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局长/政治权利与社会均衡/文革中的一段真实经历/马丁路德是欧洲的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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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3/13/2015 7:37:59 PM 被閲覽數： 16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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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剧《信访局长》郑晓宁/吴越/罗二羊/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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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与社会均衡


胥志义



2015年3月13日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民主是什么？不单是选举，还包括人民的一系列政治权利。赋予民众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权利，构造广义的民主制度，是建立社会权利利益的均衡机制。所以广义民主是一种均衡机制。  
                       
     社会是一个有着复杂社会个体利益并相互联系的整体，一部分人的权利利益，往往与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利益相关。这种相关，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侵害，也有利益分配的纠葛，有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纷争，也有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专制体制下，这些纷争和矛盾，由于缺乏个人政治权利，而得不到合理的均衡，常常会演变为暴力的对抗。
    
    人们在漫长的权利利益的纷争对抗过程中，慢慢认识到只有建立以人的政治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才能把权利利益的纷争对抗纳入制度的轨道，并使这种矛盾的解决走向合理。于是人们争取言论自由表达的权利，争取游行集会示威罢工的权利，争取结社的权利，争取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这种以政治权利为诉求并得以实现的社会运动，是民主化的过程。它虽然不涉及个人直接的物质性权利，但民主化的成功，建立了民主体制，民众获得了政治参与权利，就使所有人物质化的权利诉求有了广泛的可供选择的手段。他可用言论来表达他的不满和观点；他可用选票来影响政府体制，法律和政策；他可用游行罢工来对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团施加压力；他可用结社来增加对抗政府与他人的力量。当所有人都拥有这些政治权利并行使时，权利利益会走向均衡，民主就是一种权利利益的均衡过程和机制。
    
    权利利益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贯穿于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也将会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历史中出现。不要相信人类只要建立了什么经济或政治制度，人类的利益纷争就会止息的神话。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纷争的社会，如我们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利益纷争永远都会存在。旧的利益纷争得到均衡，新的利益纷争又会出现。比如，农业经济下土地租金的多少是佃农与地主利益纷争的表现，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民职业选择和迁徙可能性的增大，这种利益纷争正在减少和弱化，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纷争又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利益矛盾。又如，工业经济初始阶段，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超过农业生产者收入稍高的工资，工人就会感到满足，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一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人渐渐对自己的工资感到不满意，新的利益诉求又会产生。所以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我们想象中能达到公正的，并能一劳永逸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也不可能存在，而是要建立一个能不断对不断产生的利益纷争进行均衡的机制，这一机制，就是民主机制。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参照法学上对法律制度的分类，把国家制度分为两类。一是与个人实质政治经济权利，如人身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相关的制度（包括政策），我把这称为实体性制度。二是与个人政治参与权利，如表达自由权、选举权、结社权、游行集会罢工权等相关的制度，我把这称为程序性制度。有无迁徙自由，是实体制度，有无言论自由是程序制度，弱势群体能否获得救济是实体制度，人民能否选择政府是程序制度，个人财产权是否得到保障是实体制度，允许不允许罢工则是程序制度，等等。所谓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区别，就是个人政治参与权利有无和大小的区别，即程序制度的区别，它规定着由谁来决定实体制度。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实体制度走向合理化。
    
    一个国家，不论其初始实体制度如何，一旦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实体制度就会受到民主运行的影响而逼近合理。美国民主制度建立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时候，实体制度在现在看来仍相当不公平，如还存在农奴制，还有种族歧视，穷人没有社会保障等，虽然有“人权宣言”，但个人实质政治经济权利没有得到有力保障。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的运行，其中包括一般的民主，如言论表达，议会争论，选票的影响和决定等，也包括民众运动，如游行示威抗议罢工等，不断推动实体性制度（政策）的改变，增进了个人实质政治经济权利，带来了社会进步。我们一直很奇怪，资本主义初期所呈现出来的血腥与残暴，为什么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其实道理很简单，民主制度具有修正实体制度，均衡不同社会个体利益的功能，它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力，能最大限度的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民主制度使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那时的资本主义了。西方国家工人的高工资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证明了这一点。相反，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即使建成初始时的实体制度相对较公正，由于缺乏民众参与和决定，原本相对公平的实体制度，也会慢慢走向更不公正。因为制度（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不受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制约，而会使制度制订或执行，向增加自身利益和某一集团利益的方向倾钭。所以专制制度不会带来实体制度进步和社会进步，甚至可能出现倒退。
    
