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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歌/林彪坠机现场如炼狱/刘少奇长子自杀死状凄惨/反寡头将成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發佈時間: 2/28/2015 10:10:30 AM 被閲覽數: 16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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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那些年你知道和不知道的英文牛歌和

牛人(之A)

 
来源: 2015-02-26 wencueciy



按歌曲的字母顺序扒,每个字母只给
5首限额。当然,能进入这TOP5那真是太难啦!就比如以A打头的歌曲,耳熟能详的,你一言我一语,估计随随便便列出个二三十首应该不在话下。再说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首歌的旋律正好和他有了共振,那首歌的歌词刚刚捅在你的小心窝上,等等。。。但是,别吵吵,就五首!如果五首里面有你喜欢和认可的两三首,那么就算大功告成了!

废话少说,开扒!

A 开头的歌:

1.《AMERICAN  PIE

万事开头难!这第一首歌,想了半天,决定推它!

这首牛歌的作者DON MCLEAN在那个巨星云集的年代,并不是特别的牛!只在1971年,他和他的专辑取得了英国和美国两地年度排行第一名。然而,就像曹雪芹一生只有一部《红楼梦》就够了一样,DON MCLEAN的这首《AMERICAN  PIE》已经足以让他进入英语歌曲名人堂了,更何况他还有另一首神曲《VINCENT》(我相信这也会是V字头中的TOP5)!

一般而言,流行歌曲的长度在35分钟。再长容易让人烦。然而,这首持续八分半之长的《AMERICAN  PIE》,居然上来就唱,没有前奏,娓娓道来,抑扬顿挫,让你怎么听都不觉得腻,真的很神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首歌的歌词。三十多年来,对这首歌的解读五花八门。而作者DON MCLEAN本人更是对此三缄其口,打死也不说,这就让此歌平添了些神秘。如果对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和流行音乐有些了解,相信你会更有兴趣去反复玩味这首神秘的《AMERICAN  PIE》了。

其实,到现在也弄不清楚那个AMERICAN PIE 到底指的是什么。可有一点比较清楚,那时候,年轻的DON MCLEAN应该是个保守的愤青。对于那两个给美国摇滚乐带来革命的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和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这个愤青那是颇有微词。DON  MCLEAN认为,BEATLES他们的音乐再不能使人们像过去一样,随着音乐欢快地起舞了。而以他儿时的偶像,传统ROCK  N  ROLL巨星BUDDY HOLLY 的飞机失事为标志,DON  MCLEAN甚至断言:THE  MUSIC  DIED

可是,他错了!

音乐没有死!不仅没死,就像他自己的这首《AMERICAN  PIE》一样,多少年以后,更加熠熠生辉!

2.《AMAZING  GRACE

一首福音歌曲,作曲不详,真正的神曲吧!被奉为基督教圣歌。圣洁空灵的旋律,即使是非宗教人士,听一听这首歌也会让你对上苍多一份敬畏和感恩之心。
  
这首歌的词作者John Newton原来是18世纪时的黑奴贩子,在一次海难中奇迹般生还后幡然悔悟、弃恶从善,后半生成为了虔诚的传教士,是基督教版本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在晚年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词,因为切身经历、所以感人肺腑。

多年来,无数人唱过这首歌。无论牛人还是路人,都有绝顶的版本。女声有CONNIE TOLBOT; HAYLEY WESTENRA; 男声有ANDREA BOCELI; IL DIVO(美声男伶)。。。笔者推荐CONNIE TOLBOT版的吧!

