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能讀出不同的東西。一部《紅樓夢》，有人讀出兒女情長，有人讀出宮廷權術，有人讀出看破紅塵，有人讀出階级鬥爭。同樣，最近香港出版的《赵紫陽軟禁中的谈话》，也能讀出不同東西。海內外不少人，從書中讀到了赵紫陽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鳳鳴先生在該書扉页上的題詞便是：“獻給爲堅持正義爲中國轉向民主政治獻身的赵紫陽”。有位朋友来信，说讀出了赵紫陽和鄧小平的不同。我却两者都没讀出，非但没有讀出赵紫陽的“民主信念”，还偏偏讀到了赵紫陽和鄧小平的相似。
 
    赵紫陽並不“民主”的信念，書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赵紫陽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産党执政地位不變，但党要改變領導方式。第二，中國要实行法治（宗鳳鳴，146页）。這两條都與民主無關，倒與鄧小平思想颇爲近似。下台後，赵紫陽说自己對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變，但仍堅持中國不能搞多党制。在長達十六年的軟禁生涯中，赵紫陽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远的言論，是说要象香港那樣，給人民以言論自由，輿論監督（宗鳳鳴，84页，344页）。赵紫陽爲什么说要像“香港”，而非“台灣”或“南韓”？赵紫陽主政时流行的“新權威主義”要仿效的榜樣之一，曆来是作爲整體的“亚洲四小龍”。如今台灣、南韓爲何排除在外？因爲台灣、南韓在九十年代实行了多党制。但是，在西方學者開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 排行榜上，台灣和南韓恰恰是亚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却名落孫山，榜上無名。在赵紫陽書中讀出或希望讀出“民主”的人，對此大概颇感尴尬。而我却從中讀到了赵紫陽思考问題的严肅、理性和誠实。赵紫陽没有因爲不再是國家領導人，没有因爲個人遭遇而隨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象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自封“民主領袖”，信口開河，不計後果。同时，宗鳳鳴先生也忠实地記录了赵紫陽的思考，不管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爲這樣，《赵紫陽軟禁中的谈话》，才不失爲一本追蹤下台後赵紫陽思想軌迹的好書。
   
    在《紅樓夢》中讀出階级鬥爭的毛澤東说：《紅樓夢》第四回是理解全書的總綱。以此類推，理解《赵紫陽軟禁中的谈话》，並由此推廣至理解以鄧小平、胡耀邦、赵紫陽三人恩怨爲中心的那段中國政治曆史的總綱，可能是赵紫陽大意如下的一段话：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與和赵紫陽分手不一樣。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和赵紫陽分手却只有“六四”一件事。鄧小平和胡耀邦關系很深，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學潮，而是政見不合，主要表現在“反自由化”上。鄧小平说過，“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爲總書記的根本弱點。在長達几年的时間裏，鄧小平在這個问題上對胡耀邦越来越失望，说自己“看錯了人”。即使没有八六年學潮，鄧小平也要让胡耀邦體面地下台。鄧小平和赵紫陽的關系不同，他們間没有很深的曆史淵源。但是，鄧小平對赵紫陽的工作却大力支持，尤其在經濟改革上，鄧小平甯可压胡耀邦而挺赵紫陽。“六四”前不久，鄧小平甚至要赵紫陽接掌軍委主席一职。鄧小平要赵紫陽下台没有經過長久酝釀，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學潮一件事，這與鄧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後，鄧小平從来没说對赵紫陽是“看錯了人”。相反，在“南巡”這個有生之年最後一次的重要亮相中，还公開誇奖赵紫陽，可見鄧小平對赵紫陽由衷賞识（宗鳳鳴，61页，83-84页，125页，143-4页，177页，207-8页，238页）。
   
