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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烦恼/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给亚投行浇点冷水/中国人姓氏源流图
發佈時間: 4/8/2015 12:59:09 AM 被閲覽數: 24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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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周永康猛咬温家宝,党的烦恼?



2015年4月08日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高层宣布正式起诉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海外中文报道翻出周永康旧事称:王立军事件爆发后,中共高层拿不定对薄熙来的态度,周永康力挺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时任中国总理、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高层重要会议上质问周,但周永康则引用海外对温家负面报道,要求对其家族展开调查。温表示,如果家人出事,他马上辞职。从海外非中文媒体对中国政治斗争内容和性质的分析来看中文报道,中媒的报道,应有部分属实,有一些是逻辑推断,还有一些重要部分,和当时的英文报道相抵触或矛盾。
    
    四月三日,中共宣布正式起诉前政法王周永康,诉其三宗罪---贪腐滥权和泄密,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周末,海外中文网登出一篇题为“揭秘!周永康与温家宝激烈争吵内幕”一文,引起网民关注。在美洲人气比较旺的倍可亲网站,有一百多跟帖。而在文学城,不到两天,有七万多点击。
    
    文章说的是三年前之事。当时薄熙来前心腹、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奔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事件刚爆发,北京还拿不定如何处理薄熙来的态度。政治局常委开会(2012年3月7日),其他8常委主张严办薄,唯周永康力挺薄熙来,甚至主张将其调去主政西藏,暂避风头。
    
    周温之掐, 党国之衰?
    
    五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温家宝和周永康激烈争论。温质问周为何挺薄,周则拿出海外有关温家宝负面报道,要求调查其家族。报道说,如果只调查薄熙来,无法服众。温家宝反唇相讥说可以调查温家:“如果我本人及家人有任何敛财行为,我马上辞职”。
    
    设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中文网站,纷纷转载了这条转自《看中国》网站但没有消息来源的“新闻”,从网民的点击率来看,这样的报道也满足了读者观众对“大内”会议一睹其秘的窥探心理需求和对黑箱作业的知情权。另外一个原因是:周永康已入笼,且不久将被判刑,政治上已是死虎一只。温家宝也退居二线,在政治上也无可能再呼风唤雨,讨论这样的问题,不会引起北京防范或挑动北京高层的敏感神经。
    
    17届常委,谁倒薄谁挺薄?
    
    不过,海外的报道,有些事实,还是和当年有所出入。比如,王立军是二月初“出事”的,这篇报道谈到政治局讨论薄的问题是3月7日,而且结论是8:1支持倒薄。不过,当年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8月24日)报道:
    
    中共政治局常委在2月16日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尤其是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中央办公厅后来发出通知说,王立军向美方和中共高层检举了很多薄熙来的‘劣行’)。当时在京的常委有8人,习近平出访美国。其中4人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贺国强主张依法处理薄熙来,但 另外4人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和周永康反对。4比4,怎么办?
    
    朝日新闻说,习近平2月14日在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会谈之后,接到了中办的电话,征求其意见。习近平表态说,支持胡锦涛等人的意见:追究薄熙来的责任。朝日新闻早在7月13日报道(日文)中,已提到了中南海2月16号召开的这次“倒薄”会议。报道说,从那次会议起,薄熙来的命运和下场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海外这篇“周温争吵”报道则说:在3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习近平、李克强、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都支持倒薄,唯周永康挺薄。而海外很多(中西)媒体都报道,起码在(王立军事件)开始阶段跟周永康一条战线的还有贾庆林、李长春以及吴邦国,因为这些人都和江泽民走得相当近。所以,日本媒体说常委力量对比是5:4,倒薄派险胜。即使在三年后的今天,王岐山仍然把反腐的严峻形势评估为:两军对垒持胶着状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提到周永康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用西方媒体对温家负面报道云云。回顾一下就可发现,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那篇引人关注、引起北京极度不满的文章---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个月之后(2012年10月26日)才刊登出来的。按照中共政治游戏规则,常委一般不会拿小道消息或网上消息作为调查他人的理由或证据的。
    
    温家宝的痛脚和软肋
    
    如果这篇报道属实,那么,综合种种迹象表明,就可得出结论:温家宝正是倒薄的先锋。正是温家宝在2012年两会期间 (3月14日),温提出要重庆市委市政府就王立军事件进行“深刻反思并吸取教训”。而第二天,高层就免去薄的市委书记职务。二十多天后,薄熙来被双规。
    
    不过,当年10月,纽时有关温家敛财报道出来后,温家宝方面陷入不利局面。其家律师发表了保留追究造谣诽谤权利后,就无有下文。百姓也对纽时报道真伪议论纷纷。中国外交部对纽时大加抨击,并停止给纽时和曝出习近平家族敛财的彭博新闻社延续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记者签证。
    
    但是,整体上来说,温家宝家族在纽时报道后,形象可谓一落千丈,包括温家宝本人,这位在胡耀邦、赵紫阳、李鹏三个时代的三朝重臣不倒翁,其开明清廉形象,也大打了折扣,落上灰尘。
    
    周永康案,重拳反腐还是党内斗争?
    
    上周五中共宣布正式起诉周永康后,美联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这表明中国开始了最新一波政治清洗。报道提到了中共近代史上的清党案:刘少奇、林彪、江青(四人帮)、胡耀邦、赵紫阳和薄熙来。
    
    同一天,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赛门.丹耶尔 (Simon Denyer) 也从北京发回详细报道谈到周永康被起诉案。报道援引香港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的话说,周永康和薄熙来、徐才厚等沆瀣一气,试图将习近平拉下来。“他们认为,习近平当总书记不够资格。”他还说,有军队和武警都参与进来,还有传言说这些人打算搞政变。林和立说,就这点还看不到证据,但是,他们这些人的确在党内拉帮结派反对习近平。
    
    华邮的报道还说,就在上个月,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3月17日)还在纪检监察报发文中说:“···.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彻底肃清周永康严重违纪违法对法院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
    
    路透社(2014年5月23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特别报道:中共反腐背后的权力斗争 (Special Report:The power struggle behind China’s corruption crackdown)》。报道援引几个消息来源的话说,尽管在2012年底,71岁的周永康已经退居二线,但他还想继续在幕后发挥其影响力,对中共高层的稳定构成威胁。
    
    报道说:周永康想继续发挥其影响力,提出要薄熙来接替他主管政法委,还试图把薄熙来拉进政治局常委序列。薄熙来入常后,周永康就可以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周永康还希望薄入常后,党内排名仅次于习近平和李克强。报道援引消息 人士话说:至于李克强,周薄的如意算盘是:到时就可以把李克强排挤到人大去当委员长,不当总理则没有实权。
    
    来源:美国之音



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谢选骏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六章
   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谢选骏评论:
   
   由共产党来大声疾呼“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似乎有些不伦不类,甚至有些滑稽。因为在“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方面,共产党和基督教一样,都是外来的东西。如果说“基督教可能对中华民族的安全构成巨大危害性”的话,那么“共产党已经对中华民族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危害性”了。实际上,共产主义乃是一种变种的、暴力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不论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其实都是一种“扭曲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无神论变种”。
   