3.《ALL BY MYSELF

70年代美国歌手埃里克卡门Eric Carmen根据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拉赫马尼諾夫( Rachmaninoff )的作品——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的主题改编创作而成并首唱,90年代时天后Celine Dion唱过,后来Jamie O'Neal 在电影《BJ单身日记》里也唱过。
  
  这首歌旋律与歌词的结合堪称完美,对唱功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要求较高,而这三个歌手(其实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公认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上的三个)不同版本之间的演绎比较也一直是歌迷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我们的姚贝娜在第二期中国好声音中,也华丽地演绎了这首经典。这会让俺们中国朋友今后在争论谁演绎的更好的名单中,加上这个美丽如烟花的中国女孩儿。

笔者就推荐姚贝娜版的吧!纪念她!

4.《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INK  FLOYD乐队是摇滚界的异类,因为他们是一群乖孩子。PINK FLOYD可能是史上最富有的摇滚乐队!每个成员都亿万身家。这简直太令人惊奇啦!玩摇滚的都什么人啊?能赚钱也攒不下啊!所以,他们真的很乖。

2004年被评为史上十大摇滚乐队之第八。

这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是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在20年前,一帮北京最前卫的小青年儿,从打口带中听到这首歌曲时的震撼。即使在今天,你问当年国内第一批的那帮摇滚老炮儿们:什么是摇滚?估计他们的回答一定各种各样,因为本来谁也说不清楚嘛。但如果被问急了,没准儿他们会扔给你一句:摇滚?就是墙里的一块砖头!可见,这首《ANOHTER  BRICK  IN  THE  WALL》对他们的影响至深!
  
平克 弗洛伊德的音乐有时可能会让人感觉很迷幻,神叨叨的,甚至仿佛置身精神病院。

“我们的音乐关注精神,但我们并不神经”他们如是说。是的,真正的摇滚乐的伟大就在于它既属于音乐——又必须超越音乐。

5.《ANOTHER  DAY  IN  PARADISE

不是ANOTHER BRICK 后,来个ANOTHER DAY就顺口,实在是这两首歌必须都入围!年轻时看这首歌的MV,当时画面中,那位充满智慧的谢了顶的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实在让人印象深刻。这哥们儿原来是70年代英国创世纪"(GENESIS)乐队的鼓手,80年代,乐队成员各自单飞,居然各个成绩斐然!而Phil Collins是最突出者,一跃进入巨星行列。
  
  
这首《Another day In Paradise》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在一次夜归路上遭遇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流浪妇女的乞讨后,Phil Collins写出了这首歌。歌曲问世后立刻以浓郁的人文关怀色彩,配合恰如其分的旋律及演唱引起轰动,这首歌也成为了Phil Collins的经典代表作。

 

好吧,5+1,《ANGLE

不想多说,加拿大才女歌手Sarah McLachlan为电影《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所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那份天籁之音,美得让人想流泪。如果你想自己一边儿静静地哭会儿,听这歌吧!

好吧,5+2,《AND YOU LOVE ME SO

还是老愤青
DON MCLEAN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本来并不出名,但Don McLeanAmerican Pie一曲爆红之后,他以前专辑里的这首歌被当时已经年近六十的老牌巨星佩里科莫(Perry Como)看上并翻唱,立刻引起轰动,后来包括猫王等多名歌手屡次翻唱过这首歌曲,无不柔情款款、感人至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齐豫姐姐也翻唱过,而且翻唱的特别好听,故+2

同样的,笔者推荐齐豫姐姐那版!





林彪坠机现场:如炼狱一般令人触目惊心(图)



文章来源:
“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任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孙一先曾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本文选自孙一先所著《在大漠那边》,以下为书中第九章全文。


林彪坠机现场示意图,来自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手绘

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

我和小沈看到这架中国民航飞机已经粉身碎骨,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太阳已近落山,许大使和蒙方人员边走边察看边交谈,已快走到南端的机头位置,小王招手示意我们快些过去。我不能在机尾继续逗留,就急忙奔向蒙着白单子的死难者尸体。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开,我一眼望去不禁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继续朝前走。

