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爱

    作者 索菲
    
     中国每个时代都对年轻一代持悲观态度，抱怨年轻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现在，却是部分老年人的所作所为真正令人担忧。这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新史記》总编辑高伐林先生来介绍《新史記》第24期的封面专题，“红卫兵掌权再祸中国”。  
                       
     法广：高伐林先生，许多观察中国的人士，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当代中国的许多政治、社会新闻中，老人多扮演了负面的角色。一般来讲，老人是代际传递民族传统文明、保证社会稳定的群体，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为老不尊”。以致有人询问：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高伐林：这期《新史記》张鹏的文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他认为：确切地说，是“红卫兵变老了”。——这一代老人，不是通常意义的老人，而是相当特殊的一代人。按年龄来算，他们在“文革”中，是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文革”到明年（2016年）爆发50周年，持续10年，对青少年危害最大的有三四年，正是这一代老人成长和成熟的“风华正茂”的岁月。这就像树苗正在抽条长叶时节，碰上了暴风骤雨、毒水灌溉：毛泽东宣布全国一律停课，煽动学生不仅在校内打老师、斗校长，更冲上社会打砸抢、“破四旧”、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锤炼永远忠于毛泽东的“一颗红心”。
    
    法广：他们都是红卫兵？
    
    高伐林：广义地说，都算。《新史記》解释了“红卫兵”这个概念的由来：最早来自清华附中学生、后来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随后，其他中学生写大字报纷纷效仿，署名“红卫兵”。而到了8月，毛泽东接见他们并戴上红卫兵袖章之后，红卫兵更是不可一世，耀武扬威。
    
    法广：但是这些人，在中学中毕竟只是少数呀？
    
    高伐林：是的，“红卫兵”并非统一组织，而是派别林立，互不隶属，彼此冲突。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体可这样划分：老红卫兵。简称“老兵”，是最早一批红卫兵，多为干部子弟，支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文革”爆发后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红色恐怖”，主要由他们造成，但毛泽东后来发现他们背离“文革”主攻目标，通过中央文革将他们压了下去；跟随他们的“保守派红卫兵”，随后土崩瓦解。
     造反派红卫兵。成分复杂，他们遵从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典型的如聂元梓、蒯大富等所谓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这些人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多作为“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审查甚至拘捕。
    
    法广：观点和遭遇如此对立，《新史記》为何将之统称“红卫兵”？
    
    高伐林：因为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不同时期走红或受压，但都遵循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都极端缺乏现代人权观念、民主观念、法治观念。毛泽东在“文革”中给他们灌输、对他们的世界观最为有害的，是“斗争哲学”和权力意识；再经过“文革”之后邓小平倡导的“实用哲学”，以及毛、邓共同具有的“只要目的‘正确’，不计任何手段”的流氓思维，这就齐活了！——他们逐渐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红卫兵烙印”。
    
    法广：有“红卫兵烙印”的这代人今天对中国有什么样影响？
    
    高伐林：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民间，以残忍与贪婪著称的前红卫兵们，正将中国引入另一层意义上的“红卫兵时代”——本文作者用的词是：这是“一个令人近乎绝望的事实”。
     当然，我们不能对这一代人“一棍子打死”，他们卷入“文革”有深有浅，有的是一马当先，有的是随大流；他们中有的觉醒了，自觉抵制“红卫兵”的那一套，有的则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到黑。也不能抹杀这一代人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但总的来说，他们共同的思想底色，就是“红卫兵”。
     如果他们都是普通百姓，危害尚小；问题是，他们中不少人必然成为引领社会的精英。
    
    法广：文章是否举出了实例來說明社会精英当年的“红卫兵行径”和如今的“红卫兵思维”？
    
    高伐林：文章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个说起，然后列举了商界众多首富，像马云、宗庆后、牟其中、以及华为老板任正非、巨人集团老板史玉柱、盛大网络CEO陈天桥、“中国流氓软件之父”周鸿祎、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还有“文革”中的几大红卫兵领袖。
     就说当今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吧，他出生于1953年，“文革”爆发时，他父亲习仲勋已经蒙难好几年，他当学生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据比他大一岁的“发小”聂卫平回忆，自己沈迷围棋，本来是逍遥派，但在习近平、刘卫平等伙伴影响下，“我的感情明显地转向老红卫兵了”。一天传来消息，说北京市38中有“地富反坏集会造反”，号召各校老红卫兵前去“平”了他们。习近平、聂卫平就去了，各校来的“老红卫兵”有好几百，觉得特振奋人心。不料忽然之间，好几百人拿着棍子从礼堂里喊着冲出来，习近平、聂卫平见势不妙转身就逃，算是拣了一条命，否则就没有后来的棋圣和当今的习大大了！
    