    历史上不少学者，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并研究产生这种不公正的原因，设想只要清除这种原因，公正的理想社会就会出现。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学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是源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只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就会出现。他虽然一般的并不反对民主，却把民主视为可有可无，甚至认为，为了实现理想社会，还需要采取非民主的即暴力的手段，剥夺剥夺者，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强制推行他认为的公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是错误的。这些建立在专制即非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带来公平，却产生一个权力利益集团。它或许可以消灭资本与劳动的利益纷争（没有资本家，当然也就没有这种纷争），但又产生权力利益集团与大众的利益矛盾，甚至这个利益矛盾比劳资矛盾更大，社会也更不公平。这是所有非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存在的事实。
    
    民主是与暴力和专政相对立，用暴力和专政手段对他人实行剥夺，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那怕是在公正的口号下。如果在被剥夺者没有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利，如表达权、诉求权、抗议权、参与权的情况下，剥夺就是一种压迫和侵害。比如中国建国前后的土地革命，是以暴力剥夺土地所有者（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目的，剥夺的理由是地主利用地租对农民实行剥削，只有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农民才能“翻身得解放”。在民主制度下，这种剥夺很难成功。地主即便是少数人，也一定会表示抗议与反抗，也会游行示威，他们一定会说：我们既没偷也未抢，是用劳动和节俭积攒的钱财买的地，凭什么就这样无偿拿走？这一道理符合人们认识的一般逻辑，也会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可以被轻易剥夺，那社会能有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没有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能有社会的进步？个人财富不受侵害，是每一个人的心底要求，那怕我现在没有财富，如果剥夺地主合理，将来我有财富难道就可以被剥夺？所以地主的表达和抗议，在民主制度下，一定会狙击这种暴力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在少数人也有政治上的表达权抗议权之后，也会得到保障而不会受到侵害。
    
    但地主与佃农的利益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当佃农感到地租大高，社会分配不公正时，在民主制度下，也会表达和抗议，甚至游行示威，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地主与佃农利益对抗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是减少地租，它既会被地主接受，也会被农民接受。这种通过减租达到即时性或阶段性的公正，与马克思设想的绝对公正相比，哪个更合理？显然，在民主体制下，在每一个人都有充分政治参与权的条件下，即时性或阶段性的利益均衡，就是一种最合理的公正。因为公正不是理论家的设想，不是官员的裁定，而是民众的感受，包括少数人的感受。只有民主制度，每一个人都有了政治参与权利，通过各利益主体平等的博弈，才会带来和促进这种公正。
    
    这带来一些启示，我们似乎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没有民主和民主制度，就没有利益均衡，和由利益均衡带来的公正（而不是平均），所以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其它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持续。因为利益不均衡是经常会产生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经常的即时的均衡作用，可以不断修正这种不均衡。
    
    第二，政府拥有的权力，既使它最有可能成为侵害和压迫人民的主体，也使它是社会个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主体。民主制度使人民有表达抗议的权利，也可以用选票推翻政府，从而遏制它对人民的侵害与压迫，带来社会公正。同时，民主制度给予了人民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力，使政府在社会个体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中，体现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就是说，社会各群体各阶层的利益对抗，会反映在政府的法律制度政策，和实际调整过程中。民主制度使个体利益对抗展现为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的对抗，影响法律制度政策，因而政府通过法律制度政策对社会个体利益的调整，实际上是个体权利之间的相互制衡。
    
    第三，在每一个人都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之后，多数决定的民主，会由多数利益决定，转变为多数认定决定。也就是说，少数人的利益权利，在被多数人认定为合理之后，也会得到保护。比如，在社会中属少数人的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涉及个人财产权，不会因为农民工人与他们有利益对抗，并且是多数人而失去。再如弱势群体有获得救济的权利，因为涉及人道主义，不会因弱势群体是少数人，对他们的救济需要大多数人为其付出，因而无法得到。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表达抗议的政治权利之后，会带来自由和理性的讨论和争议，其中也包括精英参与的引导作用，因而能缓慢地改变完全由利益决定脑袋的多数民主，而走向更由道理决定的多数民主，民主所带来的利益均衡更具有合理性。
    
