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网文批“汉奸”，并轻而易举又拿汪精卫来说事，一时难以抑制回应的冲动，贴上此篇旧文，以表心志。

用很少的篇幅去全面透彻地介绍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的确是一件不易的事。读者中有不少异议是我预料中的事情，因为我所讲的这个人物“盖棺定论”已久，涉及的又是所谓中华民族的“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所以，各位的异议（不管是表达出来的还是存于内心的）完全在情理之中。我写本文只是为了与各位分享我的心得，但是决无半点“说教”的动机，如果言语中流露了这种倾向，那么纯属实性格使然（口无遮拦惯了），若有冒犯，尚请见宥。

 

首先我想再次强调，我对汪精卫先生表示的敬意是我本人在经过阅读和思考后一种油然而生的感情，而无意勉强各位认同我的这个感受。“汉奸”与“反共”、“卖国贼”等术语一样，其本身就是一顶倾向性很强的帽子和一根杀伤力很大的打人棍子，而其实质却是那么的充满矛盾经不起推敲（下面我会有所细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我们都可以反对，只要这种反对是理性的就行，让我们都不要那么轻易地去给人扣帽子，理性论事，就是论事，善待彼此。

 

其次，鉴于有人对我的思想背离正统“如此之远”表示不解，所以我想也顺便说说我的历史观形成的心路：

 

我从小就不喜欢言情小说，而一直对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情有独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鉴别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我发现，在国内的时候能看到的历史材料往往含糊不清、扭曲变异和无中生有，因而开始对国内写的人物传记产生了怀疑，对这些传记所记载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历史定论”的正面人物）开始敬而远之，“敬”是因为这些“伟人”的形象在我心中依然还高大目眩，故敬之。而“远之”则是因为当时已看到了某种矛盾和不实，但却不能确定这矛盾和不实的原因，故远之。

 

既然对“正面肯定”的人物产生了怀疑，那么，自然也就对“官方否定”的人物产生了好奇，特别是那些被人“踩上一只脚永远不能翻身”的人物。我开始对“否定”打问号，然后调查，继而重新发现和判断。我发现，我们以往看到的历史材料不乏：

 

• “庸俗势利”（成败论英雄，墙倒众人推的御用和市侩写史手法）
• “虚假作伪”（如“红军北上抗日”和“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主体”等谎言）
• “玷污人格”（对政见不同和政道有别的同胞和同志竭尽谩骂之能事，“叛徒”、“汉奸”、“工贼”、“内奸”充斥于耳）
• “扭曲人性”（对被否定的人物之名声及人格进行变态摧残和诋毁，如，对秦桧夫妇的长跪惩罚，对汪精卫的刨坟羞辱，对林彪战功的百般贬低，对陈独秀功绩的轻描淡写，对瞿秋白人性的任意曲解……）。

 

出国之后看了许多在国内无法看到的中文和外文史料，我一边为几代人被愚弄和欺骗而捶胸顿足，一边也为人心之复杂而感叹不已。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接受灌输而得的观念，并用这些混淆真伪的概念去判断去认识，却以为真理在手洞察秋毫。更令我感到不平和惋惜的是，不少仁人志士和民族精英仅仅因为政见不同、救国路异和性格缺陷而蒙羞受辱长跪百年，而那些真正的不仁者却依然安躺在那些由政客们授意、御用文人们精心粉饰和“广大群众”顶礼膜拜的圣殿里。

 

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实际历史，也就是发生过的事情的总和，它们真实而客观，然却“复盘”无望。另一种就是文载历史，这是我们后人活动的空间，在这里，真伪并存，鱼目混珠，云山雾罩，暗流涌动；在这里，政客们可以信手拈来，颠倒乾坤，甚至指鹿为马，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古为今用”；在这里，御用文人们可以竭尽阿谀献媚之能事，为“古为今用”磨刀捉刀口诛笔伐，杀人不见血，毁誉不见泪。而我广大群众或振臂高呼群情激昂，或拳脚相向啐骂控诉，却不问他们专政和羞辱的对象是否该受到这份待遇，更不问这种专政和羞辱的手段是否文明是否符合人性。

 