    法广：拥有博士头衔的习近平，也常引用古人警句，但他更脱口而出的似乎还是“红宝书”和毛泽东诗词？
    
    高伐林：是啊，这证明了他的红卫兵后遗症迄今未愈。旅美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几年前说过：“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批人是‘中学红卫兵’，李克强是红小兵······”时至今日，“大学红卫兵”除了俞正声等个别人之外已经退休，“中学红卫兵”正在当权，而“红小兵”们则正在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层级等待掌权。
    
    来源：法广  

    
   

 最近的中国外交圈：热闹！
    

    两会一结束，习近平就迎来3位客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和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
   
     具体聊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但肯定听说了最近特火的一件事：亚投行。继英国成为第一个不顾美国反对申请加入亚投行的G7国家后，法德意等均表示有意向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创始成员国的申请截止日期还未到，博鳌亚洲论坛又要来了。
    
    热闹之下，大有门道。一般而言，两会之后，全年内政外交方向已定，中国外交往往要进入出手发力的季节，现在观察，今年这个特点十分鲜明。可以说，两会之后，中国外交屡放大招。
    
    1金融外交放大招：亚投行“朋友圈”快速扩容
    
    因英国高调加入，亚投行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而就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英国加入亚投行之际，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先后表达了尽快就加入亚投行做出决定的意愿。
    
    亚投行被看好，折射出的是中国外交的影响力和接受度。那么，问题来了，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投行为什么有如此的吸引力？
    
    亚投行本身其实是个互惠两赢“你情我愿”的结果。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有助于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也对化解国内过剩产能、支持企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对于周边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资金缺口较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设立恰逢其时。
    
    如此好事，美国又为何对传统盟友“罕见翻脸”？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实际上，目前全球金融秩序仍以美国为主导，美国在IMF的出资额与对应的表决权均在17%左右，并享有一票否决权。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以英国为代表的美国“传统盟友”之所以密集对亚投行示好，从深层次来说或许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对美国主导的旧国际金融秩序的不满。
    
    亚投行，正是一个穿透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的有力杠杆。
    
    2大国外交精准投放：中俄、中美互动频繁
    
    盟友青睐亚投行，美国不甚高兴，但这似乎并未影响中美双边互动的频率。
    
    两会刚结束，3月17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见基辛格，由此拉开了近期中美互动的序幕。3月20日，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而这些互动的焦点就是即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正如王毅所言，下阶段双方要“围绕习主席访美这条主线，规划和实施好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加强在双边领域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作”。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基辛格透露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于近日访美。虽然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王岐山访美成行，因其反贪打虎的重任，可能要与美方触及“猎狐行动”等细节，在追捕外逃贪官上有大的进展。
    
    大国外交的另一环——中俄关系也颇具看点。
    
    3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而双方会谈的重要话题是二战胜利70周年。
    
    观察人士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务方面的领导人，栗战书的到访显示出中方对发展对俄关系的重视，两国关系并不仅限于一般的政府间关系层面。对此，有评论称，中俄两国领导人决定携手举办同一个主题的相关庆祝和纪念活动，并相互出席，绝非是形式，而是内容。两国共庆二战胜利70周年，锁定的正是“和平”二字。
    
    同为侧重负责党务的官员，不同于以往的礼节性访问，王岐山和栗战书带着明确的工作目标分别出访美、俄两大国，一方面显示中国与两国沟通顺畅，另一方面也凸显中国在大国外交中精确投放的新特点。
    
    3周边外交新动向：中日关系现回暖迹象，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走到中央
    
    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中俄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支持，无疑都给日本带来不小的压力。面对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加盟亚投行的现实，据日本媒体报道，3月20日，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表示，如果融资审查机制能够得到确保，日本将不排除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
    
    由难以加入到不排除加入的可能性，日本的改口既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也不乏来自外界的压力。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中日关系上。
    
    3月21日，中日韩外长会在首尔举行，这是时隔近3年后再次举行三国外长会。会后，写入“正视历史”的外长会公报公布。再往前3天，时隔4年的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机制在东京举行。近期一系列迹象表明，中日关系确实在延续着近来回暖势头。当然，这种回暖势头是脆弱的。能否做到保温、升温，能升温到什么地步，依然取决于日本。
    
    “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这是再过几天就要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博鳌论坛这个中国搭建的对话平台，正在从对话走向对“共同体”实质问题的探讨。
    
