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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国真为什么那样红

    □ 关 昕

    　　1990年代,诗歌退出神坛,在方兴未艾的商业潮流的冲刷下备受冷遇。然而就在这个年代,手抄本和盗版书悄悄地给汪国真的诗歌贴上了畅销的标签。他甚至因此在书法、乐曲创作中也收获颇丰。有人批评他的诗歌肤浅,像歌谣,而汪国真底气十足地说,我的诗歌是有生命力的,没有被遗忘。

    　　第一首诗不像诗

    　　《国家历史》:请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

    　　汪国真: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1956年。1971年初中毕业以后进入工厂,这个工厂后来叫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1971-1978年在这个工厂做了7年铣工。1978年考入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文化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现在还在这个研究院工作。大学一年级时,首次发表诗。1990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叫《年轻的潮》。1993年开始学习研究书法。2002年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作曲的研究与创作上,现在基本上每年出版一张由我作曲的音乐专辑。2003年出版的就是我送给你的《听悟汪国真——幸福的名字叫永远》,由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出版。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必修80首诗词曲谱》。2005年由华夏银行出版了《汪国真精品赏析》,是两张音乐光盘。2006年,为山西的北武当山创作了一张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12首歌的词曲是我创作的。我的大致经历基本就是这样。

    　　《国家历史》:你刚才说,第一次写诗是在大一的时候,写的是什么?

    　　汪国真:叫《学校的一天》。这首诗由五组诗组成,每组大概是四五行。其中一组是“天将晓,同学起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排起来就是四五行。后来《中国青年报》刊发。

    　　《国家历史》:您第一首公开发表并产生影响的诗是这一首吗?

    　　汪国真:不是。是1984年发表在湖南《年轻人》杂志上第10期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这首诗是我的诗第一次被转载,分别被1985年第3期《青年文摘》和第8期《青年博览》转载过两次。这首诗给了读者比较深的印象,很多读者注意到我的诗是从《我微笑着走向生活》开始的。

    　　《国家历史》:你是怎么走上写诗这条路的?

    　　汪国真:当时因为我是中文系学生嘛。中文系学生在1978年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创作。为什么写诗歌不写小说、散文呢?第一是因为觉得诗歌适合我,便于抒发我的感情;第二是因为当年我的字写得不好,当时没有电脑。我觉得写小说、散文都比较长,因为字不好,编辑看我的字可能会比较头疼,甚至可能根本看不下去,这样的话,我的作品发表的几率就很低。

    　　《国家历史》:你是怎么定位你的诗的?

    　　汪国真:我的诗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通俗的;第二是有真情实感,能引起人们共鸣的;第三是哲理的。我从李商隐那里学到了警策,从李清照那里学到了清丽,从俄国诗人普希金那里学到了抒情,从美国诗人狄金森那里学到了凝炼。

    　　“我的诗是被读者推出来的”

    　　《国家历史》:你的诗后来是怎么被中学生传抄的,这发生在什么时候?

    　　汪国真:我刚才说到,1984年《年轻人》杂志发表《我微笑着走向生活》以后,引起了很多青少年的注意。从1984年开始到1990年,我的读者群不断扩大,主要在大学校园与中学校园流传,同时出现了很多我的诗集手抄本。

    　　《国家历史》:第一本诗集是怎么出版的呢?

    　　汪国真:1990年春天的时候,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在上面讲课,发现有一些学生没有认真听课,却在抄东西。下课后,老师就问学生,你们不认真听讲在抄什么?学生回答,在抄诗。老师问,抄谁的诗?学生说,抄汪国真的诗。

    　　这个老师回家后就给她丈夫讲,她丈夫孟光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孟光是一个有心人而且很敏感,有这么多学生在抄这个人的诗,甚至连课都不听,他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们就到书店、书摊做社会调查,一问就听说很多年轻人打听有没有汪国真的书卖。他们就感觉这本书出来一定是本畅销书,然后就开始找我。

    　　在1990年的时候,出诗集已经非常困难。那时出诗集与现在差不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想出诗集的人自费出版,给出版社交钱,出版社出版;另一种是包销,出版社给你出,但你要包销多少册。那个时候出版社主动给一个写诗的人出诗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此,他们说要出我的诗集,我非常高兴。

    　　事实上,当时不只学苑出版社在找我,中国友谊出版社也在找我。我的诗集实际上是被读者推出来的。

    　　《国家历史》:你见到过抄你诗的手抄本吗?

