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作曲纪念林昭《自由无价》（视频）
     2015年4月29日，一年一度的纪念林昭活动，是因说真话被中国当局枪毙了的“自由女神”林昭的忌日，全国各地的访民、异议人士，又在开始筹备纪念林昭活动，纷纷准备前往苏州林昭的墓地为林昭扫墓。
    
     有网友将林昭的《自由无价》谱曲并演唱，博讯记者将历年来纪念林昭的图片汇集做成视频，作为为林昭扫墓的“序曲”。
    
     林昭是上个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女大学生。她后来由于参与编辑一份地下刊物而被以反革命罪名关押8年，其间写出20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足36岁。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公民每年都会前往林昭墓地为他扫墓，但当局想尽一切办法破坏，今年，这些扫墓者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本网将持续关注！
    XXX《自由无价》
    
    

一个被冤杀的林昭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每年来自全国的公知、律师、作家、网友和基督徒一步步走近你，去祭奠一个巾帼自由英雄、一个伟大而不朽的中国灵魂！一个被冤杀的亡灵正一声声向我们诉说：“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判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1968年4月29日，36岁的北大学生、诗人、右派、基督徒林昭在上海龙华机场被秘密杀害。“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林昭的北大同学，也是惟一探望狱中林昭的人）
    
    1968年5月1日下午2时左右，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2楼，一个公安在楼下呼叫：“许宪民（林昭母亲）有吗？林昭家属？”林昭妹妹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交五分钱子弹费。”
    
    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宣布林昭无罪。
    
    中华民族自古真正切实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定期祭奠死去的亲人、先烈与朋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1949年建政后，大陆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和平年代被冤杀？被饿死？！尽管有拿着高薪的摇尾马屁党人极尽全力在掩盖与美化他们的荒唐作为并否定前人的历史，但正如胡耀邦所言：“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林昭，1931年12月16日（见《林昭传》作者赵锐《林昭年谱》）生于苏州，1946年15岁的彭令昭在苏州华关中学（一说萃英中学）读高一。林昭与同学陆震华、陆咸、杨彦蘋等创办了“大地图书馆”，开始以笔名“林昭”写作。1950年5月19岁的林昭于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林昭志愿去农村参加土改运动。8月，与同学吴萱如在吴县木渎作长诗《望穿眼睛到今朝》。1954年23岁的林昭，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因所谓“大逆不道”的言论被打成右派，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饱受摧残，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50万，而是50万的6倍以上！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而令人震惊的是，甘肃省酒泉市“夹边沟知识分子死亡集中营”因饥荒严寒发生吃人事件：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1952年回国，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其妻留美生顾晓颖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林场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饿死2600多人，活着出去的只有三四百人。惨烈空前，罄竹难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反右运动堪称史上最大的一次知识分子大灭绝！（参见《社会能见度：重访夹边沟林场》《夹边沟记事》）
    
    一句迟到的“平反昭雪”毁掉了多少人的青春、爱情、家庭与生命？！人死不能复生，一切不可挽回。祭奠冤死的亡灵，避免重蹈覆辙，后人责无旁贷。
    
    狱中血书里林昭说：“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上海提篮桥监狱，林昭因坚持信念、拒不认罪，不屈不挠地持续抗争受尽非人的折磨，月经期两副镣铐从未给解开过。一个曾经不被“组织”允许结婚的右派，在狱中只能带着枷锁吃饭、大小便。没有纸笔就用发卡在床单、衣服上写下18万字的血书昭示后人、启迪来者。1968年4月29日，林昭从有期徒刑20年加判为死刑。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12年后，天才诗人的预言在1980年得到应验，民众和正义已还你清白。
    
    不幸的林昭先于父母妹弟而死，一生未婚、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万幸的林昭已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永生，每年都有很多人在北京“铁玫瑰园”和苏州木渎灵岩山安息公墓祭奠你。你的铜质雕像早晚要屹立在北大的校园里！
    
    今年4月下旬，笔者住地的国保与片警曾登门警告我，不要去苏州祭奠林昭。此前两年林昭殉难日我都去灵岩山祭奠的，2012年4月28日湖南朱承志先生在苏州平江路派出所被警方以检查身份证为由带走，其他陆续来到墓地祭奠的网友一切平安，29日上午墓地祭奠仪式虽有便衣监视，但秩序井然，一切依法合情合理地推进。
    
    因为曾经承诺要连续三年祭奠林昭，2013年林昭殉难日我必须去苏州灵岩山。赶赴苏州前曾和顾志坚先生通电话，顾先生说今年风声很紧，你最好提前两天来苏州。为了预防国保骚扰，我特地买了一个尾数为“429”的移动手机新号，我的主号早被国保非法监听。
    
    4月26日晚饭后，夜幕下我刚出小区大门便看到国保的轿车开进了我住的院子。我打车赶到朋友小滕家里把我的新手机号告诉他保存，一旦在苏州被拦截失踪就由他向当局控告要人。本来想与泰州马永国（当时在宁）结伴去苏州的，马先生的电话一直被干扰屏蔽无人接听。回到家里已是深夜近23点，国保大概早已回家睡觉了。我准备好相机、手机、身份证等必须品，开始出发。因担心钱不够打车去表弟咸家春家一同到银行取了500元，然后花50元打的去火车站。为了防止在火车站实名购票被警方劫持，我花50元黑市价（票价标注仅几元钱）买了一张去马鞍山的相当于“站台票”顺利进站，赶上一趟路过苏州的慢车补票前往。
    
    前两年4月末去林昭墓根本没人管，今年则大不相同。估计是全国统一部署的，所有祭奠林昭的名人都上了警方黑名单，几乎每个人都事先受到国保警告与阻止。火车上一夜未眠于早6点多到达苏州站，拨通顾志坚的手机，顾先生说他和苏州吴其和已被当地警方控制，要被迫去太湖小岛“旅游喝茶”。他吩咐我先坐公交车到他家附近等待，我到达留园派出所附近徘徊多时，一直没有接到顾先生的电话。上午顾先生曾委托两人与我联系，后来得知两个人却都被禁闭在单位不准出门，中午我在一家小酒馆喝着闷酒计划着。我决定一人前往灵岩山，50元左右打车到达木渎镇，下车找到一个花店编织了一个花篮并书写条幅。我本想为林昭准备几朵玫瑰的，花店女主人却说，这不合风俗，按她的意思扎了一些百合、康乃馨等花束。木渎镇离林昭墓还有好几里路程，我又打了一个黑车上山。
    
    到达灵岩山安息公墓路口，眼前一个认识的熟人也没有。上山路上有上百位警察、便衣，或许还有城管、消防员等。山腰上一个便衣问我：你上山干什么？我说我去祭奠我爹，并说我爹是国军老兵，心里暗想希望他们能网开一面。手捧鲜花独自一人登抵林昭墓全身已大汗淋漓，墓前警方多人已恭候多时。我把祭奠的花篮轻轻地放在墓碑的祭台上，我说：林昭，我来看你了······三鞠躬致敬！令人气愤的是警员居然禁止我拍照留念，反倒给我拍了照。一拳难敌众手，我只能适可而止。
    
    祭奠完毕一人顺原路走到公交站赶赴火车站，购好27日晚返宁的火车票后在大娘水饺吃晚饭。带着一身的疲惫与遗憾深夜我回到了我住的小区，心里牵挂着曾经一起祭奠林昭的朋友。我和吴其和通了电话，他说：顾志坚和他还在派出所被控制着！28日我在网上得知，泰州马永国因住店被当地警方控制由泰州警方押解回住地。后来我与“西域武僧”私信联系，他说他28日清早在林昭墓看到了我献祭的花篮。
    
    4月28至29日，苏州警方一直在堵截祭奠林昭的网友。29日上午温州陈宗瑶和安徽吴旭光在拜祭行动之后被数名警察抓捕带往藏书派出所，长沙的陈俊贤在得知消息之后前往打听情况也失去了联系。维权律师刘士辉在前往林昭墓的途中被阻止，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上午九点半左右，刘士辉在灵岩山离林昭墓500米处遭到了当局人员的殴打。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和林昭校友王书瑶也被阻止上山。最终祭奠的洪流冲破道道防线百余人顺利抵达林昭墓，其中一部分网友被抓没能参加祭奠仪式：戈觉平、吴其和、陆福康、袁雪成、顾志坚、马怀国，常熟的钱进、左毅、顾义民，昆山的李艳胜、成怀山、柴金元等人被软禁。苏州顾志坚与吴其和被“喝茶”两天有余，29日二十点十五分才获得自由，昆山李艳胜六点出来的，温州的陈宗瑶28日晚上放出来了。泰州马永国27日22点半在苏州某宾馆被抓押回泰州，29日14点解禁。朱承志24日在赶往苏州的途中率先被失踪。29日陆续总共有两百人来到林昭墓前进行了祭拜，途中很多网友遭到国保的阻挠和挑衅，一些网友被打伤，一些朋友的手机被便衣抢夺而损坏，所拍照片也被他们删除。事后陈云飞、陈士辉、孙德胜等人特地去苏州公安局举牌示威抗议！
    
    一个死去40多年的弱女子林昭竟然让当局如此胆怯、如临大敌，全国性地不折手段阻止祭奠，其所作所为不仅违法，也必将成为历史的街谈笑料！当局每年组织的纪念某某诞辰又做何解释呢？当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扯淡，难道要回到反右与文革的悲惨时代吗？社会进步与民众觉醒的浪潮是任何力量所不能阻挡的！
    
    纪念林昭，何罪之有？！暴力滥权只能自取灭亡。林昭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圣火，是一面反抗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大旗，是一座为人权而战的不朽丰碑！依法落实宪政法治是吾国吾民的唯一出路。正如林昭所言：“我们不能以暴力甚至以权力方式建立自由。”“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
    