    爲什么鄧小平说起用胡耀邦是“看錯了人”，而不说起用赵紫陽是“看錯了人”？因爲起用赵紫陽，鄧小平确实没有看錯人。無論讲理想抱負、治國方略，还是論聰明才幹、人情练達，鄧小平在整個中共高層難找第二個人，能象赵紫陽那樣合適来貫徹落实自己的政治主张。赵紫陽不像胡耀邦，他不熱衷于“理論務虛”、 “真理標准”。他不會關心“作協四大”的選舉自由，不會爲想象中“藝術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凭赵紫陽的才情、敏銳、眼界、甚至天性，他又远比胡耀邦更能從根本上改變当年那個銅墙鐵壁、令人生畏的社會主義。赵紫陽的這種能量，從胡耀邦和赵紫陽当年共同的政敵鄧力群的態度中可以得到證明：對鄧力群来说，胡耀邦是人民內部矛盾，而赵紫陽是敵我矛盾。鄧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识到危險来自何方。
   
    然而，赵紫陽却獲得鄧小平的賞识：一種男人對男人的賞识，政治家對政治家的賞识。這種賞识，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爲過。赵紫陽和鄧小平十分相似：他們都追求民富國强，都對意识形態不感兴趣，不管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解決问題就是好“主義”（宗鳳鳴，324页，327页）。他們都相信經驗，尊重实踐，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他們都“摸着石头過河”，最终“摸”到的都是同一塊 “石头” ，通向的都是同一個市場經濟。他們的改革时間表有同樣的輕重缓急，都主张先經濟，後政治。他們都認爲中國作爲發展中大國，在快速變革的年代，需要權威政治保持社會稳定（宗鳳鳴，83页）。如果说，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關系是“私交”的话，那么，鄧小平和赵紫陽的關系則是“公誼”。当然，“公誼”未必勝于“私交”。因爲對政治家来说，政治聯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斷丝連，“公誼”却注定荡然無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後还應邀赴“鄧府”切磋牌藝。而赵紫陽與鄧小平“八九”一別，從此無缘再睹天顔。整整十六年，漫漫長夜，寂寂永晝，“總爲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中共党內有人這樣概括鄧、胡、赵的特點：“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陽的头腦，鄧小平的手段”。這個概括原本不錯，如果它不排除“鄧小平也有头腦，赵紫陽也有手段”。赵紫陽不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鄧小平相像。這種相像，雖不一定“神似”，却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鄧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公開道破了自己和毛澤東分道揚镳的決心。同樣，一九八九年赵紫陽也曾淚灑廣場，以一句“老了，無所谓了”公開宣示了自己和鄧小平分道揚镳的決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陽占盡“天时人和”。所谓“天时”，是指天從人（鄧）愿，毛澤東一九七六年按时一命歸西。所谓“人和”，是指中共高層“人心”，一九七六年确实在鄧小平一邊，而一九八九年未見得在赵紫陽一邊。
   
    不僅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陽和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相似，如果將两段曆史，各自推前两年，就會令人驚讶地發現，一九八七年的赵紫陽和一九七四年的鄧小平同樣相似。一九七四年，剛從江西返京的鄧小平參加了中央批评周恩来的會議，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重大考驗。在會上，鄧小平不負毛澤東厚望，對周恩来讲了那段日後注定永載史冊的名言：“你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我們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謙，472页）。鄧小平對周恩来的批评與“四人幫”不同，没有意识形態，没有“右傾投降”、“评法批儒”等廢话。但是鄧小平的批评远比“四人幫” 厲害，短短三十一個字，字字千鈞。同樣，在一九八七年導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會”上，赵紫陽也身手不凡。赵紫陽问胡耀邦：“現在老人还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變，你我如何共事”？（宗鳳鳴，203页。鄧力群，444-445页）。“生活會”前夜，即將扶正代總書記的赵紫陽造訪胡耀邦，谈话中赵问胡：“小平多次招呼，爲何不聽？究竟有什么考慮”？據赵紫陽说，胡耀邦没有回答他的问題（宗鳳鳴，216页）。面對這樣的问題，真不知胡耀邦該如何回答？與赵紫陽不同，鄧力群在胡耀邦“生活會”上，作了三個半小时的長篇發言（鄧力群，417-443页）。通觀全篇，鄧力群雖然洋洋萬言，對胡耀邦主政时曆次意识形態鬥爭，不厭其詳，如數家珍，却远不及赵紫陽寥寥數語的份量。與一九七四年鄧小平讲话相比，赵紫陽讲话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逊一籌，但两者同屬“誅心之論”，同樣直刺命穴，一劍封喉。
   
