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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传/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是日本特务?曾庆红之父遭调查
發佈時間: 3/24/2015 1:12:41 AM 被閲覽數: 18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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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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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金义: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



2015年3月24日

    
    罗金义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罗金义: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


    
    李光耀坚信自己向来都以民众和社稷为重
    
    “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到时候,没有法律应该容让民主进程流产。” —— 李光耀,1955年
    
    近几年有关李光耀的访谈录、回忆录接二连三地面世,层迭起来几近两尺,英文原版大部分由“国家喉舌”海峡时报出版社主理,中文版则在各地有不同版本。如果《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2012年出版)可以被视为这位当时年近九旬的建国之父跟年轻世代辩论核心国策,那么《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 —— 新加坡双语之路》(2011年出版)要辩论的更是核心的核心 —— 语言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国家建构之本。此外,为开国元勋“造像”自是不可或缺。
    
    李光耀辩才无碍,没有太多人会质疑。不过如果有读者期望可以透过访谈录去跟他认真地神交论道,难免失望。《硬道理》厚逾四百页,负责采访的大都是比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李光耀对所有问题都斩钉截铁雄,毫无避忌虚饰,关键是大家期待《海峡时报》的记者可以问得有多尖锐、到位?他们都触及到读者正在磨拳擦掌的课题,却几乎都不会用犀利的问题去拮问要害所在。记者会问“行动党能否屹立不倒?”,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不怕被替代,因为反对派根本就没有政治人才。支持者赞赏他潇洒自信也好批评者不屑他尖酸辛辣也好,反正记者就不会捧着罗兆强的《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2010年出版)去请李光耀逐一交待,半个世纪以来那一大批政治异见者怎么入罪、下场如何?记者问他“很多人说,他们害怕人民行动党。这里有让人恐惧的氛围,对异议的镇压等等。”李光耀反问:“不对,不对。你害怕吗?”记者马上稀释:“既然我在问你这个问题,显然我不害怕。”李光耀咄咄追问:“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有什么好怕?”记者当然不敢直截了当地质问他,选举时的选票编号措施,事实上算不算记名投票?而这种“让人恐惧的氛围”,跟人自信不自信有什么关系?
    
    新闻工作者理应知道什么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吧?我不肯定新加坡的新闻工作者对捍卫这种自由有多执着,但相信当中没几位会忘记Singapore Herald和Eastern Sun在1971年是怎样被政府关门大吉 —— 罪名是“不明外国势力介入”。有关回忆李光耀,最令我兴奋的新书其实是去年出版的LKY: Political Cartoons,新加坡政治讽刺卡通大师Morgan Chua四十多年来的杰作选集。当年Singapore Herald被禁,据说就跟Morgan Chua的卡通有关;他在翌年发表的一张名作(也有编入LKY),恰好以香港传媒为题:李光耀在香港的红灯区落荒而逃,衣履不全的他边跑边埋怨这里的传媒“无王管”,跟新加坡相比,”香港根本没有人在尝试建构一个国家。”
    
    对李光耀而言,有甚么比国家建构更重要?又有什么比国家建构被受威胁更让人恐惧?Singapore Herald被禁之后二十年,亦即是李光耀从在位超过31年的总理职务卸任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在哥打丁宜举行联合军事演集。李光耀在《硬道理》一开始就用这个掷地有声的故事提醒年轻一代,这个被受列强唬吓的蕞薾小岛,能不时刻戒慎恐惧?新加坡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按2010年数字,新加坡人均军事开支全球第四),优越的经济,否则何以屹立?这种意识形态几乎贯串了他所有的访谈录、回忆录。在新千禧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厚逾1,500页的结论是以希腊、雅典城邦模拟今天的新加坡:伟大如希腊、雅典,终也逃不过惨遭洗劫灭绝,难道新加坡就没有消失的可能?心须坚持经济进步、社会和谐、唯才是用,那种消失的可能才可大大减少。于是,政府制度、政策、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因应国家建构这使命来筛选,民主制度和新闻、言论自由也不得幸免。
    