    第四，民主能够均衡物质性权利利益的机理，在于它赋予每一个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可以弥补个人因社会经济状况而带来的其它权利不足。比如，工人依附于企业，是由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带来的，在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工人的职业选择受到限制，工人被迫依附于企业致使经济权利不足，而民主制度赋予工人自己建立工会组织和罢工的政治权利，弥补了工人经济权利的不足，增加了对抗企业中强势主体即资本的力量，可以保护工人利益，提高工人工资，均衡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又如美国的黑人歧视，是根深蒂固的美国白人文化带来的，它使黑人物质性政治经济权利不足。民主赋予了美国黑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美国黑人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利，通过持续的反种族歧视的民众运动，种族平等终于大致得以实现。
    
    第五，非暴力的不侵害他人权利的民众运动，包括集会游行示威罢工，不是动乱，甚至是社会利益均衡和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通过言论表达、自由争论、选票决定等其它民主方式来实现利益均衡和社会进步，毕竟民众运动极有可能带来暴力和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但社会是有很多利益矛盾，无法通过上述一般民主方式来均衡的，比如劳资矛盾，比如种族矛盾，比如官民矛盾，允许民众运动的存在，使民主的均衡作用能深入到所有的社会领域。而民众运动确实能带来某种一般民主方式无法带来的利益均衡，促进社会进步。所以我们不能视其为动乱，而应允许民众拥有这一权利。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把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当作公民权利写入宪法的意义。
    
    显然，民主制度比实体国家制度更为重要。它是人类社会，在进入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日趋密切的阶段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均衡机制。
    
    （作者惠寄）

    潘老师对我说:“老许，你要学会脑子转弯，适当时要妥协。你退一步，跟他们唱一个调，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他说：“文革初起，我起来夺权。谁知很快，红卫兵又夺了我的权，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斗，没有是非。”
    
     　　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又称文革(1966.5一1976.10)是建国以来，最动荡不安阶段，被称为“十年浩劫”。毛泽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通过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中国才有发展前途。
    
    　　1966年6月1曰，《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为什么红太阳商店，反修路等等。红卫兵还在街上剪行人的小裤腿、烫头发;揪斗学者，文艺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毛泽东这时却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他的笫—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发表，更把运动推向高潮。一张大字报，全国乱了套。
    
    　　北航的红旗战斗队的头子韩爱晶夺取了党政大权。一天上午在操场，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把系主任以上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揪了出来，当作走资派批判斗争。我们教研室于主任，党支部书记孔主任。都是老革命，老干部，给他们的罪名是修正主义分子。起因是中苏决裂前，党委宣传部听取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方针是对的。因此认定他们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变相体罚。大会斗完，小会斗。在批斗他们的小会上，红卫兵要他们承认错误，他们坚贞不屈，死也不低头。红卫兵小将把于主任的脑袋按到讲台上瞌打，血流满面。
    
    　　我与他们相处挺好，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尊教他们。面对他们的委屈，我内心傍徨，纠结，当时我想，如果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也是，大家都是。况且他们并没有公开散布，是党内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什么错?后来在有红卫兵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我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岂料一个小将说：许老师你是保皇派，跟他们划不清界限。文革中我只是政治经济学小组的组长，也成了保皇分子。
    
    　　2、自动对号入座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教学工作中断，近5000学生全部停课，停止招生，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处处笼罩着恐怖主义气氛，人们傍徨，恐惧，无助。人人都可贴别人的大字报，人人都可能被别人贴陷害的大字报。有些干部、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面前胆颤心惊，对国家，失去希望;对自己前途失去信心，最后走向自我灭亡。
    