   既然中国人可以皈依“扭曲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无神论变种”,为什么不能皈依“纯正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原教旨”呢。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其实是在日益深入地进行着“全面的基督教化”的。从洪秀全的偶像破坏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再到毛泽东的破四旧,其间并非无迹可寻。
   
   在这种意义上,从洪秀全的偶像破坏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再到毛泽东的破四旧,未尝不可看作“全面的纯正的基督教化的预工”。
   
   如果说,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能对中国的现存秩序构成强大的冲击力,那么,这也不过是一种矫枉过正,一种帮助中国回到世界主流的无奈之举。
   
   而且在我看来,唯有“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以帮助中国更深地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帮助中国更有效率地进驻全球文明的主流,从而帮助中国更快地展开自己的第三度文明。
   
   ——————————————————————————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0期,网摘)
   
   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是事实。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基督教界本身,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其他所有宗教,而且其优势还在进一步的强化中,特别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欠发达地区、在广大农村,基督教正在以惊人的迅速在发展漫延。《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中国共产党员”(还有其它基督教研究的专家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基督教信众已达1.3亿)。
   
   当前我国的基督教发展蔓延有以下特点:覆盖区域广,覆盖了所有的大大小小城市,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发展势头猛,增长速度快,在部分农村更有取代传统的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势头;信徒的人数增多,教徒成分复杂;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为宗教扩大影响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基督教开始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并逐步影响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从发展趋势看,基督教正在改变信众中“老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现象,不仅教徒数量在不断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善,个人教信仰从遮遮掩掩到引以为荣,从弱势寻求保护转向强势出击,社会边缘化的地位正在逐步改变。从事基层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发现,基督教领域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从个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会公共事务,并有改变五大宗教格局、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部分信徒上访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诉求的重点从要求设置场所过集体宗教生活开始,转而反对基督教“两会”组织(协会和爱国会),进而要求政府将私设聚会点合法化。少数上访者背后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提供资金和“法理”支持对抗政府依法管理。一些不正常现象频频发生且很难控制,如强迫洗脑式的“精神传销”拉人入教;“自封传道人”非法传教,私设聚会点活动屡禁不止;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私设聚会点与爱国宗教团体争夺信众,散布谣言攻击“三自”教会,爱国进步力量受打击……等等。
   
   基督教大肆扩张和由此引起的种种现象,已引起国际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基督教扩张”,就会发现有20500篇相关文章,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从国际形势上分析,我国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无疑归功于基督教本身的扩张本质及其本土化策略,更兼得益于境外敌对势力的大力扶持
   
   (一)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主义的。
   
   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外来的佛教在我国本土传播从来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教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宣传“一个上帝,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兄弟”,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代,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于异教徒,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这些“可咒诅的教义”支撑着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用武力改变异端信仰,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人间地狱,支撑着狂热的基督徒向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冲锋。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高喊“向中国13亿人传福音”的口号,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二)基督教调适扩张策略,加快本土化过程。
   
   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会在义和团运动中大规模的流血教案中受到沉重挫折和打击,此后,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开始改弦更张,试图消除中国人的敌对情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鉴于历史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加快了中国本土化进程:首先是神职人员的本土化。这些本土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经过培训,对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政策有一定的了解,能用当地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语言和形式对基督教教义加以阐述,大大消减了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拉近了基督教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其二是教堂建设与内部布置方面的本土化。其三是基督教的教义日益自由化和实用化,不断降低入教门槛,不断简化入教仪式,百无禁忌,鱼龙混杂,于是艾克曼惊喜地发现,“中国的基督徒非常广泛,上海的学者,温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三)西方国家机器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和基督教会“中国福音化”目标有机结合,相互利用,热情高涨,力度空前
   
   历史上,基督教的“为上帝服务”与西方“寻找黄金”两大动机有机地不可分拆地浓缩在一起后,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十字军东征,面向全球对外扩张,向有利可图和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异端的可以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在为合格臣民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域,不断发动全面的进攻。在国家对外实施政治扩张时,美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擅用一种宗教徒的口吻去动员美国舆论,美化其扩张侵略政策,鼓动美国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这是政客们并不高明却屡试不爽的把戏,与我国封建王朝宣称的“君权神授”口号如出一辙。
   
   近年来,西方国家机器与境外基督教组织共同发力,对我国进行渗透扩张热情高涨、力度空前: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卿、国务院每年两次要向国会提交国别人权状况的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都点名攻击中国“迫害宗教”,借此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基督教组织则利用各利方式为中国人“洗脑”: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空中传教”。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中,有针对我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美国一些宗教组织的电台中还用汉语广播直接传达宗教指令,操纵我国的地下宗教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有数十个广播电台设有针对我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二是利用多种途径输送、制造宗教宣传品;三是利用来华旅游机会进行“旅游布道”;四是非法在我国内地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五是捐资非法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六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高速、大面积的传教。
   
   受西方反华政治势力支持的基督教组织还派遣一些人员以教师、学生、商人、专家等各种名义进入我国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包括潜逃到外国的民运分子,并且以扶贫、开发西部、经济捐助等多种方式来建立并扩大活动据点,千方百计联系并支持国内反对登记的、分散的、违法的宗教活动。这类以宗教方式进行的渗透活动经常以宗教语言来传播攻击我国党和政府的言论,例如以“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等手段,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弱化国家政治认同,鼓吹中国贫弱是因为不信基督教所致,中国只有跟随西方才有出路;用“听神的,不听人的”经文来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分裂中国基督教会组织,干预国家宗教事务;煽动宗教狂热,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制造民族隔阂,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邪教借机传播,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从上面可以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和基督教整合力量,步调一致、策略相同对我国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洗脑”战争。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以卑劣的手段造成国人自我否定传统,反对政府,最后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西方敌对势力坐收渔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的光临中国无非为了谋利--上帝也重利:“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记》第六章)。
   
   二、从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来分析,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有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机器的失调、传统信仰市场的失守等主观原因
   
   (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机器功能的失调
   
   我们拥有全世界队伍最大的舆论宣传机器,却没有如人所愿地宣传了主流、传统思想,占领我们原本占领的文化精神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虽然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许多都是言之无物、面目可憎的“党八股”,没有赢得读者。我们的电影电视中,鲜有关心出务工农民、留守儿童、煤炭矿工,下岗离婚等草根人群酸甜苦辣、打动广大群众内心世界优秀作品,即使有抗洪救灾、抗震救灾这么多震撼灵魂的事件背景,也没有产生出让人记忆深刻、震撼人心、凝聚民族力量的作品。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使下,举国上下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追名逐利的竞争,国民教育急功近利,中西方文化教育本未倒置,在强调加强对西方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学习掌握的同时,却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要求不高,了解不多。面对境外在外交政策上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喋喋不休的无理指责,我们的外宣工作无论的方法上还是在水平上,都赶不上形势的需要。