    　　汪国真:见过啊,那也是1990年春天的事情。山东《济宁日报》有一个记者叫李木生辗转找到我家来,他拿了一本手抄本的诗集。他说,我们报社编辑部一个叫王萍的女青年非常喜欢你的诗,她从各个报纸杂志摘抄你的诗,抄了一整本,你在她的手抄本上签个名吧。我当时非常感动。这个手抄本弄得非常整齐、正规,里面有目录以及她自己做的插图,还分了10个栏目,在版权页用钢笔写着“梦幻出版社”,自己还给这本诗集写了个《序》。

    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喜欢我的诗,存在很多手抄本,正式出版物出来以后,我的诗集《年轻的潮》就被一抢而光,这本诗集的正版印了60多万。盗版至少是正版的3倍,加上正版就至少是240万。我自己就搜集了40多种盗版诗集,从1990年一直到现在的都有,基本上每年至少有两种盗版本。在诗歌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国家历史》:读者为什么喜欢你的诗?

    　　汪国真:是因为能够与青年共鸣。1990年夏天,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年轻的潮 隽永的诗——记北京高校中的汪国真诗歌热》。他们的记者当时问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你们为什么喜欢汪国真的诗?学生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在他的诗歌中找到富有审美意味并带有哲理的答案”。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有一个栏目叫一句话书评,我曾经在这个栏目看到几个读者的评价,其中一个是“与其说是读诗,不如说是在读自己的心声”。我想,人大学生的回答和一句话书评基本上表达了为什么读者会喜欢我的诗,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新一代的读者仍然喜欢我的诗。我的诗一直在再版,如果你有空去西单、王府井书店,你会看到一直在卖。将近20年了,我的诗一直在书店的柜台摆着。

    　　《国家历史》:随后出版的《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其他诗集呢?

    　　汪国真:这些诗集影响也很大,也很畅销。中国友谊出版社一度计划出版《汪国真诗文系列》9种新的诗,后来没有那么多稿子,实际出版了4种。中国妇女出版社还出版了《汪国真爱情诗卡》、《汪国真抒情诗赏析》。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国家历史》:媒体怎么看待你的诗歌热潮?

    　　汪国真:他们把这称为“汪国真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报道。对这种现象的评价当时存在争议,比较正面的是,认为这些诗与时代共鸣,如新华社的《瞭望》杂志有一篇文章叫《与当代青年共鸣》,还有的文章认为我的诗有青春的年华在,有利于青年人接受,甚至在市场上还出现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等16本评介性的书。中国歌坛1991年2月推出了《青春时节──汪国真抒情歌系列之一》的盒带,并被《中国青年报》列为该月10盘优秀畅销磁带的第三名。1990年7月4日,诗集被《新闻出版报》列为10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独此一本。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诗太浅,肤浅,不是诗歌是诗谣。

    　　我觉得无论做出哪种评价都是很正常的,但事实胜于雄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诗集一直有盗版本,说明我的诗歌是有生命力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而且从2000年以后,我的很多诗歌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2000年,我的《雨的随想》、《海边的遐想》、《我喜欢出发》、《平凡的魅力》、《友情是相知》等5篇散文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2001年,诗作《旅程》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本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2003年,诗作《热爱生命》入选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

    　　《国家历史》:你的诗热出现在1990年。实际上,在1989年春天,著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自杀,这个事件对你有什么影响?