小沈走得快,正在第二、第三堆尸体之间,察看一个被炸裂的方形食品柜,它的旁边有一堆什物,是收集起来放的,有蒙方便衣人员在看守。在这堆什物中间,有驾驶人员用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看,航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支黑铅笔和红蓝铅笔插在一边。我问航图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摇摇头不说话。图囊旁边有一堆手枪,有几支枪把烧焦,里面露出空的子弹梭子,大多数完好无损,我数了数总共六支。其中五支枪身上都有“59SHI”字样,一支是苏制AK型。蒙方人员问59SHI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手枪的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的。此外,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子弹散乱地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我注意翻找,没有发现任何空弹壳。另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这时,小沈拿起一本六十四开的铅印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让小沈端着,我把这几页可能涉及到国防机密的内容拍照下来。心想:这样的小册子蒙方为什么没有拿走?小沈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小沈让我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我只好把有字的几张拍照下来。此外,还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我让小沈把枪支号码、子弹数量及其他物品登记下来。他说没带笔和纸,我说快去把小王唤来,他带着本子和笔。小王过来后,我协同他把应该登记的一一登记下来。

在这堆什物的旁边,我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我问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死难者的遗物要收集起来堆放?他说因为怕丢失。可是,这样一来,除了那双白色女皮鞋之外,就找不到属主了。

我们是下午将近6时抵达现场的,初步巡视花去大约一个小时,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我和小王来到现场南端,同许大使会合。我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小册子,我让小沈去把它拿回来。小沈过去想拿,蒙方看守人员不让,只得空手而归。

现场南端距飞机着陆点五百三十米左右。飞机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机头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眼前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大约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这里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成灰。机头正东二十米处有一截大片机翼,上有“民航”两个大字,是周总理的笔体。看来这段残翼与座位架正东的有“中国”二字的残翼,同属一个完整的机翼。当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折断的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仔细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但没有燃痕。我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我默想,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莫非是这个飞机大、机翼厚?那又为什么洞口朝上呢?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草地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横焦滩 惨不忍睹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小沈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进时,司机图快,路上一个塄坎,把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小沈,鼻梁蹭在车棚的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皮,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高陶布司长有事乘坐大轿车),否则也要受伤。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轿车上的卫生组大夫赶来,给小沈涂药并贴上纱布。古尔斯德把那辆车的司机严厉地训斥了一通。

9时30分,我们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许大使嘱咐我,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我和小王暂时同许大使、小沈分手,首先选择了盆地北端约二十米高的小山,登上去俯瞰整个失事现场。我们用指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往正南方远远望去。失事现场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东)边,它的后面朝北偏西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尸体。机尾被远远地抛到了机头右后方,靠近烧焦草地的边缘。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一瞬间甩开来的,但是,它们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经昨天的步量,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五十米,甩得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三十至四十度的夹角。在这夹角范围内,散布着被炸碎的机身内部的部件及饰物,在这个夹角范围以外,则是机身、机翼的大块碎片及零零星星的中小碎片和物品。

在小山上,我和小王特意转身向北,朝山背后与现场相反的方向望去,希望发现一点草地着火的痕迹。如果有着火点,即可证明飞机降落前在空中已经着火,落下了燃烧物。然而,金黄色的草场静悄悄地向远方伸展,没有任何黑糊糊的面和点。小王同意我的判断,也认为飞机降落前在空中没有着火。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约一千五百米,来到盆地中央,察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二十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脑际。我一面

走一面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已来到死难者尸体跟前。

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赤裸裸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是爆炒过度的大虾的颜色,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

高陶布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向许大使建议,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1至9号,以便区别。随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为先导,双方随员跟进,对一具具尸体进行察看。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小沈在做翻译的同时,也抽空拍了一些镜头。蒙方的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拍个不停。

大家首先来到第一堆死难者旁边察看。这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基本上并排仰卧,脑袋统统向西,相互之间距离二至三米。

