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20年惯例 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降格




2015年5月07日

    来源：侨报
    
     5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被聘请为名誉会长的。这也打破了过去20年来，由最高领导人担任红会名誉会长的惯例。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当日在京闭幕。中国红十字会十届一次理事会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聘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这是继1994年六大开创了国家主席担任名誉会长的惯例之后，首次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红会六大通过的红会章程中，还没有“红会名誉会长由国家主席担任”的条款，直到1999年的七大才将“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由国家主席担任”的条款明确写进了章程。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红会的章程也修改了。这也开创了另一个“传统”：连续4届，每逢全国全员代表大会必修改章程。
    

国家主席担任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始末
    
    聘请国家元首担任红十字会的名誉职务，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在中国，清末、民国时代亦是如此，可是在新中国初期，尚无此先例。
    
    在红会1994年之前的章程中，“理事会会议聘请国家主席担任名誉会长”也并非是当然之事，而是红会方面积极争取的结果。
    
    建国伊始，中国红十字会由卫生部代管，所以从一大（1950年）到五大（1990年）的红会会长均由卫生部长兼任。一大、二大、三大未设名誉会长，四大、五大时有多名誉会长，包括前任会长和社会知名人士。
    
    1999年，红会管理体制发生一次较大改变。红会官网显示，1999年12月29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通知，经报请中央编委领导批准，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
    
    事实上，改变在1994年4月就已经发生。在当月召开的红会六大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当选会长，理事会聘请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名誉会长，开创了建国以来，红会名誉会长由国家主席担任的新传统。
    
    原红会常务副会长顾英奇曾专门撰文《国家主席担任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始末》，回忆了自己代表红会积极争取聘请国家主席担任名誉会长的经过。
    
    顾英奇回忆，从1990年10月起，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中国红会法”立案起草工作。在起草“红会法”过程中，鉴于美、英、日、意、印等许多国家的总统、女王、皇后等元首都出任本国红会名誉会长、会长、保护人的情况，故从起草之初，顾英奇就考虑聘请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
    
    1993年10月《红十字会法》颁布后，顾英奇提出并得到执委会同意，提前一年召开红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落实聘请江泽民主席担任名誉会长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顾英奇在请示的最后还特别加了这样一句话：“江主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是荣誉性的，不会增加江主席的工作量。”当年底，红会正式向中央请示，获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取得同意。
    
    1994年4月23日红会六大开幕，江泽民在听取顾英奇汇报时说：“本来，我不想当这个名誉会长，但看到你们给我的一个材料上边列举了国家元首担任名誉会长的情况，国际上都这样做，所以我说，那就同意吧。”
    
    当天下午，红会六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就聘请江泽民担任名誉会长。
    
    自1994年之后，中国红会的名誉会长均由时任国家主席担任。在2009年通过的最新版《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第33条还明确规定，“名誉会长由理事会聘请国家主席担任”。截至6日，中国红十字会网站上的简介栏目中，名誉会长仍为胡锦涛。
    
    另外，从1994年开始，中国红会五次全代会均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见。
    
    红会全代会基本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分别为1994、1999、2004和2009。除了1994年是在4月底召开，此后的召开时间基本固定在10月。
    
    也就是说，此次全代会整整晚了半年。
    
    《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召集，如遇特殊情况可提前或延期召开”。
    
    而在这次延期召开的红会全代会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名誉会长不再由国家主席受聘，而是换成了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有海外媒体分析认为，这或许是因为红会的声誉下降，所以导致习近平不愿担任名誉会长。
    
    此前，因为郭美美事件，红会陷入失信泥淖。虽然去年8月，中国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以及郭美美本人的供述显示：她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系。但郭美美事件仍让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难以重建信任。
    
    也许正是因此，习近平在5日会见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会提出“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加强自身建设”的要求。

深圳老板30年前花3500万买青铜器 被鉴定为赝品




2015年5月07日

     来源: 金羊网
    
     编者按  
                       
     经过记者概括的新闻肯定有漏珠之憾，甚至，记者省略的内容有可能正是读者需要的信息。正是出于对读者高度的重视，晶报决定今日起推出情境报道“阳光故事”。对于这类故事，记者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叙述和描写，以更多地保留细节。如果您还读得下去，读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知、受到了感动和得到了启发，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不断探索这种新的新闻写作方式，做更精彩的“阳光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老板洪大超（化名）投资3500多万元收藏了一系列商周青铜器和元明青花瓷器，相隔20多年后的2012年，他开始着手筹建华夏文物博物馆。筹建博物馆的前提是鉴宝，于是，就有了——
    
