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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女知青大量被強奸/余英时：中國轉一個身非常困難/日本殖民剝削台灣李登輝:彌天大謊

發佈時間： 5/8/2015 2:02:24 PM 被閲覽數： 198 次來源：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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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冥想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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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忘卻的故事：女知青大量被強奸遠超南京大屠殺的2萬人(12圖)

連長撫摸著她向她許了不少願，入團、入黨、提幹等等。施某本來可高聲呼叫，但她不敢。連長的權勢，紅領章、紅帽徽、領袖像章的尊嚴，她心裏壓力太大了，以致于會覺得人們將指責她在犯罪。被奸汙的女知青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有的留下婦女病，有的終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汙過的女知青心靈上都會一輩子有一塊無法痊愈的傷痕。日軍占領南京時奸汙了兩萬名婦女，成爲震驚世界的慘案!而女知青慘遭奸汙，不應該讓曆史和人類記住這悲劇嗎?!

文革中毛利用紅衛兵打倒「走資派」後，數千萬青少年又被趕下鄉當「知青」，遭到軍代表和農村幹部的欺淩，尤其是花樣年華的女知青大量被奸汙。都是在回城、入黨、提幹、上大學的利誘逼迫之下，成爲權力的犧牲品。

一個女知青麻木地推開大隊黨支書家的門，一步一步、沈重萬分地走了進去。大隊黨支書桌上擺著半瓶二鍋頭和一小盤花生米，還有一張招工表格和大隊革委會的大印。女知青站住了，雙目無神，像一個被送上祭台的羔羊。大隊黨支書甚至連門都不關，閃閃爍爍的油燈都不吹，就粗魯地笑著，一把扯開女知青的衣衫，然後把她推倒在充滿汗味和臊味的木板床上。女知青沒有喊叫，只是心和下體一同疼痛著。當女知青從床上站起來，滯重地穿著衣服時，大隊黨支書將血紅的大印蓋在了招工表上。和那大印一樣鮮紅的還有床單上幾塊處女的血痕。

以肉體代價換一張回城通行證

假如這僅僅是故事，是小說，那麽，曆史就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了。

這是中國大陸文革時期血淋淋的真實曆史。例如，1972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青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70余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科檢查的醫生驚訝地發現，女知青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不是陳腐性裂痕。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女知青們是以肉體爲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

從1964年到1980年，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包括所謂回鄉知青)達數千萬之衆，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這上千萬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汙的其實無法統計。大部分被侮辱過的女知青都不願暴露真實情況，因爲中國的倫理道德將使失去貞操的年輕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會壓力。另有一些被奸汙後而上大學、入黨、提幹的女知青更不會將內情暴露。如雲南生産建設兵團某團助理保衛幹事，被一名當權者奸汙後送到四川去上大學，後來此當權者又奸汙其他女知青被揭發出來，坦白罪行時交代出與她有過關系。當外調人員到四川找到她詢問情況時，她卻矢口否認。外調人員失望而歸，那當權者因此而被少判一年徒刑。

按當時的說法，這些色狼統統被稱爲破壞上山下鄉份子。

這些色狼罪有應得，遺憾的是大部分奸汙過女知青的人並沒有被揭露，他們到死都會爲自己的豔福而洋洋得意。最終倒楣的還是那些弱者，他們心靈的創傷不但終生難忘，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也屢屢因直接碰撞而再次流血。

上海一個普通女工，在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以至趕出家門，因爲她不是處女，她的處女貞操在插隊時被公社黨委書記給破壞了，她的丈夫並不因她當時若反抗就會被打成反革命縱火犯而原諒她。當時她看麥場，無意中燒了一百多斤麥子。更有甚者，一些在插隊時入了黨的回城女知青幾乎百分之百地被懷疑是被大隊黨書記奸汙後而發給黨票的，因而，這些人連找物件都成了問題。手裏握有黨票、團票，招工、調動、提幹權，以及病退、困退權的色狼們，以這些特權爲誘餌，奸汙了不少女知青。

漂亮豐滿的上海女知青是色狼首選

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一個上海女知青，長得豐滿誘人，她拒絕了連長的調戲，便被發配到二十裏外的水渠口去開關閘門，每天在四十度的酷暑中來回一次，半個月後她屈服了，給了連長一個暗示。連長陪她看了一天水閘，第二天她就被調回連隊駐地的食堂工作。而那最後一天，她少女的貞操與流水一同東去了。

現在人們在敘說女知青被奸時沒有使用強奸一詞，1974年打擊這些色狼時也沒有使用強奸一詞，因爲絕大部分女知青被侮辱時，侮辱者確實沒有使用暴力，他們使用的只是權力，人民給他們的權力。悲劇在于：人民的女兒正在被這些掌權者奸汙!