    　　单老师当时和我住在一幢宿舍楼，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常有交往。他高中毕业，在学校负责文艺宣传工作。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他就在宿舍自杀身亡。究竞原因是什么，人们都说他有历史问题。他经常情绪低沉，最后服毒自杀。杨老师是我的同事，教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他比我大二岁，湖南石门市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有学问，写有一手好毛笔字，是大家认可的秀才。我来北航时，他是党支部组委。我们都有密切交往，他曾经几次带我到北京大学找他们系的专家、教授取经。
    
     文革开始不到一年，有人贴他大字报，说他是三青团骨干。教研室的造反派决定开会斗争他。一天上午八时左右，红卫兵小将说，请许老和老王，到杨老师家通知他马上来开会。我们到他家后，家中开着大门，屋内外无人，厕所反锁着，打不开。老王个高，趴到窗上一望，大叫一声，老许不得了，杨老师上吊了。老王赶快从厨房，拿来莱刀，乒乓几下，砸碎了玻璃，要我爬进去，把厕所门快打开，他急忙跑到保卫部叫人。我从未干过这种事，心脏急速跳动，心想救人要紧。进去后，我首先想去掉他的绳套，但我一人怎么也解不开，心急如焚。我为了壮胆，嘴中不住说，老杨你不应该这样啊！很快保卫部校医院来人了，认定他获救无望。
    
    　　我离开杨老师家，才发现我的右手掌被玻璃划得鲜血淋漓，身上也是血斑点点。医治后，一年多才痊愈。杨老师上吊前，吃早饭时，坚持与他爱人，每人吃半个煮熟的鸡蛋，寓意两人即将分离。死后留下二个才十多岁女儿。文革后清查的结果，发现他是三青团的小队长，没有什么大问题。领导说他是自取灭亡，把自己划到牛鬼蛇神一边去了。
    
    　　3、批斗彭德怀
    
    　　1967年7月26日上午，我从阜成门外洪茂沟家中，赶到学校来开会，才知道要批斗彭德怀。我们拿马扎坐到学校的操场上，除我校师生外还有部分地质学院的员工，约有几千人。当时我想，北航造反派头子韩爱晶这个人真不简单，居然能把这样一位大人物揪了出来。参加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吴啥等人。批斗时间不长，会后被一一押上卡车，游街示众。当我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还看到押解他们的卡车，在口号声中缓缓驶过。
    
    　　这是北航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一生中难以抹去的反思。我敬佩彭德怀，我为他的下场鸣冤叫屈。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我怒斥韩爱晶，为他后来的下场，被判刑叫好!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为革命牺牲，继父是一个干部。性孤僻，后考上我校，文革中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等人，被公认为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他在批斗彭德怀的内部小会上，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致使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1983年，依法判处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我更憎恨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没有他们这帮人的授意，韩爱晶一伙也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胆大忘为。
    
    　　4、老子英雄儿好汉
    
    　　1966年7月全市风传这样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老革命，儿子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老子是“牛鬼蛇神”，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难怪有人说，这副对联是“鬼见愁”。对联在北航一贴出，产生轰动效应，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
    
    　　一天的黄昏，当我路过2号楼前，看到台阶周围聚集着许多人。一打听，说是红卫兵正在辩论这副对联。我心想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不是表态了吗?他说这副对联是“血统论”，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翻版，还有什么好辩论的。正在此时，只见一位红卫兵，高声问一位年轻老师，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对不对?这位教师回答说：“当然不对”。话音刚落，这位小将“叭”一声，打了这位无辜教师一个耳光。
    
    　　文革期间，我们家住在阜成门外。坐在公共汽车上，我想到我们教研室的叶老师，红卫兵无中生有，怀疑她是叛徒，在辩论会上她据理反驳，被红卫兵一巴掌，打倒在桌子底下，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至今未愈。如今又看到红卫兵亲自动武。心想辩论会成了流氓打人会了。
    
    　　当年红卫兵其所以如此嚣张，说穿了有最高统帅撑腰;当最高统帅态度一变，又开始抓“5。16分子”，把红卫兵打翻在地。
    
    　　5、慰问老院长
    
    　　我一到北航，就有人向我介绍武院长的先进事迹。说他1926年，年仅15岁便接触了共产党人，参加政治活动。1928年，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一面宣传反帝反封建，暗地里却宣传共产主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国民党拘捕。他在法庭上怒斥法宫，做了7年监牢。他把牢狱作为扩大共产主义阵地，自己独立成立共产党支部。出狱后，为了找组织，他不顾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奔赴延安。经过多次曲折审查，他矢志不移，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担任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期间，他以拉人力车为掩护，为党作了许多贡献。1954年，他被任命为北航党委书记，院长。
    
