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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特赦贪官/斯大林晚年风波/江青自杀/当代农历山寨自西欧/文徵明蘭亭序
發佈時間: 3/19/2015 1:36:24 PM 被閲覽數: 17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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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伦理剧《莲花》李小冉/吴樾/王奎荣/戚九洲








中国学者何家弘:“特赦”贪官是突破反腐怪圈的出路




2015年3月19日



     中国学者何家弘:“特赦”贪官是突破反腐怪圈的出路


    
    “特赦”最具争议的,首先是中国的反腐是否到了只有靠“特赦”才能走出怪圈的唯一的路。
    
    北京“两会”闭幕翌日,已落入笼中的军队“大老虎”徐才厚病故。中国的军事检察院宣布,按照刑事诉讼法决定不予以起诉。老百姓说话“算是便宜了他”。中国军网发表社评说:“虽然徐才厚结束他可悲可耻的一生,但军中反腐不会停止,不会让其他涉案的人不了了之。”
    
    的确,两会上,习近平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继续是主旋律高奏,反腐声浪推涌。
    
    决心之大、声势之大、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但话说回来,自邓小平以后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已经把反腐提到了关乎“亡党亡国”的高度,还能再拔高吗?而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反腐却是“越反越腐”,走入怪圈。
    
    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靠运动反腐、靠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习近平的反腐能走多远、成效与他的前任究竟有何实质性的不同?质疑之声渐起。
    
    伴随着这种质疑的,是对中国反腐“第三条道路”的探索。而最大胆也是最具争议的方案,是“特赦”贪官。即以某一时间点划线,此后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此前的官员财产只要全部申报、退出赃款,既往不咎。
    
    “特赦”最具争议的,首先是中国的反腐是否到了只有靠“特赦”才能走出怪圈的唯一的路。
    
    反对者,代表人物如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宋庆森等,主要认为,“特赦”违反反腐的根本逻辑,等于向腐败投降。中国还没有到无官不贪的程度,清官是多数,贪官是少数,而目前的反腐形势正好,腐败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要乘胜追击,而不可动摇军心。
    
    有意思的是,赞成“特赦”贪官者,多是从事法律、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或有一线实践体会的法律专家,如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等。而他们当中,鼓与呼者当属何家弘教授。
    
    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曾在北美、澳洲、欧洲、港台等多所大学讲学,也曾在中国的检察、监察部门一线挂职。在“两会”闭幕之际,在北京的何家弘教授接受了BBC中文网的电话专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中国能否将运动反腐转换成制度反腐,走出怪圈?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一个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腐败是个人行为还是制度使然?
    
    两害相权取其轻
    
    何家弘教授说,“特赦”贪官是否是唯一的选择?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如何评估。如果中国的贪官不算很多,“特赦”就无从谈起。如果多到了查不过来,赦免恐怕就是一个无奈但有效的选择。
    
    中国的贪腐很严重,是大家的共识。但严重到什么程度,究竟有多少贪官,谁也不知道。中国查办腐败有三难:腐败案件发现难、证实难和处罚难。一个保守的估算,现在已经查出的腐败案件可能只占实际发生数量的12.5%。如果以10年为一个周期,过去10年中查出来的腐败案件大致有30多万起。如果这只占实际发生量的12.5%,也就是八分之一左右,那么我的保守估算,中国至少还有200万没有查出来的贪官。
    
    何家弘教授说,中国检察机关专职从事反贪工作的只有3、4万人。去年查处的贪官只有4-5万人。如果以这样的速度,那么把已经犯案的贪官查完,需要40-50年的时间,更不要说新的贪官还在层出不穷。
    
    所以,何家弘认为,一个迫不得已但却是必要的选择,就是划定一个线,比如以中共召开18大为线,或定一个截止日期,比如2015年12月31日,在此之前全部申报非法所得,退出赃款赃物并保证永不再犯者,不予追究。
    
    以“特赦”换取官员财产公示
    
    对许多反对者而言,“特赦”与“贪官”联系在一起,眼球立刻爆了,顾不得看“特赦”贪官的理由。支持者说,“特赦”不是为贪官“集体洗白”或纵容腐败,而是为了以此为代价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推进。
    
    何家弘承认,这个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但却是值得付出的,或更准确地说,无奈的付出的。
    