    向多年来所有纪念林昭的勇士们致敬！你们代表着民族进步的良心。民众在觉醒，林昭不孤独。谨以此文献给不屈的中国魂林昭，八十二周年

博讯

游俄国杂感－从人类学角度看俄国和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必然性/阿谅





2015年4月28日
 
    作者：阿谅
    
    　核心提示：　为什么左比右难治？邓公说这是因为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根子很深，要纠正很不容易。这个左是什么？我认为是一些中国人骨子里的异族统治思维，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放弃这种思维方式，中国还会倒霉，而且会倒大霉。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黑格尔）
    
    我首先要强调我不从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的，宗教的角度看待俄国和中国的共产革命，因为中国还是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化培养出来的人，思维的方式是一样的，思维的角度也是固定的，包括表达也是用特定的政治哲学词汇，所以从政治，历史或宗教角度研究共产革命和发表看法，往往弄到最后一团雾水，什么结论都得不出。
    
     2015年四月我去莫斯科游玩了七天，一到莫斯科感觉环境和中国特别像，包括俄国人的神态和中国人也非常像。莫斯科很像十多年前的北京，虽然城市建设不如北京，但人的礼貌秩序比北京好。基础设施特别是莫斯科地铁给我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民用 建筑物外表则疏于保养，共公设施比较脏乱。
    
    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背后的景象
    
    我所住酒店的后面，破旧如同烂尾楼， 前面还不错
    
    
     感触比较深刻的有机场快线，这本应是莫斯科的形象工程，但火车和中国的绿皮车速度相当，火车的设计还是只重视基本功能，而忽视用户友好，车内过道门的结构非常简单，开启要用手拉，然后靠弹簧自动复位，如手中持有行李，则非常不方便，特别是对老弱病残人士尤其如此。车上有免费wifi的标志，但不论来还是回，两次乘车，车中免费wifi都不工作，这不仅使我想起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通病，凡是免费的都是不能工作的。
    
    地铁，火车站的标识很混乱，在机场的办理登机和行李托运大厅里，离港航班显示屏只有两处，从火车站出口进机入场托运大厅后，要走到很靠里才可以看到，看到以后再折返回去办理行李托运手续。
    
    俄文的斯拉夫字母与拉丁字母差别甚大，发音相同的字母只有几个，不仅有几个斯拉夫字母在拉丁文中不存在，还有些斯拉夫字母，如斯拉夫字母C,P,N , H 分别对应拉丁字母S, R , P, N，所以我带过去的英文的莫斯科地铁图几乎不能使用，跟我以前在欧洲的经验完全不同，因为在欧洲文字的拼写大体相当，基本可以猜出来。
     旅游景点，甚至博物馆也很少有英文标识，因此非常不方便，一个红场附近的博物馆，我不仅始终没弄明白是什么性质的博物馆，甚至连售票处在何处都无法找到。
    我所住酒店（相当于中国的三星级）的电梯要我大吃一惊，其操作盘非常简单，地下楼层（-1和 -2）是由1和 2按键头朝下放置的。按键里面有电磁铁，一按就会吸合，吸合后电梯开始关门，任何一次到站，所有吸合的楼层按键都会跳出来同时伴随很响的“卡”的声音，需要重新按下楼层键电梯才会关门，然后再继续运行。当电梯超载时，没有显示提醒，没有蜂鸣提醒，只有按键无法吸合。这样的电路非常简单，但根本就没有任何逻辑运算以优化交通安排，而且这种简单的控制电路，中国在1980年代就应该不用在乘客电梯上了。 电梯起动和停止都有很大的冲击感，电梯平层精度有时在70-80毫米左右。
    
    所住酒店电梯操作盘
    
     我在英国学过一门《新产品发展》的课程， 特别讲日本人的方法-“质量功能分布（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这种方法广泛地用于制造业，我认为也可以用在国家治理上。
    因为质量和功能要花费工程资源，如何平衡质量和功能的关系是产品研发的关键。 比如日本的汽车大部分部件寿命相当，在车辆使用寿命到了后，发动机等部件基本没有再利用的价值。而德国汽车即使到了使用期限以后，其发动机种状态还可能非常好，这种就是过度使用工程资源，所日本汽车一定是同等价钱的情况下比欧美的汽车在配置上要高一个档次。质量功能分布 其核心是如何对待用户， 日本人将就把用户当外国人，原因是与外国人交流困难，就是尽可能使产品可靠易用以取悦用户，产品可能很复杂，但操作非常简单。我当年延伸一下：俄国人则把用户当成产品的一部分，其产品设计哲学体现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其产品特征是：“傻，大，黑，粗 ”，尽管便宜，皮实，然而操作困难，用户体验差，有些要经过特殊训练才可熟练掌握。其军事准装备尤其以数量取代质量，以威力取代精度。
    俄国的工业无法精细化，除了军工产品有些可取之处，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民用产品基本都粗糙不堪，在俄军博物馆里，一些二战时高级将领甚至于元帅的佩枪和军刀也都粗糙简陋，而对应的德军的步兵武器都堪称工艺品，更不用说将校级军官的佩枪，配剑了。
     所以我认为俄国不会开放其市场给西方国家，如果像中国一样开放市场，其本土工业将会完全地被外国公司取代。而中国则不同，中国人可以掌握复杂技术，并生产出比较精细的工业产品，如目前中国在低端和中端 工业上全面赶超欧美，也逐步向高端制造业渗透，甚至于军用飞机的制造也已经具备相当水平。
    所以一个国家能否经济现代化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掌握复杂技术，生产出精细的民用产品。
    
    我认为民主的本质是有效自治，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1。具不具备自治的能力。 2。是否被允许自治。
    是否具备自治能力取决于：第一是能够掌握复杂技术的能力； 第二是具备理性思维的能力，所谓理性是指人伦天理，不是数理逻辑，比如普世价值就是理性，执政者要有高尚公平的情操，如此国家才能进入和平-理性-发展的良性循环。
    
    什么情况下不允许自治？
    第一：异族统治下不会允许自治；第二：异族思想统治下也不可能有效自治。
    
    以下有5个例子可以说明什么是有效自治：
    1．张作霖说：“谁不选我，我的枪子(子弹)就选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恶性火灾事故，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其中提到有人在火灾发生时喊道“让领导先走，同学们不要动”，引发轩然大波。此后，“让领导先走”几乎成了此次灾难的代名词。
    3．据新华社巴格达2002年10月16日电：在15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以100％的全票再次连任，任期为7年。
    4．中国某一线城市周边农村民主选举村长，这个村子由于土地开发，家家户户都有几百万的房产或财产，然而当村长候选人以一张选票5万元贿选时，结果村民无一例外都投票给出钱最多的人， 村民们也知道，新的村长上台后，一定会变本加利把贿选的钱捞回来，但你不选他，别人会选他，所以大家只好都选他。（无时无刻的囚徒困境）
    5．当泰坦尼克号面临沉船，救生艇不够，男人们让女人和孩子先走。
    对于这一点在网上，有中国人写道：“为啥要让女人先走弄不明白？让孩子先走明白，孩子毕竟是祖国的未来吗。至于男人,活下去,无论卖苦力也好,发展科技也好,似乎智商略高于女人,对社会的贡献也略大于女人。论生而平等论,似乎男人和女人应一视同仁，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而且那些船员为了让女人先走,甚至开枪打死了好多男人.若是事实,虽然他开枪打死了好多男人,但这些男人无论怎么也是死,可能会疯了一样冲上去先干掉他,再将女人掀翻,自己跳上船走的。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估计是这样的了。”
    泰坦尼克号的让女人和孩子先走是民主，中国人的不理解的根源是中国人是被异族异化的人群，中国是异族思想统治的国家。在一个单一民族之内，危难时发生这样的“让女人和孩子先走”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就如同一个夫妻恩爱的家庭，当整个家庭面临生死抉择时，丈夫一定会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的孩子和妻子， 如果这个男人不顾妻子和孩子的安危，而争先逃命的话，这个人在社会上也将不为社会所容，必将身败名裂，为人所不齿。
    所以有人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船坚炮利，你只需要看他们如何对待妇女和孩子就知道了，孩子在这样的国家成长起来，爱他们的国家，回报社会，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所以异族统治和异族思想统治的国家无法民主化或正常化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拥有权力里的人，或占居主导地位的人只会制定对自己或自己族群，或利益集团有利的规则，所以大清国君主立宪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满族是少数民族对汉族农耕民族的异族统治，汉族人民如果要宪政，除了推翻满清异族统治没有别的路可走。
    
     目前世界上能够民主化的高度文明的国家都是历史上的农耕民族国家，如西欧，或农耕民族的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奥大利亚和新西兰。农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会越细，掌握复杂技术的能力也就越强，文明程度也越高，现代化程度也越高。
    凡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民主化或现代化的。有的国家由于拥有石油，本身非常富裕，但都基本没有自己的工业，首先不具备掌握复杂技术的能力，其次不能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排斥主流文明，思想极端化，原教旨主义盛行，无法在思想意识上实现现代化。
    