    　　汪国真:对我来说,写诗不是我唯一的爱好。而且我与诗歌圈走得不是很近,属于那种特立独行的人。后来我写书法,与书法界走得也不是很近。画画,与画界走得也不是很近。作曲,与乐界走得也不是很近。

    　　你说的海子自杀,我不清楚他自杀的原因。当时我觉得是一个悲剧,也是一种遗憾。我1986年左右写过一首诗歌叫《热爱生命》,这首诗发表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办的一个杂志《追求》上,被1988年第10期的《读者文摘》(现在叫《读者》)作为卷首语转载,1988年第10期的《青年文摘》也转载了。我觉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微笑着走向生活”,这是我人生的态度。

    　　《国家历史》:1990年被称为“汪国真年”,这一年你除了出版书,还做了别的什么事?

    　　汪国真:是的,1990年确实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汪国真年”。我除了出版诗集外,还出版了明信片,也去过很多高校演讲。1990、1991两年,我去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全国三、四十所高校演讲,都是各个高校团委、学生会邀请的。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在1000多个选手中,经过初试、复试,最后8人进入决赛,我总成绩位居第6名。

    　　《国家历史》:在高校演讲,学生们有什么反应?

    　　汪国真:很热。每次都是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或者礼堂进行,挤得满满的,窗台上,甚至连讲台后面都站满了人。演讲完以后,基本走不出来,需要签名的人太多。经常需要学生会组织两排人给我拦出一条通道来。

    《国家历史》:据说,那时你踌躇满志。在一次演讲中,有学生递上纸条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中国夺得诺贝尔奖?”你回答:“我愿为此付出努力。”

    　　汪国真:确实。我现在觉得,这没什么啊。当时很热嘛,问我有没有想过,我说当然愿意为此努力,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

    　　《国家历史》:后来为什么要转行做书法?

    　　汪国真:实际上,并不是转行。我现在还在创作,每年都要写一定数量的诗,大约在十几二十首吧。那个时候成了一个名人,社交场合多了,很多地方都会请我题字。这种事情就多,经常就有。我刚才说过,我的字写得不好,这样就很尴尬。我觉着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不能老是尴尬。因此,我从1993年开始练习书法,最开始练的是欧阳询的楷书,王羲之的行书,怀素与张旭的草书。没想到后来在书法这个领域,我发展得也很好。现在有很多收藏家在收藏我的书画,很多景区、大的机构和企业也请我题词。这是无意中的,后来也被人们称为书法家了。

    　　《国家历史》:这两年写的诗有没有出版呢?

    　　汪国真:200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汪国真新作选》,基本上都是新作,汇集了五、六年的诗作。1994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汪国真抒情诗选》。2003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又见汪国真》,大约有20首新作,是诗歌、书法、音乐的汇集。2004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归来汪国真》,大概就是十几首,也有书法作品,歌曲是附在光盘上的。

    　　“我的诗歌是有生命力的”

    　　《国家历史》:最近在媒体上,很少看到您的形象,是您有意淡出还是被遗忘?

    　　汪国真:我这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的。要说遗忘,还谈不上。就2007年来说,5月份在北京电视台做了一次节目,8月份在湖南卫视八月红歌会、10月份也在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做节目,12月1日、8日在辽宁电视台今晚博客栏目,有40分钟我的专题节目。2008年1月《青年时讯》还会刊登我的书法作品。1月17日出版的《作品与争鸣》杂志封二是我的作品。1月《漫画月刊》的封三整版是我的书画作品,这个杂志已经出来,我都拿到了。所以实际上报道还是不少的。

    　　《国家历史》:将近20年要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您如何看待你的诗及其产生的影响?

