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二嫂/太平天国统治下南京人/只看1句就晕了/毛泽东缘何大骂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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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4/18/2015 10:23:11 AM 被閲覽數： 14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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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统治下南京人的悲惨生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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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还要上交所有财产，形同劳改，夫妻不得团聚，父母子女不能相见，毫无生人乐趣！这就是太平天国统治下南京人的真实生活——


　　发匪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作为，以江宁李圭著的《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著的《金陵纪事》较为翔实。两位作者都经历了发匪攻占南京后的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发匪，但笔下所记大都属实，都是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现从二书中摘事例讲述如下。

　　南京百姓对发匪的第一印象就是言而无信。发匪刚入城时，谎称绝不杀人。只要百姓们向他们供献物品，他们会发给贡单，然后互不相扰。于是，百姓们就信以为真了，争着向发匪供献银、米、牲畜、菜蔬等，以求得贡单，贴在家门上，以保家人平安。不想，发匪看见谁家门上贴着贡单，反而进去搜索，因为这是乘其不备，相信这些百姓家里私藏着更多的物品。开始，他们还不敢挨家挨户地搜索，因为怕里面有官兵埋伏，只是在路上遇到人先铐起来再说。过了几天，发匪贴出告示，命令人们进行正常贸易，不想店铺百货几乎都被掠空了，没有人响应。而后，又以查人为名，挨家挨户地搜括，命令壮男子听其驱使。哪家有私藏金银者，立即处以重刑。把妇女们都赶出家门，有的怀抱婴儿，背着行李，仓皇在道路上，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有的自投江河，有的投子女于河。到了晚上，则露宿檐下。等到“女馆”成立后，女子全部进入“女馆”。

　　发匪将要分军进攻镇江、扬州，打算逼使壮年男性百姓数万登舟，做为前锋。城中百姓得知之后哗然，有的自尽，有的窃逃。发匪将领钟芳礼、周才太性情比较平和，怕一时使局面失控，就请求设立机匠馆、牌尾馆，让这些人在那里为发匪做工，于是就不必去战场送死了。以后，又设立杂行菜圃，杂行就是工匠，菜圃就是让人们在那里种植蔬菜，两处的劳工也有二万多人。

　　发匪对待那些强令在男馆与女馆生活的人们如同犬马。由于年轻力壮的纷纷逃亡，劳动力不足，就役使年老者，有时连年老病弱的人也不放过。于是，伺机逃逸的人越来越多。在女馆中的妇女们也是在白天不停地奔走劳作，不得休息。发匪在湖北、安徽等地抢了大量的盐米，用船运到南京，停泊在仪凤门、旱西门外，有女官执旗驱赶百姓出城搬运，运入仓中。在沿途还命令童子军持鞭驱策搬运的百姓，行动稍缓慢的就被鞭打。可见，这些被关在男馆、女馆中的百姓如同奴隶一般。由于非正常死亡与逃亡严重，各馆人数下降很快。但发匪也不断送入新“馆员”，以充实他们的基本劳工人数。

　　女人们每天都做着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等工作。发匪还令妇女们将裹成的小脚脱出缠足布。管理女馆的女百长在四更天就催促众妇女起床工作。女官出行时，也有伞、锣等物随行。在如此严苛的管理下，很难讲南京人民真正拥护“发匪”。扬州城内的发匪由于缺粮，就杀死老弱之人作为军粮。

　　发匪称库为“圣库”，兵为“圣兵”，粮为“圣粮”。在作战时，逢危急时，当官的就对士兵叫： “放胆，有天父看顾！有天父保佑！”以此愚弄人。湖南、广西人蠢笨，往往被其所骗。江南人则比较明白，都不信其言。他们还说：“越吃苦，越威风。”还激怒清朝官兵说：“尔有十分命，只有一分胆；我只一分命，却有十分胆。”他们号称：战死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死了是值得庆贺的，因为死者的灵魂已升于天堂。

　　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一致，发匪强迫人民改信“上帝教”。发匪传令，凡读书识字者都必须去诏书馆候命，否则就斩首，知情不报者同罪。于是，有几百人使来到诏书馆，为发匪撰写与抄写告示。凡合发匪意的人，都被分配到各部门为书吏。他们编写天主书，教人们背诵。凡不能背读的人都要受到杖刑。发匪让人们在黄纸上写下誓语，礼拜，然后焚烧，称之为悔罪。那些赞语是冯云山所撰，各馆长率众人朝夕诵读，每天睡起及饮食前必须要默念“小子某同众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等语。他们认为：天父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山海人物，所以，诵读七天为一个赞期，谓之礼拜。在大街上，提前一天树立大旗，上面写着“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字样。在礼拜时，还用果品、糕饵供奉天父，众人一起诵读赞美，各王府门前的金铙声与爆竹声不绝于耳。赞美语是：“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苏为救世主……能救人灵享福无穷……天父洪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天子万年。”

