜到了，枪声、女播音员悲怆的告别声与爆炸声，及此后广播的嘎然而止、寂没无声，是意味着什么。 　　很多年后，人们知道了这个与电台共存亡的女播音员令人惊异的情况：她姓焦，原是中国山东济南市的一个红卫兵，济南某中学的高三学生，一个美丽的姑娘。 　　六十年代后期，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格瓦拉主义，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青年人的欣然认同与接受。因此，一批中国红卫兵自行跨过边界，自发投入到东南亚的丛林中，参加了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来自济南的焦同学，便是其中一员，她成为了马来亚共产党人民军战士，在设于丛林中的马共广播电台，做了一名播音员。 　　据那份资料说，当时，因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军特种部队的偷袭，在抵抗无效即将被俘的最后时刻，女播音员拉响了一捆集束高爆反坦克手榴弹。 　　距女播音员牺牲1年多后，1969年11月15日。 　　当天，寂静了多日的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革命之声”的广播，突然，又重新响荡在空中，而且，所播出的声音，功率更大，音质更强。 　　然而，这个声音，却不再是发射于马来亚与泰国边境的丛林之中，而是来自一个出人意外的地方：中国、湖南省、益阳县境内的四方山、代号为“691”的建筑群。 　　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白：安全、稳定、播音质量高。 　　电台分别以马、泰、华、英语进行播音，每种语言每天播音一到四小时。 　　此后，长达12年，马来西“革命之声”的广播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不论马共人民军与政府军的交战如何激烈，或如何艰巨，马来西“革命之声”的广播，都能高昂的飘荡于天空。 　　直到1980年6月，这个声音才撤出中国，重新回到马来西亚与泰国交界边境的丛林。 　　由此，“691”便成为了一段历史，也成为了一座“文物”。 　　从湖南省会长沙市，向西约60公里，便到了益阳县境，在距319国道只有几公里之处，有一个叫岳家桥的小镇，四方山就在小镇的附近。而隐蔽的“691”建筑群大院，便处于四方山中的一个水库旁，占地面积近200亩。 　　当年马来亚共产党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就设在这里。 　　“691”并不是专为马共“革命之声”所建，而是六十年代中期为战备需要，国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建的一个二线备用台基地。后来，应马来亚共产党的请求，便提供给马共使用，将它改为了马共“革命之声”所在地。 　　当时电台的发射机50千瓦，输电线电压11万伏，备用柴油发电机480匹马力，发射塔高94米，整个儿就是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水平。 　　马共广播电台到此，起初人数不很多，发展到后期，才增加至百多人。 　　电台总编辑是马共中央委员陈田。 　　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也常住到这里。在“691”大院内，有一排红砖平房，之中，就有陈平及马共中央的领导人的几间住房，以及办公室、会议室。 　　“691”内的生活很单调。 　　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并不多。一早起身后，吃了早餐就去电台上班。11时30分就是吃午餐的时间。电台工作人员的饮、食、住、行，全由中国方面包办，不必电台的人操心。马共人员只管电台的播出，中国工作人员则负责电台的发射等一切技术上的事务，也负责保障马共人员的日常生活事务需要。 　　“691”的大门内，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岗亭，大院内还有二幢部队的营房，一个连的解放军驻守在这里，负责警卫大院与电台的安全。 　　在“691”院内，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分成两个部分，也分别住在两个区。双方人员不准私自往来，不准互相聊天，必须严格遵守。大院内，另有一道中门，将大院隔开为两个区。中门之内，是马共人员的天地，门外则是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区。马共人员与中国人之间很少有往来，双方人员更不能建立私人友谊。 　　在马共人员的区内，有几幢双层楼房，供他们居住;还有两间文娱室，让他们从事消闲活动。但是，只有两架黑白电视机，大家只能集体在一起看电视。但在区内，马共人员有机会观赏电影，影片会定时送进来放映。此外，马共人员一年有两次出外旅行的机会。基本生活费他们不用操心，吃集体，用集体。他们每个人每个月另领40元人民币的生活津贴，大家都一样，总编辑陈田也不例外，每月也只领40元人民币。 　　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有时也住到长沙市南郊的青园宾馆。当时，青园宾馆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管理，是专门接待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殊宾馆，对外不开放。于今，当然已不再有神秘的面纱，而成了一所普通的商旅宾馆了。 　　现在，“691”大院已成为了历史，在那儿人们已看不到任何当年电台的痕迹，只剩下一幢幢被林荫遮掩的破旧楼房，与疯长的杂草共存。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有关部门也曾想开发利用“691”这幽静的几百亩地，然而，可能是因其地毕竟身处深山之中，搞了许多年，都没能挖掘出它的商业价值，办企业不适宜，做宾馆太偏僻。倒是其神秘的往事，经常吸引一些人前来观赏，使“691”大院，成了当地一处特殊的景点。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二战期间，马共建立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 　　1945年8、9月间，英国重占马来亚，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其核心是为恢复其宗主国的统治。对此，马共决定进行反抗英国人的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时的马共总书记，就是时年26岁的陈平。 　　