    罗金义: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


    
    《李光耀观天下》(2013年出版)书中强调,新加坡必须要由干练英明的优才当政治领导。
    
    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择善固执的朋友,固然视李光耀不少政策、行为为独裁者之举而齿冷,但也有好些西方观察家承认他的治国之道令新加坡成功,是对失效频频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者索性叫西式民主)竖起一面“照妖镜”(例如美国The World Post的主编Nathan Gardels) —— 不采用西式民主,新加坡不也是一个亮耀全球的经济奇迹?今天在经济上百病缠身的是西方列强还是新加坡?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庸碌自私的政客,充斥在西式民主制度当中的多,还是在新加坡的多?他的好些辩解也许似是而非,例如在《硬道理》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年出版)中都强调,新加坡必须要由干练英明的优才当政治领导,但这些人都不愿参加西式民主当中那些风高浪急阴险伪善的竞选,那仅能选出只懂得摆姿态做秀的庸才,所以新加坡需要设计令这些优才得以顺利上位的特殊制度(例如集选区制),否则早就沦落云云。20年前他在《外交事务》接受主编Fareed Zakaria访问时发表经典的“文化命定论” (culture is destiny),否定了西式民主应该是亚洲/华人的必然选择,激发的学术辩论历久弥新。然而,他用新加坡实实在在的成就证明,西式民主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在这里难称“普世”,“亚洲模式”至少能做到各擅胜长各取所需的态势。
    
    读者不难意会Zakaria其实在用满有同情理解的方法去进行那次访谈,让李光耀得以从容地高谈阔论他的“亚洲模式”(反而是李光耀的言谈有点过度好勇斗狠)。像Zakaria、Gardels这类西方知识分子并不罕见,当你对世界的这一边爱之深责之切,就想去世界的另一边寻找睿智,李光耀是热门人选,因为他想到、敢言、成事。普立兹新闻奖得主Tom Plate在访谈录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2010年初版)更尝试用政治哲学大师Isaiah Berlin有关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去定义李光耀:他可以对老百姓的政治、社会生活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设想周到”,在波谲云诡的冷战当中游刃求生,狐狸的诸般聪明表露无遗;抑或,千头万绪还不过是为了国家建构和安全,专心致志一如刺猬?在政治领导上,他的信念则近似柏拉图主张的“哲王”治国。李光耀也坦言,与其奢谈一人一票的纯洁,他只对行得通的、成功率高的、在此时此处能够获得最好(here-and-now, the best-we-can-get)的方法感兴趣。虽然一直自称自己对政治哲学不感兴趣,但读《去问李光耀》(2013年出版),你可以听到李光耀向马基维利致敬:
    
    “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即使大家都反对,只要我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勇往直前。······我的职责是在下一次选举前,确保有充分表现,向人民显示,我可以让他们转过来支持我。”
    
    罗金义: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


    
    李光耀: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
    
    大家当然可以拿民众的一些怨言大做文章(例如近年的房价、新移民问题,2011年大选的得票率新低,等等),去想象新加坡领导人其实面对这样那样的威胁。可是,立国以来新加坡何曾不是面对种种威胁?但威胁产生“畏惧”,“畏惧”令群众“团结”,新加坡领导人不因威胁而选择随波逐流,而是藉“团结”去行使权力,改善劣势,这也许正是The Big Ideas of Lee Kuan Yew(2015年出版)告诉读者“李光耀思想”的吊诡之处。因为第二次工业改革成绩欠佳,行动党在1991年大选得票率低落,跟2011年的一次其实分别不大,但1997年大选不是强势回升吗?1998年民调虽然发现近五成民众埋怨政府施政前没有征询民意,只有不足三成民众认为政府能够接受批评,但信任政府治国能力的却高达九成,三年后2001年大选行动党的得票率更创造三十年来新高。过去十多年来多项民调都发现,受访者认为“作为新加坡人很自豪”的比率大多高企九成以上,2010年的一次是97﹪。
    
    20年前“文化命定论”一刊出,后来成为南韩总统的金大中马上在下一期的《外交事务》撰文反驳李光耀,提醒大家比起英国的约翰洛克提出社会契约论早二千年,中国的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了。在《新加坡双语之路》李光耀说:从政治选票的立场而言,要轻取最多数支持,只要以华语作为第一语言就可以了,但这样国家会分裂,也难以令小城邦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因此他坚持双语政策,“虽千万人,吾往矣”。李光耀坚信自己向来都以民众和社稷为重,他的思想中压根儿就不包括“闻诸一夫纣矣”的畏惧。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夸称自己建立了柏拉图式的乌托邦,那只是Gardels和Plate等人的说法;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时间经济高速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冲突不多,民众认同感高,就是李光耀一生力所能及为新加坡小城邦建构的此时此处此模样。假如金大中和其他亚洲朋友对李光耀不以为然,是从民本主义出发,而不是洛克的社约论思想,那么用工具理性去检讨李光耀的民本主义成绩表,平心而论,能不算名列前茅?西方模式有多大把握足以超越?还是大家扪心自问,有多少民众愿意放弃(至少牺牲一部分)上述“新加坡模式”的成绩表,来换取社约论强调的天赋人权(民主的内在价值)、政权民授(民主的程序公义)?
    