第1号尸体,朝天仰卧,四肢叉开。左臂骨折,肘以下的断臂放在耳朵旁边,似要伸手摸脑袋;右臂斜放,小臂上擎,手心朝胸。左腿内屈,右腿斜伸,腿肚上有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显出圆圆头颅,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迹流凝脑后。上下身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身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我要小王逐个抄录下来。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第2号尸体,夹在1、3号尸体中间,衣服全部烧光,赤身露体,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身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嘴微张,牙外露,眼半阖,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像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第3号尸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伤势很重,脑壳从鼻尖向上开裂,正如俗话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大嘴横张,像是头部炸裂时痛不可忍,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看过1至3号尸体后,大家向东南绕过又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二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三十多米。

第二堆尸体,与第一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身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这个尸体的面部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头顶焦发中发现一伤痕,血迹流至右耳上部及眼角。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6号尸体,仰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眼睛睁开露黑瞳,嘴圆张,舌头外吐,含在上下唇间。鼻下经鼻尖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

第7号尸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烧光,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鼻尖以上两眉以下的面皮烧灼较重,条条起垄,牵拉歪斜。嘴微张,牙略露。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尸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察看过4至7号尸体后,大家转过身来就看到了第三堆死难者,这里有两具尸体,离第二堆仅八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其中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她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像是睡熟。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上排白牙齿。两眉焦而未脱,眼半睁,似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似乎在表示无可奈何。左臂内弯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乳房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阴道脱垂,两只相对的脚心均有串串燎泡。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估计这位“空中小姐”已不大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令人奇怪的是,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却只把衣服烧光,皮肤灼伤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尸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尸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着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



刘少奇长子自杀死状凄惨:碾碎半个头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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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允斌是刘少奇与何宝珍(又名何葆贞)于1925年所生,是刘少奇众多子女中的长子。14岁那年被送往苏联生活、学习,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回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工作。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刘允斌被下放劳动,任务是打扫卫生、掏挖污水沟等等。随着父亲刘少奇倒台,刘允斌在二〇二厂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游斗、遭到殴打和辱骂。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在二〇二厂的他家所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身亡。1978年,在二〇二厂俱乐部为刘允斌举行了平反后的追悼会。《档案春秋》2009年第2期刊发文章《我所认识的刘少奇长子——核专家刘允斌》,作者冯泽君曾与刘允斌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共事。据文中披露,发现刘允斌尸体时,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死状凄惨。全文如下。


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合影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

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开始时不认识,但工作时间一长,又在同一大楼,交往的机会也多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事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忽然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在另一条小路边谈论什么。那位男同志就是刘允赋,他和刘少奇长得很像,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倾听那女同志的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计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员,有事情找他,“狭路”相逢,就把他拦住了。后来听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讲,这是刘允斌的一贯作风:当有人和他研究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法。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刘允斌从苏联初回北京时,刘少奇在门口迎接,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赞美词,儿子相当争气,做父亲的怎会不感到高兴呢!

刘允斌是1939年14岁时从延安出发到苏联去的,18年以后32岁时才正式回到祖国,所以他对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转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名胜古迹,感到没有多少兴致。他是抛妻别子回来工作的,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于是他对父亲讲:“我希望马上工作。”

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三十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找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我国的核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这么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这套以老带新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同时他们害怕受刘少奇的牵连被抓去杀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

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刘允斌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他们同样都是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各国领导人经常到儿童院来看望这些儿童。刘少奇、周恩来等去苏联的时候也去看望他们。

刘允斌是在苦水里长大的,一到苏联,学习就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装甲车长驱直入,在攻打明斯克市时,德军抓走了20多名正在这里度假的孩子,其中就有朱德的女儿朱敏。儿童院大为震惊,动员大家参军,不少西欧国家来的大孩子穿上了军装,开赴前线。刘允斌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有批准。他就变着法儿要求献血,可是苏联规定,不准在国际儿童院采集血浆,刘允斌硬磨软缠,最后献了血。