    　　汪国真:经过将近20年,我觉得我的诗歌是有生命力的,这有几个标志:一、我的诗集不断在再版、盗版;二、这些诗在2000年以后陆续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三、我参加一些公众节目,比如2007年12月29日在珠海的主持晚会节目,我的名字一报出来,掌声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非常热烈。从这些方面,我觉得我的诗没有被遗忘。

    　　我想说的是,连续被盗版18年,在大陆我没听说过有第二个诗人。在我印象中,别的诗人就根本没出现过盗版本。正规的渠道是再版,非正规的渠道是盗版。被选入中学课本代表权威与官方的认可,盗版代表民间的认可,而再版两者都代表。

    　　《国家历史》:1997年7月,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做过“人们所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在1949年后出生的诗人中,你名列第一。你觉得你是中国1949年最重要的诗人吗?

    　　汪国真:这个调查也说明我的诗的生命力,这是我最火的7年之后作的。但是否是最重要的诗人,我不好说,这应该是由公众来评价的。

    　　《国家历史》: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很多人在写诗,包括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与王俊秀当时都在写诗。但在网络与大众媒体如此普及的今天,您觉得现在还有诗人的位置吗?

    　　汪国真:那时确实很热。但方兴东、王俊秀我不认识。目前诗歌在人们生活中不重要,影响也不大。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诗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有些诗写得很深奥、晦涩,这让读者自然远离诗歌;另一方面,社会本身有点浮躁。但浮躁不能完全归罪于读者。现在人们的生存压力很大,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这致使人们的心态相对来说比较浮躁,相当一部份不能静下心来读书。

    来源：《先锋国家历史》（《看历史》）2008年第02期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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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新京报
    
     “你想让我哭/我却偏要笑/每一次低我/总使我更高/赞美似露珠/诋毁是肥料/风来树更长/雨去山愈姣” —汪国真
    

    
    昨日上午，汪国真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蔓延开来：缅怀者连引佳句、不吝赞美之词；批判者则讨伐九十年代的“汪国真热”坏了一个时代的品位。但是无论褒贬，从朋友圈铺天盖地的刷屏看来，汪国真无疑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
    
    记者联系汪国真工作室，证实汪国真当日凌晨两时许去世，享年59岁。
    
    2013年前后，诗人大卫和汪国真出差东北，当地诗歌爱好者找来十五本诗集，要汪签名。结果发现，这些诗集全是盗版书。汪国真哭笑不得，但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大卫最近一次得知汪国真的消息，却是他离世的噩耗。
    
    十天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去医院看望汪国真，汪只能用点头的方式来回应问候。“他得了肝癌晚期，还有肺炎等多器官并发症。”一直游移在主流诗坛之外的诗人，以死亡最后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
    
    汪诗被质疑无生命力，却盗版横行
    
    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正版发行量超过60万册。他的诗歌受到青年人的喜爱，被广为传抄，掀起了一股“汪国真旋风”，甚至打工群体也曾组织朗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成为响亮的“宣言”或赠语。
    
    在大卫看来，汪国真填补了朦胧诗之后诗歌的一个空白，是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不过，亦有很多批评声音，认为他的诗“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甚至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并无长久生命力。
    
    质疑没有阻挡汪国真诗歌的流行，不仅如此，盗版层出不穷，有时甚至把名字印成了“江同真”。“诗集被盗版，对诗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情。”大卫说。
    
    汪国真认为，盗版是最好的奖牌。“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汪国真说。
    
    未被主流诗坛接纳，多名评论家不予置评
    
    1980年代中后期，汪国真尚未成名时，《诗刊》编辑朱先树和他交往颇多。“汪国真写的诗在中学生中影响较大，但我跟你说真话，诗歌圈子里的人不太把他当回事儿。”朱先树说。汪国真请朱先树为自己写评论，朱没有动笔。
    
    汪国真去世后，网络上就地分为多个“派别”：一派读过汪诗，以此怀念青春；一派进行批评，认为汪诗肤浅、是“心灵鸡汤”；还有一派，从未读过汪国真的诗，却展开激烈的讨伐。诗人王久辛认为，汪诗有三个精神特征“青春”、“励志”、“温暖”，“对于高中生与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主流诗坛沉默以对。记者联系多位评论家，有的不接受采访，有的说“这没什么好谈的”，有的“学院派”诗评家干脆挂断记者电话。
    