雲南是個美麗的地方。大批知識青年來這裏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68年第一批北京知青是在周恩來親自批准下進入到西雙版納地區的，而後又有上海、昆明兩地知青離開家鄉，來到漫長的邊境線上，開墾荒山，種植橡膠樹。1970年雲南農場在屯墾戊邊的偉大指示下，成爲昆明軍區雲南生産建設兵團，大批現役軍人進入到兵團，擔任了連長以上的全部正職幹部。四川省成都、重慶兩市的知識青年懷著「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志願，經過嚴格政審，大批來到雲南，認爲自己已經成爲准軍人。

上海女知青施某在連長的第一聲哨子中便從睡夢中醒來，她以軍人的速度和敏捷穿上短袖襯衣、蹬上長褲和螞蝗套，戴上頭燈，挎上膠刀筐，穿上解放鞋，跑出了茅草房。外面大森林起伏的陰影遮擋著黎明，幾個小時後陽光才會照進雲南生産建設兵團一師範圍內的這個小山寨，或者叫做連隊。一盞又一盞晃動的頭燈說明又一個割膠日開始了。頭燈在通向橡膠林的道路上彙攏了，曲曲彎彎，排成一長列，像是星群，也像是螢火蟲在飛舞。漸漸地，燈火稀疏了，人們一個個鑽進屬于自己的林段，濃密的橡膠樹葉遮住了光亮和人影。施某的林段在距離連隊駐地三裏遠的山坡上，她負責著幾十畝山林的四百多株橡膠樹的割膠和管理。在她林段的起點，她稍微喘了口氣，抽出鋒利無比的膠刀，開始工作。她割得很快，也很認真，但這並不影響一顆由于年輕而不會停歇的大腦在躍動。

她是自願從十裏洋場來到西雙版納的密林中的，這裏的傳說和神秘吸引了不少和她同樣年輕的少男少女，他們懷著改造自己和改造邊疆的宏願離開家鄉，把青春和汗水抛灑給紅土高原的一草一木。但這裏很艱苦，有人跑回家鄉去泡病假，甚至有人越境到了緬甸。可施某沒有像那些人一樣，她覺得這裏的一切都還不錯。尤其是那個面和心善的現役軍人連長，對知識青年，尤其對女青年們關懷備至。

上面一層林帶傳來輕微的響聲，施某的心一下子縮緊了。她曾聽說有一野豬一拱嘴就把一個男知青的大腿咬下去半邊肉。她哆哆嗦嗦地擡起頭，上面也是一團光亮，說明有一個人戴著頭燈。她看出來了，是連長，他在幫她割膠。她放心了;連長幾乎天天出現在各個林段中，檢查生産情況或幫助生手、慢手割膠。

她比平時快一個小時割完了膠，和連長在山頂處的一小塊空地上。連長一上山就把挂在腰上的雨布鋪開，自己坐下後，讓施某坐在他的身邊。施某驅趕了一下蚊子，又尋找著有無螞蝗爬上來，一只有力的手爬上她的脊背，似乎在幫她驅趕什麽，她很感謝，側臉沖連長笑笑。連長也在笑，眼中燃燒著一股施某從未見到過的欲火。連長的手挪到她胸前，解開全部襯衣扣時，她才開始恍惚。施某沒有戴胸罩，由于西雙版納地區的炎熱也由于施在生活上和貧下中農一樣。施某頓時嚇呆了。她不知道連長要幹什麽，或者說由于意識到連長要幹什麽，而目瞪口呆，束手無策。連長飛快地脫下自己的衣褲，像猛獸吞食小動物一樣瘋狂地占有了施。施某大概本能地抵抗了幾下，但那樣無力，幾乎是眼睜睜地忍受著第一次被男人侵入肉體時的痛苦和傷痛。完事之後，連長撫摸著她向她許了不少願，入團、入黨、提幹等等。施某本來可高聲呼叫，但她不敢。連長的權勢，紅領章、紅帽徽、領袖像章的尊嚴，她心裏壓力太大了，以致于會覺得人們將指責她在犯罪。