(二)传统信仰市场的退守
   
   民间信仰遭到不公正待遇,正在退出信仰市场。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十九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基督教在中国被中国人民鄙视,并被称为“洋教”,并引发大规模的流血“教案”。基督教传入中国很长时间但未能在民间立足,其原因在于基督教无论在信仰的本质和形势上,都与中国民间信仰传统不可调和。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慎终追远”纪念祖宗的思想,和在道家基础上信仰“万物有灵”膜拜神明的思想,以及民间给著名人物封神膜拜的思想根深蒂固。而基督教的一神独大,否定所有其它神灵,要求信徒不能祭拜祖宗,不能膜拜神灵,“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严重违背了民间信仰原则和风俗。民间宗教的存在,以及民间宗教所塑造与反映的民众宗教心理的影响,自发对基督教传播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不断宽松、落实,而对民间信仰却并没有享受跟五大宗教同等的待遇。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低层次、愚昧、“迷信”等负面定性挂钩,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轻视和排斥。这些看视理性的观念和相关政策却经不起仔细推敲:站在唯物主义的角度,迷信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非独民间宗教为然,合法的宗教也非必比民间信仰更可信,更能治病救人,到教堂里去和到宗祠里去也无高下之别,迷而信上帝与迷而信雨神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巫师的“神水”与基督教的“圣水”并无本质区别。在当前城镇化的进程中,对土地庙、龙王庙以及宗族祠堂等传统信仰的建筑物和神像的拆迁还建政策不够明确,难以享受与宗教活动场所和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建筑同等的待遇,要么必欲拆之而后快,要么就莫名其妙成了城镇化进程的阻碍。
   
   民间宗教被不断扫除,使得流传已久、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信仰体系遭到破坏,大批群众的精神家园失去了归宿,宗教生态失衡,为基督教的大发展扫清了信仰上的障碍。不仅如此,清除民间宗教,也弱化了儒、佛、道三教的根基,更有利于基督教的膨胀。香港梁家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教会》一书中指出:“民间宗教在农村遭到全面取缔后,妨碍民众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于是农民便将宗教感情转而投向基督教,基督教成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
   
   就佛道而言,近年来有寺庙宫观的复兴,也有伪滥问题的重现;有朝山进香的热潮,也有拜金主义的暗流。佛教作为当今我国最有群众基础的传统宗教,在寺院规模、财富和信教人群日益增多的同时,佛教的过度世俗化,使得部分僧尼、宗教活动场所过度关心现实利益,而对其解脱生死、教化大众的根本要务实践不够,教职人员徒践行信仰的整体水准在下降。而道教,作为渗透到国人灵魂和血液中的本土宗教,因人才匮乏,对经典的进行合乎时代要求的阐释、宣扬不够,信仰市场日益萎缩。
   
   信仰是一种需求,也是一个供求市场。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必然对文化和宗教有着极大的需求市场,当主流文化和传统信仰活力不够时,基督教,还有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就会乘虚而入,热闹登场。
   
   三、基督教迅猛扩张的后果及其对策
   
   艾克曼预测的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那些影响?艾克曼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对于这个论断,笔者觉得荒唐可笑。境外敌对势力对他们认为的异已政权、基督教对待不信耶稣的“异端”,从来都不吝诉诸于武力,耶和华就说过: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倘若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较大问题时,境内外的反动势力必然会借机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冲突。南非黑人主教图图曾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
   
   中国是否也应该担忧和警惕图图所说情况的发生?基督教来势凶猛,传统文明又该何去何从?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高级的文明形态对低级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侵蚀作用,哪怕野蛮的武力可以占领文明的地域,也难逃最终被其占领地的文明所同化的命运。最先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也大多是传教士。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文明影响中国,但在本土同级别文明的强大压力和排斥下无功而返。近代中国虽然经历百年耻辱,甚至一度几乎亡国,但仍然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文明体系。今天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基督教的全线压境,又该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明和精神家园?抛弃、固守还是扬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摆在当今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
   
   拯救和发展传统文明是个漫长过程,当务之急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努力?
   
   第一,要切实增强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掌握能力。一是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基督教扩张对我国宗教事务、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二是要建立反渗透网络,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三是要改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手段,增强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国民对基督教文化入侵的抵制能力。
   
   第二,要针对不同宗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努力维护宗教信仰市场的适度平衡,使宗教为国家安全和和谐稳定服务。
   
   第三,调整过去观念和政策中对中国民间信仰的不合理成份。实践已经证明,越是民族文化浓厚、民间信仰纯正的地方,外来宗教或异端邪说越难渗透,也越难存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评估民间信仰,加强对孔庙、土地庙、龙王庙、祠堂等传统民间信仰的调查研究,深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因素,辩证看待其承载传统文明作用和功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对部分民间信仰的建筑物和造像予以保存或迁建,并引导其在内容和外在形式进行革新。在清明、端午、七夕、佛诞等重大传统民俗节日期间安排放假,并主导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引导人们回归传统。总之,发挥民间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中的积极作用,使“民间宗教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牟钟鉴教授提出),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第四,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当前,互联网上基督教传教网面铺天盖地,同时,网民自发抵制、批判甚至强烈抨击基督教的网页也不断增加。笔者认为,上千年流传不息的宗教应当有勇气、有肚量接受任何批判,基督教也不应例外。理越辩越明,事越说越清,经过各界对基督教的教义、发展历史、传教方式等作广泛探讨,让普通百姓弄清基督教基本情况,再自主选择入教或者不入教,或者虽已入教再出教。这些工作,虽然已经有人在作,但个体的力量十分有限,更需要各界适当的支持和力量的组合。
   ——————————————————————————
   
   谢选骏评论:由共产党来大声疾呼“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似乎有些不伦不类,甚至有些滑稽。因为在“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方面,共产党和基督教一样,都是外来的东西。如果说“基督教可能对中华民族的安全构成巨大危害性”的话,那么“共产党已经对中华民族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危害性”了。实际上,共产主义乃是一种变种的、暴力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不论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其实都是一种“扭曲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无神论变种”。
   
   既然中国人可以皈依“扭曲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无神论变种”,为什么不能皈依“纯正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原教旨”呢。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其实是在日益深入地进行着“全面的基督教化”的。从洪秀全的偶像破坏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再到毛泽东的破四旧,其间并非无迹可寻。
   
   在这种意义上,从洪秀全的偶像破坏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再到毛泽东的破四旧,未尝不可看作“全面的纯正的基督教化的预工”。
   
   如果说,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能对中国的现存秩序构成强大的冲击力,那么,这也不过是一种矫枉过正,一种帮助中国回到世界主流的无奈之举。
   
   而且在我看来,唯有“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以帮助中国更深地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帮助中国更有效率地进驻全球文明的主流,从而帮助中国更快地展开自己的第三度文明。




此文于2015年04月0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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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亚投行”浇点冷水:替欠发达国家烂尾工程买单?