    诗人郁葱曾编发过汪国真的诗，他觉得，汪国真“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对情感的表达和对诗歌形式的认识与主流诗坛有差异，他这些年的确游离于主流诗坛之外”。诗评家耿占春则认为：“诗歌要探讨情感、经验更复杂的层面，不是一个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会化的情感。所以，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为青年群体所需要，但诗歌界一直保持距离，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离。”
    
    评价与争议
    
    李蝴蝶（诗人、剧作家）：
    
    汪国真和泰戈尔有相通之处
    
    汪国真是第一个把诗歌带给我的人，那是在90年代初期，我在读高中，抒情诗非常流行。其实汪国真的诗和泰戈尔的诗在精神旨要上有相通之处，都高超不到哪去，只表达一种大众层面的自我抒情。泰戈尔曾在自己国家也不受重视，被认为这种平民的抒情诗和国家命运没有关联。我并不是多么喜欢汪国真，而是觉得，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气氛后，原先充斥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中那种国家命运、精神伤痕和理想迷茫等主题都渐渐消失了，汪国真诗歌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复苏。即使他算不上伟大，也看到了时代的潜流。
    
    我不希望文学、诗歌就像一个圣殿一样遥不可及，不希望一个人只有获得了进入文学史的资格、成为一个文学的圣人才能去写诗。诗歌和各种文学的种类非常多，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范畴。
    
    严彬（青年诗人）：
    
    汪国真的诗能浸润普通大众的心灵
    
    我读过汪国真那些格言式的诗，但他对我的诗歌写作基本没产生过影响。从阅读层面来说，汪国真那种格言风格的诗歌，可能还是能浸润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他们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十月》的某编辑曾说，我们现在很多诗人都嘲笑汪国真的诗，但是五十年以后可能留存下来的依然是汪国真的。
    
    但是留存下来的诗歌不一定是好的。大众能接受的东西，都是最直观的、能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汪的诗句“快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启蒙阶段，各种浅显的东西更容易流行起来。虽然在诗歌技艺上比较粗糙直白，但汪国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影响过那么多的人，这是无法否认的。
    
    欧阳江河（诗人）：
    
    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
    
    仅就诗歌而言，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
    
    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
    
    现在大家一提诗人，就回到过去，可是“过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

    冉云飞：本不想说汪国真，但有人点将，就顺说两句。他的诗就是今天心灵鸡汤与正能量的祖宗，是八九肃杀后趁虚而入的产物（因为八十年代的先锋诗被打压且人不少被抓）。很多人看似纪念汪，只因汪是他们青春期的酵母，他们在玩青春自恋而非青春纪念。汪的送葬队伍里固没有敌人，但有很多最后一次消费他的消费者。
    
    杜导斌：汪国真没有一个字打动过我。
    
    秀才江湖：不是字一句一句分开排列，就叫诗！我只表达我内心真实想法，无论汪国真逝世还是健在，我读过他的文字，没读出多少诗意。
    
    刘水：汪国真作为诗人极度缺乏诗人的自觉。八九屠城之后，满怀恐惧感的不仅是邓小平等屠夫，整个社会都因屠杀恐惧带来的高压而失去方向。汪适逢其时，他的诗歌是那个“残酷的绝望”的年代的伟哥——抽空真实，让整个国民精神在虚假的呻吟中达到高潮。而那时的青春男女，至今仍陶醉在幻觉中没有醒来。
    
    @songma：我们这代人对汪国真可谓耳熟能详，哪怕不喜欢他的诗，至少在青春岁月也听发小、损友、男/女朋友们矫情地引用过。惭愧的是，一直不知道诗人长什么样。现在他去世消息传来，才看到长相，倒也是一个清秀敦厚的大叔，有些意外。
    