1974年曾判刑槍斃過十幾個色狼軍官

連長心滿意足地站起來，收起了雨布，用樹葉擦去留在上面的處女血痕和汙物，哼著毛主席語錄歌，揚長而去。派他到生産建設兵團，他一開始是牢騷滿腹。但很快他便在這貧困的山林中發現了樂趣，這便是那些一個個青春年少的女知青們。女知青們，來自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她們比連長在軍營附近見到過的那些農村姑娘確實白嫩、誘人。連長像一只餓狼一樣開始物色獵物並選擇撲食方式。橡膠林中是最好的地點，那裏僻靜偏遠，很難碰到別人，而且在黎明前的黑暗時刻，女知青們都會有恐懼感。第一個女知青在他的懷抱中連掙紮一下都沒有。于是，他帶上一塊雨布，每天都和勤勞的膠工們一同走進山林之中，先從最漂亮的女知青下手。第二個次之，再次之施某相貌平平，已經是他身下的第八個犧牲品了。當連長被揭露出來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時，在橡膠林中有十幾個女知青在他的獸欲中失去了貞操。

1974年的某一天，駐地在河口縣城的雲南建設兵團第十六團進入了空前的戒備狀態。在方圓十九裏地內的所有交通路口都安設了路障，有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的民兵和端著沖鋒槍的解放軍站崗。

一大早，數千建設兵團戰士便在一種緊張氣氛中集合起來，從各個連隊出發，通過一個個哨卡，穿越密密麻麻的夾道持槍者，來到一個山坡下。這個山坡上面是一層層梯田，梯田上長著稀疏的實生橡膠樹，山頂處有一塊保護原生林，有著竹叢和荒草。但現在他們回過頭去，看到十幾挺輕機槍和兩挺重機槍的槍口以俯視狀態對准山坡下。這些戒備都只是爲了能夠安全地召開一個公審大會。河口的知青們剛成爲兵團戰士就參加過一個公審大會，審判一個60多歲的瑤族老頭自封皇帝，結果是他與十幾個大臣一同槍斃：在一條三面環山的口袋形山谷裏，十幾個犯人站成一排，哆哆嗦嗦。另有十幾名持槍的士兵排成一排，平舉自動步槍，在一聲命令中，扣動扳機。大約每人都放空了槍中的子彈後，士兵們跑步離開刑場，兩個提手槍的公安人員走過去，對著未死的犯人補槍。

這次不同，被審判對象不同。隨著一聲汽車喇叭，唯一被允許開進公審大會會場的汽車出現在公路上。汽車停下來，在一排槍口中，車蓬窗被打開了，十幾名現役軍人被押上會場。在解放軍威信和地位處于巅峰的年代中，在說解放軍一句壞話就被扣上「毀我長城」的歲月裏，被審判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

山腳下已經搭好了一個簡易的主席台，幾個雲南省軍區的領導和軍事法庭的負責人臉色鐵青地坐在上面。十幾個將被審判者站在台上，低垂著頭。

在一種沈悶，肅穆的氣氛中，主席台上一個領導拍案而起，大聲宣布。武裝戰士們沖上去，憤怒地撕下了十幾個被審判者頭上的帽徽、脖子上的領章。

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産建設兵團第四師第十八團副參謀長利用職權奸汙女知青八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雲南生産建設兵團第四師第十六團保衛科長利用職權奸汙女知青六人，連長，奸汙女知青，政治指導員，奸汙女知青還有一名現役軍人連長，不但奸汙四名上海女知青，還與一條小母牛有過性行爲，被上山打獵的老頭發現揭露出來，在罪名中冠以糟蹋母牲畜。在場者無不嘩然。

十八團的副參謀長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將在軍人勞改場中渡過他的殘年。

十六團的保衛科長被判六年徒刑，他的母親是雲南省的一個地委黨書記，沒法給他一絲的袒護。而在審判會場上的上千名女知青中那些遭受奸汙和淩辱的人看著這種場面。

在這次大規模審判之前，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第十六團的兩位團級軍官被槍斃了。雲南生産建設兵團一師的一個獨立營長和一個連長被槍斃了。而後，內蒙古生産建設兵團、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廣州軍區生産建設兵團，以及陝西盛山西盛安徽省等有大量插隊知識青年的地方都舉行了大規模宣判會，對奸汙上山下鄉女知青的罪犯進行了嚴懲。

那些上山下鄉的漂亮女知青，文革時期許多被糟蹋了.