    何家弘强调,反腐不仅是查出昨天发生的腐败,更要预防明天可能发生的腐败。预防明天可能发生的腐败关键要靠制度。“赦免”贪官,不是为他们“洗白”,而是要以赦免换制度,就是把人力、资源集中在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防止新的腐败发生上。
    
    国际上防止官员腐败行之有效的制度是有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即所谓的“阳光法案”就是之一。在中国,官员财产公示的建议早在1987年就首次有人提出。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立法规划,并先后在29个地区进行了试点。中国几代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表示,但历时近30年,相关立法至今没有出台。
    
    何家弘教授说,最大的障碍正是中国的官员自身,因为很多人的财产不能公开,公开了可能就把自己送进监狱了。
    
    这个障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对过去既往不咎,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如果能以赦免换取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旧罪不咎,新罪严查,这可能就是无奈但有效的选择。
    
    实际上,何家弘说,中国的反腐一直存在着“暗赦”,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公开不公开,都存在不公平。用“特赦”换取公示制度,至少是把“暗赦”变成“明赦”,增加透明度。
    
    政治民主化是必由之路
    
    中国能否将运动反腐转换成制度反腐,走出怪圈?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一个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腐败是个人行为还是制度使然?
    
    何家弘教授说,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不是个人原因,而是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的原因。“我们现在必须承认,中国的现行制度在设计上就是有问题的。中国在制度上的问题在运转中必然产生漏洞。 ”
    
    他说:“现代国家治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经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他们主要是军事指挥者和暴力革命的专家。他们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缺乏知识和经验。”
    
    何家弘教授说,总的来讲,预防腐败中国的发展趋势是走民主和法制之路,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目前可以实现法治先行,推行民主随后。否则盲目的推行西方式民主可能导致混乱。”
    
    何家弘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民主发展程度应该说不是很高,但它的法制水平是极高的。所以中国的反腐当务之急是把制度建立起来,而不是运动式反腐。运动式反腐的结果只能是新的贪官代替旧的贪官。当然,归根结底,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民主之路是根本。
    
    来源:BBC






令人魂飞胆丧的“斯大林晚年”风波



2015年3月19日
    
    作者:马双有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攻势凌厉的“7.23”讲话,彭德怀、周小舟、李锐等人如霹雷轰顶,惊惶不安。几个老“右倾”不约而同来到黄克诚住处,发了一通牢骚,说了一些怪话,不料被人发现,捅了出来,弄得人们议论纷纷。
    
      在极度的惶惧中,李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的关系,交代了23日夜晚几个人聚会的情由。他说了一些实情,却 隐去了批评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等尖刻言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释去毛心头的疑云,使自己一伙人蒙混过关。他真的能蒙混过去吗?
    
      这封信由毛泽东的保卫副官王敬先连夜送给了毛泽东。也许是这封信“蒙”住了一时?毛泽东不仅把信送与常委们看,而且还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 李锐四人列席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让他们当面旁听这些中央大员是如何集中火力,痛批彭德怀的。而且,彭真还如往常一样,让李锐做记录。毛泽东在 开篇时还说:“李锐的信已收到,转发常委看了。现在是保护群众革命性问题,要反右倾机会主义。”李锐等人居然还在毛泽东“保护”之列,毛泽东的重点在于反 击彭德怀的右倾。
    
      但是,随着批判彭德怀的不断升级,不少人也在不断追问“23夜晚事件”,他们批评毛泽东的尖刻语言,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居然传了出来。下面是罗瑞卿对周小舟的揭发批判,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罗瑞卿详细揭发了周小舟和周惠约他谈话,企图让罗瑞卿不要阻挠他们大谈特谈大跃进的缺点,然后严厉地提出如下问题——
    
      1.你周小舟同彭、黄、张的基本观点那样一致,难道你没有参与军事俱乐部的机密?
    
      2.你对彭德怀同志急于发难,在彭对形势的估计上分析上,起过什么作用?
    
      3.你到彭德怀同志那里究竟议论了什么?23日毛泽东同志刚刚讲过话,晚上你和周惠、李锐二同志又去了,议论过一些什么?据你们说是去黄克诚同 志处吹牛皮,没有到彭那里。不过据我看,到彭那里、到黄那里都是一样。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你到彭处我碰到过两次,其中一次就是23日晚上。我从含鄱口看月 亮回来,晚上10点半了,碰着你们,老实说,我是怀疑的。
    
      4.到我处宣传,用心何在?拉我入军事俱乐部?大概不会,因为我是彭的眼中钉。但是是否有压我一下的意思,以便使我不阻挠你们在小组会上大讲特讲大跃进的所谓缺点呢?
    