    上官乱：汪国真不过是另一个路遥而已，在一个荒芜的时代，没有才华却很努力，成为了犬儒文化下的某种“成功”范例，都用不着往后，就是他离世的今天，也被暧昧地归结为“文化符号”、“时代印迹”。结合前几天的窦唯事件，都是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们的精神惶恐体现。 [博讯首发

转贴者按语：一般人视为原则性极强的毛泽东文革头号亲信张春桥，原来也有人性一面，向即将被整肃的老同事邓拓报信！此时后来还在华国锋时代被作为批判资料！
   
   
   
   

   《刘庆棠晚年回忆秦城监狱偶遇江青》
   
   刘庆棠曾是样板戏的风云人物之一，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党代表洪常青，早年学习舞蹈。1949年后，曾被送到苏联学习芭蕾舞。回国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任演员、演员队副队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他的妻子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同他脱离了关系。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晚年时，刘庆棠接受采访，对外界罕见披露了他与“文革”重要人物的交往。
   
   
   1967年，江青（左）接见样板戏演员
   
   作者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原在中芭工作、邻居张京海老师夫妇的介绍，有幸认识刘庆棠老师，开始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形象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万分痴迷。他是个爱聊天的人，闲谈中说了很多旧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时曾详细笔录他的口述，现根据此记录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刘庆棠老师已于2010年夏天病逝，带走了一生的沉重叹息。他曾有写作回忆录的计划，可惜天不假以时日，来不及对自己一生的成绩和教训做一个真切的总结。现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他所经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带有以往历史的苦涩痕迹和片面性。
   
   本文选自《信睿》2012年第12期，刘庆棠口述，陈徒手采访，原题为《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
   
   留着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与姚文元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在样板戏剧团大会上见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监狱专案进行得差不多，一拨拨人走了，人变少了，就让我们几个一块儿看电视。看电视时，谁跟谁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迟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几个月，姚文元突然加进来了，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第一次他来时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秃了头发，跟我们打招呼，比过去开朗热情，很愿意讲话，他说：“你们都在这，都在这……”，“今天我们一块看，多几个人看热闹……”
   
   工作年代他的话很少，让他讲才讲，不会主动讲话，是个挺闷的人。他在台上时很少开玩笑，在公开场合显得拘束。开会时要是周总理、江青在场，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说点意见……”他才会说一点。
   
   我惊奇地问他：“怎么留起胡子？”他说：“好啊，留了胡子显得老成……”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变得十分爽朗。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他会主动评论。在我的印象中，他评价过女歌唱演员王静的唱法，还有一个殷秀梅是中央广播乐团的，这个团原来归姚文元领导，他对这个团的演员比较了解。有一次电视里播出殷秀梅的独唱，他评论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声音表达得好，情绪好……”他问我们觉得如何？我说：“你说得对，她学了美声，同民族唱法相结合，过去唱革命歌曲没有全用美声……”王洪文、迟群在一旁说：“你们是专家，要说起专业评论，我们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热闹……”
   
   
   姚文元原来内向安静，好看书。我觉得他到了秦城后性格是有一点变化。有一次看电视时我问他最近在做什么事？他说：“看书，写点东西……”后来监狱里我认识的小朋友（指看守）告诉我，姚文元写了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稿，是谈辩证法的，他要求出版。
   
   当年我是42岁，他有四十七八岁，看上去显得老了，但他的身体素质还可以，还是显得健壮。他老跟我说：“锻炼锻炼啊……”我说：“我每天都锻炼……”他说：“我也锻炼……”他问我：“你看我怎么样？老成一点？”我说：“是起了作用，老一点了。”他听了就“咯咯”笑起来。过去他很少开玩笑，很严肃的，现在也说说笑笑，有时还笑得特别大声。迟群就愿意跟他开玩笑，逗了说。
   