马来亚在1957年获独立后，有着众多华人的共产党，被边缘化，因而，武装斗争的矛头又指向了政府。 　　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共约3000人撤至马泰边境泰方一侧的四个府(省)的丛林中，以求休养生息。这里山多林密，重峦叠嶂，便于隐蔽;又有铁路直通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海港可达香港。 　　马共巧妙地迂回于马、泰两国地方军政的矛盾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得以在泰国的领土上生存20多年。 　　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 　　1982年的7月，泰国陆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 　　泰军“11号计划”的“围剿”战绩是：攻陷了马共3个团的团部，占领了很多营地及生产基地。使马共武装丧失了经营多年的藏身之所，从而丢失了后勤基地、情报文件站及干部训练中心。 　　然而，马共最大的变化，是在此战役结束之后。 　　从1979年起，作为马共最大支援者的中国，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调整，取代了阶级斗争与革命。从那以后中国发生的变化，让马共领导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他们的理想与前途。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与李光耀总理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一来，反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于是，李光耀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1980年，邓小平接见了马共总书记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从1987年起，一些马共高级领导人，面对当时泰国首相差猜发出“不要战场要商场”的呼吁，便先后开始响应，按泰国官方提出的三项政策，首先与泰国政府达成和解。 　　泰政府的三项政策是： 　　一、凡放弃武装斗争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 　　二、和平归来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 　　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 　　最后走出丛林、放弃武装斗争的，是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 　　1989年12月，在泰国边境城市合艾，以陈平为团长的马共代表团，终于与泰、马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和平协议，决定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回归大社会。 　　奋斗了6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便予以解散。 　　泰、马两国政府向原马共人员按每人5英亩的标准，在马共原活动地区，无偿提供土地，作为马共人员赖以生活的生产资料。并建立了若干个“友谊村”、“和平村”，供不愿离开原活动驻地的原马共人员居住。 　　现在，这些“友谊村”、“和平村”中的一些前马共军人，将他们原来的战斗场所，予以开发。加之外商的投资，使当年的游击区，变为了泰马边境的特别旅游地，吸引了不少国内外观光游客，由此给“友谊村”、“和平村”的村民——前马共人员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收益。 　　走出丛林后，一些原住在泰马边境的马共领导人，按和平协议中可以无条件回国的条款，要求回国(马来西来)，以叶落归根——他们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这些人的要求，大体上都被满足了。 　　然而，居住在泰国曼谷的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2003年，以一个80岁的老人身份要求回到马来西亚的家乡的申请，却被马来西亚政府拒绝了。 　　为此，陈平的律师向马国法院起诉政府的这一违约举措，然而，官司打到2008年的7月22日，马来西亚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却仍是不准许陈平回国。理由很可笑：陈平拿不出他在马国的出生证明，因而，不能证明陈平是马来西来公民，因此，不能打官司，也不能入境。 　　显然，马国政府方面，仍然有人对陈平耿耿于怀。 　　对此，马国的很多报刊，便嘲笑政府：1989年12月签署泰、马政府与马共的三方和平协议时，就是陈平代表马共在协议上签的字，那时，政府怎么不问问陈平是不是马来西亚人？按政府现在的做法，要么1989年签和平协议时，政府就是搞错了，与一个不是马来西亚的外国人签了协议;要么，今天政府不让马共领导人陈平回国，就是在自食其言，违反了1989年的协议。 　　但是，陈来终究没能回到他的祖国，只能仍居住在泰国。 　　2003年，陈平用英文发表发他的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讲述了他参加共产党的一生。他的文章，被获准在马来西来的报刊上公开连载，并成书出版、销售。 　　对此，东南亚学界评价颇高，认为允许陈平出书讲述马共的历史，是一个让失败者也参入对历史进行评说的范例，打破了自古以来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铁律，从而开创了历史叙述实现双向互补的先河。 　　2004年，陈平获新加坡政府特许，以学术研究为由，短暂访问新加坡。 　　2009年11月，陈平发表谈话，以前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向一切当年曾受到马共活动中暴行伤害的人们及其家属，予以公开道歉。 　　2013年9月16日，陈平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9岁。 　　陈平在他的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说： 　　“你可以说，我错了，失败了，但我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努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