    4月24日，周五。从武汉开往深圳的G1013次列车到站时间是下午5点，但洪大超和晶报记者习风4点不到就来到深圳北站，等着国内知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方国荣的到来。
    
    尽管习风事先说好接待队伍不要浩浩荡荡，但是洪大超还是请了两个收藏界同行、两个摄影摄像。
    
    4月14日，洪大超请习风为他筹建华夏文物博物馆鼓与呼。作为记者，当然要现场品鉴外加刨根问底，于是，习风将洪大超所藏青铜器上铭文全部拍下来，买来《古文字类编》、《甲金字典》、《商周文字研究》进行研究，很快，便发现两处破绽：一是该青铜器铭文一反商周的阴文习惯，居然是阳文，二是铭文字体没有古人的朴拙反倒有今人的匠气。
    
    习风毕竟对青铜器是外行，也没把这个疑惑提出来，只明确告诉洪大超：“如果要报道，必须有我认定的专家进行鉴定！”洪大超倒也爽快：“你给请个专家如何？”
    
    方国荣是习风托朋友请到的。这个50多岁的专家一辈子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编钟就是他参与修复的。但方国荣谦虚得不行，他明确声明：“我只是利用周末时间过来看看，不是鉴定——鉴定是要走流程的。”
    
    2013年6月3日，深圳市文管办曾组织专家鉴定为“仿古制品和一般工艺品”
    
    2012年2月，把“宝贝”收藏了将近30年的洪大超向深圳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创立中国华夏文物博物馆的总体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洪大超对“华文馆”的特色概括为“在海内外独树一帜、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绝无仅有，不可替代、不可再生。”规划选址龙岗，占地面积约1000亩；建筑设计拟请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出任总设计师。
    
    总体构想递交之后，有关部门明确告知“必须通过鉴定才能推进”。
    
    2013年6月3日，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组织省文物鉴定站和深圳博物馆等机构文物专家，对拟建立的“华文馆”藏品进行鉴定。专家们在仔细甄别研讨后得出意见：“除少量已残碎的青花瓷标本外，其他均为现代仿古制品和一般工艺品，且工艺水平较低，不具备鉴赏和陈列展示价值。”
    
    对于如此结论，洪大超很不服气。请晶报记者习风报道时，洪大超一直强调，深圳市文管办组织的鉴定“我不服气”，“他们只看了七八分钟就给我的藏品下了死亡通知，极不负责任，何况来的一些所谓专家都是年轻人。”
    
    今年初，洪大超又给“尊敬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领导、尊敬的区文体局各位领导”上递《请求复鉴报告书》，称“经多方专家及收藏鉴赏家多次对实物进行考证”，其收藏的青铜器是“极其珍贵的国宝”。
    
    “中国甲骨文金文研究院院长”宋长海“认定”洪大超收藏的青铜器是“国宝”
    
    2月26日，正月初八，“中国甲骨文金文研究院院长、世界著名甲骨文书法家、怪夫子、85岁老人家”宋长海应邀从广州来到深圳观看洪大超的收藏，与他一起来的还有“8个专家”。
    
    洪大超说，宋长海初八下午3点到深圳，一直看到晚上11点多才休息，第二天上午又重新看了一遍，宋长海认定，洪大超收藏的青铜器“属商中晚期皇宫礼器，其中四方鼎记载皇帝父母及子女情况，四方人面大鼎属皇帝御用遗物，圆鼎是商朝国家与联盟结帮的记载”，“对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价值”。
    
    为了证明他所说属实，洪大超两次当着习风的面给宋长海秘书打电话，并按下免提。习风听到最多的是，这是国宝，要防止氧化，要尽快整理。
    
    “老人家反复告诫我，一定要保护好国宝，不要进空气，拍照时不要用闪光灯，不要用笔去拓字。”洪大超说，“老人家愿意带6个专家进行全方位整理，不过时间估计要一年，最快也要8个月。”
    
    一个7人专家团队将近一年进行整理，这费用太大了！事实上，在正月初八宋长海初步认定后，洪大超当天就将好消息告知了龙岗区文体旅游局，希望对方第二天派人来听汇报。但是第二天，“只是街道办派了两个妹仔，而且半个钟头就走人了。”
    