     历史上凡长期被游牧民族统治过的农耕民族国家，如中国，俄罗斯都无法民主化和正常化。
     目前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家一定是历史上从没有被游牧民族统治过的农耕民族国家，民族血统越纯洁，其现代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越高，比如英国和日本，因为它们是岛国，有游牧民族无法跨越的天堑，因此历史上从未被游牧民族统治过或征服过。
    农耕民族由于定居在气候，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文明，这种文化就是注重生产，讲究逻辑，遵守理性（天理人伦），社会制度严谨有序。中国在被蒙古人征服前，基本上是这样的，比如宋朝的理学就很发达。但在冷兵器时代，从来都是野蛮征服文明，孔孟之道不敌快马弯刀。所以华夏民族的文明实际上宋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游牧民族由于是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內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草原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的发展。所以游牧民族的本性是不事生产制造，依靠掠夺农耕民族来增加财富，靠军事扩张，以暴力增加领土。特别当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时，其统治方式必然会以剥夺生命，惩罚肉体，贫民，愚民，辱民的方式进行，同时在农耕民族内部制造仇恨等，以杀戮，饥饿，恐怖，欺骗等“做减法”的方式来进行统治，是对人类文明的大破坏。
    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
    今天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称清朝是中国王朝，可惜人家清朝统治者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慈禧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 ”，“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雍正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出身满洲贵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满洲统治者，完全是一幅外族殖民者的姿态。我国现在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全名叫《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
     因此满清时中国根本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而是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完全的集权专制殖民地，晚清的所有改革必然失败， 晚清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统治，满清的军队 -满人八旗军和汉人绿营军是满族的皇家军队，是用来维护满清政权的“维稳”军队而不是用于国防的国家军队，所以一遇外战，必一触即溃。光绪皇帝欲改八旗军和绿营军为国防军，或裁撤八旗军或绿营军建立新式国防军（戊戌变法的内容之一），必然以失败告终。所以汉人指望满清朝廷实行君主立宪无异于与虎谋皮。

所以中国人要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汉民族同化了少数民族，而是少数民族异化了汉民族。
     当英国军队在广东同清军作战时，每当清军被英军炮火击中的时候，远处观战的汉族老百姓欢声雷动。

原载《看历史》杂志2010年11月刊：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疍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为什么共产革命在俄国和中国会取得成功？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用逆向思维方式来思考，与共产革命相对立的是民主化和现代化，什么国家能够完成近代化的转型？
    俄国和中国都是历史上长期被游牧民族残酷统治过的国家，已经成为异化的农耕民族，但这样的民族具备掌握复杂技术的能力，即具备逻辑思维，而不具备理性思维能力，也不具备形成民主制度的理性和高尚的情操，进而走向更高文明的可能。俄国和中国被赤化是这两个国家现代化转型失败的必然结果。
    
     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我认为明治维新并不复杂，但大清国做不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做不到。
    明治维新的三大特点：
    1. 教育的重视 ─ 教育上他们引进西式的课程与制度，设立西式学校，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掀起学习的热潮，人民思想与观念上逐渐导向现代化；而且日本注重教育的普及， 1906年，日本的义务教育时间发展到了6年。1910年，日本95%以上的男性，90%以上的女性都接受过教育。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帝国大学国立大学的许多学科和诸多领域都短时间内全盘西化，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当时的穆斯林国家（也是游牧民族）和中国清朝（异族统治）则抵触引进外国技术和制度。
    2. 文化的独立 ─ 他们引入众多近代西洋文明，尤其是现代社会典章制度（理性）与科技（逻辑），翻译大量的西洋书籍著作（哲学），为此并创造许多必要的新名词，使日本人用日文就能快速吸收西洋的知识与技术，同时又维持文化的独立性，而不同于印度采用英语作官方语言，也不采用中国如教会学校和用英文授课的所谓双语教育。
    3. 人才的活用 ─ 在接受新时代教育的人才成熟之前，维新政府运用前幕府时代已经受过教育的人员，起用各「籓」组织结构上类似官僚的优秀武士，把这些本质上是世袭军人的阶层转化成实业家、官僚及学者，同时也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新事务，使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走入「文明开化」。
    　日本明治维新后(1868年)不到30年就打败了大清国(1894年)，不到40年打败了俄国 (1904年)这说明近代以来，30年时间可以使一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个小小岛国击败了两个超级大国。 19世纪后期，中国就像日本的一面镜子，日本人从镜子中看清了自己的面目，认认真真地洗心革面。明治维新之父福泽渝吉从镜子中也看清了洋务运动的弊病和“中体西用”式变法的末路，无奈地感叹道：“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他的心愿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了，他对中国的预言在他逝世后十年果真应验。”
    
     共产主义理论是犹太民族包装的游牧民族的异族统治理论， 列宁说：“真正的党员流的是犹太人的血!” 如在十月革命开始的时候，因为沙皇对犹太人的暴政，所以犹太人都加入了红军，以至于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场犹太人的革命，列宁本身有1/4的犹太血统，还有蒙古血统。犹太人是失去故土祖国的一个民族，由于坚持信奉自己的宗教，且犹太人多生活在自己的社区而孤立于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不认同居住国，另外犹太人经商放高利贷，掌握巨大财富，却很少承担社会责任，拒绝履行社会义务，所以他们被其它民族所排斥，每当社会动荡，往往被当作替罪羊。因而他们就否认民族性而宣扬阶级性，以此来颠覆欧洲的民族国家，最终招致其他农耕民族的痛恨和排斥。
    
     我很认同如下观点：“苏联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虽然是俄罗斯人，但是苏联这个国家其实不是俄罗斯人建立，而是由外族人建立起来的，特别是犹太人，在苏联这个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不光是在建立苏联这个国家，近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犹太人也一直起着首要作用，因为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民族，便利用共产主义这一学说提出“无产者无祖国“的观点，马克思不说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头子拉萨尔是犹太人，革命家卢森堡是犹太人，俄国第一个宣扬无产阶级观点的普列汉诺夫的妻子是犹太人，全俄肃反委员会头子捷尔仁斯基是犹太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是犹太人，列宁的曾祖父是犹太人（注：应该是外祖父是犹太人），站俄国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二的犹太人在俄共中央委员会成员总竟占到一半以上，斯达林的秘密警察骨干也多数是犹太人，国家政治局也有超过半数是犹太人。　另外苏共前领导人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也不是俄罗斯族。
    　　所以说1945年以前的苏联其实是一个政权保持在犹太人手里（而不是保持在俄罗斯人手里）的国家，30年代，大量的犹太共产主义分子披着苏共的外衣钻进人民内务部，进行疯狂的罪恶活动，30年代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中死亡，被迫害的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工农群众其实都是犹太人暴行的牺牲品，现在的人都认为苏联30年代大饥荒，大清洗是斯达林对苏联人民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犯罪，其实不是，苏联的大饥荒，大清洗是苏联犹太人对苏联其他民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种族迫害罪行。”马克思主义这么好，为什么以色列不用？！为什么犹太人不在以色列搞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和中国共产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内在的游牧民族-中国人里的B型血
    -以下来自互联网，我完全认同，可以代表我的观点（对我不认同的地方有删节，但对原文无改动），感谢作者， 作者不详：
    “1901年，维也纳大学助教卡尔•兰德斯坦纳先生首先发现了ABO血型系统。 1930年，他获得诺贝尔奖。
    血型包括人的体质类型和性格类型，因最初是在血液裡发现的，故命名為血型，这也导致许多人误认為血型只是血液的类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8年），在波兰出生的德国遗传学者L.海路休弗洛特夫妇，调查了16个国家的8500名士兵的血型，发现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血型分佈有很大差异。他们依据这一调查结果写成了一份震惊世界的学术报告。从此，人们开始认识到：各个国家的人和民族的特徵也与血型的分佈有关。
    目前，关於世界各地血型分佈率的调查正在逐步进行。利用血型对人的行為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研究者，只要对一定数量的血型组进行对比观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血型与性格的重要关係，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科学现象。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特徵，是由每个人的性格集合而成的。血型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性格特徵有一种巨大的潜在作用，这是无疑的。看来可以说，血型是左右人类歷史和世界风云的巨大能动因素之一。

　　　根据《人类血型遗传学》中的调查，中国大陆各民族ABO血型比率是A占27.9%，B型占29.2%，O型占34.4%，AB型占8.5% 。

从北朝鲜到北非,从蒙古到印度,有一条B型血比例很高的地带,叫,游牧民族带,蒙古族,满族的B型血比例都相当高,达到40%。中国是以OB血型为主体的国家。其血型分布在中国大陆的特点是：从北向南方向，B型基因频率逐渐下降，而O型基因频率升高；云贵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A型 基因频率升高。中国各地区ABO血型分布可以归结为四个组。第一组中除海南岛之外均为中国北方省，B型基因频率较其它地区高；第二组为云贵川和长江流域， A基因频率较其它地区高；第三组为两广、福建和台湾，O型基因频率较其它地区高。
    　
    下面是中国部分省血型分布数据，以下数据来自网络，权威性有待确认，但我查过维基百科，多组数据与下面数据略有差异，我认为不足以对真实性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认为比较可信的。（博讯编者按：此处数据略去）
    
    欧洲社会至今仍然是A型+O型社会，与日本相比，O型的比例要高一些。美国O型占46%，A型占40%；英国O型占47%，A型占42%。美国人崇尚自我意志、竞争和坦率等等，多与这种O型气质有关。

　 　日本是A型为主的国家，但它又与欧美不同，B型和AB型占有相当比例，给A型中心社会以影响。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如果A型掌握主导权，那么B型和AB 即使在同样的A型+O型的社会中，也会表现为强烈的集团归属感、重视原则、抑制个性、尊重规律、富于牺牲精神和坚持不懈等A型品质。
    　　欧美以A型居多的国家是德国，A型占45%，O型占41%的德国人，其踏实、精细和周密的国民性与日本人的确非常相近。完美主义和对集团规范一丝不苟的A型社会，极易产生独裁者，为了所属集团的利益，甚至不惜采取残暴的行为。
    　　纳粹对犹太人的虐杀和日本兵在中国大陆的暴行，都清楚地表明了A型社会一旦走入歧途时的可怕景象。