    正因爲如此，下台後的赵紫陽對那段曆史耿耿于怀，在書中不惜用大量篇幅進行表白。對那封引起誤解、自己在“生活會”上提起過的致鄧小平的信，更是全文發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实，赵紫陽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會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題上，正如赵紫陽所说，“自己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幫忙，幫也没用”（宗鳳鳴，209页，238页）。至少從实際效果讲，赵紫陽讲的是真话。赵紫陽所作所爲，和当年“批周”时鄧小平所作所爲一樣，都不會影響被批判者的命运。但是，他們的讲话却能影響自己的前程。特別有趣的是，下台後的赵紫陽还將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這位未亡人的諒解。據说，那位当年爲“自由鳴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禮的胡家長公子胡德平，深明党國大義，慷慨表示：他們這代人不會計較此事，只是他母親難以釋怀（宗鳳鳴，217页）。不經意間的一句话，刻畫出的其实不是代沟，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爲他正春風得意，前程似錦；他如此豁達，因爲他不僅是兒子，更是廁身廟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這點，因爲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難以釋怀，因爲她不僅是妻子，更是以家爲中心的女人！
   
    既然赵紫陽和鄧小平如此相似，爲何最终難逃被廢的命运？其实赵紫陽的被廢，恰恰是因爲他和鄧小平相似。《赵紫陽軟禁中的谈话》一書中最關鍵的一句话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個過程，和我却只有‘六四’一件事”。試想，如果政見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個矛盾逐漸暴露的過程。如果没有這個過程，政治決裂就必定起于風云突變，利益對峙。一九八九年中國的政治形势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廣場上同樣群情沸騰，北京城中同樣人心所向，導火線同樣是一位政治領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统治者同樣風燭殘年。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陽，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陽还知道，“鄧小平身體非常不好”（宗鳳鳴，361页）。可惜，這種表面的相似掩蓋了更深刻的差別：鄧小平不是毛澤東，“改革開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後两年，赵紫陽第一次會見宗鳳鳴时，还颇具自信。他不無調侃地说：“我什么都不愿幹了，總理也当了，總書記也当了，还想做什么呢”？是啊，他还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想的就是不当那個有名無实的總書記，他要的就是不再做 “兒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陽和一九七六年的鄧小平多么相似，他們都要在上一代强人離世後，開創一個屬于自己的时代。“同樣的感受，給了我們同樣的渴望；同樣的欢樂，給了我們同一首歌”。一個血性男兒，一個有理想的政治家，一個和鄧小平有着類似聰明才幹和雄心壮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鄧小平同樣的渴望和抱負，這能怪赵紫陽嗎？
   
