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朱立伦会面设定 5月4日北京见/文革再现——语言暴力当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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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4/22/2015 1:59:32 PM 被閲覽數： 22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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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朱立伦会面设定 5月4日北京见



2015年4月22日     来源：中时电子
    
    
    「朱习会」已敲定，预定5月4日北京登场 。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5月3日率团出席上海举行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5月4日将到北京会见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订去年举行的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国共论坛）因种种因素延至今年举行。在朱立伦确定率团出席国共论坛后，备受瞩目的「朱习会」也确定会在5月4日登场。
    
    目前尚未见北京发布相关消息。  

文革再现——语言暴力当STOP/博闻社评论




2015年4月21日


    作者：流明
    
     博聞社評論：言语暴力，顾名思义，就是诉诸于口头言语或者书面言语的暴力行为，它主要指施暴者在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人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误入歧视性的言语。通常表现在个体间的一种诋毁性的言语攻击的对抗方式，其目的最简单的就是造成被攻击对方的心理不悦，施暴方从而获得快感或者达到发泄郁愤的目的。  
                       
     言语暴力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早已存在，而以道德崩溃的近六十年为甚。
    
    文革时代狂热的青少年是“文革语”的制造工厂。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薰陶，这种言语凶猛、极端。它凶猛到对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如“黑七类”、“狗崽子”、“狗头”、“混蛋"、“狗地主”、“臭资本家”、“滚他妈的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炮轰”、“油炸”、“绞死”、“放屁”、“牛鬼蛇神”、“一小撮”······，这种常见词仅仅是当时流行语的一部分。而与凶猛声讨相伴的便是极端，比如最早在北京红卫兵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出现的“最最最最最”、“无限”、“彻底”、“空”······，这些极端的字眼后来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为党报每日的常用语。
    
    历史上每个重大事件，不管是政治的、体制的、军事的、文化的，都会在言语上留下浓重的痕迹。“文革”给整个中国社会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的这段历史，不管是否已经真实地被记载入历史，但是，这段历史镌刻在人们思想中的印记无时不刻在当今社会发酵，从口诛笔划乃至引发到肢体冲突。
    
    独立作家李承鹏因其言论在京新书签售活动时遭到一名男子掌掴，又遭一男子“小李飞刀”。顿时“大眼被掴事件”通过微博蔓延全国，引发了新一轮民间“左”“右”派的口水仗。民间口头或网络的言语暴力远远超越“左派”“右派”两个严肃中性名词概念，更多的是“毛左”、“毛粉（粪）”、“爱国贼”、“五毛”、“汉奸”、“右粪”、“卖国贼”等帽子你来我往飞来飞去，表面截然相反的争斗实质却反映一个殊途同归的结局——混乱共性。
    
    最近的典型，就是因辱毛言论而遭遇围剿的毕福剑。“不雅视频”外流后，首先发声的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环球时报》。从该文论调来看，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似乎并无不妥之处。然而，时隔不足12小时，共青团中国主管网站《中国青年网》的一则署名肖玉的评论《毕福剑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就将《环球时报》制造的平衡打破。不仅言语充满文革气息，而且直接将枪口对准了毕福剑，一副除之而后快的决绝姿态：“用下流的言语取笑人民领袖和英难，竟然出自一名共产党员、口口声声说当过兵的人、央视的名嘴之口，与其身份和所处位置极不相符，让人大跌眼镜······毛泽东是一个时代的伟人，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没有毛泽东没有共产党，毕福剑还能像现在吃香喝辣交杯问盏、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骂娘，打着百姓舞台的旗号、装傻卖乖在全国人民面前充‘姥爷’？”
    
    这还不算，对于毕福剑何去何从，该文作者也试图赶在央视处理结果出炉前建言献策。其一，莫道委屈，外人也不应迁怒于所谓的“告密者”；其二，歌星影星因吸毒、嫖娼生活小节应当下课，像毕福剑这种碰政治高压线的人更应该下课；其三，即便是私人聚会，即便是个人空间，也不是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拿来调侃，任意戏谑的，所以毕福剑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概而言之，告密者没错，错的是口无遮拦的毕福剑。而且，敢说就要敢承担，所以下课、道歉一个都不能少。
    