    看看篇首的说话,作为英殖治下一位反对派领袖,32岁的李光耀何尝不也曾经是好些洛克思想的支持者?读他那一迭访谈录、回忆录,多少可以了解他怎样变成后来的李光耀。但也许更为有趣的是,在月旦李光耀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认为他应该坚持“洛克”下去?又有多少人其实是遗憾他不够“柏拉图”,甚至还不够“马基维利”?
    
    来源:BBC




是日本特务?曾庆红之父遭调查



2015年3月24日

    来源:《文史参考》
    
    
是日本特务?曾庆红之父遭调查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新四军提出谈判。新四军作不了主,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和日军接触,确定了“虚与周旋,争取时间,准备反攻”的策略。于是派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出面接触。
    
    “文革”前,曾山是内务部部长。1967年10月,内务部“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根据抗战时期我方情报人员纪纲提供的情况,认为曾山曾与日方接触,是日本特务、汉奸。曾山解释,他是按照延安指示和日方人员接触的,整个活动及时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不相信曾山的辩解。时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联络员的孙宇亭向主任谢富治、副主任严佑民报告,研究处理办法。
    
    谢富治说:“那时我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不清楚。”
    
    严佑民说:“那时我在新四军前线作战,对军部的情况不清楚。”
    
    孙宇亭说:“既然曾山说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我们派人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一下历史档案,问题就可以澄清了。”
    
    于是,由孙宇亭打报告,谢富治、严佑民签署同意,孙宇亭和赵雪瀛驱车到西郊温泉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查中央历史档案,必须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孙宇亭又向严佑民报告,严佑民找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
    
    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看了批件,指示照办。当时共查到有关电报四份,包括曾山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康生都有亲笔签字。孙宇亭怕空口无凭,经与军代表交涉,摘抄了主要内容。回去连夜起草报告,严佑民、谢富治先后签署,报送中央。
    
    不料没几天,谢富治对严佑民发了一顿脾气。谢走后,严佑民对孙宇亭苦笑说:我们为了证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历史档案,却惹怒了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这是政治上煳涂,要追查。谢要我们每人写一份检讨,报送中央。
    
    孙问:是哪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严说:谢没有说,猜不透。上命难违,不检讨不行。他们只好按谢的说法,检讨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
    
    一周后,谢富治通知严佑民、孙宇亭、赵雪瀛开会。谢富治说:“你们的检讨都不深刻。现在宣布处分决定:孙宇亭,党内严重警告。这件事涉及核心机密,你们手中如果存有这件事的片纸只字,统统交出来。发现谁泄漏了机密,毫不客气”。
    
    11月的一天深夜,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又对当事人三堂会审。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主审,严佑民、赵雪瀛和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在座,孙宇亭受审。
    
    谢富治对孙宇亭说:“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孙宇亭申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批件,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谢对汪说:“我在那个报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汪对谢说:“你是副总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吗?”
    
    汪东兴又对中央档案馆军代表说:“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档案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谢富治又对孙宇亭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严佑民却仗义执言:“这件事,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孙宇亭躲过了一难。数月后,灾难降临到严佑民头上。1968年3月,严被关进秦城监狱。
    
    1971年9月,吴法宪倒台。1972年3月,谢富治病逝。1972年4月,曾山病逝,以九届中央委员善终。
    
    1972年9月,严佑民假释出狱。孙宇亭前往中央组织部翠微路招待所探望恩人,激动地说:“该蹲四年牢的应该是我。”一身是病的严佑民说:“其实,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你这个书呆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四年就出来了。你如果进了监狱,谁替你说话?八年也出不来。(作者丁东,原题为《“文革”中曾山档案风波》。) _(网文转载)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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