    　　我进北航笫一次过组织生活，就同他在一个小组。每次开会他从不迟到，不早退，和我们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易近人，没有官僚习气。他深人学生食堂，同校工一道挑土挖荷花池。在一次支部会上，他要我们给他写个讲稿，谈谈解放以来的新气象。党支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根据报纸上一篇文章，加以发挥。指出解放以来有十多十少，自行车多了，走路的人少了;吃饱饭的人多了，乞丐少了等等。后来他通过广播把我写的稿子全部念了一遍，并说这不是他写的。他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58年大跃进，他坚持学校学习笫一，抵制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他认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教学，为此受到市委严厉批评。不久，他被调到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文革中武院长受到红卫兵的批斗，遭受痛苦折磨。北航红卫兵把他巧妙地藏了起来。一天教研室的龚老师和陈老师，约我和其他二位老师，躲闭暗哨，在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去慰问他。他说我在旧社会，有过多年的牢狱生活，什么苦都吃了，这点考验不算什么！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实在少有！文革后，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继续关心着北航的发展。为我们系联系研究员，协助我们提高教学质量。
    
    　　北航人都很怀念他。好人长寿，如今他己103岁高龄。
    
    　　6、抄家
    
    　　文革中抄家是一种常态。我校党委副书记胡晓先家，被抄出一些有蒋介石头像的旧邮票。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企图变天，留恋旧社会。我老伴爱好集邮，看到形势不妙，我回家后赶快把老伴保存的珍贵邮票付之一炬，以除后患。岂料有一天晚上，老伴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突然来了七，八个造反派成员，一进家门把我九岁的女儿关在厕所审问，并动手打她;把我十一岁的儿子关在小房间问话。同时家里箱箱柜柜，旮旮旯旯，被他们翻了个遍。老伴紧张得一个劲要喝水，要上厕所。我虽然惶惶不安，但我想到前几天，中央有一个文件不许抄家，我就跟这些懂得法律的家伙、有的还是我们的好邻人争辩。我说你们搞法律的凭哪—条、哪一款来抄我们家?这些话都是对牛弹琴，浪费吐沫，他们根本不听。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折腾，最后把老伴押上汽车，带走了。汽车开行前，留下一句话：“有事情会通知你!”那夜我无眠，坐如针毡，想得很多。当抄别人家时，我的心情是漠然无情，无痛苦感。事到临头，才体验到抄家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打击。在那种无法无天，混乱的年代，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第二天一早我找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要人。留给我的记忆是他们对此事也知道，告诉我你先回去，不要急，会放人的!过了二，三天老伴才回来。
    
    　　事后，我才知起因是，老伴是他们单位，仅有的铁捍保皇派成员，她们收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成的一些材料，证明张是个好干部，造反派就是为追讨这些材料来抄家的。这就是荒唐的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灾难。
    
    　　7、一场激烈的辩论会
    
    　　1968年，我们教研室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召开了一系列的小会大会。事先由造反派的领导人提出要清理的重点人。针对每个人成立专案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负责内查外调，初步摸清重点对象的问题。然后，通过教研室大会，请当事人到会交代、检查、批斗，最后由群众审核，报上级审批。
    
    　　在北航众多单位中，其他单位清理阶段，都很顺利，领导决断定案。唯有我们政治教研室，还有校医院这两个单位，领导感到碰到老大难问题，收不了场。关键是我们政治教研室有几个刚直不阿，不跟风，不唯上的老师。
    
    　　小小的政治教研室不过30多名教师，要清理的对象就有5人。其他老师的问题，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肖老师的问题，难以定夺。文革中肖老师主动交待了反右运动中自己曾写日记，同情全国知名的一些右派。造反派成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右派，应定性为漏网右派。开始没有反对意见，我想大家有顾虑，怕首先表态，弄不好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
    