　　A型的特性如果向良性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又是最有利的。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迅速上升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实力国家，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亚洲的特征是B型为主。印度、中亚、蒙古、中国北部、东北部和北朝鲜等，B型均占30―40%，有的地方甚至超过50%。
    　　西方与东方的差别与B型的多少是有关系的，可以说是A型+O型社会和B型+O型社会的差别。
    　 　以印度为发源地、 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是B型民族，正如从吉普赛人和蒙古民族身上所看到的，B型民族活动范围广大，喜欢四处漂泊迁徙，这同强调安定的A型+O型民族恰 成鲜明对照。之所以没有单一的B型国家或B型+O型国家，可能就是因为B型天性善于四处闯荡，并一视同仁地和其他种族混血。B型为主体的民族缺乏团结一致的行动、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是阻碍亚洲成为最发达地区的原因之一。
    
    汉族原来也是以A型血比例很高的民族,以B型血为主 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所造成混血,使现在华北一带的B型血比例很高,
    　　现在中国A型血比例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的华中地区和长江流域,上海、湖南、江西、四川是中国A型血比例最高的地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是唯一一个基本现代化的，土耳其 33（O）; 45% (A); 15% （B） 7% (AB), 土耳其的A性高达45%, 所以伊斯兰教不是阿拉伯国家无法现代化的原因，这样被广泛信仰的宗教，理性的人从中就会看到理性，极端份子就会看到极端思想。
    

　　真正的汉族是农耕民族血型结构,是以A型血为主的A+O型社会. B型血是游牧民族血型,B型气质的人比较懒惰,散漫,缺乏时间观念, A型和O型细致. 所以在农耕国家，特别是向工业化转换过程中，B型血者多数必无法适应，最容易沦为农村和城市的流氓无产者。所以在马克思犹太人理论煽动下最容易被煽动成为激进的的革命份子。

中国和俄国恰恰有巨大B型人口，巨大B型人口是俄国和中国共产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二。

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运由B型主导
    有文章显示，希特勒是AB型， 我认为希特勒是A型，所以太极端，而且纳粹种族学家宣扬A型和O型是优秀的日耳曼民族的血型，而B型是劣等民族的血型，所以希特勒不可能是AB型，AB型是一个矛盾体，是情绪驱动型。相反我认为马克思应该是B型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根本就是感性的产物-狂人的梦呓，本身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清国时，直到1840年，中国的GDP还是世界第一， 中国现在GDP号称世界第二，中国的上层建筑能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吗？能同300年前的英国相比吗？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他难道看不出中国是异族统治的殖民地，根本就不是什么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根本上就否定了天理人伦的存在，试问感情是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不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东西？都不是东西？都是唯心的，都是应该批判的！
     有文章显示斯大林，毛泽东是B型血，周恩来是AB型。通过我个人对血型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可信的，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时间和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的土改，我认为充分体现出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掠夺性的残害。土改毁掉了中国农村两千多年形成的宗法社会结构（清朝时中国农村是自治的， 政府是不干预的），反右运动摧残了A型知识份子的理性，大饥荒是对以A和O 型为主的中国农民的种族清洗，文革则是对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明的一场浩劫。在毛独裁统治期间, 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高世无前例，有8千万之说，其残暴指数远远超过蒙古人，因为蒙古人统治中国总共97年，包括征服中国过程中一共才杀了8000万汉人！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暴君都应该是B型, 华夏民族是父系社会，在血统上不像其欧洲民族那样讲究，从春秋战国就应该有同胡人混血的可能， 那时的B型主要来自母系。而欧洲很少与异族或异教徒通婚。 俄国B型血多，主要是匈奴人，蒙古人强加给斯拉夫女人的， B型主要来自父系。 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炀帝，明太祖等等应该是B型，元朝的蒙古皇帝基本可以断定是B 型 ，还有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种杀人魔王应当也是B型。 而开国明君则多是O型，如唐太宗，宋高祖 。爱民的君主如汉文帝，汉景帝，包括崇祯帝应该是A型，崇祯帝应该是极端的A 型。
    
    中国历史上凡由B型或游牧民族主导的社会，必民不聊生。
    中国的土匪现象，欧洲没有，日本也没有，这也很值得注意，我认为这些土匪也多是为中国农村所不容的B型。欧洲和日本有黑社会，他们与中国的会党很像，会党是不脱离社会的，是民间在政府之外的一种互助组织，不同于土匪。
    
     我认为A型是理性思维，O型是逻辑思维，B型是感性思维，然而文盲都是感性思维，所以各种思维方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教育会提升思维的水平，经验技术是感性的，科学是逻辑的，哲学和神学是理性的，通过学习真正的哲学和神学，任何血型的人都可以具备理性思维能力，除非异族统治采用愚民政策，输灌一些非理性极端思想，比如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思想。在极端意识形态或极端宗教理论的煽动下O型和A型也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比如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在二战中犯下暴行。
     据说毛泽东书房里的书没有一本是能够立起来的（都是线装古书），他开设的帽子工厂制造出千奇百怪的各种帽子，什么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516份子，各式各样的反党集团，想象力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他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中，所编制罗列的各种罪证毫无逻辑可言。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被他彻底摧毁。在他的统治下，和平时期竟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单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摘自《叶剑英选集》，作者：叶剑英，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1日，本文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B型接近30％左右，这个国家和地区就不能有效治理。而中国是B型最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东北，东北不论工业基础，自然条件，还是人力资源都是中国最好的。 辽宁省计划经济时代被称之为“辽老大”，但东北直到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缓慢的地区去之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要求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导致东北沦陷，此时蒋公令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张却弃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40万人退入关内。（汪精卫前去劝张同日本人打一仗，张竟然说：“玉可以碎，瓦不能碎”）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关於这场事变，全世界都感到匪夷所思——為什麼2万日本关东军7个小时就打跑了30万中国东北军及15万警察、民团、佔领了瀋阳？东北军260多架德国战斗机，3000多门大砲，1万多支步枪，5800挺机枪，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手裡？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将军在东北不抗日，在华北不抗日，到了西北后方，竟然开始抗日了。-这种人都是中国的内在敌人，张将军应该也是B型。
    而以A型为主的四川，深处大后方，远离抗日前线，抗战时期，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八年抗战中, 中国军队总伤亡三百二十一万人，而在和平时期，大饥荒四川被饿死的农民超过1千万，同样居全国之冠！）
    中国人里，我最喜欢四川人，感觉四川人坚毅而平和，去过一次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四川。
    
    
    
    
    俄罗斯卫国战争博物馆里，中国的武汉保卫战特展（又是八路军，新四军顽强杀敌， 有大量的毛泽东的照片，蒋公的照片只有一张还是远景，给人感觉在苏联援华空军的帮助下，在共产党的建议指导下“中国军队”才能取得的伟大胜利）
    
    “苏联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这些照片在互联网上找不到，弄虚作假到国外，中国的主办者大概也羞于把这些认贼作父糊弄老毛子的东西直面展示给中国人吧。
    
    
    网文：
    回忆抗战，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患难中的朋友——美国。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站在中国一边，颂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抗争并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
    1938年6月，美国政府谴责日本对中国平民的轰炸，劝阻向用飞机轰炸平民的地区出售美国飞机。
    1939年7月27日，美国政府宣告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商约，从而消除了对日禁运的法律障碍。蒋介石闻讯立即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表示称赞和感谢。
    1940年7月，美国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废钢铁，对日本禁运扩大到一切武器弹药、军事装备、飞机零件、光学仪器、金属加工机械和各种战略物资。
    1941年3月，美国明确宣布将无条件地全面援助中国，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
    4月13日，苏联背信弃义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向日本承诺“保证尊重‘满洲国’（指日军侵占的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损害中国主权，停止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得以放手进攻中国。
    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接见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美国早在1933年1月就通告世界各国不承认伪满洲国），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
    4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
    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对日本不啻沉重一击（当时日本98%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
    同日，陈纳德将军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后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至抗战结束，第14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毙日军66000多人，有效地支援了国军陆军的作战，并出动900多架次轰炸日本本土）正式成立，参加中国对日空战。
    
    -俄罗斯卫国战争博物馆里，中国的武汉保卫战特展图片
    
     苏联对日宣战是对中国的趁火打劫，苏联对日作战只有一个星期，中国则打了14年，把这种丰功伟绩恬着脸送给俄国，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行为， 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么愚蠢，这么混帐的民族吗？！世界有没有第二个国家，会对苏联感恩戴德？
    -1945年8月8日晚， 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忠于同盟国义务，宣布从此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1945年8月15日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
    