   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了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犯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王洪文是想骂就骂，其实他谈论政治很少。姚文元与王的性格不一样，做事说话有分寸，我没有听见他与人吵架。迟群和我从来不乱说话，要经过思索才说一些。迟群和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了解的事多，说话更谨慎稳当。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走出房间，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包括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500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很严。担心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要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张春桥与邓拓曾经在《晋察冀日报》一块工作过，他当过邓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之前，张春秋偷偷地向邓拓通风报信。1976年11、12月间，当时邓拓、“三家村”还没平反，《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张春秋的长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张春桥给邓拓报信的事，把邓拓和张春桥都一块骂了。当时我们关在西直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报纸，这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突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我反复想这件事，觉得张春桥与邓拓有私人关系，在大风浪来临之前，他冒着风险通报，只是希望老领导邓拓要有思想准备，能沉住气。

 江青与文艺界二三事
   
   我见过江青与周总理争执，争得脸红耳赤。江青对我们说过：“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但我们有时意见不同……”在我们眼里，江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们当时就听说，当年在延安时，周总理是支持江青与毛主席结婚的。
   
   到人民大会堂开国务院会议，吃工作午餐不用交粮票。而到钓鱼台开会，江青要让我们交钱、交粮票，不许揩国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认真。
   
   京剧老演员裘盛戎老向只有几十元工资的青年人借钱，钱数积起来变得很大。江青知道后替年轻人焦急，要裘自己去还这些钱。
   
   当时京剧名师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让他去当教员，有改善、保护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见我，就问：“让我当教员，你知道吗？”我说：“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对此事很认真，一直惦记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压力大，有点失忆。开会时，江青问：“李少春同志怎么样？”浩亮说：“现在好一些，记忆好一点。”我把李少春跟我说的话转述一遍，说：“他有顾虑，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听很激动，动情地说：“你跟他关系密切，多做工作，对他的病情有好处。”我们就去找他，多方鼓励他。
   
   后来李少春病危，住进积水潭医院。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青，她说：“你什么时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问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当天下午就去了医院，李少春爱人侯玉兰守在那里。李少春已处于弥留之际，我握住他的手，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我小声地告诉他江青慰问的话语。他弥留了三天，在场的医生告我，他还是有下意识的反应，还有一种直感。
   
   裘盛戎等名师由于历史原因有抽大烟的习惯，“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诉江青，请求帮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议由医生控制，少量使用，让他上台演出，同时慢慢戒掉。她说：“这是旧社会给他带来恶习，要劝他改正。他是国宝，应该好好保护。”
   
   运动前，江青曾对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见，严寄洲没改动。江青就批评他固执己见，“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结果运动中江青的话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认为这样处理不好。1974年我管电影，江青找我：“庆裳，给你说一事，严寄洲给我来过一封信，很诚恳，说好几年没工作，想发挥点作用，闷得慌。文革中整得他厉害，有人利用我随便说的话，折腾他不轻，弄得我现在很困难。你去一趟八一厂，不要提我，怕八一厂又有人折腾。你出面保他，让他出来工作，他有这个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后给我回电话，不顺利的话，我再给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厂开座谈会，演员王心刚、张勇手、李炎，总政陈亚丁等都来了。我问八一厂创作情况，顺便抽空问到：“严寄洲同志情况怎么样？”陈亚丁说：“群众冲击厉害，压力大，靠边站，情绪消沉。”我又问，身体如何？他们说不错。我说：“事物是一分为二，他是有错误，但也是对电影工作有贡献的人，长期不工作，对八一厂是损失。身体挺好，应该早一点让这个同志出来工作，你们看有否困难？”陈亚丁听了觉得惊讶，他也明白这不单单是我的意见。王心刚事后告诉我，已向严寄洲转达，他流了眼泪，表示要做贡献。第二天严就出来工作了。
   
   1977年严寄洲在报纸上刊登大文章，揭发江青怎么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实有一段江青对他的导演工作还是过问了，力所能及地关心过。
   