慰問團下鄉知青受虐待強暴開始透露

這一切，都是從四川省知青慰問團到雲南的慰問活動開始的。在四川省知青慰問團到雲南之前，這裏曾來過一個北京革命委員會的慰問團。不過，四川省知青慰問團的規模比北京知青慰問團大十倍，因爲四川知青比北京知青多十倍。而兩個慰問團的本質區別卻是：北京知青慰問團是來大吃大喝，遊山玩水的，而四川知青慰問團是來探望子女和晚輩的。四川知青慰問團的不少成員有子女或親屬在雲南生産建設兵團插隊落戶。他們直接深入到自己子女所在連隊，和子女吃一樣的飯，住一樣的房子，還和子女一同參加勞動。子女當然也就將實際情況向家長彙報了：

某團男知青某某因爲和連長吵架了，便被扒光了衣服送進了馬棚。雲南亞熱帶地區蚊蟲成群，尤其是馬棚牛圈，更是蚊子、馬蠅的聚集點。馬有尾巴可以驅趕它們，而捆起雙手的知青很快被咬昏過去。第二天早晨，當那個男知青被擡出馬棚時，全身已腫得不像人樣了。某團有個男知青，因爲身體不舒服，在開荒時多休息了一會兒，連長便讓他在烈日下毒曬，一直到他中暑休克。

某團一對男女知青小李和小王，在中學時便青梅竹馬，來插隊後相親相愛，這在當時當然屬于犯忌之事，是沒好好改造「小資産階級思想不安心接受再教育」的典型;他們有一次在橡膠林中談情說愛，熱烈親吻擁抱時，被幾支手電筒光柱照住，當即被扒得一絲不挂，押回連隊，站在空場前面，接受全連一百多人的批判。

還有個男知青，一個多月沒有吃過肉，實在太饞了，到連裏唯一一個魚塘偷捕了兩條魚拿水煮煮，灑點鹽，狼吞虎咽下去;誰想到第二天便被正申請入黨的同伴告發，民兵排長派民兵捆起盜竊犯，用槍托和木棍打斷了他的腿，讓他這輩子再也不能下水遊泳。還有綁捆吊打知識青年在不少連隊已成家常便飯，一些營和團部動不動就重刑折磨犯了點小錯誤的知識青年，幾乎每個連隊都開過知識青年的批判大會，進行人身侮辱。

還有一些連長、營長每天只是打牌，吃喝玩樂，把並不多的豬，很少的雞，屈指可數的魚視爲私有財産，想吃便吃，而知青們一個個都營養不良。最繁重、最危險的活兒，都派知識青年去，每年都發生因排險、因砍大樹、因山火而有知識青年死去。有父母、親屬作爲慰問團成員而來雲南的知識青年紛紛悄悄哭訴這些遭遇，他們當然不敢公開說，因爲慰問團總會走，也因爲他們還要表現出爲了改造思想能吃一切苦，受一切罪的大無畏精神。

女知青們似乎很少訴苦，被捆綁吊打的大多是調皮的男孩子。她們的父母發現自己的女兒眼中常常閃現過一點悲傷和憂怨，但他們以爲是女孩子想念家鄉的一種表現。有一個女知青躲躲閃閃地講過自己住了一次醫院，她是想說自己做了一次人工流産手術。她倒不是想揭發奸汙過她的那個人，只是想說明兵團對她照料得很好，連長親自給她送過雞湯。她還只有十七歲，她所受過的教育竟然使她還不大懂人工流産是怎麽回事!四川知青慰問團的成員們爲自己的子弟所遭受的境遇感到氣憤，他們把收集到的材料集中起來，沒有向兵團領導反映，而是交到了新華社駐雲南分社負責人的手中。

雲南女知青被軍幹利用職權奸汙不計其數

在四川知青慰問團離開雲南後沒幾天，保山地區某團發生了一場大火。那是一個晴朗的月夜，一個男知青躺在蚊帳裏看書，夜深時，他起身到他住的茅草棚後面小便去，沒有將放在蚊帳內的蠟燭吹滅。當他的房後膠林中小便後，轉回身來時，不禁目瞪口呆。原來茅草棚內已經冒出明亮的火光。當大火吞沒了第一間茅草棚後，整排茅草房就沒救了。人們跑出房子，有經驗的人知道房子已經保不住了，就全力把家俱等日用品從火海中搶救出來。這時，一個老工人不安地告訴連長：你看那排房子中間冒藍火，不大對頭。連長根本沒在意，轉身又去搬自己的鹹菜缸。又過了幾分鍾，那裏藍火越來越明顯，肯定有動物油脂在燃燒，老工人又一次警告了連長。