德寇入侵,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深渊,国内供应严重短缺,儿童院的孩子也被动员去拣废铁,女孩子则参加缝纫组做手套、缝军衣、斗篷。刘允斌和毛岸英等还去军工厂参加劳动,制造枪支弹药。战争时期,儿童院的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冬天室外温度零下30℃,室内没有暖气,只能敲冰洗脸,还经常挨饿,人人面黄肌瘦,没有血色。刘允斌比父亲矮了半个头,就因为在战争岁月中经常饿肚子,影响了生长发育。

1942年11月19日,苏联进行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军节节败退。到1943年11月,希特勒的军队全部撤出苏联。但是卫国战争胜利对国际儿童院并未带来半点好处,反而每况愈下。因为这一年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儿童院成了无娘的孩子。新来的院长只是象征性的,根本不管学生能否吃饱,忍饥受饿是经常的事。

本来毛岸英是300多名儿童委员会的主席,毛岸英走后,儿童院更乱。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党组织,用组织名义与院长打交道。幸亏儿童院中有几个好心的老师,介绍他们加入了苏联籍。刘允斌就利用苏联籍的身份,给出版社抄稿件,增加些收入,改善生活。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然而刘允斌对自己所学专业并不满意。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以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乖乖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以后,苏联千方百计搜罗参加过德国原子弹研制的专家、图纸、仪器设备,抢先弄回国内,开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专业,非苏联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可又进不了这个专业学习,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大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

1947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成立了一个中国同乡会。由于刘允斌学习成绩好,工作积极,任劳任怨,肯为大家服务,更重要的是他有相当强的组织才能,因此威信很高,被选为同乡会会长。

他接任以后,就组织留学生们学习国内时事。由于大家长期身处国外,中文水平很低,他就把国内寄来的学习资料翻译成俄文,每逢节假日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开联欢会、座谈会,唱歌跳舞,交流学习心得,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跨国婚姻的悲剧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尽管他们夫妻感情和瑟,并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子女。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国。

刘允斌的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道堪称小康。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考虑到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将来自己是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

他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快来了回信,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就这样,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感到不适应,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都容易学、容易改变。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玛拉成天听着汉语,犹如坠人云里雾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谈何容易。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双方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这年,刘少奇第二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刘少奇告诉刘允斌:中国科学院已经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所谓“近代物理”,就是原子核物理,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前沿尖端科学。刘少奇说:机构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言外之意要他学成赶快回国服务。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养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养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刘允斌不抽烟、不喝酒,体贴妻子、喜欢小孩、抢着干家务,这在俄罗斯男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苏联女同学都对他们羡慕不已,希望将来也能找到一个像刘允斌这样的爱人。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苏联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很欣赏刘允斌的学识和才能,主动出面劝说刘允斌留下来。一位官员甚至把刘允斌和玛拉请到家中作客,席间真情地劝说:“留下来吧!克林姆(刘允斌的昵称)你虽然是中国血统,我们也很理解你的爱国热情,但你毕竟是我们苏联培养起来的,你是在这里长大的,你在这里有你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还有你美丽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难道你真的要舍弃这一切而去吗?我知道你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了,但那只是些理论之争,丝毫也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

那位官员真的动了感情,眼睛都润湿了。

刘允斌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

“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在中国只生活了14年,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还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因为贫穷的祖国更需要我,就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母亲更需要儿子强健的臂膀扶持一样,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

那位领导人默然了。

玛拉彻底失望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

“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后你会后悔的。”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之后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他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继了。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此后玛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里住着,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补充家中开销。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赴苏联访问。虽然在苏联的时间不长,刘少奇还是抽出时间把玛拉的父母、玛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全部请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相见,依然把玛拉的父母视为自己的亲家,把玛拉视为儿媳,把孙子孙女搂在怀里。他对玛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可以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寻求帮助。”他知道这桩婚姻的失败,其责任不在儿子和儿媳身上。