在中国，对人对事，似乎永远是骂得越凶越表示正义在手，打的越狠越表示革命彻底。所以，在中国，“帽子”满天飞不奇怪，“文字狱”反复问世不奇怪，冤假错案不断产生不奇怪，平凡昭雪从不间断不奇怪……不奇怪啊！因为，中国的文载历史（特别是近代和现代历史）已经是支离破碎假多真少。当年中华大地刀光剑影，而书本里难道就不是是血雨腥风吗？！不奇怪啊！因为，在通往菜市口行刑的路上，永远有无知的人们在那里往囚徒脸上和身上扔烂菜吐唾沫。他们不知道或者也不想知道，这些死囚中也有为你我请愿为你我奋战的仁人志士。悲哉悲哉！！！

 

我敬仰面对生死大义凛然铁骨铮铮的热血英雄，但我也佩服面对抉择知难而进难己易人的仁人志士。前者会被历史大书特书，后者却可能遭人唾弃。我们在纪念前者的同时，也不应该蔑视后者。

 

尊重历史要从揭示真相开始，而揭示真相需要勇气，因为真相往往是血泪交加阴暗丑陋。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

 

• 在我们发表看法或给人定论的时候是否秉着对人负责的态度去作过调查？
• 我们在真相面前是否有勇气挣开双眼？
• 我们在真相面前是否有勇气否定自己？

 

正是在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之后，我才开始直面汪精卫这个历史人物的。此前，我对汪精卫的印象和诸位没有什么区别：反共元凶，卖国汉奸。可是，当我开始触摸历史中的汪精卫时，他在我心中开始变得立体。当我开始剥蚕抽丝般地了解他时，我对他的敬仰之心油然升起。我不想越俎代庖地去替诸位采信取证，如果诸位对汪精卫这个历史人物感兴趣，不妨可以自己去读各种史料，然后冷静思考。

 

从人品方面去逻辑分析，我们要问：

 

• 一个具有汪精卫那般才智和人品的人为何要去做“卖国求荣”的苟且之事？
• 一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士汪精卫为何要去对日本人摧眉折腰卑躬屈膝？
• 一个看重清名不计名利的“圣人”（党内同志对其的评价）汪精卫为何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并置自己一生荣誉而不顾去出卖他为之流血奋斗的中华故园？

汪精卫当年行刺摄政王载沣之前曾在其《革命之决心》一文中写道：“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 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对日本的“战与和”问题上，汪先生对当时的国情和国际局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的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匾乏，在战祸中喘息著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 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汪精卫也明白，他迈出这一步的代价有多大，岂止勾销其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甚至要落得个千夫所指万人痛骂的下场，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汪精卫在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主和”的道路的确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从当年情势和结果来看，我们要问：

 

•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中国百姓是更加生灵涂炭了还是保存了人力物力资源？
• 中国国土的沦丧是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后发生的还是之前？
• 外蒙和其他疆土究竟是丢于谁手？
• 是谁从日本人手里拿回了当时已经分治的华北和华东大片国土从而保持了国家的相对完整性？
• 当时“百病缠身”“弱不禁风”的中国和日本人谈判时手中到底有多少筹码可以用来作强势？
• 如果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苏联的介入，中国的抗战能有后来的结果？

 

 

各位朋友，当你们回答了以上问题之后，你们会发现，能够蔑视和仇恨汪精卫的理由恐怕只剩一个，那就是他损害了所谓的民族“自尊”！说白了就是面子！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面子是虚的，重要的是要保全生命和物资，生命都没有了，面子何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意气用事英雄气短，受遭殃的只会是平民百姓。纵观历史，用土地换和平的例子古今有之，中外有之，面对凶暴残忍的入侵者，弱国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换取生存权利以图后起的做法是明智的。

 

一个国家的版图有张有缩，暂时的割地是自身虚弱的无奈之举，也可能是明智理性的权宜之计。丢土地怎么了？台湾不是丢过吗？香港不是丢过吗？澳门不是丢过吗？现在不还是在中国人手里？！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相对强盛了，但外蒙不是还独立着呢吗？日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曾是一国（美国）之下万国之上，但他的北方四岛不是依然在老毛子手里吗？如果是因弱而失地，那就暂时认了吧！谁让你自己不争气？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奋图强奋起直追，说不定哪天外蒙自愿回归，新加坡争着加盟，台湾心甘情愿地成为守护大中华共荣圈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呢！