　　发匪在南京开设“删书局”，专门删改历代儒家经书。他们并非去芜存精，而是改书中的一些字，是为了避一些人名或神名之讳。例如：“圣”改“胜”，“上”改“尚”，“耶”改“耳”，“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秀”改 “莠”，“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辛亥年，是洪秀全起义之年；癸丑年发匪占领南京。于是，他们称“辛开元年”，“癸好三年”。他们还称历代的帝王为“相”，不称他们为王。于是，在其修订的新版四书中就可见：“孟子见梁惠相，相曰：‘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郭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社稷、宗庙、寺观都被发匪当物妖物，全部毁除。与这些东西有关的文字当然也是“妖”了，一定要毁坏而后快。于是，清朝的官兵被称为“妖头”、“妖兵”，从发匪中逃出的人则被称为“变妖”。

　　发匪还逼书生们入贡院考试，是仿照清朝的科举取士。被录取的人排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等，还有翰林数十人，进士近百人。有一天，杨秀清逼这些才子们赋诗，题目是：“四海之内皆东王”。有一位叫郑之侨的书生作诗说：“四海皆清王，安容鼠辈狂；人皆思北阙，世忽有东王。”杨秀清大怒，下令将郑肢解。又有一位叫夏宗铣的书生，在终卷有骂发匪的语言，也被肢解。

　　发匪的律法有一百七十七条。宫之刑曰点天灯、五马分尸、剥皮、铁杵、顶车等，都是死刑。反弓、跪火、杖胁、鞭背、木架，都是生刑。妇女有罪，入官重治。发匪的天条十事是：一拜邪神，二杀人害人，三不孝，四奸淫，五窃掠，六欺诈，七私藏财货，八变草，九硬更，十吸烟。变草，就是投靠清朝；硬更是逃亡的意思，违者立斩

史海：毛泽东缘何大骂周恩来“放屁

一通”

史海：毛泽东缘何大骂周恩来“放屁一通”

来源：倍可亲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四天多里，他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多次会谈。访问公报里并没有甚么震惊中外的新闻。然而，基辛格走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也不明内情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集团乘机大肆攻击周、叶。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检查。这次事件被中共党史界称之为所谓“帮周”会议。

　



    三十多年过去以后，由于缺乏资料，这次事件仍然扑朔迷离。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对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共中央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还有人提出，周恩来并没有任何错误，是毛泽东在联美反苏战略问题上态度“出尔反尔”。现在的研究者中，也有著种种不同的说法，多因周后来受到严厉错误批判而持同情态度。孰是孰非?本文根据一些新的材料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从50年代起，毛泽东就在为接班人的问题苦苦思考。在设置中央一线、二线的讲话中，他确定了刘少奇为接班人。但是，随著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愈来愈显示出对毛的一些思想、路线、政策的不理解。所以，就在1964年底制定“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毛开始考虑更换接班人。这一年，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若干条件。但是，这些条件都是目标性的，并没有可操作性。

　　文革发动之时，毛泽东确定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原因之一，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阶级大搏斗”中获得军队支持，稳定局势。他内心里并不觉得林是合适人选。这一点，连林本人也认识到了。于是有了70年代初期的激烈斗争。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反思中总结选择接班人的教训，一条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他共同开创事业的战友，很难理解新的开创——文化大革命。接班人必须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选择。但是，这种人资历甚浅，也没有治国经验，还必须有合适的人来辅佐。另一条是，接班人不宜像过去选林彪那样只确定一个，过于抬高其地位，而失去了可以继续考察和调整的机会。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接班人选有：周恩来，张春桥，邓小平，王洪文。

　　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人选。但是，毛泽东从建政后，从来没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过。其历史原因，是他认为周在关键时刻容易动摇，难以把握正确路线。首先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作为最高决策层成员，与王明、李德、博古等“左”倾错误路线站在了一起;其次，是抗战时期在长江局，周又有倒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第三，是周1956年作为保守派的代表反“冒进”;第四，周恩来在文革中，总是表现得“右”、保守。而林彪事件前后，毛又出现了新的疑虑。

　　在打开中美关系缓和大门的决策中，虽然最高决策是毛泽东作出的，每一步棋都是毛泽东设计和批准的，但是国内外对此所知甚少。大家只看到周恩来往来迎送、演说讲话、磋商谈判。再结合到周恩来向来是温和派的代表，因此，国际上几乎都把周当成了这一决策的主角。一时期，国外报章对周好评如潮，这加重了毛的不安。

　　周恩来显然从林彪出事、他上升为权力人物的第二位开始，就经常在考虑这些，毛的一次病危就是最说明问题的预演。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到了显然是从周恩来当时卫士长张树迎那里得知的情景：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著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著。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著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身边，双手紧握著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现在看来，周的这种表白毫无作用，反而证实了他心中所想和毛泽东的忧虑是一致的。但若说毛只是怕周会分割他的权力，也不准确，毛深知他在世时周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更为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他又继续对周进行敲打。

　　国际形势成为国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举行了会谈，两国达成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等十三个文件。

　　周恩来在6月25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David Bruce)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但是，周恩来对这篇与他跟布鲁斯谈话精神不同的文章却批示称赞：“值得研究。”又在给外交部的电话里说：“写得不错。”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

　　姑且不论毛、周之间个人恩怨，仅就对当时世界上美苏关系主要是勾结还是对峙的战略判断来看，周恩来称赞《新情况》的倾向是欠准确的。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著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像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

　　因此，毛泽东听了女翻译关于《新情况》的汇报，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司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