    紧随其后，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法制日报》以及新华社也相继刊文，前者立论“毕福剑也许没法律责任，但要承担其他责任”，后者将毕福剑与出言不逊的王某某捆绑在一起，奉劝此二人“别拿粗鄙当个性”。此两文，虽然言辞激烈程度不及中青网，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围观民众的惊恐和不安，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记忆随之被调动。此文造成的恶劣效应迅速蔓延开来。在网络舆论场，很多意见领袖，尤其是右派阵营群体，由此联想到了文革大字报时代的你死我活。
    
    有趣的是，在这场言语恶战中，左派的意见明显占上风，毕福剑的黯然离去也标志着左派的胜利。据中国官方民意调查，在中国公开的场合大约有70%的人站在左派的立场。中性和右派的比例总共也只有30%。值得疑问的是：这70%的大众真的就是拥共的铁杆吗？
    
    对此我们不得不从以下这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以中宣部和公安部门为首的政治审查和司法审查因素。这里有个探讨的问题，那就是今天让人总觉得民间“左”“右”之争，背后似乎总有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是谁今天在背后继续制造这种民众严重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唯恐天下不乱从中渔利？很值得警惕！这从近来“南周风波”、“炎黄事件”、“新京事件”等的起伏不定波诡云谲中，隐约感受到某些不和谐端倪在作怪，别有用心继续触发着民间左右派的口水仗升级。这或许也能给人点启发和思考。
    
    这只黑手如果仅仅停留在背后的操控或者是“删帖”、“封账号和IP地址”还好，“拉偏架”是这只黑手罔顾自我形象由后台挺身而出大打出手的保留手法：在中国的公众场合，比如网络空间，你如果高呼：“谁要是支持共产党，我要抄他的家，灭他满门”，也许不出一天，你便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典型的罪名重者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轻者就是“扰乱公共秩序”；相反你如果高呼“谁要是反对共产党，我要抄他的家，灭他满门”，这样的言语是不太会被删的，也不会被追究刑事、行政责任，因为当局就是这么对待这些异议的言论者的！
    
    因而，在公共场合左派言语暴力比较容易生存是有其政治背景的。
    
    第二、场合因素。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语，是专制社会典型的政治生态。在前苏联和罗马利亚，公众场合中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公开议论共产党的是是非非的，因为那是要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所以不能因此推断专制政治是有民意基础的。然后，这并不排斥“厨房政治”在民间的存留，恰恰是这种“厨房政治”成为东欧共产党阵营垮台的民意基础。同样的道理，作为毕福剑这么多年来，是不敢在“星光大道”舞台上有半点僭越之举，这并不能排除他在私密场合用说唱形式表达他的真实的政治观点。
    
    不民主的政治生态让普罗大众言不由衷，带有暴力性质的左倾言论更容易发声和生存罢了。
    
    第三、国民传统心态。对此鲁迅先生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他在《杂忆》中说：“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此所谓“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就像阿Q，他可以在赵太爷与假洋鬼子面前忍气吞声，却又想在小D和小尼姑面前为所欲为。这样的“势利眼”，鲁迅另有一种说法，叫做“卑怯”。
    
    这种卑怯的心态，注定了一些人要向袁崇焕式的人物吐口水，扔砖头奋而勇之的“打死老虎”。对此，鲁迅先生还说“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而时值当今也不乏“打死老虎”者。事实上，在毕福剑之前，每遇有高级别官员落马，比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之流，党报官媒阵营总是容易掀起一场口诛笔伐。以至于，一时间，害群之马、叛徒、国妖、蛀虫、军中败类、两面人等等修饰词爆棚。《解放军报》在一则评论中更是直言，“事实证明，形式主义图虚名、招实祸、误党、误国、误军。徐才厚之流搞的假大空那一套，必须彻底纠正和革除。形式主义可以欺骗自己，却糊弄不了敌人。平时花拳绣腿，战时必然折臂断腿。”有观点认为，这是比毕福剑不雅言论更为可怖的言语暴力和另一种意义上的“不雅”。
    
    更为讽刺的是，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在其位时永远是官媒报端、网端的“伟光正”形象，劣迹败露后，昔日的光环旋即被摘除，充满酸腐气息的固化宣传报道被大字报式的言语暴力取代。——以自身的权力位置，攻击失败者的弱处，他们只是躲在言语和建制的暴力后，更显得他们的怯懦和人格的悲哀。尽管从薄熙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并非什么良善之辈。
    