 

回顾历史，中国有过数次被异族征服的经历，我们现在还会计较汉人丢失给蒙人金人多少土地吗？我们不是都把这些当年的侵略者变成了我们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了吗？他们在中土烧杀掠夺，最后不都成了中华历史的一部分了吗？日本在维新以前也曾被西方列强奴役过殖民过，那又怎么了？受过耻辱而不思进取嘴上称雄，这是阿Q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丢脸！受过耻辱而发奋图强，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尊！

 

汪先生以自己一生的清名为代价来换取国人的喘息，不管结果如何，起码他的本意和初衷是无私的。在当时欧美不愿意施以援手和中国武装力量内部三心二意明哲保身的事实面前，汪先生的举措是可以得到谅解的。那些指责他委身于日本人是出于私心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这里我想顺便举两个例子，求请大家思考并对自己作出回答：

 

• 面对凶悍的劫匪进入你的私宅，文弱的你选择何种方式来保全家人的生命？
• 面对空中劫机的亡命徒，机组人员和乘客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来保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朋友，历史有时是很残酷的，残酷到连给你选择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你会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历史是个立体的进程，不能简单而论。所以，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就不能苛求，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看他们行为可能的动机究竟是出于私利还是为民为义。我在读了各类有关史料后发现了汪先生身上的闪光点，我对他的敬意是由衷的，不是受人蛊惑的。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与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宋庆龄与何香凝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特意为陈璧君说情，请求特赦陈璧君。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当晚，宋庆龄与何香凝经过一番斟酌，由前者执笔，给陈璧君写了一封辞情恳切的信：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国父孙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你是位倔强能干的女性，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先生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马上恢复你的自由。我们知道你的性格，一定难于接受。能屈能伸大丈夫，恳望你接受我们的意见，好姐妹，殷切期待你早日在上海庆龄寓所，在北京香凝寓所畅叙离别之情。

　　

谨此敬颂大安。

　　

庆龄（执笔）香凝

1949年9月25日夜于北京

　　

陈璧君并未欣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善意，她回信婉拒，大意为：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陈璧君最后真就把牢底坐穿了。

 

 

如今，国民党要人可以来大陆与昔日的死敌中共领导握手言和；中共可以为当年被其钉上“人民公敌”耻辱架的蒋介石修缮祖坟；可汪精卫呢？他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其实，对汪先生的定论之所以如此不可动摇，最关键的一点原因恐怕是他在历史中既得罪过共产党，也鄙视过蒋介石！其次就是汪精卫的现实政治价值早已不复存在，因而也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标本。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三月十一日補簽
中華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筆記者汪精衛
證明者宋子文　邵元沖　戴恩賽
孫　科　吳敬恒　何香凝
孔祥熙　戴季陶　鄒　魯

 

每每读到孙中山当年的这份政治遗嘱，我内心真的五味杂成！朋友，当你们很不经意地从口中说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的时候，你们可曾想到，它正是出于你们鄙视的汪精卫之手呢？！

 

由汪精卫先生我还想到了中外历史上的其他让我敬仰和崇拜的人物：

 

 

萨达特

 

在金字塔的国度里有一座墓碑，墓碑上的铭文是这样的：

以宽大仁慈的真主的名义，

你不要认为那些为了真主而被杀害的人是死 了，

因为他们与真主同在。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

战争的英雄，和平的英雄，

他为和平而生，为原则而死于

(穆斯林阴历)一四O一年十二月八日，

公元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他的胜利第八周年之际。 

1977年11月21日，埃及总统安瓦戈尔·萨达特结束了对自己当时的敌对国以色列的惊人访问，与贝京总理携手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和埃及当时实质上仍然在发生战斗，阿拉伯世界正在同仇敌忾地声讨以色列。萨达特却在以色列国会上发表了前所未有的演说，宣布他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他说：“如果你们想与我们在世界这部分土地上生活在一起，我诚挚地告诉你们，我们以全部和平安全来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所有人中间”。一段时间内，他在国人面前和阿拉伯兄弟国面前虽然背负着骂名，但他的勇敢和真诚却感动了他昔日的“敌人”，并最终赢得了世人的赞颂。在他飞回开罗时，以色列战斗机将他护送上路。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两国在华盛顿戴维营签署和平协议，这使得埃及成为第一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平协议的达成受到了其余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指责，骂他是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人大有人在。萨达特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却因此没能去奥斯陆领奖，也没能摆脱1981年遭到暗杀的厄运，但他的和平举动拯救了无数生灵。