      5.这次到庐山来,你同周惠、李锐同志三人结合一起,观点一致,形影不离,这是什么原因?这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么?你们在一起议论过什么?
    
      从罗瑞卿这些“义正词严”的批判中,可知他一直处于警惕和怀疑之中,但对“7.23”事件的具体内容,对那几个人“议论过什么”可能还不甚知晓。
    
      接着罗瑞卿“语重心长”地批判道:“我要劝一劝周小舟同志,我们希望你迅速地从‘军事俱乐部’拔出脚来,不要愈陷愈深。毛泽东同志和常委其他同 志那样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地向你做工作,同你们四个人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同彭德怀同志谈判,批评他,又请你们四人列席,又写信给你,送书给你。为什么这 样?无非是想挽救你,要你同那个‘军事俱乐部’决裂。这一切一切,难道你都无动于衷吗?你的心肝难道不是肉做的?你究竟耍的什么主意?你要抵抗到什么时 候?你还有没有一点党性?你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那算交得了账吗?你那个东西太低能了,像我这种人都看得出一点,你还能骗得过毛泽东同志?骗得过中央其他 同志?骗得过全会同志?真有点太不自量了吧!······如果想蒙混过关去,躲藏起来,图谋再起,这是不可能的,休得妄想!不要说你,我看就是你们‘军事俱乐部’ 的领袖,要想这样,也是办不到的。这一次是彻底地暴露了!”
    
      罗瑞卿对周小舟的这番批判发言,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后面的几个提问,可谓连珠炮响,直击要害。罗大将对领袖可谓赤胆 忠心,对大跃进极左路线的维护可谓不遗余力,对彭德怀周小舟等人的“右倾”观点可谓恨之入骨!一想到罗大将现在完全是站在极左的错误立场上,他批判的对象 完全是为国为民的正确的东西,他的凌厉的批判,不仅给自己、也给我们的领袖、给我们的党、给我们的国家,蒙上了羞辱,带来了灾难,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不知《罗瑞卿传》的作者们如何处理罗的这些讲话,不知罗大将后来是否有所反思,有所检讨!(反正笔者没有见到过)不过,从罗瑞卿的这些讲话中可 知,他对“7.23事件”中,周小舟、李锐等人到底具体说了什么话,可能还有些含糊。他只知道,李锐和周小舟各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企图掩盖自己,蒙混 过关。
    
      但是,在另一次对黄克诚的批判中,罗瑞卿的揭发和批判已经透露了一些信息,让人心惊肉跳!
    
    罗瑞卿居高临下,对黄克诚说:“我提几个问题:1、彭德怀同志从国外回来,给毛泽东同志送坏的方面的材料,是否比过去多了?过去送过没有?(黄克 诚:比过去多,过去也送过)2、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周小舟、李锐等三人到你那里,说毛泽东同志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你当时讲:‘不要紧张,不要那么 恐慌,毛泽东同志说左派要,中间派也要。’这是什么意思?”······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跟着批判道:“参加‘俱乐部’的几位同志一致说,人民公社办早了,经济情况紧张得很,已经影响了阶级关系,要不是中国工 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一致说在庐山会议上要讲缺点,感觉有压力。并且在毛泽东同志7月23号讲话之后,还往来密商对策,小将有些惊慌,大将说‘不 要紧张’。可是他们一致避重就轻,守口如瓶。这难道是不谋而合吗?”
    