連長這才叫了一些人，集中全力撲滅了那裏的火，撥開了橫七豎八的廢墟。所有的人都愕然了!十個女知青緊緊摟作一團，全身緊縮著，暴露的後背和肢體完全都燒黑了。當用強力分開她們時，只有胸口部分還有些完好的皮膚。她們爲什麽不跑出來?現場分析，發現她們沒跑出來的原因是晚上睡覺時用八號鉛絲將門緊緊封住，而慌亂中無法順利打開。那鉛絲還綁在成炭狀的門框上。她們怕有人進去!十個女孩子睡在一間房子裏還怕有人進去，這個人是誰?她們沒有把自己的怕告訴慰問團的人，她們再沒有機會告訴了。

那些上山下鄉的漂亮女知青，文革時期許多被糟蹋了

十六團某連的一個夜晚，幹了二十年農墾的地方幹部副連長和他的老婆在連指導員住的房間前後門潛伏了一個多小時了。一個女知青神情暗淡地低頭走進屋去。很快，屋裏的燈滅了。副連長堵上前門，側耳聽了一會兒，裏面傳出一個男人放肆的喘息和床棱子的有節奏的搖響，他使勁敲起了門。約過了五分鍾，燈亮門開了。副連長和他老婆沖進去，見床鋪平整，指導員和那個女知青也整衣在身。副連長問他們熄燈幹什麽?指導員拿出一枚有螢光的紀念章，解釋說：我們在看毛主席紀念章。副連長老婆不愧是心細的女人，發現了床單上有些可疑之物。但指導員矢口否認，何況他一個單身漢的床單上有可疑物也很正常。第二天，副連長被扣上了「攻擊解放軍、毀我長城」的帽子，去做檢查了。

人們對色狼有了經驗，當十六團團部又被地方幹部觀察到一件此類案件時，他們向團長做了彙報，要求團長親自出面。那是一個作戰參謀，住在團部二樓的一間房子內，根據監視，一名昆明女知青進入他房間後，再也沒有出來，現在已是深夜十二點。團長無可奈何地上了樓，敲門讓作戰參謀去拿軍事地圖，要舉行演習。作戰參謀把鑰匙從門上小窗內丟了出來，拒絕開門。團長大怒：「今晚的演習要你指揮。」作戰參謀不得已開門出來，但立即鎖上了門。幸虧另有人有這房間的鑰匙，迅速打開了門，結果在叠成長形的軍用棉被後面，發現了哆哆嗦嗦，一直不敢動的女知青。她依然一絲不挂，使警衛排的小夥子們大飽了眼福。幾天之後，這個女知青被扣上了「腐蝕解放軍，拉幹部下水」的罪名接受大批判。

中央和雲南省的工作組剛開始深入到兵團的各基層單位時，號召大家保衛上山下鄉的勝利果實，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旗幟下大膽揭發捆綁吊打知識青年的壞人。捆綁吊打知識青年的大都是長期在農墾系統的地方幹部。他們處在遠離鬧市的深山老林之中，一貫一個人說了算，養成些惡霸作風，但他們打人都是在大庭廣衆之下，無需揭發，有些人已主動檢討，向知青賠禮道歉。于是，廣泛設立的檢舉箱內塞進了一些別的內容的檢舉信。工作組的人打開這些檢舉信後，不由得産生了顧慮。這些檢舉信的內容是：女知青被幹部利用職權奸汙!可攻擊解放軍就是「毀我長城」!何況強奸、奸汙、通奸是有區別的。

在他們猶豫之時，更多的揭發信送到工作組人員的桌上，揭發的內容越來越詳盡：某團運輸連長，長期霸占兩個北京女知青，當其中一個懷孕後，爲了不使人們發現，他先是一天數次與之發生關系，使其流産，不成功後，他竟然趁她不備，用穿皮鞋的腳，猛踢她的後腰。這個女知青終于流産了，但也留下了後天性不育症。

女知青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究竟責任在誰？

一樁又一樁，揭發材料堆滿了工作組的案頭。

這是不容置疑的殘害知識青年，奸汙女知青比捆綁吊打男知青留下的身心傷害更爲嚴重!有人提出來女知青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反抗因而不能給那些幹部定罪。但是，女知青們大多是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被這些幹部利用職權威逼、引誘、要脅等手段而失身的，而且長期利用這些被告人失身後的忍辱心理狀態，進行獸行發泄。這些行爲在客觀上是對婦女身心的摧殘，是絕對違背婦女意志的。一切違背婦女意志的性行爲都可視爲犯罪行爲!