    法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美国阻止不了这一点。权力正在向中国推移。”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刊文指出，“习近平站到世界舞台的最中央”，“随着中国崛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来源：人民日报

朱仕强 

查建国谈中国三类自由知识分子


2015年3月23日
    我是炎黄春秋杂志多年的忠实读者。现大陆自由知识分子有三类人：一类是体制内在朝者。这类人说话曲折、隐晦，或只能私下吐真言；一类是体制内在野者。多为退休、边缘人物。这类人公开发言平台即炎黄春秋。他们温和地讲自由民主，多还不到位，他们与过去藕断丝连；一类是体制外民运人士。他们分境内外两部分。这类人最接地气、最无包袱、观点最尖锐深刻到位，因而这些人受打压最大，不是有国不能回，就是时时面对的是警察和牢房。他们处境艰难，各种人性善恶在放大表演。炎黄春秋这一两年不断受到挤压，这是又一风声愈紧之案例。北京查建国 [博讯来稿]

赵紫阳看不起江泽民：我看此人无大志



2015年3月23日
    
    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日记近日在港台出版，该书记录了他与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谈话内容，披露了赵紫阳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可以看到一个下了台的中共总书记在幽居中的放言高论，其中不乏对中国政局与党政者的褒贬点评。据称，赵曾表示，他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并称“我看此人无大志”。
    
    杜导正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老部下，在赵紫阳被软禁的16年中，杜导正等老部下经常去看望他，说服并帮助赵紫阳以录音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实的记录。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由赵紫阳秘密录音而成书的中英文版《改革历程》（又名《国家的囚徒》）出版，杜导正是此事最主要的谋划者和操作者。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和日前出版的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所记录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即“六四事件”及其前后；所记录的又是同一个人物，即赵紫阳。据悉，《杜导正日记》分为上篇、中篇和下篇三部份。上篇内容为“秘密录音酝酿过程•赵紫阳谈话”；中篇内容为“秘密录音操作过程•赵紫阳谈话”；下篇的内容为“秘密录音前的回顾”。
    
    赵紫阳究竟说过什么？据媒体披露，在杜导正的这些日记里，赵紫阳关于反腐败、新生官僚资本阶层、实施联邦制、以言治罪、媒体管理、政治体制改革、新左派思潮······等议题都有记述。
    

谈腐败：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
    
    谈到反对党的问题，赵紫阳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杜导正日记》2000年11月11日篇对此进行了记述。
    
    有关腐败问题，赵紫阳说，“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民众说清楚”；“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 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 “这么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1993年9月12日）
    
    
    赵紫阳（右）和邓小平
    
    他还说：第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 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 （1994年9月13日）
    

“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
    
    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他（赵紫阳）说：如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例如澳大利亚的办法，美国的办法。国防、外交，权在中央，别的交地方去办。 这样，许多矛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办法，看来带来许多问题！（1993年11月17日）
    
    据日记记载，赵紫阳还说，“中国要反封建，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么走？ 这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是大趋势！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想顶住这民主大潮但又顶不住， 只好且战且退！这么下去，自然是危险的。” （2000年8月6日）
    
    赵紫阳还说，主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因为被动的结果，使改革的负面、困难、问题增多。譬如国企工人失业，如果早十年就这么做，不会产生今日这么多下岗工人。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资不抵债。国家为救济失业工人，从社会其它阶层上缴的税利中，挖出一块来救济他们。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收入呈滞后现象，社会治安不好，诸多抱怨、愤怒，一起爆发，难办。 （2000年12月17日）
    

谈江泽民：我看此人无大志
    
    赵紫阳还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这是因为邓在。邓是一种权威，大家听的。权威，是在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我封你是权威，你便是权威！邓走，权威不存在了，消失了，那时，谁听谁的！ 乔（石）就不一定听江的。（1995年4月16日）
    
    赵说：“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 。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我看此人（指江泽民）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指江泽民）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2000年6月22日）
    
    此外，赵紫阳还说：台湾问题。一国两制，是小平提的，好！只有他能说，别人说，那问题大了。但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接受了，他活动余地很小了。我与（胡）耀邦说过，我想，一、台湾不能独立，必须承认一个中国；二、通过和平谈判，慢慢解决；三、国际上，台湾不能参加联合国，但其它国际活动，如经济、文化等等可同意他有一席之地。他经济繁荣，经济活动很多，给他一个席位好，不然，你一国两制，他不同意，你又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拖，那他怎么办？你不给他国际活动空间，他便要独立，闹独立！（1996年4月5日）
    
    来源：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