      从罗瑞卿和吴芝圃的揭发批判中可以看出,这些“左派”已经掌握了“7.23事件”的一些要害罪证了,对他们的批判就有些“有的放矢”了。但依然认为是“避重就轻”,还有一些关键“罪证”没有“突破”,“斯大林晚年”问题还没有被揭出来。
    
      1959年8月10日早上,李锐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要他到黄克诚那里去对证一件事。有人揭发说,李锐曾两次同黄克诚谈过高岗的问题。1948 年,李锐曾当过高岗8个月的政治秘书,就住在高岗家里,对高岗的思想、作风、用人和生活等方面,很有些看法。1953年,高岗“一马当先”被任命为国家计 委主席,权力大于周恩来,李锐竟说中央这样安排不当。这两件事李锐和黄克诚都谈起过,黄表示不同意李锐的看法。于是大会既要查清黄和高岗的关系,更要突破 “7.23事件”的内幕。所以要李锐和黄克诚当面对质。
    
      李锐未来之前,一群人就气势汹汹围着黄克诚,逼迫他交代“新问题”:“张闻天已经交代彭德怀的问题了,你为什么不交代呀?”“你和彭德怀走得最近,你肯定比张闻天知道的更多,你要老实讲出来!”
    
      张闻天交代了什么呢?原来是8月9日在第二组会上,张闻天在众人逼迫下做了如下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 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 信?还讲到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听了张闻天的交代,黄克诚像被人猛击一掌,心里七上八下起来:23日夜晚确实听到了那伙年轻人“离经叛道”的语言,从来不会撒谎的自己,居然掩盖了十几天没有说出来,现在要不要像张闻天一样说出来呢?
    
      面对这伙人气势汹汹的追逼,黄克诚正在犹豫不决,忽见李锐走进会场,后面还跟着面色严峻的罗瑞卿大将。他马上产生一种错觉:李锐已经全部交代了,那晚上的谈话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我为什么还隐瞒呢?
    
      于是黄克诚交代了不少彭德怀和他的谈话,随后说道:“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没有同我说过,别的同志说过······”立即有人追问:“是谁?”黄 克诚可能记错了,说道:“李锐。在23日讲话后的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到我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
    
      黄克诚话音未落,会场顿时像引爆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怒声四起:“竟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锐给毛主席写信,竟然掩盖了这句话,想蒙混过关!”
    
      李锐在气势汹汹的围攻里,一脸的尴尬,紧揪着的心像被人用刀割着,一阵阵往下滴血。他只好硬着头皮,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特别强 调了黄如何批评他们,认为他们情绪过了头,有错误就应当好好检讨,等等。他清楚地记得,“斯大林晚年”的话是周小舟说的,黄克诚却说成是他说的,是他就是 他吧,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替小舟担一些责任,何况自己也有这种思想。更何况,自己说毛主席不能“一手遮天”,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斯大林晚年”,居然没有 被揭露出来,这不是“幸运”吗?
    
      李锐讲完以后,陈正人马上来到周小舟所在组,问周小舟:“黄克诚已经交代,你们三个人23日晚上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 有?”小舟答:“我说了。可我心地坦然,假如因此把我搞成反党集团成员,肯定是个错误。”李富春等人问道:“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小舟说:“这次就是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陈正人随即回来说,周小舟承认了,这话是周讲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周小舟 和李锐臭味相投,二人可能都说过“斯大林晚年”的话。
    
      问题揭出来了,就开始严厉批判了。只见罗瑞卿大将声色俱厉、怒不可遏地批判道:
    
      “你们是不是把彭德怀、黄克诚同志那里变成了反党司令部,变成搞阴谋活动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 尸。’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 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周小舟刚才在那个小组会上讲,他们在你家里议论过,现在像斯大林晚年,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可是他还骗我们说,他虽然说毛泽东同志是斯大林晚年,他还是爱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我顶他:你说这些话,脸都不红一红吗?像你这样的拥护者,如果多了 几个,那还得了!克诚同志,你说你给他们泼冷水,这就是你的正确吗?是不是说他们:你们别把我这司令部暴露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周小舟刚才讲,承认他们 分裂党,周惠承认他们订了攻守同盟。李锐你们几个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是不是要‘逼宫’(即逼毛泽东下台)?有人说,李锐的尾巴有1万公尺长,我看至少 有15000公尺。以前我对你印象好,但感到你有一股气味‘逼人’,那么骄傲、狂妄,连毛泽东同志都不放在眼里!”
    
      对于这种上纲上线、惊心动魄的批判,李锐已经听惯了,心里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尤其是“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罪行暴露以后,觉得再没有什么 好谈的了。他最担心的是田家英和胡乔木,再追查下去就麻烦了。田家英当时也在这一组,当李锐退出会场时,他瞥了一眼田家英,只见他呆坐无语,面无人色。李 锐一阵心悸,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牵连他们;同时他又觉得,这样查下去,对主席有什么好处呢?把我们之间的那些议论都揭发出来(田家英说毛泽东“晚节不 终”等语,不亚于“斯大林晚年”),主席身边多年最亲近的几个秘书,对老人家竟有这样一些看法,这对主席的威信有什么好处呢?
    