     一张要我为之动容的照片 （来自网络）
    
     （俄罗斯卫国战争博物馆里，一俄国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很友好地用英文问我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用英文回答我是中国人，她不说话了。 对武汉保卫战特展，我的感慨是：值得敬重的敌人，不值得尊重的的盟友，异常丑陋的表演！）
    ‎B型适合做生意，艺术，文艺，文学，当演员等非生产性工作，写诗，写小说是把好手。 也适合做创意产业，我认为马云和马化腾应该是B型, 如果能够证实，这将是非常好的例子，说明在现代多元社会里B型血一样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如果是误判，哪只能说是个遗憾。我研究这东西可能对B型是个冒犯，所以我要特别加以说明：一个多元社会里，各民族高度融合，各种民族各血型应该可以和睦相处，政治的本意是妥协，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游牧民族的特征之一，一旦处于被动地位，就巧言令色，高举爱国，民主，自由的旗帜，以无辜受害者的面目，争取广泛的同情， 而一旦处于主导地位就绝对不能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对反对派，甚至异议者一定取斩尽杀绝的办法， 结果是整个民族一起完蛋，这是中国的当政者应该绝对避免的和防止的，因为最后灾难会经历到每个人身上，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最终变成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三人，苏联元帅中的五人只剩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人(因為此两人能力平庸)。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也效仿斯大林对国内实施政治清洗(大镇压)。
     现在对于中国，关键的是能否抛开意识形态，由哪种血型主导社会的问题。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做这种研究一是自己兴趣所在，二是我希望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一点思考。
    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韩国，特别是北韩的B型非常高，约35％. 所以我以前看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对里面朝鲜人自相残杀非常不解，那时朝鲜劳动党统治北韩不过5-6年，洗脑也不会那么快啊！通过查询资料，当时确有此事。当北韩进攻南韩时，南韩撤退前杀了10多万共产党嫌疑，后来美国银川登陆，北韩撤退，又杀了16万他们认为的敌对份子。韩国是个非常单一的民族？什么样的仇恨要一个单一民族这样互相残杀？如果从人类学角度，北朝鲜和韩国就完全符合我所说的两个特征，一是农耕民族。二是历史上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异族统治。南韩现在基本上是民主化和现代化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美国的托管，还有朝鲜半岛被日本统治过，如同中国的台湾，所以尽管这两个地区B型血比例很高，但社会基本是A型社会。日本有20%的B型，所以日本社会中变态的行为很多。韩国有很多现象也很奇特，如同很多中国人把成吉思汗当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一样，一些韩国人试图把中国历史当成韩国史。现在的北韩完全是一个B型国家，没有饿死的的朝鲜人，痛哭流涕地说：“多亏了金将军我们才们没有饿死！”还有小学课本里，慈父般的领袖，神勇无敌，用步枪一枪击落美国飞机，有网上信息显示-甚至于用石子击落美国间谍卫星，击沉美国军舰。无理性，无逻辑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10日在北师大视察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古希腊医学家发现血型对人格会有影响，并问陪同他视察的校长董奇，其具体影响何在。 很欣喜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习总注意到了血型与性格的问题。
    我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我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对心理学尤其对精神分析产生浓厚兴趣，我还自创一套字迹分析的技术，因为从字迹的结构，力度，笔势，灵活程度基本可以准确地分析出书写者的性格，甚至于推测出书写者的家庭情况，比如父母的情况和兄弟姐妹的情况，我试图从字迹中分析血型，但基本不能成功，所以我认为血型不是性格的决定因数，性格是由于生长环境决定的，而且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我通过对一些历史名人的字迹分析，比如蒋介石先生的字迹， 我觉得蒋公刚正威武，所以我从不相信大陆官方对现代历史名人的评价。
    我通过多年的观察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大学同学，因为他们来自18个省所以比较能全面反映特点而不受某一地区文化的影响，
    我认为在感情上：
    A型喜欢B型，B喜欢AB，AB喜欢O，O喜欢A。
    AB型有A和B的个性，但是很矛盾，外表看起来浪漫，安静，其实内心波涛滚滚。因为B感性，所以B喜欢AB。
    O型，有魄力，自主，凡事往好处想，自信，勇敢-无知无畏，最直白的个性，但不抗诱惑，O型的优点是公平，宽厚，特别能团结人，因为直白，所以判断力好，很善于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是AB型最向往的，所以AB喜欢O型。
    A型深谋远虑，坚韧，忍耐，凡事往坏处想，这是年轻的O型不具备的，所以O喜欢A。 A善于发展完善，不善于开拓进取。A型的人，意志坚定，坚韧，和现实，因为太实际，不会为爱付出太多，所以很多A型往往不能得到理想中的爱，因而向往单纯的爱，而B是可以单纯为爱而爱的人。这是A喜欢B主要原因。
    B型的人，浪漫，爱情至上，外向。 B型有的人比较热情奔放，给其他血型，特别是A型带来误会，B型女人往往活泼可爱，心地单纯。B型为爱而爱，A型为结婚而爱。
    但是A和B可分为纯的和混的，A+O 可以有A和O的特性，也很有意思。
    所以爱情循环跑，你喜欢的一定不是喜欢你的，不同血型的婚姻组合是否美满取决于爱的一方是否处于主导地位，比如O 男爱A 女，如果O 处于主导地位则会很好。
    官场上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顺序，O领导喜欢A 部下，因为A干活严谨踏实，A 喜欢B, 因为B会来事，特别是能帮A做 不擅长的虚事。B则喜欢AB, AB往往性格温和细腻，擅长外交，特别能和稀泥，对B 和A 是一个缓冲。AB型则喜欢O型，O型有魄力，且正直，这是AB型所不具备的。但AB型在人口分布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少的，所以在社会影响力也最小，所以我在这篇文中，基本予以忽视。
    同血型的婚姻组合也比较好，但最好的是A和O 型的组合，A 虽然不是天然地喜欢O型，但A 型负责现实，生活久了，就会变成：“谁爱我我就爱谁”。工作上也是如此，A和B地位对等时，是水火不相容，极端右派和极端左派， O型和AB型是中间派，但O型比较正直，比较讲原则，而AB型多为强者马首是瞻，不太讲原则。
    
    决定一个人特性的关键应该是思维的方式，比如我一想到一首经典老歌就想笑：
    《人民军队忠于党》歌词 - 军营歌曲
    我觉得单从歌名上看，就觉得有问题，B型大概不会觉得任何有问题，B型是感性思维，其判断是建立在主观感受上的，不关心对错是非，只关心存在，“存在就合理的”，歌词作者很可能就是B型。O型可能看出逻辑问题，因为人民的军队不忠于人民却要忠于党， 如果提出了这个疑问，符合逻辑的回答是“因为党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的军队忠于党”。
    我本人是A型，我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正常国家的军队是用于国防的，军队应该是国家的军队，军队应该忠于宪法，军队是为了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如果忠于政党这和异族统治下的异族的私家军队有什么区别？现代国家有哪个国家使用军队处理国内政治的？如果我把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在B型主导的社会里，于是我的麻烦就来了。。。。。。
    
    所以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学欧美的民主政治，因为中国的B型 人口比例太高，如果采用欧美的选举制度，B 型必将主宰中国政治，如果是这样，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印度式民主，最坏的结果则是阿拉伯化，而非有的专家学者所说的拉丁美洲化， 因为拉丁美洲古代农耕化很低，不可能掌握复杂技术，而且拉丁美洲主要是o型， A型太少。
    中国需要的是建立像新加坡式的理性专制，建立A 型和O型主导的政治制度,新加坡能够建立起这种开明专制，其实主要还是要归功于英国留下的法治基础。台湾现代民主化，除了日本统治台湾50多年这一原因，因为国民党本身也是以A型为主导的政党，而且台湾的A型所占比例高出B 型很多。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正统在台湾，（台湾 29.89% (A); 21.66% (B); 42.53 %(O); 5.92%(AB)）中华民国是我的精神祖国.
    
    我特别不理解中国政府对香港普选的干预，香港完全有能力自治，中英联合声明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50年不变”。我不禁想起当年蒙古人要汉人杀光把良田改成牧场，耶律楚材劝谏说：不如留着他们纳税。 为什么不能把香港保留成中国的民主现代化的试验场？要他们纳税不好吗？把香港搞垮了，对谁有利呢?
    
    中国在政治上应该限制B型进入政府和军队的要害部门，包括人大和政协，避免人大政协成为所谓文化界名人的表演舞台，我认为中国所谓 文化界其实是文艺界，一帮戏子在 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参政议政”， 如倪萍，申纪兰之流从来只投赞成票， 对国家极端不负责，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下的最大腐败之一，建议习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把那些“爱国贼，国际友人，爱国华侨”从中国的最高政治机构里清除出去。
    
    中国的血型分布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的B型血应该主要来自于外来移民，如英国主要应该是在二战以后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前殖民地来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外来移民多来自非洲，和中东。这些新移民在欧洲不可能根本上改变欧洲的血型分布，特别是欧美的社会制度完善于200-300年以前，所以欧美的政治主要是由A型和O型轮流主导，就比如英国的保守党（A型）和工党（O型），这两种血型本身就是最佳 组合，一左一右互相制约，社会可以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如维多利亚时代，O 型发明创造，A型发展完善， A型建设家园，巩固后方，O型凭着坚船利炮闯荡世界开拓殖民地，到1914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比其本土大140多倍，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殖民强国，其在海外的殖民地遍及欧、 亚、 美、非、澳，故号称“日不落帝国。
     而中国从民国以来则由左中右三股力量构成，三股力量互相牵制，互相拆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蒋，汪，毛“三国演义”。蒋公应是A型，汪精卫应该是O型，毛是B 型。
    蒋公是汪的克星，汪是毛的克星，毛是蒋公的克星。蒋汪不能合作，使得毛脱颖而出。汪坚决不跟共产党合作，蒋则被毛所迷惑，两次国共合作，最终蒋败走台湾。 政治斗争A型不是B型的对手，A型理性思维，太刚太直，B型不按常理出牌，无底线，无所不用其极，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弱点。毛取胜，不是靠所谓的雄才大略，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中国人民无底线，其次是共产革命是国际化运动，有苏联的大力支持。
    我并不认为汪精卫是汉奸，就如同不认为法国的贝当元帅是法奸一样，贝当元帅当时70多岁，他还能求什么？总得有人同德国人交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都去焦土抗战，老百姓怎么办？
    我认为1949年以前：
    蒋公爱国：于国有功，于民有过，于党有罪。
    汪精卫爱民：于民有功，于党有过，于国有罪。
    毛爱党：于党有功，于国有过，于民有罪。
    爱国，爱民还是爱党，在中国这个顺序十分重要，搞错了，后果很严重。中国的屁民是不可以被放在第一位的，谁民主，谁先死。
    对于毛在1949年以前的行为，我可以理解，1949年以后的行为，作为一个A型，我以前无法理解，中国人民那样崇拜他，爱戴他，他老人家和中国人民有什么深仇大恨？他老人家为什么要那样折腾我们？唯一的解释是和血型有关。
    如同前面的农村贿选，在不讲天理人伦的情况下，选出来的一定是最坏的一个，而不是“最不坏”的。所以再好的制度到中国也会走形。中国实际上自由选举连个好的村官都选不出来。所以在中国的政治较力中总是最坏的胜出，这大概是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根本原因。