 

 

曼德拉

 

南非的曼德拉是我最敬仰的政治家。

２７年的铁窗生涯非但未能消磨他坚强的意志，反而使其历久弥坚、锤炼出坚韧顽强、沉着大度的优秀品格。他在南非宗族隔离政策纷崩瓦解之后没有进行报复清算，而是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不要“将白人赶到海里去”，当时国内和非洲的反对声也处处可闻，但他以博大的胸怀和仁慈的心拯救了一个新南非，不仅赢得了朋友的爱戴，也受到了昔日敌人的尊敬。他的一生正是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

曼德拉在其自传的结尾这样写道：“正是在那漫长和孤独的岁月里，我对本民族人民自由的渴望变成了我对各民族人民、白人和黑人的自由的渴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囚禁他的是偏见和狭隘……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平心而论，如果他执政后对白人实行清算，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会支持他，非洲国家会支持他，世界舆论会理解他，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让仇恨扭曲自己的心灵！相反，这个从囚室的漫漫长夜中走过来的人却深信囚禁他的那些人也应获得自由。这才是曼德拉人格真正伟大的地方。

 

 

瞿秋白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位曾经是中共领导人的文弱书生被同志的妻子出卖后被捕，他在狱中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洋洋万言，写就了《多余的话》，文中开头，他写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一个反思者的口吻。

 

读完《多余的话》，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欲的文弱书生呼之欲出，让我感到这是一个触手可摸非常富有人性的共产党人。面对铁窗面对死亡，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静和泰然。他在文中自喃自语娓娓道来，没有恐惧，不存侥幸，他在向自己告别……最后，他用文人特有的口吻和童心未眠的话语流露出了对人间的眷恋：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

《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

屠格涅夫的《罗亭》、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

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

茅盾的《动摇》、

曹雪芹的《红楼梦》，

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他在刑场上很英勇，高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高呼着口号，手指一块空地，恬静安详地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随着一声枪响，他的生命被无情的剥夺了。

 

可是，正如他自己预见到的那样，他的坦诚他的人性他的反思他的《多余的话》在他死后被他的同志们戴上了“软弱”“叛徒”“小资情调”“没有气节”“没有是非”“动摇变节”等帽子，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正名。

 

哀哉！

 

 

不瞒大家说，我在向大家介绍汪精卫先生的时候以及之后争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更能体会汪先生当年的处境了，有道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亦沉。

 

我在波黑战争期间中国使馆被炸时曾写了以下一段话：“维护民族利益要求公民有坚定和健康的民族意识，何谓“坚定”？就是不管国富国贫都应保持民族向心力，平时不要盲目追崇西方文化和物质，随意放弃和贬低自己的文明精华。何谓“健康”？就是一种深沉的不夸张地和不靠突发性事件的刺激就具有的对本民族的认同性。”我经常会问：我们中国人做到这点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苛求一个为本民族而不计自己名声的君子呢？

 

好了，不说也罢。

 

在我结束这通“发泄”之前，我还有一句话赠与大家，不是说教，而是共勉的心语：

 

让我们都作独立思考的人，让我们不要做人云亦云的人。让我们在考虑所谓“民族大义”“大是大非”和“原则问题”之前先学会尊重和体谅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活着的或者已经死去的生命，尊重他们的人格，体谅他们的弱点。

　 

　　提起李清照，人们往往对她的婉约风格赞不绝口，尤其是那首千古绝唱《声声慢》，细腻的文字风格和凄凉的遭遇，让人感到她活像一个只懂得听“雨打芭蕉”、叹“绿肥红瘦”、盼“归鸿回雁”、守“黄昏残洒”的柔弱女子。事实上，并非如此，李清照看似一副柔弱外表下，却藏着一颗女汉子的坚强内心。