德孤

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所谓的中国梦。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弄不清楚他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什么内涵。现在逐渐知道了,了解了,有的人有的国家趋之若鹜,而也有的人有的国家敬而远之。  

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国内搞,搞所谓的城镇化,这当然是延续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所谓新农村建设的。城镇化,是人为造成,把农民的农地,宅基地征用了,然后造城,建房,再卖给农民,给所谓的城市户口。

经过这么几年的造城运动,已经建成了许多鬼城,中国住房过剩。为什么呢?因为农民进城之后,找不到工作,农民工买不起房,因为教育,等一些基础设施都没有跟上。

我写过文字《农村要现代化,不要城市化》,反对这种人为造城运动,反对强迫农民进城,反对强征农地。其实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城镇化城市化,可是大多数的地方,都是通过供需关系而自然而然的形成城市城镇,而不是人为的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很多地方的乡村人口教育水平很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很高。是因地制宜的那种城市化城镇化。而中国到好,一到共产党手中,就靠运动,靠瞎指挥,瞎折腾。

这不,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来了。经过很多年的房价飞涨,现在已经到顶,已经涨不上去了。中国很多城市房价已经开始下跌,而且交易量很少。眼看房地产泡沫要爆破了。在去年的时候,中央政府还睁一眼闭一眼,由着地方政府扶植房市。现在已经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已经使用各种措施托市了。

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呢,很多不良贷款怎么办呢?呵呵,中国共产党真有办法,把这些所谓信贷资产,打包,上市,进入股市。所以,这么两个月来,中国一片牛市,可以说是牛市冲天。

当然,牛市还和很多利好消息有关,包括中央银行宣布的降息降准,包括搞的沪港通,等等,也包括所谓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当然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对股市来说,都是好消息啊。呵呵,股民们可乐翻天了。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一方面股市却牛市冲天,真是滑稽。

什么是“一带一路”呢?简单的说就是沿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建立起丝绸之路经济带,外加海上丝绸之路。呵呵,习近平牛吧。真牛。我纳闷呢,什么中国梦啊,原来是要复兴汉唐时期的盛世啊,要学汉唐时期各国来中国朝拜啊。呵呵。

其实,习近平这个人,他不知道,古代的那个丝绸之路,是汉唐朝廷人为修建的吗?呵呵,简直笑话了。北边的丝绸之路,与南方的茶道,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外地,远方的商人,需要和汉唐做生意,而自然而然形成的商路,根本不是人为的,朝廷官府出钱开采的道路。不仅如此,在古代,很多这样的丝路,也是断断续续的,有时战争了,就中断了,在别的地方又走出一条丝绸之路了。

而后来,海上运输方便了,这些丝绸之路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这些都是自然规律。

现在,你人为的搞这么一条丝绸之路,算怎么回事呢?搞丝绸之路,也要有商业上的需求啊,即使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未必就要走你开采的这条丝绸之路啊,也要看成本啊,什么的。

总之,中国政府,习近平政府,脑袋发热,就开始做梦了。过去毛泽东时代也脑袋发热过。不过那时候,毛泽东脑袋发热,是要在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只是在国内折腾。现在习近平的中国梦更牛B,他不仅仅在国内折腾,还把梦做到了周边地区。这个“一带一路”,包括了一些亚洲国家。这才有了他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构想。

我看到马黑网友写文字,说一带一路,会不会成为亚洲最大的烂尾工程啊。也看到有人抨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当然跟着起哄的还是很多,因为习近平牛B,吸引了五十来个国家参与,美国还真有点后悔。我看有人说,这回中国终于做一回老大,呵呵,乐得这叫一个屁颠颠啊)。其实,这些东西,一带一路,亚投行,都是相关联的,与中国时下的经济下行,房地产危机,资金外逃,等等都是相关联的,是为了应付国内经济下行房地产泡沫而人为制造的更大的泡沫。

因为房地产泡沫要破了,怎么才能阻止泡沫破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里面加肥皂,加泡沫,把泡沫继续做大。所以,才有一带一路,才有亚投行。这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

我看,有的人看得明白。凡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搞的工程,没有几个不烂尾的。一般来说,在西方,政府要实施一项计划,需要专家学者论证,需要可行性研究。而且像这种计划,一般都不是政府主导的,而是市场主导,由投资商进行决策,同时承担风险。而中国到好,一切决策由中国中央政府做,把蓝图画好,然后吸引投资商来,而且整个决策过程,非常的草率,大概是习近平自己拍脑袋,下面的人都不敢说个不字,要不然就成老虎了,有被打下去的风险,呵呵,整个决策过程非常的快速,放在两会报告里面一带而过,呵呵。我还真有点奇怪,汉唐盛世,汉唐都是在长安建都的呀,习近平怎么不把首都迁移到西安,在西安城重建长安啊,要做就把梦做足啊,呵呵。

许多傻不拉几的国家,政府,商人,就怕赶不上中国那趟快速经济列车,心急火燎的要来凑热闹。当然,我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呵呵,欧洲正处于经济危机呢,当然不能落后啊,利用中国啊,呵呵,也来赶这趟列车。其实,对他们而言,反正不在他们自己欧洲折腾,在中国和附近亚洲地区折腾。不行还可以撤,何乐而不为呢?

呵呵。所以,我说,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恐怕不仅祸害中国,还有祸害亚洲,祸害世界了。呵呵。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这个一带一路,涵盖五十来个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发达国家。而中国国内部分,涵盖西部地区,也是些不发达地区。到底需求在哪里?如果没有需求,人为地开发这么一带一路,会取得什么效果?当局到底有没有评估过?事先有没有和这五十多个国家咨询或者商量过?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凭领导人的脑袋一拍就上呢?荒唐透顶。

再说这亚投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定位?国际上现在已经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旗下的一个组织,还有相关的世界银行。这些组织的目的是要维持世界经济秩序,对处于危机的国家进行救助。当然,你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中国过去,为了自身利益,常常私下给一些处于危机国家和地区贷款,甚至无偿援助,不设任何条件,实际上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

现在这个亚投行,是不是要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着干?如果是的话,毫无疑问,将破坏国际经济秩序。有人拿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说事,亚洲开发银行是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亚投行到底是类似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看到,亚投行搞的这么轰轰烈烈,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确实有它的问题,也引起那些处于危机国家的不满,大概因为贷款或者援助的条件太苛刻。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在寻求改革,只不过一直拖拖拉拉,没有什么进展。如今亚投行的出现,对它们的改革确实起到逼迫的作用,但是不要因此而使得这两个组织朝着庸俗化方向改变才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创始理念不应该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它的管理。

我不看好亚投行。中国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内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问题,不能转移焦点,也不能把国内经济难题转移到国外,让别的国家一起承担。这些最终都是不起作用的。中国的问题,关键还是自身改革的问题。现在还不是到国际上充当老大的时候。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中国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怎么充当老大呢?



附:“一带一路”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烂尾楼?