内在敌人-中国的毛左
    2004 年蒙古乌兰巴托大学教授额日德雷根在访问日本时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针对当年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的抗议日本活动说到：“中国人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英雄，征服过他们的帖木贞当作他们的祖先和英雄，把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历史当作他们最强大的历史，这样一群拥有白痴一样逻辑的民族，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观呢？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民族的英雄，当年侵略过他们的所谓‘甲级战犯’呢？我认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
     我认为邓小平先生是A型，袁腾飞老师说邓公是他最崇敬两位中国人，另一位是孙中山先生，对此我深表认同。
     的1987 年4 月30 日，邓公对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说：“我们说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选》ⅢP. 229）
     1987 年7 月4 日，邓公与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到：“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邓选》ⅢP.249）
     1992 年南巡谈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选》ⅢP.375）··
     左比右危险，不在于它们的后果有什么不同（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也不在于左在历史上造成的恶果令人后怕，更不在于邓公三次受委屈均来自左的危险，而在于：左比右顽固，难治，反左比反右难度大。

　　为什么左比右难治？邓公说这是因为左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根子很深，要纠正很不容易。这个左是什么？我认为是一些中国人骨子里的异族统治思维，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不放弃这种思维方式，中国还会倒霉，而且会倒大霉。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他恬不知耻地说随时愿意为国家而死，然而却他活了101岁。他认为自己是爱国的，那么他就是爱国的，而且无比真诚地相信，感动了别人，更感动了自己，这是毛左的最本质特征。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爱中国，抗日战争时，一些人积极要政府求抗日，宣传抗日，演戏给中国的农民看，鼓动农民上前线，然而自己却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而延安是在后方，不是前线。
    中国的这些毛左，我认为多数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B 型，也不排除一些右派利用这些人反现行体制，混在其中，宣扬极端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能搞阶级斗争吗？！
     袁腾飞老师说：“毛1949年以后做对的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逝世”，在毛的统治下，包括他本人，我认为除了极少数亲信最后关头一举粉碎四人帮华丽转身以外，中国人几乎都没有得到实惠。诗人聂绀弩曾评价毛泽东：“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奉劝那些毛左：蒙古人一共统治中国97年，元朝灭亡了他们还可以回到蒙古大草原 继续放羊。日本人说中国人不把中国当自己的国家，如果中国的统治者还抱着异族统治心态治理中国，将来恐怕谁都得不到实惠，那些把成吉思汗当祖宗的中国人，还有那些把毛泽东当成民族英雄的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蒙古国将来也不是你们认祖归宗的地方，俄罗斯也不会收留你们。把中国搞垮了，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灾难。如果有一些人仍然坚持极左意识形态，妄图回到极左时代，最好请你们组织起来，带上城管，不要去打台湾，不要在我们的民族内部自相残杀，请你们把钓鱼岛和被俄国侵占的领土夺回来，顺便把蒙古给解放了，或者把日本解放了，留在那建国，不要留在中国继续祸害自己的祖国。
     中国的民族融合已经是即成事实，不论什么民族，什么血型都应该和睦相处，以理性为共识，共同推动国家的进步。我认为习总应该是O型，王总对当是A型，李总当是AB型，（如果误判，表示遗憾），我认为这种组合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非常有利于形成A型和O型主导的良性发展的社会。所以我从人类学角度希望中国人民支持习大大，希望他们能够使中国摆脱异族思想对我们华夏民族的隐性统治，带领中国走向理性和平发展的轨道，中国不能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西方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中国需要开明专制。中国当以俄国作为一面镜子，吸取苏联的教训，保持文化的独立，恢复我华夏民族农耕民族的优良文化，中国完全可以超越俄国的军事地位，根本不用跟老毛子绑在一起，我们吃他们的亏还少吗？ 秦朝以来2000多年，中国人历史上太平盛世最多也就500 年,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灾多难了，再经不起各种主义的瞎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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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谅：四种国家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游德国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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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谅：甲午年游日本杂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023115106.html

[博讯来稿]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已大幅放缓，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经济增速超过美国。但是，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Richard Iley却持有相反观点。
    
    Richard Iley表示，如果均以美元计算，中国名义GDP增速“几乎可以肯定”低于美国。尽管以人民币计算且经通胀调整的中国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7%，但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增速仅为3.5%，低于美国。
    
    这意味着，十年以来，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步伐第一次落后了。
    
    《华尔街日报》援引Richard Iley的研报写道：
    
    在同比基础上，一季度名义GDP增速放缓至5.8%，已经非常接近2009年一季度创下的5.7%的低水平。
    
    在环比基础上，我们预计一季度名义GDP年化增长率将减少2%。这是25年多以来，中国经济以现金值计算第三次出现环比萎缩。
    
    尽管美国一季度GDP增速数据尚未公布，但让我们保守地假设（实际GDP）年化增速为2.5%，有益的基数效应可能仍将令名义GDP同比增速在4.5%左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按美元计价，美国经济增速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图：中美名义GDP同比增速对比
    
    
    图：中美名义GDP同比年化增速
    
    他还指出，美国仍处于通货膨胀过程中，而中国却陷入通货紧缩，这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因。这代表计算经通胀调整的实际GDP增速时，中国的GDP增速会更高，而美国则将下降。事实上，官方在公布GDP数据时，通常只强调实际GDP。
    
    同时，他还怀疑中国的“实际”GDP数据被夸大了：“参考一些硬性经济指标，如铁路货运量、发电量和进口额，中国的GDP数据明显有水分。”他称，中国首季经济增长数据有水分已非秘密，这种统计“技巧”理论上会维持下去，直至中国放水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为止。
    
    政府几乎没有选择，但还需要通过尽可能地放松政策，力争维持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不断放缓的名义GDP增速交织着仍然稳定增长的杠杆率的状况当然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正如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国泰君安任泽平宏观研究团队也认为，虽然官方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速在7%左右，但微观观察到的速度可能已经在5%-6%左右。
    
    Richard Iley指出，解决的办法是看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这种指标尤其在进行跨国比较中会剔除失真影响。
    
    此外，Richard Iley还质疑中国的GDP平减指数，怀疑中国通过操纵GDP平减指数及夸大通缩来拉升实际GDP增速。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GDP平减指数持续低于通过CPI和PPI计算出的相关数值。
    
    据法兴分析师姚炜计算：“名义GDP增速下降得更快，由年率7.7%降至5.8%，这意味着负GDP平减指数：-1.1%，此前为0.4%。数据恶化程度接近于2009年初金融危机顶点。”
    
    
    图：中国一季度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
    
    以其他指标衡量，中国GDP数据的恶化程度更加严峻。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分析称，以特定指标衡量，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通缩：
    
    数据显示融资成本高于名义GDP增速。2015年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7%，季环比年化增速5.3%，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一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速大幅下滑至5.8%，GDP平减指数同比下跌1.1%，表明经济以GDP平减指数衡量已陷入通缩。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中国经济网采访时分析称，
    
    GDP平减指数为负，这种情况在1998年、2009年发生过，现在是第三次。1998年发生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发生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给中国造成的影响，这次是在没有外部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通缩的状态，这个迹象表明经济没有见底。
    
    他进一步解释，这里讲的是工业通缩，现在处在通缩的临界点。
    
    Richard Iley还表示，
    
    中国经济此前被认为注定赶超美国的步伐也因此停滞不前。根据当前市场价格计算，2014年，美国经济体量超过中国大约7万亿美元，或者说比中国高70%。美国GDP总值为17.8万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0.5万亿美元。
    
    如果美国在中期内保持4%的年化名义增速（4%即为当前十年平均值），中国按美元计价的名义GDP增速维持在6%，那么，美国当前7万亿美元的GDP总值领先地位将不会被撼动，直到2022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0667亿元，同比增长7%，创下近六年来最低水平。

    来源：华尔街见闻

    来源：爱思想
    
    

    
    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其他阶层的生活状况。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本文摘自爱思想，作者谢泳，原题为《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的自杀情况，是因为这一期间此类人士的自杀人数惊人。一个社会突然出现大量的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种自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正常社会里常见的自杀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会从社会学观察通常的自杀现象的视角来分析上述情况，而是通过剖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来研究这一现象的发生。
    
    本文选择的研究时段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这一时代可以被称为毛泽东时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于毛时代结束之时。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档案检索而统计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的完整人数（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本文只能根据有关的回忆和有限的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份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二，笔者对死者家庭的访问记录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内部参考》，此刊物为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的内部参考资料，1949年9月22日创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本文注释均注明引文出处之期号和页码。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并不知名，但由于相关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学者、名演员、科学家、大学生等。
    
    一、不同时期的的自杀现象
    
    1. “反右”之前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开始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等。 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整人，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由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他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1]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长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幺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 他或许不知道，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是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3]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写道：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当时自杀规模的主要数字来自一些海外政治避难者的叙述，有人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5] 周鲸文写道：“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幺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 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 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6] 由此可见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
    
