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一方面说他最大的特点是廉政，另一方面搞腐败，是中国特色的精神病。

　　有一种精神病，是众所周知的精神病，俗称疯子。他们或者是因为受了刺激，或者是因为受到加害，或者是因为受到迫害，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失常。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己的灵魂，他们随时可能加害于他人而不知，失去了忏悔和判断的能力。如果没有亲人的照看，就会对他人产生不确定性的风险，他们最好的归宿就是进精神病院。

　　第二种精神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得了这种病的人，受伤害者被施害者控制，受害者最后已经失去了受害者的感觉，受害者与施害者共谋，爱上施害者，保护施害者。这种病人，深受其害而不知其害，深受其害而迷于其害，深受其爱而爱上其爱，他们享受着精神受虐的快乐。

　　第三种精神病叫说谎病。这种病的典型特征是本能性习惯性地说谎，且不可控制。他们也知道说谎不对，但他们还是不可遏制地说谎，说谎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不可缺少。这种精神病，是专制和极权体制造成的。他们知道，没有专制和极权体制，他们也不会得这种精神病，这种精神病又强化了专制和极权体制。林彪就说，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他们只有通过说谎，才能办成大事，才上爬上高位，才能尽享权力的病态快乐，才能把美女玩弄于床上。

　　这种精神病人主要集中在腐败群体中。他们是政治精神分裂者，道德人格分裂者。薄熙来一方面唱红歌，另一方面把薄瓜瓜先是送到英国受教育，后是送到美国受教育。徐才厚一方面说他最大的特点是廉政，另一方面搞腐败，且腐败数额巨大到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地步。周永康一方面强调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维稳，破坏法治建设，同时大搞塌方式的腐败。这些人还一直强调加强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却又暗地里搞破坏党组织的政治活动。他们通过说假话获得上级的信任，通过说谎获得上级的信任进而搞阴谋搞活动。他们对上级说谎，他们对下级说谎，他们对自己的良心说谎，他们通过说谎获得权力、金钱、地位和名誉。

　　对于他们来说，说谎就是他们的通行证，说谎就是他们的墓志铭。说谎就是他们的催情药，说谎就是他们生存的理由。没有说谎，这个世界甚么东西都没有意义。他们看这个世界，总是不健康的，就是看到的那些阳光，也会被他们视为海市蜃楼。他们的血是黑的，他们灵魂是肮脏的，他们的肉体是污秽不堪的。他们制造谎言，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以生活在谎言之中为政治人生的最大乐趣。他们已经不觉得自己在说谎，他们觉得谎言就是一切。

　　谎言是说谎者的圣经。离开谎言，他们在精神上就没有失去依归。

　　谎言总是与暴力相伴随。没有谎言的暴力终归维持不了长久。他们通过暴力打压那些不相信谎言的人、质疑谎言的人。他们把不相信谎言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送上断头台，关进监狱，打入牢房，莫名失踪，屏蔽言论。不信谎者必死是他们奉行和践行的原则。

　　这些人腐败一旦败露，一方面向党组织忏悔，另一方面想通过忏悔来保命。他们为了活命，是不会讲逻辑的，也不想讲逻辑，因为他们是另一种精神病人，但精神病人也有求生的本能和欲望，忏悔就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这些贪官们，一旦面对审判台，他们就大谈对不起党，对不起家人，对不起上级领导的培养之类的语言。南京前市长季建业在烟台法院庭审中表示忏悔就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培养我的领导！”所有的对不起，都是自我保护的对不起，都是自私的对不起，都不是出于公权力的对不起，都不是针对人民的对不起。在他们看来，人民就是工具，就是为他们赚钱的工具，就是会说话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谈不上对不起。

　　如果这些精神病人讲逻辑，他们就会说，我破坏了宪法和法律，我对不起纳税人，我对不起选民，我对不起公民，我滥用了宪法赋予我的公共权力，我把公共权力当成私人权力来用。这样的忏悔才符合逻辑，这样的忏悔才符合事实。

　　不过官员们虽然不讲宪法逻辑，不讲公权力逻辑，但感恩的逻辑还是要讲的，这就是非理性的逻辑，精神病人的逻辑。

　　即使他们不讲宪法逻辑和公权力逻辑，他们也应该讲政治道德逻辑。要知道，这些腐败官员，可一直在受党性教育的，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离口，走群众路线的口号满街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伪装披在身，他们通过这些道德装饰品，满世界捞钱，捞钱的时候也不忘记大讲廉政，大讲反腐败，所以，把他们形容成道德伪君子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们就是精神分裂，就是精神病，是中国特色的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