乔木

正在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它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投资建设项目,这是中国政府去年在北京主办APEC的同时,召开“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独家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用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建设,引起亚洲小伙伴们一片叫好。

此前中国已经斥巨资、出大头,接连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和货币基金、上合组织银行等,这一系列金融大手笔,就是外界热炒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当年二战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只是重建西欧国家,金额也只有130亿美元。而这次中国的计划,预计累计将有万亿美元投入,涉及亚太、非洲、拉美等众多国家。财大气粗、三个自信的中国领导,不满足于中国梦,要圆重建世界梦。

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带一路”,因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亲自抓的项目,已有大批资金到位,和周边国家的合作洽谈已经开始,中国相关的企业行业跃跃欲试,股市上相关的概念股更是一路猛涨。

“一带一路”就是利用中国的资金,帮助周边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目的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带动进出口增长;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保持和外国的友好合作,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

不久前碰到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学者,说中国的发改委现在专门为东南亚规划,前线指挥部更是放到了云南。光云南一个省牵头,和东南亚合作的项目就有二十多个。中国帮东南亚国家规划三纵三横交通网,要开运河、修高速、建高铁、盖场馆,他们非常感激。只是情况非常复杂,还要慎重。

从东南亚来说,建设涉及到的房屋拆迁、环境保护、政治纷争,绝对不像中国,只要政府主导,没有干不成的事。从中国来说,对外花这么多的钱,国内民众怎么安抚,民生要不要花钱改善。

就算基础设施建好了,后续的管理维护怎么办?当年中国不惜代价,只算政治账援建的非洲坦赞铁路,基本荒废。现在建设东南亚路网,测算过有多少客流和物流吗?往外运什么,又往回运什么?未来产业升级或经济起伏,这些工程的持续性会如何?以及更重要的,中国换了领导怎么办?

在国内也参加过相关“一带一路”的研讨会,尽管会上不少人都盛赞中国领导的英明决策和广阔前景,但私下也有人忧虑。“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之多、资金之大、周期之长、后续之复杂,有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和风险、收益评估?为了政绩拍著脑门的决策,像中国的许多烂尾楼一样,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烂尾楼?

中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市政工程和大型建筑,由于决策草率、腐败滋生、政策变化、领导更替、资金断裂、市场冷遇等原因,修了半截子,任凭雨打风吹,烂在那里,成为醒目的烂尾楼。很长时间后,要么草草收场,要么炸掉重来,要么就一直烂在那里。

只是烂尾楼浪费的是一个地方的财物人力,损害的是局部形象。如果“一带一路”真的成为烂尾楼,浪费的又是谁的财物力,损害了谁的形象呢?






姓氏揭秘你的血统 中国人姓氏源流图



倪方六博客




图:中国人姓氏源流图




 “你贵姓?”“我姓——”这大概是中国古今最为传统和最为流行的社交语言。但是,在大家都知道自己姓什么的背后,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姓氏的源流密码?


  在早期,“姓”,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说明是哪个老祖母的后代;“氏”,则是姓的细分和发展,是老祖母不同子孙间的代码,根本作用是“别婚姻”。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称, 三代之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就是这个意思。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姓和氏也被“统一”了,两者变成了一个意思,姓即氏,氏乃姓。

  在几千年发展变化中,姓氏的内容从简单走向复杂,意义从单纯变得世俗,分出了贵贱,出现了大小,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功能,产生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在贵族,姓是身份 的象征;在民间,姓则是“寻根”的线索,家家有本家谱……

  人为何要有姓?区别贵贱和婚姻的需要

  姓氏之现象,历代学者都在研究。

  姓氏是由“姓”和“氏”组成,现在是一个意思,但在先秦时,两者有各自不同的含义和作。“姓”和“氏”之间,如果讲究先后的话,那是“姓”在前,“氏”在后。

  “姓”何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清马骕《绎史》引《三坟》所作的解释则相对好理解:“男女媾精,以女生为姓。”

  许慎和马骕所说的,大概意思是,“姓”的产生最早与女人生子现象有关。无数个女性繁衍后代,再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为了把从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的人加以区别,这样便产生了“姓”。

  因为这个原因,上古时的“姓”,直接写作“生”,如《尚书·舜典》中所谓“帝座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其中的“生”就是“姓”。此外,“姓”还写作写作“X(生下自)”、“X(人+生 )”等。

  这些不同的写法,说明了“姓”在早期的发展情况。以“X”来说,此字上下结构,由“生”和“自”两部分组成。为何用“自”字?因为“自”在早期代表“鼻”,有“初”、“始”之意。《方言》释“鼻”时便说,“梁益之间,谓鼻为初。”

  “氏”则是“姓”的下级代码。“姓”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的符号,说明是哪个老祖母的后代,“氏”则是姓的分支和发展,是老祖母不同子孙的代码。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称,三代之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就是这意思。

  早期为什么要将“姓”和“氏”区别得这么清楚?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姓”的作用,“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氏”的功能则是,“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

  简单地说来,“姓”和“氏”区分那么清楚,就是区分男女(别男女)、区分贵贱(别贵贱)、区分婚姻(别婚姻)的需要。

  其中的“别婚姻”,或许是姓氏产生第一原始动机。早期中国人就知道相同血缘的男女结婚后,所生的子女可能

  不健康,“其生不蕃”,出于后代孙子昌盛、家族繁荣的考虑,便要求“同姓不婚”。在具体择偶时,如果“氏”同而“姓”不同的,可以婚配;如果“姓”同,而“氏”不同的,则禁婚,因为他们来自同一老祖母,曾是“一家人”。

  但是,到“礼崩乐坏”春秋时期,“姓”和“氏”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煳,“姓”和“氏”出现合一的趋势。到秦始皇嬴政兼并六国后,“姓”和“氏”也被“统一”了,变成一个意思。清顾炎武即此观点,其在《日知录》中称:“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司马迁)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

  这种“姓”、“氏”不分,当然不是司马迁个人所为,应是当时社会现象和风气的反映。

  中国到底有多少姓?《中国姓氏大辞典》收23813个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姓氏?历代学者也都在研究,但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这不只因为人口众多,统计手段达不到,仅就姓氏本身来说,也有一个复杂的“合并”过程,影响到姓氏数量的统计口径。

  在先秦时,就有学者对姓氏作过专门的研究。由史官修撰的《世本》就是当时的姓氏记录,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早期的“家谱”。《世本》中共收入18个姓、875个氏。现今大部分在使用的姓氏,都能在其中查到。换句话说,先秦时的大部分姓氏一直使用到今天。

  秦汉时期是中国姓氏数量大增第一波。西汉元帝(前48年-前33年)时黄门令史游编的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中,就已出现了130个姓,其中单姓127个,复姓3个。为什么有这么多姓?大概就是当年姓氏不分导致的。

  到了唐代,中国姓氏数量突飞猛进。唐初年编修的《大唐氏族志》收录293个姓,到中叶已突破千姓,时人林宝修编《元和姓纂》,共收入姓氏1233个。中国的姓氏从此不再是“百家姓”,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千家姓”。

  到宋代,姓氏数量在唐代的基础上又翻了一倍多,《通志·氏族略》和《姓解》中收录的姓氏,分别为2255个和

  2568个。明代在宋代的基础继续翻番,明陈士元《姓觿》书中收录姓氏3625个,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收录姓氏4657个。