    虽然上述数字可能是被夸大了的，但是，即使根据官方材料也可以发现，当时自杀显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自杀现象并未得到制止。1955年的第237期《内部参考》有一篇“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的报导，提供了北京市的完整数字：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1954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1,086起，死亡386人；1955年10个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根据今年10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185人，在机关干部中有340人，在家庭妇女中有326人，在学生中有75人，在军警中有13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19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179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109人。其中，党员47人，团员57人，群众1，142人。（二）自杀原因：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484人，其中大部份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
    
    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的政策时有一个基本思路，即“宁左勿右”，这种政治运动方式造成了自杀现象的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虽然上层官员也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从官方内部材料中，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与自杀有关的报导，但从中既看不出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从下面列举的《内部参考》中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这一点：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7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后，部份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17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1月16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济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20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煳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16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17只，但其中有8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11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2月8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沈，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拨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幺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还有8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杀总数达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份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份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份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份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改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30起，其中有中农14人，地主9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改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煳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3月3日止，已发生自杀案36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2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 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7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10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25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1月6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幺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61岁的老工人邱馨齐，1月7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副死群众113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上述中共内部关于1952年到1957年4月前发生的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而自杀的只有少数几例。绝大多数自杀现象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1949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的官方报导中可以看出，就只发现两起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 “反右”期间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时的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下面列举几例：著名生物学家汤非凡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7]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并无反党言论，但他尚未回国，学校里就已制造出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丁则良定成右派；他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遂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云南昆明的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传出消息云，他照样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幺？》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他登上自上海赴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42岁。[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虽然他在1949年初已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但《人民日报》报导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胡不甘受辱而自杀。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数学及做杂工；每月仅得15元生活费，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因而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第二天设计院照样召开“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的安排下，发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此时自己结束了生命。[12]
    
    当时对“反右”时自杀的人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曾就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现象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均未受到重视。[13]
    
    以下则是1957年官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内部通报过的29起自杀事件，当时对“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均不报导，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份。在这29起自杀事件的报导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是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6起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导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一文称，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同期另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提到在肃反时于逢的人格被污辱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李奎顺自杀事件”。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提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教授崔永福自杀，崔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曾就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表示可疑。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导致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23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21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领导上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伤2人。死者除1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4人，共青团员1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还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份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一文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4人，农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份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3起自杀身死事件。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另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2人，汉民9人，地主1人，上中农8人，下中农1人，贫农1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杀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 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8时谈的，10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53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5人，顽伪人员、人，富裕中农4人，中、贫农19人，军属2人，村、社干部3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12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38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39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右”期间的自杀者未必是因为懦弱。有的人是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宁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例如，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子而卧轨自杀。[14] 还有的父母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15]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许多自杀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抗议行为，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不仅许多人以终结自己的生命向当局及其追随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后的不屈的抗议，甚至还有为朋友被整而愤然自杀的。例如，当刘宾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时，其好友戚学毅即以跳楼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之气概。[16]
    
    3.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17]
    
    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据那里的教师叙述，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笔者曾看过的一个材料说，仅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18] 北大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的吴伟能文革中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给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19]
    
    其实，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国，岂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副系主任傅洛焕看到大字报和遭到“斗争会”攻击后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文革时天津有一阵子自杀成了风，据说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的自杀开的头。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诉笔者其亲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他在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上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由于人们普遍见过投水自杀的尸体，以致于北京市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不用看死者的面容，仅看尸体浮起时的状态就知道死者的性别，女的仰着，男的趴着。这种生活经验大概是中国人独有的。
    
    “文革”中自杀现象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随着政治运动向社会各阶层全面延伸，其残酷程度越来越高，自杀行为也蔓延到了社会各阶层，不再集中于某几个阶层。从大学到中央机关，从普通工人到中小学生，都有人遭到或惧于政治迫害而自杀。[20] 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自杀的记录始终是零散的。[21]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怪的特点，即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笔者居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文革中的自杀行为一直延续了几年，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即达一万多人。由于关于文革的资料和回忆录比较多，读者可以从许多出版物中找到类似叙述，这里就不再进一步说明了。
    
    二、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间自杀者的案例中，以知识分子的自杀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笔者选择的部份知名知识分子的案例为基础[22]，这一名单与上一节注[21]的自杀名单基本不重复。在这一名单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毕业生，不少人曾留学国外，多半学有专攻，是各自学科或领域内的骨干，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中共建立政权时都留在大陆或在中共建政后特地从海外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他们是爱国的，并非中共的政敌，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党员和重要干部。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政治打击的对象，使得他们走上了绝路。
    
    1. 39例自杀案例的归类分析
    
    为找出自杀现象的共性特征以研究其成因，笔者曾按下列项目分析对比过名单中的案例资料：1.自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自杀的具体方式（如跳河、跳楼、跳烟囱、跳海、跳井、跳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3.自杀的直接动机。4.生前工作单位。5.生前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9.自杀时的年龄。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11.自杀者家族成员中有无自杀史。12.其他特殊情况。
    
    经过归纳分析后，发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死者通常选用最简单、成功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自缢，这表明知识分子自杀时的绝望程度和必死的决心。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还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例如，只有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气使用率较高的上海；自杀的高级官员中多采用服安眠药的方式；而其他自杀者则往往选择自缢和跳楼等痛苦或惨烈的方式。[23]
    
    第二，自杀者中，除少数人外（老舍67岁、饶毓泰77岁、卢作孚69岁、王重民73岁、周瘦鹃67岁），其余35人的年龄约在45岁至55岁之间。自杀者的这一年龄特征说明，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处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例如，其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饶、谢两位还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既然处于这一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有较多自杀者，说明社会生活是极不正常的，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一般情况下其自杀动机本来可能会比其他年龄段的人低。
    
    第三，自杀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这些职业恰恰是“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矛头所向。
    
    第四，自杀者中有不少是夫妻双方同时自杀，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这种现象说明，这些自杀者的婚姻状况良好，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反映了夫妻双方对自杀身死有高度认同。
    
    第五，绝大多数自杀者的家族中都没有自杀记录，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状况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自杀理由。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自杀现象的原因与社会学通常对常态社会里自杀现象的假设不同。
    
    2. 自杀现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24]，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利己型（egoistic），这类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未与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与杜尔凯姆的分析并不吻合。因为，杜尔凯姆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笔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却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自杀现象。仅在分析某些个案时，杜氏的理论或许有参考价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特别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在当局有意识地引导操纵下，形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强加政治压力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达到了高峰，而知识分子的自杀率则与这几年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压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杀的时间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这三次高峰，这些自杀高峰与当时的三次几次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这一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当许多人处于几乎相同的政治压力之下时，个别自杀者的行为具有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某种暗示性，而别的正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这一暗示，而选择相同的结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乐家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杀；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25]；随后，该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在这二十多年里，有这幺多的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自杀的原因。
    
    首先，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严重威胁知识分子生存的气氛。在自杀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回国前或者对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对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结果国内现实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所期待和愿意接受的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发现受骗上当后，他们的内心可能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下而无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临的政治打击，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崩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了下来。当后来他们面临政治高压时，或许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这也是令他们走上自杀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产生了一种媚上卖友、不择手段打击同事甚至亲友的极为恶劣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号而受到政府鼓励。社会当中充满了对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友情被无条件对党和干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难以认同的。从以往早已习惯了的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落入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并且毫无选择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残，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无法通过任何渠道释放出来。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甚至使家庭、亲戚、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知识分子自守的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这种由政权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因而他们会有孤立无援之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让许多正直而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产生厌世的社会心理，这是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灭了传统的日常文化生活；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自顾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社会成员也普遍失去了人类本应有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绝望而有可能走上绝路的人们以及已经自杀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反而受到更严酷的打击。从本文列举的自杀案例中可以发现，某人自杀后，其所在单位往往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多数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26] 不仅在社会基层如此，党政高层也毫不关心绝望者的命运。毛泽东就曾对他的医生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加剧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自杀率，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中对他们人格的恶意侮辱有关。从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发现，自杀者往往相对地集中在这样几个社会群体，即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而历史上中国作家却很少自杀。[27] 为什幺在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却集中出现了一个自杀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案例中发现，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他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知识分子是高度自尊传统上也受到社会充份尊重的社会群体，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才史无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统、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最后，自中共建政以来，除了连续不断的政治高压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迅速缩小，他们一旦受到打压就只有死路一条。知识分子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但1949年后完全取消了新闻和出版自由，逼着知识分子只能依赖现存体制生存。同时，政府垄断了几乎一切知识分子可能就业的场所。如果知识分子被这个体制所排斥，他们将再也无法以自己的知识技能谋生，而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原来的职业，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正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为了明确的政治目而塑造的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间，民间社会基本上消失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当时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两种方式都以急剧改变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为特点，从肉体和物质上进行双重折磨。前一种方式把原来生活状况尚属中上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习惯于南方气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乡间，故意从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两方面长期折磨他们，目的是要让思想上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臣服。后一种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文化传统，但把来自农村的、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遣返回老家，让他们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在故乡的前辈、亲戚、朋友面前认罪，是对他们的尊严的最后的严酷打击。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主政者鼓励的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这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考虑最终出路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三、结论
    
    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其他阶层的生活状况。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杀现象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为祸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识分子的大批自杀与打击知识精英的其他结果一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断层，进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损失可能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了，何况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由此就更可以体会到坚持类似研究的意义。
    
    谢泳，厦门大学教授。
    
    【注释】
    
    [1] 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第66页，友联出版社，1952年，香港。
    
    [2] 出处同上，第68页。
    
    [3] 上海解放后，殷纪常第一个把大西路他家私有的中国最大的脚踏车零件厂送给政府“合营”，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见华明的《三反五反的剖析》第70页，出处同上。
    
    [4] 何济翔，《沪上法治梦》，第3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岳骞在“我亲见的土改镇反杀人”中也说过：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行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见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17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北京。
    