      于是李锐找到负责会议的薄一波,说道:“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二周和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一波同意李锐的想法,要他主动一些。
    
      李锐随即写了一篇检讨,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内容主要是他在山上同二周交换过的各种意见,尤其是在“7.23 事件”中的非议活动。尽量给自己戴大帽子:“攻击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领导”;30日夜晚给主席写信,是欺骗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 担保写的”;“我同黄、周已结成湖南宗派集团”,“我已经陷入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
    
      尽管李锐一味朝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戴大帽子,依然不能得到原谅,反而遭到更多的耻笑和非议。尤其是这种做法引起了周小舟和周惠 的不满。周小舟说他“言不由衷,推卸责任”;周惠后来认为,“李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被动,因为‘同案犯’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 不承认,就是负隅顽抗了。”周惠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他的“斯大林晚年”以及给毛泽东写信掩盖真相的做法,肯定深深刺伤了毛泽东的心,他首先就很难闯过毛 泽东这一关!
    
      和李锐关系不错的胡乔木,思想虽然偏右,但是对李锐等人的“斯大林晚年”的说法,十分气愤。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作了长篇驳斥所 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党中央 “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他从几个方面,用对比手法,论证了毛主席绝不是“斯大林晚年”——
    
      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就是一次。很 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大家坚持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接受了 这个意见。
    
      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做出了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 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 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
    
      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30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 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然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 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胡乔木的这一番讲话,有理有据,对比鲜明,有力地驳斥了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的谬论,给了李锐等人重重一击,符合当时的大气候,也一定能博得毛泽东的青睐。
    
      但是,用实践的观点,用历史的观点来评判,胡乔木的这种理论在当时有害而无益。尽管他列举的毛泽东的许多科学的工作方法、卓越的成就都是客观事 实,但是一经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脱离实际、祸国殃民的事物联系起来,便形成了一种讽刺。你如此密切联系群众,如此充满辩证法,却发动了使群众利益受到 严重损害、使国民经济陷入最低谷、使整个中国遭受了三年大饥荒、使成千上万人饿死的大跃进,你那“群众路线”和“辩证法”的正确性在哪儿呢?
    
      尤其应当提醒的是,毛泽东此时头脑正在发热,正在主观武断地发动对掌握真理的彭德怀等人的猛烈批判,正在摈弃反左、大力反右、把中国拉向灾难的 泥潭,换言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往下滑。一个真正的为国为民的正直之士,应当给毛泽东泼冷水,而不是火上浇油(当然,为了自保,也可以保持沉默)。而如此 大力为毛泽东歌功颂德,领袖是如此完美无缺,就只能增加毛泽东的骄固之心,使其头脑更加发热,在错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作为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来说,此时说他是“斯大林晚年”,似乎为时过早,有点言过其实。此时他虽然犯了反右派、发动大跃进、错批 彭德怀等一系列错误,但还没有造成极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大饥荒一年后才大暴露),但此时已经有了“斯大林晚年”的苗头,用他的话说,是离“斯大林晚年” 只有50米、30公里了!你最亲近的秘书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人,都异口同声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也都是一番好意,一片忠心!
    
      如果毛泽东听到这些逆耳忠言,闻过则喜,霍然惊醒,反省自己的过错,拉着彭德怀、周小舟、李锐等人的手,到安徽凤阳、河南信阳、湖南平江等地, 吃上一星期大锅饭,和大量的浮肿病人深切的交谈几次,必能发现大跃进的真正问题,必能意识到彭德怀意见书的正确性,然后继续大力反左,让刘周陈主抓经济, 自己悄然退居二线,那么,国家就能避免一场大灾难,毛泽东就可以完全甩掉“斯大林晚年”的帽子!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毛泽东得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竟然怂恿自己用过的周小舟、李锐等人,骂自己是“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顿时怒火更加升腾,出手更加重猛!他在一篇批示中,如同“发射一大堆连珠炮弹的机关枪和迫击炮”,怒不可遏地说道: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 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以前说毛泽东的话),又是 ‘错误一定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了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 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 们哪里肯听我的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 怎样批判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毛泽东以泰山压顶般的愤怒,发射了一通机关枪连珠炮弹,顷刻间将顽固不化的彭黄张周打落马下,又将不识时务的李锐等人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紧接着,万户萧疏的大饥荒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为了掩盖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失误,为了压制彭德怀的翻案风,又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真正地走入“斯大林晚年”了!
    