  虽然古籍所收录姓氏已近5000个,但现代姓氏学者考证,这些数字并不全面。现代出版的姓氏典籍中,姓氏数量大大超过以往——

  《中国姓氏大全》:收录5600多个;

  《中国姓氏汇编》:收录5730个;

  《中国姓符》:收录6363个;

  《姓氏辞典》:收录8000多个;

  《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11969个;

  《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收录12000多个;

  《中国姓氏大辞典》:收录23813个。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姓氏大辞典》,该辞典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10年5月出版发行,是中国目前姓氏大辞典中最新最全、收录姓氏最多的一本。其编纂者是袁义达和邱家儒,他们在《前言》中交代,收集23813个姓氏前后历时40年。

  23813个姓中,单字姓6931个,复姓和双字姓9012个,三字姓4850个,四字姓2276个,五字姓541个,六字姓142个,七字姓39个,八字姓14个,九字姓7个,十字姓1个;笔画最少的姓为1笔,笔画最多的姓力30笔。

  这些姓氏全来源于历代文献、考古发现和近代人口普查资料,除少量的金文姓氏外,均为秦汉以来的标准汉字。这些姓是否都是真实有效的?作者不能肯定,称“这些姓氏中有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姓氏”。

  姓人最多的是什么姓?“王”是古今第一大姓

  《中国姓氏大辞典》虽然收录23813个姓氏。但据专家估计,中国古今实际使用过的姓氏不会有这么多,大约有18000个。

  《中国姓氏大辞典》编纂者统计分析,目前除汉族以外,55个少数民族均存在使用汉姓的情况,仍在使用中的中国姓氏超过7000种,汉族和少数民族姓氏大约各占一半。虽然中国有这么多姓氏,但姓氏的使用人口却非常集中,与国外的姓氏使用情况有明显区别,这也是中国重名特多的原因之一。

  早在二三十年前,已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常用的姓氏约500个,而其中人口数量排名前一百位的姓氏人口,占全国(大陆)总人口的87%。如果再细分,前10大姓氏又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以近年的统计分析,中国十大姓的情况如下——

  1987年十大姓:1李、2王、3张、4刘、5陈、6杨、7赵、8黄、9周、10吴(1987年5月3日《人民日报》公布)

  2006年十大姓:1李、2王、3张、4刘、5陈、6杨、7黄、8赵、9周、10吴(中国科学院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抽样数据资料,袁义达主持)

  2007年十大姓:1王、2李、3张、4刘、5陈、6杨、7黄、8赵、9吴、10周(2007年4月24日公安部公布的全国户籍人口统计数据)

  2010年十大姓:1王、2李、3张、4刘、5陈、6杨、7赵、8黄、9周、10吴(2010年11月1日零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中国统计》2014年第6期分析)

  从上可以看出,在现代姓氏中,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周、吴这十个姓,虽然不同年份排名出现变动,但前十大姓中总少不了这10个姓。排第一的姓,在李、王二姓中间互换。从2007年起,王姓成为中国第一大姓,李姓改居第二位。而姓张一直稳居全国第三大姓,姓刘则是全国第四大姓不变。

  王姓在古代就是第一大姓。在古代不同朝代的十大姓中,姓“朱”和姓“徐”曾进入过前十。据袁义达按照国际上公认的有关姓氏频率研究方法,从宋朝、元朝、明朝的文献中采集统计,情况是这样——

  宋朝十大姓:1王、2李、3张、4赵、5刘、6陈、7杨、8吴、9黄、10朱

  元朝十大姓:1王、2张、3李、4刘、5陈、6赵、7吴、8杨9黄、10周

  明朝十大姓:1王、2张、3李、4陈、5刘、6杨、7吴、8黄9周、10徐

  另外,人类学家李济也曾对明朝的十大姓氏作过统计分析,但与袁义达的统计结论不同。李版明朝十大姓是:1王、2陈、3张、4刘、5郭、6吴、7杨、8李、9胡、10朱。

  很显然,明代的十大姓之所以排名不同,是因为李济和袁义达所用的人口资料不同所致。相对来说,袁达义的统计由于文献广,样本丰富,数据更接近真实。

  人口多的姓氏就好吗?也未必。元朝时,占全国人口众多的张、王、刘、李、赵等五姓,差点被全部杀掉,幸好元顺帝没有听从奏请,此即《元史·顺帝纪二》所说的:“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为什么要杀掉这五性,无非就是人口众多,担心他们集体造反。

  姓的人口越多,说明该姓血缘关系越杂乱。民间所谓“九刘十八张,一百零八王”就是这意思。为此,同一姓氏为便于区别,又以“郡望”、“堂号”来区分。如张姓,现在声称有16郡望,实际在唐代已有43郡望之多;王姓则称有23郡望,在唐代实有32郡望。至于进一步细分的“堂号”则更多。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前一百个姓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7年87%,2007年84.77%、2010年82.1%。这一变化说明,中国的“小姓”人口稳定增值,比例在逐年增加。

  有多少《百家姓》?明版:明朝“朱奉天运,富有万方”

  谈到姓氏,就不能不说《百家姓》。在历史上,有多种不同版本的《百家姓》,其中最著名的是宋版《百家姓》,即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开头的《百家姓》。

  宋版《百姓家》共收姓氏438个,其中单姓408个,复姓30个。各个姓氏的排列次序不依人口多少,而是以当时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为标准。为什么前四姓是赵、钱、孙、李?有这么一个说法——

  宋版《百姓家》的编撰者是江南钱塘(今浙江杭州)的一位知识分子。因为当朝皇帝姓赵,故“赵”是国姓,系天下第一姓,理所当然排在百姓之首。那当时“钱”姓并不是朝中第一大官,为何能排在第二?

  原来,这名编撰者所居的钱塘一带,最尊贵的姓是“钱”姓,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塘人钱镠,曾在当地建立吴越

  国,成为吴王后,钱镠在杭州湾修建江海塘(即“钱塘”),治害防灾,深受民众爱戴,故将其“钱”姓排在第二,仅次于国姓“赵”。而下面的孙、李、周、吴、郑、王等姓,也都是当时的贵姓,或皇太后的姓,或皇后、皇妃的姓。

  宋版《百家姓》四字(姓)一句,两句一押韵,朗朗上口,又好记,很快就流行开来。到了明代,也出现了一部《百家姓》,全称为《皇明千家姓》。这是明初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根据当时户部所藏的户口名册,模仿宋版《百家姓》编纂而成的,共收入姓氏1968个,其数量为宋版《百家姓》的4倍多。

  明版《百家姓》编排形式仍与宋版《百家姓》一样,4字(姓)一句,以韵相排。但其姓氏编辑顺序已完全打乱,

  以“朱”姓起头:“朱奉天运,富有万方……”以“朱”为首很正常,朱姓是当时的国姓,天下第一姓,而后面的奉、天、运、富、有、万、方则都是普通的小姓,即使到了现代,这些姓的人口都很少。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来看,只有“万”、“方”二姓进入了全国姓名前一百,分别是第87位和第64位。