     首先站出来表示疑异的是吴老师，明确提出反对。接着造反派中有人指责吴老师是肖的同学同乡，有包庇的嫌疑。在这个时候我毅然站到吴老师一边。我觉得肖老师是自觉向组织表白的问题，不应拿来定罪。再说他一直表现很好，并没有反党行动，不能扩大打击面。双方激辩中，彼此怒目相视。特别是每次吴老师发言时，有理有据有节，常常一次发言就是—个小时。大家很爱听。
    
    　　文化大革命冤枉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所幸我们的肖老师没有被人推到敌人一边去，最终成长为哲学教授。
    
    　　8、非正常死亡
    
    　　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不仅有许多人被审查，被批斗，也有一些人含冤而死。这里只讲我的所见所闻。
    
    　　一天午饭后，我去主楼办公室休息。当我上楼梯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走一步，她也跟着上一步。我从下一看，是教基础课的一位女老师。过去我们经常见面，我进教室，她走出教室，有点头之交。所以见到她，我也没有与她讲话，彼此仍微笑示意。我坐在办公桌前休息，还听到我顶层皮鞋击地的响声。不到一刻钟，听楼下有人大叫：快来人呀，有人跳楼啦!等我从四层奔下去，只见围拢一圈人。挤上去一看，正是那位女老师。接着保卫部，校医院来人查验，宣布人己死亡。保卫部有人跟我透露，运动以来，北航主楼和四座副楼门洞前，都有人从高层跳下，自杀身亡。最惨的是校医院一对夫妇不堪运动的陷害，全家自杀。
    
    　　北航“校志”对这些无详细资料，但写了一些实情。文革期间，北航院内成立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9、墙头草，随风倒
    
    　　回想文革期间，我跟随共产党做了许多蠢事，作了许多虚功，真是后悔。中央文革指示一发出，我们这些不明事理的人，便跟着韩爱晶的指挥棒起舞。武汉爆发大规模武斗，韩爱晶积极组织全体师生，到京西宾馆去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我也跟着去了。其实武汉的事，和我们这些教师有多大关系!
    
     中央文革发出“揪军内一小撮”，我也随队伍，到郊区西山一带的军事机关前，挥舞小旗，示威游行。在路上步行来回七，八个小时，夏日炎炎，又渴又累。大家一路用边聊天，边嬉戏，来转移疲劳。这纯粹是浪费青春，吃饱了，没事干，被忽悠。游行回来没有多时，最高指示说：”还我长城”，意为谁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要毁我们的江山吗?风向剧变，造反派从此也遭殃了。真是出尔反尔，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群众包括我一头雾水，无所适从。
    
    　　文革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也造反。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震惊国内外。我也跟随造反派队伍到现场助威。大家拍手欢呼，齐唱“东方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个个好像吃了耗子药，兴奋得了不得，以为伟大领袖真成了世界主宰、皇帝。
    
    　　事件的结局。我们的总理周恩来感慨说：“由于斗争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直到1971年，周恩来不得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国政府公开表示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
    
    　　这一系列荒唐的事，使我逐渐认识到，遇事要动脑，不能盲从不能随风倒。
    
    　　10、“不三不四派”
    
    　　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员恢复过组织生活，开始整党。把在文革中，表现不够格的党员，清除出党，纯洁党的队伍。造反的红卫兵党员，由于出生好，又紧跟中央，作个不痛不痒的检查，很快便过了关。我是属于重点帮助的对象，几次检查都得不到认可。
    
    　　我检查说，在文革初期，我是保皇派，保校领导、教研室领导。后来我随大流，大家不想去、不愿干的工作，我都积极参加。比如要支持工厂造反派，让我去协助，我毫不犹豫，打着背包就出发。让我去北京火车站，维持混乱的秩序，三餐不定时，我也是自愿前往。要支援同仁堂药店职工造反，我也跟着造反派一道去呐喊，助威!尤其是大家不愿看校门，因为值夜班不能睡觉，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几个月。在那里非常幸苦，不仅睡不好安稳觉，而且站在校门口，像疯子一样，见到行人便高声大叫：“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等等。叫得口干舌燥，这个岗位也不是好干的。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革命派，也不是逍遥派。我对得起党，我是个不三不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