    来源: 共识网




让“硬骨头”江青自杀的的致命打击



2015年3月17日

    
    
让“硬骨头”江青自杀的的致命打击

     
    
    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江青就真的不怕死吗?我经过近距离的观察,认为她并不是完全不怕死的人。那么,她胆小怕死为什么还会自杀呢?
    
    让江青绝望自杀的的致命打击是什么
    
    一
    
    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
    
    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请看看以下事例,便可知道江青的性格和她自杀的原因了。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时,江青表现出复杂的心情,既春风得意又烦躁不安。有一天,她在进入会场之前,在台阶上急着要水喝。护士递给她一杯水,她喝了一小口,嫌水烫就喷了护士一脸,并把水杯摔了个粉碎,大声说:“你们不知道为打倒刘少奇我做了多少工作,多么不容易啊!你们这样对待我,叫我喝这样烫的水,这不是在害我吗?”
    
    这次全会以后,江青经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将来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上了台,我也不怕。我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就怕不死不活地给养起来,这个对我来说难一些。”
    
    二
    
    江青就真的不怕死吗?我经过近距离的观察,认为她并不是完全不怕死的人。
    
    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处于战备状态。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咱们要做好各种战备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会开车。咱们都学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就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
    
    1970年一二月份,听到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后,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有一天,她严肃地对我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突发奇想,要求我们在钓鱼台10号楼的大客厅屋顶平台上建一个屋顶花房。她说:“屋顶花房里面搭上铁架子,搭成一排一排的,北高南低,这样采光好。铁架子上摆上大花盆,大花盆里装上肥土,我想种什么花草、蔬菜就种什么,我不出门就可以消遣、锻炼身体了。”
    
    我说:“我们根据你的指示认真研究一下,再请示汪东兴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马上报告你。”
    
    我根据江青的意见,立即召集江青身边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钓鱼台的负责同志及技术人员开会,进行研究。到会的同志均认为客厅屋顶的跨度太大,按照江青的要求要摆的东西太重,安全问题不好处理,客厅内又不能竖起几根大柱子。他们一致表示:为了江青的安全,要想方设法说服她,以不搞为好。我们将研究的意见报告给汪东兴时,他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嘛,就这样向她解释,她会接受你们的意见的,我了解她。”
    
    我向江青报告了我们研究的意见。我说:“······你经常在客厅办公、休息、会见客人,万一屋顶塌下来了,就出大事了,我们可负不了责任。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搞的好,请你考虑我们的意见。”
    
    江青听了以后,吓得不得了,忙说:“太危险了,不搞了,不搞了!”
    
    1972年7月,江青在北戴河休息。她突然想到河北省昌黎县的碣石山上一游。她说:“碣石山是曹操到过的地方,他并在那里赋诗一首《观沧海》。我喜欢曹操的文功武略,想去他到过的地方看一看,你去安排吧。”
    
    我们根据江青的意见,派人去打前站。打前站的人去了之后发现,那里山虽不高,但很陡,没有路,很难上。我们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她以后,她说:“我可以坐滑竿嘛,你们抬我上去。”我们说:“不行,没有路,上山时人站不稳,太危险了。”她对我说:“小杨,你给总理打个电话,请他派一架直升机来,我坐直升机上去。我就不相信我上不去!我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就实现不了!”我按照她的吩咐给总理打了电话。当时总理明确表示:“不行啊,太危险了,如果直升机发生故障,跟秤砣一样就掉下来了!如果发生了事故,我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呀!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不要去了。”
    
    江青听了以后,小声自言自语地说:“像秤砣,像秤砣,掉下来,掉下来,太可怕了!不去了,不去了!小杨,你报告总理,说我不去了。”
    
    “文革”期间,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因被批斗而自杀了。毛泽东在福州军区的报告上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江青看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后,流下了眼泪。她难过地对我说:“刘培善的自杀惊动了主席,说明他是有战功的。主席对他的自杀感到很可惜。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他觉得没有出路了,绝望了。人如果到了这个程度,精神就完全崩溃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所以他采取了自杀的办法,了结一生。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一了百了,太可惜了!我感到难过,我认为自杀的办法不可取。”
    
    还有一些事例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从以上事例就可以看出,江青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那么,她胆小怕死为什么还会自杀呢?
    