  明版《百家姓》同样是根据政治含义的需要,组成语句的,虽然有政治色彩,但除了国姓“朱”以外,其它姓没

  有按当时姓氏的尊贵来编排。这是一种进步,但也是失策,因为未“别贵贱”,贵姓拒绝使用;而民间的“贱

  姓”,不少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靠前,拒绝使用新版,导致明版《百家姓》未能流行。

  清朝的满族人也编辑出了自己的《百姓家》,由康熙皇帝亲自审订,故定名为《御制百家姓》。这部百家姓比较先进的地方是,当朝皇帝放弃将国姓“爱新觉罗”排第一,而是使用“天下第一家”、山东曲阜孔姓家族“孔”:“孔师阙党,孟席齐梁……”这种排列体现了满清朝廷尊师重教的思想,难能可贵,但实际动机可疑,应该是借此讨好汉人、笼络民心。因为艰涩冗长,不通俗易懂,同样未能流行开来。

  在现代,也曾出现过好几种版本的新编《百家姓》。如中州古籍出版社曾以1987《人民日报》公布的姓氏人口

  多少为顺序,编出了一本《百家姓》。但因为不押韵,根本不被人们所接受,只能算是一种姓氏人口调查资料的解读版。

  你贵姓? 帝王的姓是天下最尊贵的姓

  上文说了,姓氏出现原因之一是“别贵贱”。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贵姓”。现在人们交往时,首先问“您贵姓?”这实是对对方的尊重。

  中国的贵姓有多少?并非上了《百姓家》,或是姓的人口众多就是贵姓,而是由血统和地位来定的。前面说过,姓氏来源于“别贵贱”、“别婚姻”等方面的需要。而目前最有影响的另外说法之一,则是“图腾产生姓”

  说。这一观点是由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最早的姓氏来源与图腾崇拜有关,图腾产生了姓,有的直接以图腾为姓。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姓是“风”,此姓即因图腾而来。历史学家郭沫若在1920年代写的《甲骨文字研究》中,便是这一观点。郭认为,“风”姓起源于凤鸟图腾,“卜辞风字均作凤,盖古代神话以太凤为大风神。”

  类似的,“龙”姓出自蛇图腾;“姜”姓来源于西北的羌族,在原始社会里以羊为图腾;而另一种古姓“芈”,也以羊为图腾,故有此造型如羊角的字。秦始皇嬴政的“嬴”姓,则是瑞兽的名字;殷人姓“子”,因为其始妣简逖吞玄鸟子(卵)怀孕而生先祖契。

  中国最早的姓是哪几个?有“四姓”说(哈尼):风、偃、嬴、己;有“八姓”说(郑晓):姜、姬、妫、姒、嬴、X 、姚、X;“十二姓”说(许慎):姜、姬、X 、嬴、姚、妫、X 、X 、姺、X、X、娸;“二十二姓”说(顾炎武),即:妫、似、子、姬、风、嬴、己、任、X、祁、芈、曹、X、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

  其中的“十二姓”说,接受的人最多,因为与十二生肖崇拜有关。现代历史学家董家遵即认同“十二姓”说,但与东汉许慎提出的12个姓有所不同:偃、媿、X、姬、姺、X、X 、姜、妫、X 、嫚、姒。这些古姓所崇拜的动物,分别对应12种动物:鼠、牛、虎、麒麟、龙、蛇、马、羊、猴、鸡、狗、象。

  这上面提到古姓,在早期都是贵姓。但如同母以子贵,姓也是这样,一旦此姓的人当了皇帝什么的,姓也翻身了,因为帝王的姓最为尊贵。

  古代这一类最尊贵的姓有;夏朝“姒”姓,商朝“子”姓,周朝“姬”姓,秦朝“嬴”姓,汉朝“刘”姓,唐朝

  “李”姓,宋朝“赵”姓,元朝皇“奇渥温”姓,明朝“朱”姓,清朝“爱新觉罗”,等等。

  因这些都是国姓,皇帝还会将其当作贵重礼物,赐封给异姓臣僚。如此赐姓也是中国姓氏的又一来源。如唐朝开国功臣徐懋功,被赐为“李”,故史书上称他为李勣。

  当然,赐封之姓并不一定都与皇帝同姓,也可不一样,甚至是丑化用字。山东有X(人+马),因祖先得罪了满清朝廷,雍正皇帝将其改姓为“骂”,世代沦为贱民,直到民国初年才恢复本姓。

  对于中国姓氏的来源,宋郑樵在《通志》中列出以国为氏、以郡国为氏、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官为氏、以技为氏等33种情况。

  中国的姓为什么变杂了?同姓血统不纯难以认宗寻根

  中国姓氏在秦汉以后才多了起来,虽有“姓”与“氏”合一,导致姓增多的原因,但更多与新姓的出现和外来姓加盟、少数民族姓汉化等“变异”现象有直接关系。

  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次改姓事件,发生在北魏时期。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方王朝。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发起了一场改姓“汉化”运动,鲜卑人的姓氏一律改为汉姓,拓跋宏带头将自己的姓改为“元”,故史书中称他名字为“元宏”。

  鲜卑人的姓氏比较复杂,多三字或四字姓,难记,而且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怀有统一中国雄心大志的孝文帝当时不惜“忘祖”,硬将鲜卑人的多字姓,改为单字或双字姓。除了拓跋宏改为“元”姓外,元宏将皇父魏献帝的七兄弟,分别改为“胡”、“周”、“长孙”、“奚”、“伊”、“丘”、“亥”等7姓,叔父一族改姓“叔孙”,远房亲属改姓“车”,这样加上元宏的“元”姓,这十大姓为北魏的一等贵姓。

  另外王公大臣也都改了姓:丘穆陵改姓“穆”、步六孤姓“陆”、贺赖氏改姓“贺”、独孤氏后改

  据《魏书·官氏志》和《通志·氏族略》,在这次姓氏“汉化”运动中,总计有144个鲜卑姓氏被改为汉姓。

  很显然,北魏的姓氏“汉化”运动,对促进民族融合和本民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丰富了中华姓氏,但其“负作用”同样十分明显:以往中原姓氏血缘关系相对清楚,也就是说“种纯”,但因为这么多外族

  人改与中原汉族人同姓,同姓的血缘关系就复杂了,用民间狭隘的观点说,“杂种”多了。这给过去的“同姓不婚”观念带来了冲击,因为很多同姓人根本无任何血缘关系,结婚也不会影响后代健康。

  此后,历代都有新增姓氏出现和发现。其中民间改姓以避难、避讳的需要为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改名传说,发生在《史记》作者司马迁后代的身上,在“李陵案”被处宫刑后,司马迁的两个儿司马临、司马观,分别用复姓中的一个字改出新姓,哥哥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弟弟在“司”字左边加一竖,改姓“同”。至今冯、同二姓同祭一祖,就是这原因,而冯、同二姓之间不通婚,也是这原因。

  再如,明初被“灭十族”的方孝孺同宗,有的得以逃脱后,便改姓“施”,意思是“方人也”,不忘祖上姓“方”。

  在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姓氏数量增加提速,改他姓、取新姓的新闻不断。如有个南京小孩姓“点”,此就是一个新创的姓氏。据报道,在孩子出生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方都希望孙辈能继承自己的姓氏,为了让各方满意,不得罪任一方,最终选用“点”字作新姓:下面的四点表示四个祖辈,意思是四个姓都

  原来的姓氏与血缘相连,而这个“点”姓已无任何关系了,类似现象在唐宋以后就很多了。所以,原始姓氏“别贵贱”、“别婚姻”的功能已荡然无存,只是一个人的符号而已,姓氏血统论已失效或说过时。以前通过姓氏就可以寻根认祖归宗,现在不行,这也许是中国姓氏发展的一个遗憾!