   毛主席冲江青发雷霆大火
   
   江青爱发脾气，脾气确实很暴，但发错了，就检讨。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来钓鱼台17楼江青处的服务员，我们俩闲聊，她说，江青爱发火，碰到难处理的事就焦急，发火厉害，但有时过几天她又会说自己脾气不好，请人原谅。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诉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娄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江青是内行，懂戏。看了戏后她会有所准备，拿着提纲提意见，说：“昨晚一夜没睡好，想戏的问题，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请你们考虑……”或者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你们自己研究……”《红色娘子军》里的“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是我和演通信员的小彭一起编排的。
   
   “曾担任过《红色娘子军》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戏？”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害闻一多的行动，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白说过对父亲怀念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军代表揭发她反对现代戏，曾说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运动一来就上纲，江青就让她到干校锻炼，喂猪，条件艰苦。我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一开始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后来过了一段又问：“她认识如何？”我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我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我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我又说：“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
   
   江青提出艺术上要出新，戏剧内容不改变，就没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经做过秘密调查，看看旧京剧的演出情况，比如就调查过谭元寿上演的情况，查看观众到底有多少，她做过一番计算。当然，江青做样板戏是有政治目的，为“文革”造舆论。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里面偶遇过江青。秦城有四个大院子，彼此放风时间不同，关在里面的人平常是见不着的。有一次我在走廊里碰到江青，她看着我，颇觉意外，但双方都没开口说话，各走各的路。她当时已显老态，走路慢，反应也慢。我估计是监狱方面时间掌握错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这样相见。我算一下，这样碰巧撞上起码有两次。
   
   心情郁闷的迟群
   
   秦城分几个监区，各自的院子很大，种了不少果树，空气不错，我们可以在自己所属的院子里面跑跑步。在那个时节，我们能见到黄永胜，他当时身体已不太好，拿一个凳子，走一圈就坐一会儿。以前我们认识，但此时不能说话，只能彼此点点头。
   
   在秦城里面，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经常与公安人员吵。我们说过：“那头不安静。”后来听说戚要出去了，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到年头，回家了，到上海图书馆当历史组副组长……”
   
   我跟迟群在一起的时间较长，能聊得来。监狱负责人有一次问我们，是否希望种一点地？我说：“愿意。”这只是象征性的劳动锻炼，我和迟群两人都是农家出身，对种地感兴趣。我们就要了三小块地，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块种西红柿，一块种花生，另一块种白薯。我们挖地浇水浇粪，两个卫兵也帮我们干，干得也挺多，他们在部队里都是连级干部，大都是连长、指导员，二十七八岁。收获的东西归我们，西红柿随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卫兵却不敢吃。我们说：“吃吧，我们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们说：“真的不让吃，会受批评的……”结果就把多余的西红柿送到伙房。我们想吃花生，就让伙房炒。自己种自己吃，也算一种消愁解闷的方式。
   
   迟群出来后跟爱人复婚，我去他家，他爱人爱唠叨，不断地说跟着受罪，吃了那么多苦头。唉，说这种话还有什么意义，心里很烦，迟群和我心里何尝不是那么想。我们俩聊天，我多劝他宽心，想开一点。
   
   那一年，迟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龄买断，但爱人的工龄算数，组织上却说找不到他的档案，无法让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档案，买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几万元。他当时生活待遇不好，省下这笔费用对他很重要。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互相推脱，他只好到八三四一部队、教育部、清华大学来回找他的档案，不得结果。他说，战争年代自己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给开个证明？
   
   很长时间他心情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给中央写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上面予以帮助。刚写了“江泽民同志并转党中央……”几个字，就一头趴倒在桌上，是严重的脑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时候，八三四一部队的人说找到他的档案了。
   
   到八宝山送别时，仪式简单，来的人不多，看到迟群最后的样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清华大学的老教授特意来送他，说明清华还是有教师记住他曾经做过的事。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中、洋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作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们当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而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资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1.9万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5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一青编辑

（2015/04/20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