    人自杀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刑讯逼供受不了皮肉之苦而自杀的,有被陷害悲愤而自杀的,有畏罪而自杀的,等等。显然,江青的自杀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而是因绝望自杀的。她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刑)以后,整整等了15年的时间,看到国内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势已去,想恢复以前的辉煌已经没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于是就横下一条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被送进公安医院,3月18日高烧退了。5月10日,她要求回酒仙桥的住处,但没有被允许。
    
    5月14日凌晨将近3点的时候,江青用手帕(有的说用床单撕成长条)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上方的铁架上,终年76岁。据有关文章说,江青在临终前,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地写下:“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发现有不少文章把江青写的这一句话解读为“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我对这样的解读不能完全苟同。我为此查了不少资料,没有查到这种说法的根据。但是,我查到了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这样看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不是在5月13日。
    
    以我看来,从江青的角度来讲,“文革”期间,值得她纪念的大事有两件:
    
    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刘少奇。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职。9月13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捕入狱。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期间,江青好像刚刚打了胜仗的将军凯旋一样神气,脾气大得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江青在秦城监狱里从广播中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天,全国下半旗,停止一切文艺活动,悼念刘少奇,但江青却在监舍里大唱京剧,并一边比画一边表演。
    
    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坐256号专机叛逃。13日凌晨3时许,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一伙自取灭亡。从此以后,江青常对我们说:“他害我不浅呀。我早就发现了林彪的阴谋。他们的失败是我长期与他们斗争的结果。”
    
    江青是一个十分逞强、要体面而从不示弱的人,而且性格刚烈、倔犟、不服输。可想而知,她在选择自杀,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她的亲人时,思想斗争有多么激烈,有多么痛苦。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明我怎么同情她,而是想说明根据她的性格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是作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的。
    
    来源:现世报的博客




当代农历“山寨”自西欧,并非弘扬中国传统

   


【题记:逢乱世必出妖孽!议会制度、律师制度、官僚制度等等,统统是西方舶来品呐!来,领导,带个好头,就来他个——退休金和补助制度也是舶来品——全面裸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田园牧歌式的老祖宗原创小农经济在呼唤您!!】
   
   / 李熙
   

导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在“两会”期间称担忧年轻人迷恋西方,提案“建议我国历法由公历改用农历”。但细究起源,不难发现当代“农历”其实是实实在在的西方舶来品。

   

中国现行农历沿用自明末《时宪历》脱胎的清朝《西洋新法历书》,是四百多年前的由汤若望主导的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第一批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

   
   所谓“民族智慧科学结晶”、“实实在在中国特色”的中国现行农历,其实完全是四百多年前的欧洲耶稣会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合力编撰的。现代东亚农历的基础是来自明朝末年的《时宪历》,之前明代通行的历法为《大统历》,实际上是将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改个名字沿用,此历法到明末,已经与实际气象、天文有误差,尤其对日月食推算的误差更明显。按《明史》记载,1629年,明朝中央政府任命礼部尚书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领衔根据西法“督修历法”,而改修历法的实际“译书演算”工作完全是“西洋人龙华民、邓玉涵”、“西洋人汤若望、罗雅谷”承担的。而这些“大西洋国人”,全都是来自于意大利与日耳曼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是西西里人,邓玉函、汤若望是日耳曼人,罗雅谷是米兰人。而领衔的中国高官徐光启、李之藻也是中国第一批戒了麻将瘾、放弃小老婆的天主教徒。依托的理论依据也是“第谷宇宙体系”: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设计是介于哥白尼的日心系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体系,主要理论是地球仍然在宇宙的中心,太阳与月亮绕地球公转,但五大行星则绕太阳公转。明清易代后,官方将还没来得及通行的《时宪历》删改至103卷,并由清朝顺治皇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于顺治2年(1645年)颁行。康熙八年(1669年)后至清亡,中国的历法一直大体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延续至今,就是俗称的“农历”。
   

