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首先我想问您一个最概括性的问题，为何现在来写《中国幻想》这本书？
孟捷慕：现在来写这本书，并非是受什麽特别事件的刺激。1990年代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称之为“中国幻想”，但（中国）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似乎是时候需要作出回顾，并注意到中国变化是如何的小，同时检讨一下我们的对华政策所基於的假设。
此前我已写了两本跟中国有关的书，一本着眼於商业，另一本讨论的是外交。我早就想过要写《中国幻想》这本书。
笔者：请您在此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您在此书中列出的人们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的三种前景。
孟捷慕：第一种是“解慰设景”（Soothing Scenario）。中国将会走向政治自由和民主，而贸易将有助於这种变化。第二种是“动乱的局面”，通俗的说法是，中国将会崩溃。例如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反过来将会导致政治巨变。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还有就是我所称的“第三种局面”。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未来将不会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也不会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内部发生了各种细微的变化，因此我并不是在说中国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正在发生一些小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会导致根本性的变革。
笔者：鉴於您在中国的经验以及您在此书中的分析，您认为主要有哪些危机，可能会导致中国现代化失败？
孟捷慕：我认为，中国经济应该会持续增长，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可能是个问题。但我看不出这个部门的内部危机，会导致政治变革。
笔者：有没有某一个中国危机，您认为是美国决策圈最不理解或误解最深的？
孟捷慕：中国内部要求维持现状的压力日益增强，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到北京和上海等中国大城市旅行的外国人，他们交谈的对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而不是民工，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基於跟城市精英交往的经历，他们以为中国必定会发生政治变革。他们所不理解的是，维持现状符合这些城市精英自身的利益。这些城市精英目前过得不错，他们极之害怕政治变革。
笔者：您是在说，中国的中产阶级由於想要继续维持当前的经济体制，因此也许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大阻力。我觉得您的这一看法非常深刻，也非常重要。
孟捷慕：我很高兴，这一点能够清楚地为人们所理解。
笔者：去年您在《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s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听证会上作证时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她走向民主化。您这种观点似乎并不为一些人接受。您如何看待别人对此书，特别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
孟捷慕：我在书中所阐明的观点，的确与人们一段时间以来所持的信念有冲突。人们应该就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辩论。
笔者：读了您这本书后，我似乎感觉，您想让美国决策者和公众问他们自己一系列有关如何思考与中国接触的基本问题。如果您要把您的分析归结为一两个问题或论点的话，您想让美国决策者和大众思考什麽问题？
孟捷慕：我想请他们摒弃或搁置（中国）政治变革是无可避免的这种预测，转而考虑中国制度保持不变的可能性。我希望人们开始抱着这种认识，来思考美国的政策和中国的未来。
笔者：譬如，有人也许会以香港为例说，香港1970年前的政治体系出现逐渐过渡，并逐渐适应了各种变革，并据此认为，类似的渐进变革也会在中国大陆发生，而且最终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您如何回应这种看法？
孟捷慕：我想指出两点：首先，将香港和中国大陆相提并论、并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绝对错误的；将中国大陆与新加坡或南韩相比，也同样是错误的。我在书中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不错，中国大陆当下正容许香港发生一些小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对中国大陆的意义，充其量来说也是模糊不清的。中国大陆准许香港民主变革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在你看来，各种小的变化加起来，难道不等於真正的变革吗？
孟捷慕：当然不是真正的变革。
笔者：我似乎觉得，您此书的弦外之音是，世界也许在出卖灵魂──只是在意与中国之间的相互经济利益，却忽视了有关自由的基本问题。这种说法准确吗？如果是，这样的妥协又说明了美国文化和政治的什麽问题？
孟捷慕：我并不想纠缠於文字游戏，但我认为“出卖灵魂”倒是说不上。相信经济交流会导致（中国）自由化的那些人，是真心秉持这种信念的，但因此也服务於某些商业利益。在更大意义上来说，这显示出美国人相信，世界想要变得像我们一样，因此不愿承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决心走自己的路。人们在注目中国，并以为她会像我们那样发展。
笔者：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您所提出的批评，您会建议决策者在中国寻求那些类型的变化，以显示您所提出的哪一种前景正在出现？
孟捷慕：我们需要关注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们需要关注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联合的能力。我们需要关注法官是否真能独立於共产党的控制。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对媒体的控制。
笔者：美国是否应该坚持中国要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条款以外，进行一系列特定的改革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什麽样的改革，能最有效地在中国内部引起实质性的变革？
孟捷慕：这些事情（商业和政治变革）可以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美国及其他国家（如日本和欧盟）的一大正当利益，在於中国发展法治和争端解决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中国要建立双轨制并不难：集中建立商业法治，而不是针对个体国民的法治。
笔者：对於您在书中谨慎的分析，我带着一个问题看完了此书：如果美国当前的“接触”和“整合”（这是您希望美国决策者谨慎使用的两个词）模式是不够的，什麽才是与中国接触的适当途径？
孟捷慕：对於我们应该采取什麽战略，我并无明确详细的答案。“接触”这个概念无疑是重要的。当然，我们应该与中国领导人谈谈，但应该是“小规模的接触”而不是“大规模的接触”。我想看到美国人开始讨论我们应该采用什麽政策，以及我们是否满意於20年后出现一个经济强大、却一党专政的共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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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慕从1984－1987年他担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负责报道外交事务，目前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银泉市。他的《伏尔甘的崛起：布什的战争内阁史》（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他还写过两本跟中国有关的书：《关於顔面：微妙的中美关系史，从尼克松到克林顿》（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和《北京吉普》（Beijing Jeep）。
本文作者是Teleos Inc咨询公司的董事经理。该公司致力於协助亚洲企业将创新科技引进北美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