    在洪大超的办公室内墙上，挂满了“宋长海拿着放大镜观看藏品”的照片。在洪大超的手机上，也装几百张宋长海观看藏品和与之交流的照片视频。
    
    青铜器修复专家方国荣称，这些青铜器是一眼就能判断的赝品
    
    有宋长海“老人家”的认定做作铺垫，洪大超显得多少有了点底气，这一点从他浩浩荡荡接人队伍可以看出来。但越是这样，习风越怕洪大超接受不了梦幻破裂的打击。于是，习风给方国荣手机发短信：“今晚最好不要看，非要看，也不要当场说结果。”
    
    但是短暂的晚餐过后，洪大超还是把车开到了他的收藏室楼下。方国荣仔细研究着这些藏品，洪大超一行人跟在身后观察着方国荣的表情。或许是洪大超看出了方国宽荣表情的含义，他竟没敢开口询问，还是另一个同行试探着问：“莫非是假货？”方国荣到底是个搞研究的人，直接回答：“假货，一眼就能看出的假货，连高仿都谈不上。”
    
    怕洪大超不能接受，习风打岔并推着方国荣往外走：“今晚太晚，借着灯光也看不清楚，还是明天上午继续看吧！”临走时，洪大超看似平静地把同行打发回家了。两个摄影摄像问：“我们呢？”“回去吧，用不上了！”洪大超答。
    
    第二天一大早，洪大超又把方国荣和习风接到收藏室。因为习风提前告知了洪老板谴责鉴定专家8分钟出结果的背景信息，方国荣足足观看了十多分钟后才走出收藏室。这一次，洪大超也没有询问，只是方国荣自言自语：“不用看了！”
    
    “凭什么说是假的？”洪大超一定要讨个说法。方国荣答：“铭文位置不对，铭文字体大小不对，铭文阳文不对，没有范铸法的痕迹，没有古人使用过的痕迹，器物上的锈是浮锈······”方国荣一口气说出了9个不合规之处并一一解释。
    
    “这不合逻辑。这不合范铸法的逻辑。”文化程度不高的洪大超也使用起了专业术语，在接下来的两次交流中，他居然问到方国荣什么文化程度，尽管有习风从中斡旋，但仍旧没能阻止方国荣的回击：“我说是假就是假，不管多少人说真也是假，不然，我就白吃了32年青铜器修复的饭！”
    
    一个老板30年前敢花3500万做收藏，一定是被人设了局
    
    洪大超并不愿谈他当年收藏这批青铜器的经过，只是告诉方国荣，这批“宝贝”是在湖南靠近湖北的某个地方购买的，当年花了3500万元。他还透露，自己当年是中国三合板最大的进口商，曾被各地请去投资，最得意的时候，公安部门还给他配备了手枪。
    
    30多年和各类收藏家打交道，使方国荣很快就判断洪大超是被人做了局。双方最后一次见面，习风在明确向洪大超提出“只需听着，不需要做任何表示”之后，让方国荣描述他猜想的做局细节。
    
    “你是老板，不是傻子，当年敢出3500万购买这批藏品，你一定认为自己收藏这批文物是稳妥可靠的。”方国荣说：“一定有人研究过你有收藏的爱好，一定有人带你去看过这批‘文物’出土的地方，一定有专家陪你认定过这些‘宝贝’，一定有人告诉过你这些盗墓的东西最好收藏二十多年后再拿出来······”方国荣一下列出了多个“一定”。
    
    “我告诉你，这都是做的局。做局是收藏界常用的手法。不信你去找一找，当年带你走进收藏领域的‘朋友’如今肯定很难找到，就是能找到，人家一句‘看走了眼你又能咋地？’”方国荣说。
    
    听方国荣的叙述时，洪大超一直呆坐在那里。因为不敢坐洪大超的车，告别洪大超，习风陪方国荣一起乘地铁回到市内。如今10天过去了，习风仍没有拨通洪大超的电话。方国荣和习风都希望洪大超老板能扛得住这个打击，在66岁的年龄还能重拾信心。
    
    “你是老板，不是傻子，当年敢出3500万购买这批藏品，你一定认为自己收藏这批文物是稳妥可靠的。”
    
    ——国内知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方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