　　豪放诗句表明了她的雄心壮志

　　李清照做为婉约派的代表诗人，她的诗不仅描写了小女儿的缠绵情怀，也慷慨激昂的抒发雄心壮志。李清照早期创作的《如梦令》就表现了她身上的男子气，词道：“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 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词写了李清照早年一次壮游喝醉的经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时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们，一般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很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李清照却如同男儿一样地豪饮，甚至还有点狂放不羁，由此可见其豪放的性情。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在《夏日绝句》的诗文中，她一改词作中的清丽婉约风格，“意气 豪荡”，“气象宏敞”用慷慨激昂的辞句来抒写自己的抱负。这首诗词的字里行间中让人感到一种高亢的激情。从这首诗里，我们也鲜明地感到李清照的人生的价值取向：人活着就要作人中的豪杰，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成为鬼中的英雄，这种充满斗志的雄心壮志不就是钢铁男儿的铮铮誓言吗？

　　此外，李清照的豪放之作不仅丰富了她作品 的风格，更展现了一位乱世女性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博大的 忧乐情怀。李清 照的《打马赋》中，她把“打马”的棋局描写成一次战争，而李清照本人在词中又把自己当作这场战争的指挥官，想象着自己在金戈铁马的沙场上奋勇杀敌，着实表现其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

　　惨痛打击下仍保持一颗坚强的心

　　李清照18岁那年，与时年21岁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安静和谐，高雅有趣，两人充满着幸福与欢乐。可惜好景不长，朝廷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把李家卷了进去，并株连到李清照身上。困难面前，李清照挺起腰杆，依然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图为李清照和赵明诚收编《金石录》的情景

　　1127年，李清照44岁，此时金人大举南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随着金兵的入侵，她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带着赵明诚留下的众多文物古董，辗转流离，一路南奔。世人的冷眼，晚景的凄凉，生活的遭遇和挫折让她饱受折磨。期间，丈夫的病世又让她在情感上遭受重挫，并且逃亡路上收藏的大批文物及书籍又全部失散，颠沛流离再加上亡国之恨，家散之痛，丧夫之哀，孀居之苦，这一连串接重而来的打击和无情折磨使李清照，几乎陷入伤痛百般走投无路的绝境。但即使如此，李清照仍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仍然坚强的活着。从这段历史来看，李清照内心可谓非常的坚强，非一般女子所能承受之重。

　　她性格刚烈，敢于冲破世俗的偏见与压力

　　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到达杭州。孤独无依之中，再嫁张汝舟。在那个理学盛行的年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的观念深入人心。丈夫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毅然冲破压力与世俗的偏见，与张汝舟结合，表明了李清照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压力，是不折不扣女汉子的作风。

　　 

　　中年的李清照多一份成熟

　　原本，李清照的中年再嫁希望换来晚年的幸福，未曾想，她遇到了“小人” 张汝舟，当初他之所以选择和李清照结婚，完全是一场阴谋，纯粹是为了霸占李清照的珍贵收藏。可当婚后，张汝舟发现李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经常对李清照进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这次婚姻的失败给李清照沉痛打击。

　　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社会，女子一般会在“三从四德”中选择逆来顺受，但性格刚烈的李清照却不吃这一套。面对张汝舟的野蛮行径，李清照便以张汝舟“讼其妄增举数入官”的违法行为，告发他谎报资料参加科举考试多次数弄虚作假骗取官职行为。但依照当时的刑律，妻子告发丈夫需服刑二至三年。后来，多亏得赵明诚的姑表兄弟搭救，李清照才在狱中关了9天后被放出来。李清照宁肯自己坐牢也不愿委曲求全，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决，纵使有些男子也自叹不如。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能够与男人媲美的女词人。她多愁善感，情感细腻，以婉约之词描写了儿女的缠绵情怀；同时，她又勇敢刚烈，悲愤豪放，用男儿之志抒发了慷慨激昂的爱国雄心，堪称直压须眉的女中豪杰。李清照，确确实实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