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官员如同在玻璃罩里做官，有几处房产、有多少存款、有什么金银财宝，统统公开，民众一清二楚。而大陆官员财产，如同魔术师披着黑幕的箱子，总是不打开，让民众“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一旦揭开官员财产的黑幕，总能爆出贪腐新闻。 　　有学者在网络上写下大陆官员与台湾官员十大不同，转载如下： 　　第一个不同，是新闻监督尺寸不同。 　　打开台湾电视，每晚都可看到台湾官员被电视名嘴们评头论足。从马英九到任何级别的官员，概莫例外。官员一旦违法违纪，媒体就可曝光，无论职务高低。不像大陆官员，违法乱纪甚至违法犯罪，首先是党纪，然后才是国法。媒体更不敢轻率曝光，有时只能装聋做哑，甚至受制于权力，昧着良知“抬轿子”“吹喇叭”。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痛哭流涕：“假如江西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导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第二个不同，是官员讲话风度不同。 　　去台湾，如果遇到台湾官员出席，讲话一般不用讲话稿，而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大陆官员则总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一脸严肃。在致辞发言等环节，台湾官员和嘉宾，无论职务、年龄高低，身体强弱，即使是被年轻人搀扶上台、步履颤颤巍巍的老先生，首先是双腿紧闭，两臂垂直，深深地向台下弯腰敬礼，然后才开始讲话。他们无论是否带着稿纸，讲话都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照本宣科，得体融洽，听起来亲切自然，又与当时氛围十分妥帖。而在大陆官场，大凡在重要、敏感场合，敢脱稿讲话的领导几乎绝迹，都习惯念秘书起草的稿子，有些地方官员文化底子不扎实，就经常闹出“领导冒号”的喜剧。一些官员出席会议，非要等众人皆就座以后，才仰首走进主席台，这样才显得有官威。拿着稿子发表一通大话、套话、空话后，就提前离场，毫无交流互动，人们想在会上表达什么意见，根本不在意。领导到场，就是一种代表“高度重视”的姿态语言。 　　第三个不同，是公款消费手笔不同。 　　台湾官员不敢用公款去酒店、歌厅、洗浴等场所，哪怕是普通公务员，随便进那些场所也要丢饭碗。大陆官员则是公款消费成风，相关数据显示，每年的”三公”消费可建三个三峡工程。去台湾，除非商界人士宴请，很难有在大陆常见的满汉全席排场，更不要说动辄茅台、大小拉菲助兴。 　　第四个不同，是视察工作待遇不同。 　　台湾官员到下级地方走透透，或单位检查指导工作，都是轻车简从，而且下级官员不请吃饭，官员”无奈”只好自掏腰包。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下级无微不至，招待丰盛，有时还得奉送土特产、红包等。如果遇到像朱镕基这样的廉政总理，每到一处，不吃请，不拿要，不题词，听汇报希望官员直言要点，不听套话、空话，陪同接待的地方官就会惶恐不安，非常不习惯。 　　第五个不同，是节庆讨好对象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上街给老百姓派发红包。每逢过年，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跑遍全岛各地，点头哈腰，向民众祝贺过年并发放红包，感谢民众一路相挺。民进党天王、各大城市行政首长也是如此，手拿红包，恭恭敬敬，遇到老人，亲切喊声“阿公阿妈”，遇到年轻人，热情道声“吉祥幸福”。而大陆官员逢年过节，也要送红包，但从不会送给民众，而是送更大的官。一些官员除了跑部钱进，也安坐家里，送礼品、红包、礼金的下级或百姓纷至沓来，各有所需，眉开眼笑。 　　第六个不同，是家庭财产透明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如同在玻璃罩里做官，有几处房产、有多少存款、有什么金银财宝，统统公开，民众一清二楚。而大陆官员财产，如同魔术师披着黑幕的箱子，总是不打开，让民众“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一旦揭开官员财产的黑幕，总能爆出贪腐新闻。广东一个副处级芝麻官被誉为“房叔”，网友举报他拥有21处房产，价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房叔”矢口否认。纪委介入，一查，居然有22套，比网友举报还多了一套。他本人名下只有一套，看起来是两袖清风的“孔繁森”。其实另外所有挂在亲属名下的房产，统统也是他的，他实际是个贪腐成性的“王宝森”。陕西著名的“微笑局长”，网友盯住他的名贵手表、皮带，纪委介入一查，又揪出一个官场硕鼠。 　　第七个不同，是司法监督力度不同。 　　台湾官员无论大小，无论台上台下，检查部门都可以有举报必查处。陈水扁还在“总统”任上，朝野各种监督力量对他家庭的贪腐调查，已经锐不可挡。一下台，就锒铛入狱了。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贪腐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被媒体曝光，司法介入，立马被羁押法办。没有任何长官敢打招呼关照，没有任何势力敢冒犯法律尊严。而大陆官员违法犯罪，上级领导不批示，纪检、检察不能随意查处。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在未被开除党籍和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前，不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更不能进行司法审判。党权、特权之后，才是司法权。 　　第八个不同，是面对监督心态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最怕民意代表(议员)和老百姓，有时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唯唯诺诺，反躬自省。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老百姓怕官，连人大代表都怕官。网民议政，有可能跨省追捕;人大代表不畏强权，坚持公道，有可能从此寸步难行;而企业家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不敢造次。沿海地区企业家从政热情很高，想竞选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干扰了一些地方的组织安排。组织就安排税务、银行、公安、技监等部门，集体找企业家谈话。企业家一看，众罗汉怒目圆睁，那个罗汉都得罪不起，不选了。 　　第九个不同，官场进退姿态不同。 　　台湾地区官员能上能下，今天是市长，明天可能就是平民百姓。一旦犯罪，即被法办。一旦犯大错，要引咎辞职。即便是施政不当，也要诚惶诚恐，谦卑自省。而大陆官员则是上去就下不来，党政两大体系官员都由纳税人辛勤供养。官员的级别，不但代表社会地位，也代表相应的终身待遇。一些官员在官场混一辈子，平庸无为，就是为了混一个括号，享受括号里的“XX级别”待遇。当官关键是站对队，跟对人。除非受强权排挤和打压，或被举报重大犯罪，一般不会丢官。而一些受上级器重、培养的官员，即便犯了大错，也能从问责的旋转门里，轻松转一圈，转到异地为官了。甚至有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出狱后居然还能领官禄，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十个不同，权力赋予方式不同。 　　这是两岸官场生态不同的根源。台湾地区官员，无论领导人还是县市长、乡镇长都是直选的。官员今天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明天选民就用选票教训你，叫你歇菜。而大陆官员是上级任命，或组织考察认可再通过人大投票通过。上级提拔我，我能不肝脑涂地为上级效劳吗?面对媒体监督，官员敢说：“你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面对愤怒民众，官员敢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