    [6]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第224至225页、235页、258至259页，时代批评社，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六月，香港。周鲸文在书中曾提到，在“三反”“五反”时期，北京东四一个区在运动高潮时，就有26个老板自杀。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就是自己吃安眠药自杀的。当时自杀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在北京什刹海解冻之后，一个冰孔处就捞起十几具尸体。天津矿业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不了人格污辱，在自己的卧室里悬梁自杀了。在北京大学，1952年“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北京大学纪事》上册页45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北京）巫宁坤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提到：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共产中国五十年》页72）1949年以后，对各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自杀事件通常是不报导的，这也是延安时代的传统。1942年4月以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导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学员自杀的消息，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页3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香港）
    
    [7]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第46页，北京。
    
    [8] 丁抒，《阳谋──“反右”前后》，第350至353页，《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香港。
    
    [9] 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写道：“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内部参考》，新华社编，1957年2372期，第16页。
    
    [10] 出处同注[8]。
    
    [11] 出处同注[8]。
    
    [12]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13] 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见《内部参考》1957年2212期，第24页。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见《内部参考》1957年2225期，第57页。
    
    [14] 出处同注[8]。
    
    [15] “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了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又如，1957年80多岁的学者蒋维乔听其子回家诉说被打成“右派”，蒋当即说“我不想活了”，不久即死。出处同注[8]。
    
    [16]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6页，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
    
    [17] 见《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转引自《大时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第8版（广州）。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约有20万人，他提供了几个具体数字：湖南大学在文革期间的“清队”中有1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有4人自杀，包括从美国回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自杀的达59人；上海市南汇县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中有41人自杀；青海省贵德县“一打三反”中有14人自杀；陕西省安康县“一打三反”中有12人自杀。（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222、223、225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香港）。目前关于“文革”中自杀人数的估计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官方不开放相关的档案。
    
    [18] 北大教授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写道：“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见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第74、7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北京。
    
    [19]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0] 例如，外交部干部凌其翰叙述道：“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第202至20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北京）又如，1966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在龙潭湖投水自杀，北京市第八中学历史老师申先哲也在被殴打后自杀；两年后，在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市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相继自杀；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文革的迫害中于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她又被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的回忆）。
    
    [21] 笔者整理的文革时期部份自杀者的名单、自杀时间、自杀方式及部份相关记录之出处如下：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1966年7月10日）、公安部长李震（自缢于公安部大院的防空洞里，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724，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1968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1969年1月7日，服安眠药）、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1966年8月3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1966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余心清（1966年9月4日，切断动脉）、天津市委副书记王亢之（1968年2月）、学者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年，跳河）、哲学家李达（1966年8月24日）、电影剧作家海默（1967年）、电影艺术家应云卫（1967年1月26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1966年8月4日）、电影演员舒绣文（1968年，在狱中）、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1966年8月）、物理学家赵九章（1967年）、作家孔厥（1966年，投水）、名演员赵慧深（1967年12月）、王达仁（见《吴宓日记》，第9册，页464，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黄操良（见蓝翎，《龙卷风》，页121、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经济学家沉志远（见《徐铸成回忆录》，页303，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1966年3月17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1966年10月18日，见《北京大学纪事》下册）、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1968年，投水）、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杨复明（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1968年8月28日，服毒）、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作家马寒冰（服毒）、作曲家李劫夫（1976年）、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郭民英（1968年）、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见顾训中的“想起了顾圣婴”，1998年3月2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第8版）、良卿法师（见“良卿法师自杀之谜”，1997年4月18日《作家文摘》15版）、上海市北郊中学体育教师薜寿虎（1967年，与其妻及4岁、6岁的儿子一起，开煤气，据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袁进先生回忆）、《大公报》记者刘克林（1966年8月，见刘自立的“父亲──“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北京文学》1999年6期）、施济美（自缢，见黄世瑜的“记忆中的施济美先生”，1998年4月13日上海《文汇报·笔会》12版）、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自缢，见者永年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 1998年）、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1966年，服大量安眠药，见陈四益的“传纲之死”，1999年2期《随笔》杂志页80）、教师蒋荫恩（自缢，见唐振常的“旧稿旧事──忆往事之二”，1999年4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3版）、学者阎简弼（倒入卡车轮底，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学者黄少荃（自缢，见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页1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汪璧（顾准的妻子，吞服大量消毒用的“来沙尔”药水，见高建国的《顾准全传》页588，上海文艺出版社）、佟霭成（自缢，见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页193，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孙笑林（1967年，自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珠江电影厂演员黄玉中（1968年，跳楼，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刘纳女士回忆）、武汉大学教授杨端六（1966年）、天津河北梆子剧院著名青衣演员韩俊卿（服毒）、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郭仁杰（1967年，见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基骧后传》页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吴恕求（1966年7月9日，服毒，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天池（1968年12月20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孙兆禄（1969年1月24日，跳楼，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孙凤池（1971年4月25日，自缢，据南开大学张汉如教授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吴兴华（1966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教师徐月如和程远（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北京大学西语系西班牙语教师蒙复地（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市北郊中学高中学生李大申（1975年，跳楼，斯坦福大学教师王友琴女士回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祖华（撞向汽车，见谢蔚明的“早期的《文汇月刊》和他的作者们”，《山西文学》，2001年2期）、其母张启行（服毒）、其父王熊飞（1969年，自缢）、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1967年，自缢）、留美归国博士肖光琰（一家三口被迫相继自杀）、作家白辛（1966年9月，服毒）。
    
    [22] 翦伯赞（1989年生，武昌商专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8年）、傅雷（1908年生，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自缢）、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师范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文联，死于1966年，投水）、储安平（生于1909年，光华大学毕业，留学英国，生前工作单位九三学社，死于1966年，投水）、李广田（生于1906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68年，跳池）、陈梦家（生于1911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考古所，死于1966年，自缢）、邓拓（生于1912年，光华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市委，死于1966年，自缢）、范长江（生于190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新华社，死于1970年，跳井）、许政扬（生于1926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7年，投水）、汪钱（生于1916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66年）、赵宗复（生于1915年，燕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太原工大，死于1966年，跳楼）、姚溱（生于1921年，大同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宣部，死于1966年，自缢）、李平心（生于 1907年，上海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师大，死于1966年）、杨刚（生于1905年，燕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57年，自缢）、闻捷（生于1923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死于1971年，煤气中毒）、田家英（生于1922年，生前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死于1966年，自缢）、张宗燧（生于1915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物理所，死于1969年，自缢）、张宗颖（生于1917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社会所，死于1957年，自缢）、陈笑雨（生于1917年，生前工作单位人民日报社，死于1966年，投水）、饶毓泰（生于1891年，中国公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死于1968年，自缢）、谢家荣（生于1898年，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中科院地质所，死于1966年）、卢作孚（生于1893年，生前工作单位四川省政协，死于1952年）、言慧珠（生于1919年，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戏校，死于1966年，自缢）、上官云珠（生于1920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68年，跳楼）、叶以群（生于1920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上海文联，死于1966年，跳楼）、郑思群（生于1912年，留学日本，生前工作单位重庆大学，死于1966年，割腕）、杨朔（生于 1913年，生前工作单位全国总工会，死于1968年）、刘盼遂（生于1896年，山西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北师大，死于1966年）、田羽翔（生于 1900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王重民（生于1903年，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死于1975年，自缢）、顾而已（生于1915年，生前工作单位上影，死于1970年，自缢）、刘绶松（生于 1912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死于1969年，自缢）、陈琏（生于1919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华东局宣传部，死于1967年，跳楼）、张若名（生于 1902年，天津女子师范毕业，留学法国，生前工作单位云南大学，死于1958年，投河）、方书春（生于1916年，中山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大学，死于1957年，自缢）、罗广斌（生于1924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前工作单位四川文联，死于1967年，跳楼）、周瘦鹃（生于1894年，生前工作单位苏州博物馆，死于1968年，投井）、冯大海（生于1927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工作单位中国作协，死于1967年，投河）、孟秋江（生于1910年，生前工作单位天津市委统战部，死于1967年）。
    
    [23] 季羡林曾说：“我用不着把历史上和当前的自杀案例一一都搜集齐全，然后再从中抽绎出理论来。仅就我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就能抽绎出不少的理论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能够把历史上出现的自杀方式按社会发展的程序分成不同的类型。悬梁、跳井，大概是最古老的方式，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方式，从原始社会，经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能使用。今天也还没有绝迹。可谓数千年一贯制了。氰化钾是科学发达国家法西斯头子的专用品。剖腹或跳入火山口恐怕只限于日本，别国人是学不来的。这方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可以使用。至于切开动脉仅限于懂点生理学的知识分子，一般老百姓是不懂得的。不过，我想，这也恐怕仅限于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而患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终日锄地的农民是不懂得服安眠药的。我为什幺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呢？中药也有镇静剂；但药力微弱，催眠则可，自杀不行。现在世纪上流行的安眠药多半出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说它是资本主义方式。服安眠药自杀最保险，最无痛苦。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优越性之一吧。”出处同注[18]。
    
    [24] 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第128、174、2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5] 陈丹晨，《在历史的边缘》，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北京。
    
    [26] 见丁抒的文章，载金钟主编的《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16页，开放杂志社，1999年10月，香港。
    
    [27] 陈丹晨在一篇比较中西作家自杀现象的文章中认为：“在古代历史上，这种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专制迫害等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诗人作家处境十分艰难，一般却并不选择自尽方法，而寻找了另一出路。”他认为，这与中国文人的生死观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问题上有一点绝对相似的是重生轻死。”出处同注[25]，第27、29页。 _(网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