    上述三点是言语暴力流行于中文媒体的部分原因。值得思索的是，言语暴力的存在真的有价值吗？如果能够通过言语暴力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也不失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策略。但是，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仅仅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也就是毕福剑调侃的“把我们害惨了”的人，其动员令黑纸白字标示“文攻武卫”。其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文攻”不下的后道程序必然就是“武卫”了！当然，这已经不是保卫自己的“卫”，而是让言语暴力对象不得不自卫的那个“卫”。
    
    十年动乱的受害者是谁？不是老毕调侃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个获利者。受害者正是被唆使言语暴力相互攻击并在他们中间死了几千万人的芸芸众生！
    
    当“文化大革命”已经被证明是文化浩劫和人道灾难而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时候，法国的《查理周刊》却以另外一种言语暴力的形式——漫画——肆无忌惮地挑动人们的敏感神经。越是人们心中美好高尚的情感，《查理周刊》他们就越是要踩在脚下。宗教理所当然成为他们最好的靶子。
    
    宗教是人的精神追求，表达了人们最深层次的精神体验，是人类精神中最为敏感的神经。作家张承志这样描写过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侮辱后的感受：他们知道我们回回心里有块软肉，他们就对着那里插刀。伊斯兰教反对以图画的形式表现先知，查理就强迫穆罕默德赤身裸体趴在地上说：“我的屁股？你们爱我的屁股？”。天主教反对同性恋，查理就画三位一体搞基图。基督教信仰童贞受孕，查理就要再现耶稣从圣母两条腿中间钻出来。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查理就安排教皇与老太太幽会。藏传佛教认为人有转世，查理就让达赖喇嘛说，转世的谎言只有中国才相信。
    
    当言语暴力终于酿成惨案的暴力袭击案一周之后，《查理周刊》再次高调刊出穆斯林先知漫画。因此引发了世界多个穆斯林国家抗议浪潮。在尼日利亚，有45座教堂被烧毁，死亡10人，多人受伤。在法国，发生了至少50起针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有一人被仇恨穆斯林的邻居用刀在家人面前捅死。
    
    稍加审视一番查理周刊的宗教漫画，就知道从其内容而言与真理没有任何关系。除了满无边际的谎言连篇累牍的脏话，就是对变态性行为无法克制的幻想。偏偏还要把他们自己的意淫强加到宗教神明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批判精神”吗？他们抹杀了事实与理性；颠倒了行为主体；消灭了辩论真理的可能性；与文化大革命侮辱宗教的漫画同样的野蛮无知。试问在这样的漫画面前，有谁会对他们辩解说圣父圣子圣灵不是同性恋。
    
    查理事件被定位为言论自由与恐怖主义之争，是一个严重的误导。“我是查理”变成“捍卫言论自由”的宣言代号，更是非常可怕的简化扭曲。武装攻击查理是肢体暴力之伤害，查理漫画所表达的种族歧视、宗教排斥则是言语暴力之伤害。
    
    查理事件的本质不在于“言论自由遭致暴力攻击”，而是两种暴力形式的对干：面对种族歧视之言语暴力，伊斯兰激进分子诉诸肢体暴力来反击反制。查理事件不是“言论自由vs.恐怖主义”之争，而是“言语暴力vs.肢体暴力”之“以暴制暴”。肢体暴力当然该谴责，查理遇害当然令人遗憾，但这并不表示查理没有错，种族歧视之言语暴力更需严厉谴责，因为它更易被社会轻忽纵容，查理所犯的错误罪过并不小，只是罪不至死。
    
    那些内容下流的漫画和子弹一样都是可以杀人的。言语暴力引发的桩桩血案给世界留下的只是越结越深的仇恨，和仇恨转化成的更加残暴的暴力。言语暴力，究竟是在推动是会进步抑或相反？值得人们深思。
    
    网络言语的活力赋予人们以更大的表达自由，但我们不应付出言语粗鄙化和趣味衰退的代价。作为政府言论审查部门当然有其意识形态背景，“拉偏架”固然有效，但是只能助长失实的民意的发酵，而给民众带来的却是内心中真实的愤懑和不满；作为大众媒体必须考虑受众，遵守文明道德规范，提高分辨力和抵抗力，肩负起严格区分、审慎选择的责任；作为社会个体，自我约束依然是公民成熟的标志，网民只有保持理性、维护道德、秉持文明，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国民的卑怯、懦弱心态，才能使言语使用走向真正的健康和自由，发挥促进社会朝着文明发展的功用。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