  说到最后,您如何知道自己的姓是贵姓,有贵族血统?回家问问爷爷轻吧,查查家谱!(本文纸质首发于《读天下》第四期、缩编发于《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文史版倪方六个人独家专栏“一方钩沉”)

  >>最容易读错的姓

  “单”姓,不读单号的单,应读shàn(善)。

  “黑”姓,不读黑白的黑,应读hè(贺)。

  “区”姓,不读区别的区,应读ōu(欧)。

  “种”姓,不读种地的种,应读chóng(虫)。

  “华”姓,不读中华的华,应读huà(化)。

  “仇”姓,不读仇恨的仇,应读qiú(求)。

  “任”姓,不读任务的任,应读rén(人)。

  “纪”姓,不读纪念的纪,应读jǐ(己)。

  “燕”姓,不读燕子的燕,应读yān(烟)。

  “解”姓,不读解放的解,应读xiè(谢)。

  “朴”姓,不读朴素的朴,应读piáo(瓢)。

  “芮”姓,不读内外的内,应读ruì(瑞)。

  “查”姓,不读检查的查,应读zhā(扎)。

  “过”姓,不读经过的过,应读guō(锅)。

  “缪”姓,不读绸缪的缪,应读miào(妙)。

  “仉”姓,不读几个的几,应读zhǎng(掌)。

  “卞”姓,不读卡车的卡,应读biàn(变)。

  “万俟”复姓,应读mòqí(莫其)。

  “单于”复姓,应读chányú(蝉于)。

  “澹台”复姓,应读tántái(不读dàntái)。

  “拓拔”复姓,应读tuòbá(不读tàbá)。

  “尉迟”复姓,应读yùchí(不读wèichí)。

  >>中国人口最多“百家姓”

  01李 02王 03张 04刘 05陈 06杨 07赵 08黄 09周 10吴

  11徐 12孙 13胡 14朱 15高 16林 17何 18郭 19马 20罗

  21梁 22宋 23郑 24谢 25韩 26唐 27冯 28于 29董 30萧

  31程 32曹 33袁 34邓 35许 36傅 37沈 38曾 39彭 40吕

  41苏 42卢 43蒋 44蔡 45贾 46丁 47魏 48薛 49叶 50阎

  51余 52潘 53杜 54戴 55夏 56钟 57汪 58田 59任 60姜

  61范 62方 63石 64姚 65谭 66廖 67邹 68熊 69金 70陆

  71郝 72孔 73白 74崔 75康 76毛 77邱 78秦 79江 80史

  81顾 82侯 83邵 84孟 85龙 86万 87段 88漕 89钱 90汤

  91尹 92黎 93易 94常 95武 96乔 97贺 98赖 99龚100文

  (2010年数据)







彭博社:中國千瘡百孔 亞投行無聲大做中國夢


By 本土新聞


許銘洲/編譯
 
三月三十日《彭博通訊社》(Bloomberg.com)發表專欄作家William Pesek的一篇專文,名為「債務沈痾拖垮中國的雄心」(Debt Could Derail China’s Ambitions),內容直指中國全國各個地方政府,面臨嚴重的財務窘境,總計負債超過四兆美元;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債佔年GDP產值的二百八十二%,遠比美國(二百六十九%)、德國(二百五十八%)還高,中國不思先行,健全國家財政為第一要務,卻口出豪語,要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合作方案,另外,還大力推動「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之成立,諸如此類大展雄風作為,豈非把中國夢的牛皮吹得太大了?
 
近一週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推銷中國所主導的亞投行,一夕之間彷彿它變成了「促進(區域)繁榮」的同義辭。然而,中國目前隱藏性的龐大債務危機,其冰山一角日愈浮現出來。就在上週假海南省海口市的博鰲經濟論壇中,習近平一度脫口而出表示,海南島地方財政問題嚴重,幾乎到了付不出積欠債務窘境。專文指出,如果習近平真有打造中國夢,傲視寰宇掌握全球的雄心,那麼,應該優先將自己家內,一筆一筆的「財政爛帳」,清理乾淨,才是第一要務。
 
初始階段的AIIB創設資本額已達五百億美元目標,此一吸金能力,連原本美國的堅定盟友,如澳洲、南韓與英國,皆望風披靡,一片倒伏狀,習近平一看喜上心頭,覺得其使出的「軟實力」奏效,終於贏過美國了;中國也喜出望外大肆推銷所調的「一帶一路」,其內涵意味著:「市場、成長、投資與合作機會」。專欄作家批賽客指出,當習近平好大喜功,開支票之前,或許也該想想,中國境內的多數地方政府,正為累積總金額超出4兆美元的龐大負債重擔,苦無對策。
 
專文引述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資料顯示,中國的國債佔年GDP產值的二百八十二%,遠比美國(二百六十九%)、德國(二百五十八%)還高。中國如不思先行,以健全國家財政為優先;一再讓債務持續上升,那麼到了二O一八年,中國的國債將暴增至年GDP產值的四百%。屆時,中國的利率將處於強勢上揚(Surge)局面,結果可能會引發大規模「不履約付款」局面(因付不出利息),房地產的泡沫化將以「首當其衝」方式,爆發出來。其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通貨緊縮」(deflation),隨即將如漣漪效應般向國際社會大舉輸出;而非目前誇誇其言的「開發援助」。
 
中國的信貸浮濫問題,由來已久,這個社會的信用評估機制向來也被認為有著高「不透明度」。根據中國財經媒體《財新網》的調查發現,中國一些商業銀行,其「不履約償債」行為,已經累計擴大到十二季(即三年)之久;財新網估計,這些商銀的爛帳金額,總計達一千三百六十億美元;這對於一個只九兆二億美元規模的經濟體,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壞帳的比率約達一.五%)。中國如不妥善處理,這個債信危機的「時間炸彈」,可能會提早爆發。
 
專文指出,中國如要避免信用破產,必須要面對幾個棘手問題,主要包括有,阻止金融信用泡沫化,好好控馭國營事業的營運績效,並提出處理銀行壞帳問題的一套解決機制。一般相信,中國今年仍有七.三%的經濟成長;然而,一旦中國無法妥善處理,龐大國債,以及銀行信用浮濫所帶來信貸危機,屆時,中國向國際社會輸出的將是金融風暴,以及連帶來的通貨緊縮惡果;而非亞投行(AIIB)所膨風的「促進區域合作,繁榮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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