现行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也来自于洋教士订立的“定气法”,与“千年文化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只分享同一个名字,确定方法和日期完全不同

   
   在《时宪历》的中国历法中,“节气”是将冬至与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日期平均分成十二等分,称为“中气”。再把相邻“中气”之间的日期等分,称为“节气”。平均每月有一个“中气”与一个“节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这种确定方法被称为“平气法”,每“节气”之间日期相同。而从西洋教士定《时宪历》之后直至今日的“农历”,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来定的,即在一个为360度圆周的“黄道”(一年当中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路径)上,以春分点为0度起点,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为一个“节气”,每“节气”时间不均等,称为“定气法”。所以现在的中国“农历”与《时宪历》之前中国历法的“二十四节气”只分享同一个名字,确定方法和日期完全不同。
   

1644年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与政府部门钦天监“打擂台”预测日食,以新历法挑战旧历法,汤若望完全胜出后,“农历”才有在中国施行的曙光

   
   《时宪历》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新历编定后,朝中不少官员表示怀疑和反对。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耶稣会教士汤若望预测将有日食发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礼部尚书郎丘等人“启请派官会同测验”,实际上就是让钦天监和汤若望双方打擂台。八月初一日,日食发生。钦天监官方使用旧历法的测验均有偏差,“大统历错一半,回回历差一时”;但汤若望的测试结果“时刻分秒,毫厘不爽”。清朝官方档案记载的中央政府态度是:“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汤若望打赢了和钦天监的擂台,才使“农历”渡过了在中国的第一个难关。
   

中国士人在技术上无法胜过天主教士,就用文字狱来诬蔑这些洋教徒有叛乱意图、诅咒亡国,洋教徒编的历法自然也被废止

   
   在“农历”于中国施行的波折历程中,还是能发掘出不少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智慧的。比如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四年(1665年),感觉到饭碗受耶稣会教士威胁的官员和士人们,就是用很有中国特色的文字狱和政治构陷来使上级放弃新历: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称汤若望“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传造妖书,窥视朝廷机密,内外勾结,教会二十年来收徒百万,布党京省要害之地”。最终判决是汤若望与义子等免除行刑(“并免流徙”),汤若望不久后即病死,支持新历的5名中国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全被处决,政府废除耶稣会教士编订的新历法,重新沿用明代《大统历》。
   

天主教士于康熙七年、八年和钦天监官僚再次“打擂台”,天主教士再次全面胜出后,汤若望主持编订的新历被恢复使用,成为直至今日的“农历”

   
   “汤若望教案”后,杨光先、吴明烜等人以检发有功分别升任钦天监监正、监副之职。但这些官僚的技术水准显然远低于构陷罗织的本事,业务压力巨大,部门工作一片混乱,屡次错测节气时日,不得不要求招募技术骨干和放宽业务要求: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杨光先奏请“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七年(1668年)五月,吴明烜奏请参用回回历以校正旧历,承认“现用旧法,不无差谬”。自然,从教案中幸存的耶稣会教士开始了反击:康熙七年(1668年),杨光先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再“打擂台”,于钦天监观象台一起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3天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杨光先等都有误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的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杨光先“逐款不合”。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南怀仁上奏,指陈吴明烜推算历日差错之处,据监正马祰测验,“南怀仁所指之处皆相符合,吴明烜所称皆误”。康熙八年三月,清廷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气节占候皆由其主”。此后,清廷恢复使用汤若望所订新历,并于八月为其昭雪,“追赐原掌任钦天监事、通政使司通政使汤若望祭葬如例”。汤若望主导的教士们所编撰的《时宪历》,大体一直沿用至今,即为现在的“农历”。
   

接替首批来华耶稣会教士的葡萄牙教士们靠着法国的《天文历书》、英国的航海历本,仍然能充当修订“农历”的政府天文历法顾问。就算是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敷衍中国官民仍然绰绰有余:“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

   
   从顺治、康熙时代的波折后,耶稣会士实际上被清朝官民公认为通晓天文历数的科学权威。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第一批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也的确是非常有学问的德国人。但1793年到达清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发现,“接替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向英国使团请求帮助。“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在此之前,他们由于能买到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英国使团成员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就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2015/03/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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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5-03-10 wenc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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