    再後来，鄧小平“南巡”，讲了句“誰不改革誰下台”。赵紫陽的朋友們闻風而動，紛紛議論鄧小平是否會象当年毛澤東再度起用自己那樣，起用赵紫陽。而此时的赵紫陽，獨具慧眼，知道大势已去，斷然否定了這種可能。赵紫陽说，当年毛澤東和鄧小平没有“恩怨”的问題，而自己在“六四”问題上和鄧小平結下了“恩怨”，形成了對立。要鄧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鳳鳴，42-43页）。在書中，赵紫陽多次斷然否定了外界有關“六四”前鄧小平曾想要赵紫陽下台的猜測（宗鳳鳴，61页，240页，358页，362页）。同樣，在書中赵紫陽也多次斷然否定了“六四”後鄧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這一前一後两個“斷然否定”，概括起来就是一個結論：鄧小平和赵紫陽分手就爲“六四”一件事。在爲什么分手的问題上，赵紫陽和鄧小平两人都表現得比他們的追隨者高明，他們两人對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後很少批评對方。“六四”後，在處理赵紫陽问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李先念作了長篇發言，陳云讲了两句话，鄧小平則一言不發（鄧力群，499页）。在其它場合，鄧小平除了誇奖赵紫陽外，要批评也就一句话：“赵紫陽是自我暴露”，言簡意赅，回味無窮。同樣，赵紫陽在書中也很少批评鄧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欢勝于民心”（宗鳳鳴，118页），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雖然鄧小平對和赵紫陽分手一事沈默寡言，但這並不说明鄧小平對此掉以輕心。恰恰相反，對和赵紫陽分手一事，鄧小平一定思前想後，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畢竟是自己“看錯了人”。胡耀邦雖然和自己私交甚笃，雖然對“改革開放”熱情奔放，但畢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風格上相去甚远，所以“私交”不足爲凭。但萬萬没料到，找了個赵紫陽，和自己如此相似，從治國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谓一拍即合。却又恰恰因爲太相似，最终还是分手，可見“公誼”也不可靠。大概正是從這一刻起，鄧小平下決心要找一個和自己既無私交，又無公誼的人来接班。他终于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实就是一個什么都不是的人。因爲，如果和鄧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層必定盤根錯節，且政見未必相合；如果和鄧小平有“公誼”，則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家，“煮酒論英雄”，你可以有“鄧小平时代”，我爲什么不能有“赵紫陽时代”？“六四”後，鄧小平再三说要“冷静地思考過去，冷静地思考未来”，他一定將這層也“思考”了進去。正是從這層“思考”出發，鄧小平産生了選擇江澤民的思想基礎。当然，真要讲清鄧小平選擇江澤民的詳情细節，必須另成一文，且待下回分解。
   
    下台後的赵紫陽，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身陷富强胡同四合院內的狭窄天地，耳闻时代變遷曆史前進的隆隆腳步，“把吳钩看了，栏杆拍遍”。縱有千種不甘寂寞，更是萬般無可奈何。所以，赵紫陽多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將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事业進行到底。雖然自己有抱負，有使命感，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償，实在抱憾终生（宗鳳鳴，1页，286页）。畢竟，和鄧小平一起進行“改革開放”，是赵紫陽一生中最輝煌的时期。下台後，雖然曾經宦海沈浮，驚濤駭浪；雖然阅遍世事變遷，榮辱毀譽早以置之度外，在平静外表掩蓋下，赵紫陽內心深處却難免波澜起伏。這種波澜，有时會突如其来，如驚鴻一瞥，沖口而出。一次，赵紫陽指着秋風落叶的庭院，對宗鳳鳴的孩子说：“我就這么大的活動空間啊”！（宗鳳鳴，286页）一时間，落難政治家心有不甘却又壮志難酬的內心世界，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昔日的党國元首，当初的改革功臣，如今悲從中来的肺腑之言，却只能托付于一位後生晚輩。“都道牢騷言，誰解其中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令人倍覺淒凉。赵紫陽主政时，多少人謬托知己，左一個“赵紫陽智囊”，右一個“赵紫陽幕僚”。結果，“智囊”成事不足，“幕僚”敗事有余。待到大厦既傾，萬念俱灰，终有故知舊友，經年累月，記下一言一行，遂使《谈话》一書流傳于世。孰料紫陽雖已永生，世人“爲了打鬼，借助钟馗”。讀罷全書，有感于此，不禁掩卷唏噓：軟禁中的英雄雖已“永远自由”，相伴的竟是同樣的寂寞與孤獨。
   
    注釋：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鄧力群自述》，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
    高文謙，《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
    宗鳳鳴，《赵紫陽軟禁中的谈话》，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