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有时晚上也不回南区宿舍,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抽烟。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当时刘允斌正着手研究核燃料问题。研制原子弹首先要有合格的核燃料,核燃料来源于铀矿。但天然铀中只有含量占0.7%的铀235可以利用,而占99%以上的铀238是不能直接利用的。

但铀238有一个特点:它在中子的轰击下可以转化为钚239,钚239扣是一种比铀235更好、更高级的核燃料。如果用钚239来制造原子弹,在相同的威力下,可以比铀235做得更小、更轻。然而分离钚239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任何国家都视此为头等绝密材料。刘允斌所担负的工作就是要想方设法把钚239从反应堆烧过的废燃料中分离出来。

这项工作与原子弹的研制成败密切相关。研究室在刘允斌的带领下,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分析终于在试验室里提取出钚239。

1962年8月,关键的钚分离工厂尚未设计,苏联就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在内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202厂初具规模以后,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包头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个核燃料工艺室并入该厂,成为第二研究室,并把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全套人马全部调去。

1963年初春,塞外边关和江南就是不一样,江南早春三月已是“杂树生花,群鸟纷飞”的时候,包头却仍然处在天寒地冻之中,积雪毫无溶化的迹象,天上鹅毛大雪仍然漫天遍野地飞舞。202厂从表面上看,不像座工厂,而像军事机关,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耸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楼房。厂区道路泥泞,天晴刮风时,又飞沙走石。刚种下的小树就像大蒜一样东倒西歪,宿舍门口挂着厚棉毯,窗子有三重,虽有暖气,但仍感到寒冷。门外竖立着一座座小冰山。原来天冷泼出去的水,不会流动,结果就渐积渐高,成了一座座透明的“小富士”山。工厂四周,警卫森严,离厂10华里就是警戒线,离厂5华里则任何外人不得靠近。四周方墙都架设有带钩的铁线网和高压电网,所以外人是绝对进不去的。

刘允斌一到工厂,就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根据研究需要,设立物理化学、工艺试验、理论计算、分析研究四个组。遗憾的是科研人员奇缺,刘允斌四处物色人才,从二机部系统的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要来一批科研人员,又从北大、清华等高校要来一批优秀毕业生,能调的就调,调不来的就借。李妙秀这时也来到包头,在三室担任分主任。当年二机部用人很严,对有海外关系、出身不好的人更是大忌。刘允斌大胆破格用人,把北大一位出身不好的优秀研究生从外地一小单位要了回来。有人向他提出意见:

“这个人出身不好”。他说:当年美国搞原子弹时许多科学家都不是美国人,是从纳粹德国和匈牙利等国请来的,他们甚至在希特勒直接指挥下工作过。事后证明,“出身”不好的这位同志工作非常出色。由于刘允斌独特的用人方法,工作人员很快就配齐了,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刘允斌更忙得不可开交,乱蓬蓬的头发没有时间去理;一双磨破了的翻毛皮鞋也舍不得丢掉;一件蓝上装日夜不离身,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在苏联担任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那个风度翩翩的青年。

李妙秀生第一个孩子时,为了不影响刘允斌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去生产。生第二个孩子时,刘允斌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以后,拜托了护理人员就一溜烟跑出医院,钻进了实验室。李妙秀自己也是干这一行的,她知道刘允斌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也离不开他,所以并未埋怨丈夫。刘允斌事后与人谈及此事,深有感触地称赞妻子对自己的支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不禁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几年来,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紧接着中央又作出决定,号召尽快研制氢弹……

刘允斌自杀之谜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派,对他大声叱喝:过去你们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实实下来劳动。刘允斌不明白自己过去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工作为什么不算劳动。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劳动最光荣,劳动是第一需要。他下去劳动了。打扫卫生时,他不改认真负责的本色,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挖阴沟时,别人偷着休息,他一个人弓着腰,挥汗如雨地把淤泥一勺一勺地掏得清清爽爽。

202厂是个保密单位,又地处边陲,中央三令五申军工厂不准串连,不准乱。当时刘少奇还在台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批斗刘允斌。但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造反派林立,闹得鸡犬不宁。刘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最最热爱毛主席。这就苦了我们这位刘大哥,厂里批斗不够,又给他挂上牌子,拉到离厂十多里路的包头市区去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刘允斌相信父亲是光明磊落的。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父子关系,他不为所动;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也说不出。

在这些日子里刘允斌和李妙秀夫妻俩过着孤立无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们的好心人,也爱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对从山东来的,开始时帮他们做饭、后来帮他们领两个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们检举揭发刘允斌,但他们心地善良,回答很干脆:我们只帮他们做饭带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造反派见没有油水可捞,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封了房子。弄得两位老人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也在202厂工作的儿子家中。在艰苦的日子里,他们仍然把刘允斌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核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刘允斌苏联的子女今何在?

刘允斌的女儿索尼娅爱好文学,从事文艺创作很有才华,是一位诗人,她早年移居美国,在美国成家立业,生活安逸幸福。

儿子阿廖沙没有姐姐幸运,他小时就与父亲分开,五岁的时候见过爷爷刘少奇一面,后来由于中苏交恶,更加上刘少奇被揪斗,影响所及,阿廖沙就一直隐姓埋名,长达数十年之久,就连刘允斌被迫含冤自杀的消息,母亲玛拉对他也守口如瓶,一直到二十年之后他才知道。

阿廖沙在苏联上中学、大学直到参加工作,都没有在各类表格中填写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中苏关系恶化,克格勃时刻监视着他们一家。母亲玛拉为了儿女的安全,带他们到自己的老家去。上学以后,阿廖沙改跟母亲的姓。阿廖沙事后回忆说:这样做除了考虑到安全之外,我们也不想炫耀,让人知道我们祖辈是伟大的人物。

在学校读书时,阿廖沙非常刻苦自励,因此门门功课的成绩都很优秀,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从事苏联极端机密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

长期以来,阿廖沙一直想和北京亲人取得联系,回中国寻亲,无奈中苏两国关系长期未能解冻,一直到1987年他才得到刘家的消息,从此他便产生回中国去看看的想法。1990年玛拉因心脏病去世,他这种想法便更加强烈。

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我国有关部门向阿廖沙发出邀请,请他回国参加纪念活动,可是阿廖沙在苏联国防尖端科研单位做了20多年的机密工作,按照规定:必须要等到退役三年之后才可以出国,而当时阿廖沙还未退役。因此这封邀请函被有关部门扣留了,阿廖沙知道后十分焦急和生气,后来便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但一切努力均告失败。不得已,阿廖沙选择提前退役一途,希望中国之行能够早日实现。

2003年4月,阿廖沙和妻子准备踏上寻根之路,他们到大使馆办理签证,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有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刘少奇和刘允斌有这么一个后代。工作人员把他们的护照拿进去核实了老半天才承认他的身份。

办齐手续、获准出国以后,阿廖沙和妻子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百感交集地见了面,王光美也是心潮澎湃:想不到事隔四十多年以后见到这个在苏联的亲人——刘允斌的儿子、自己的孙子,怎么不让她激动万分呢?刘少奇和刘允斌父子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阿廖沙的归来含笑九泉的。




这可能是对此轮反腐分析最透彻的一

篇文章

 
来源: 2015-02-27 
                   
郑永年:反寡头将成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专栏作家郑永年在BWCHINESE中文网的撰文中认为,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

   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20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

   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

   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第一,腐败金额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

   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

   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

   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数量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

   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

   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

   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

   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

   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

   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

   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样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赢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中国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

   俄罗斯叶利钦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

   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

   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假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

   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

   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20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

   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这个目标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

   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90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

   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

   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

   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

   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有著有《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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