被奸汙的女知青身心受到嚴重傷害，有的留下婦女病，有的終身不育，有的成了色情狂，有的成了性冷淡所有被奸汙過的女知青心靈上都會一輩子有一塊無法痊愈的傷痕。

這些賬僅僅記在那些色狼身上嗎?難道沒有其他的責任者嗎?!

日軍占領南京時奸汙了兩萬名婦女，成爲震驚世界的慘案!而女知青慘遭奸汙，不應該讓曆史和人類記住這悲劇嗎?!當時爲了使那些已經被衆人知道的被奸汙過的女知青們不因屈辱而難以生活，上面下了一道命令：可以讓她們在全師範圍內自由調動。但調動的結果也並不佳，因爲凡是單位新來一個女知青，大家立刻就明白她爲什麽會來到這裏。那些由農村上大學、提幹、入黨的女知青們，不管她們如何清白，也會被人聯想到是付出代價換來的，尤其比較漂亮的女知青。

一切都成爲曆史了，曆史更有必要爲後人所知。

來源：開放雜志

余英时：中國轉一個身非常困難

欧陽斌爲紐约时報中文網撰稿

CFP

余英时2002年在東吳大學“中國人文研究座谈會”上。

在寓居海外的華裔漢學家中，余英时是獨一無二的。他幼年时在故鄉安徽省潜山縣居住，在一個彼时几乎與現代文明隔絕的环境中，零距離地體驗了中國傳统社會。1945年日本战敗，余英时離開故鄉，却又親曆了中國現代史上最爲激烈的滄海桑田，先東北，後北平，再香港，辗轉顛沛，最终定于美國。他的知识體系也同樣斑駁。幼时接受過傳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鎮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則更有機會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姑且不说其治學專业，僅從詩文應和中，人們也能體會到他深厚的國學根底。青年时代負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學術训练，並在西方學術體系下獲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備”实不爲過。

雖然去國多載，余先生對当下大陆政局社會始终保持着濃厚兴趣，频繁發言，語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屢屢出版、加印、重印，被奉爲經典。我們聊及這一點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鄉音濃濃，自1978年短暫訪问大陆之後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對我说他没有鄉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這顯然並不是全部，当我问他爲何屢屢對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將之歸爲“對故國不能忘情的表現”。

余先生對中國文化用功極專，而從其著作言谈中能體會到他用情更深，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其业師錢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動以降的文化激進主義。再如雖然他對中國文化的当下處境擔忧不滿，但他表示長远来看自己是樂觀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國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過八十，余先生仍筆耕不辍。新書《論天人之際》今年一月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先生謙言年紀大了，不再写“严肅的書”，但本書回溯千年，力图從本源上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立意宏远，而梳理謹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國普林斯頓。本訪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電话采訪構成，问答部分發表前經余英时審阅修訂。

有自由，文化就會自己找出一個方向

问：你在紀念賓四先生（錢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爲故國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該怎么描述這個“故國魂”。中國傳统文化的構成非常复杂，演變也很多。你怎么概括這個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錢賓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國魂”這個问題，錢先生大概有一種想法，中國有一種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認可這個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這個志向，要恢复中國原有文化的一種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這個精髓很難概括，没辦法用簡單的語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錢先生大概認爲就是以儒家爲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覺得可以说中國這個文化有一個特色，我在我的新書《論天人之際》裏面讲到這個。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認爲，人類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間有一個精神的覺醒，使得人類社會超脫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學或者宗教的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個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它們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間內都得以保存，這就是軸心时代。

在這個大覺醒的過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學家或思想家各爲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個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學或中國的“道”。這個超越的精神世界對以後各文明的發展取向産生定型作用和長期影響，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國軸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現，他把中國從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個全新的精神領域。試以“天”或“天命”的概念爲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維系在一個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進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與天的沟通是通過“巫”進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變成“大巫”，也就是“衆巫之長”。孔子帶来的變化在于他把天命觀給改變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個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國文化從過去由“巫”所控制的禮樂給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這裏面天命已經不再只是指一個王朝了，而是個人，也就是说個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經承認個人和天可以沟通。這個觀點後来變成了孔子的“仁”的觀念，孟子解釋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後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讀，中國的思想史也就開始了。

我以中國的軸心突破和西方作對比，發現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之爲“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两條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無論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後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間世界，並高高在上。而中國的超越世界——“道”——則是“天人合一”的産品，即由人將作爲價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詳見我的新書《論天人之際》，這裏不再詳論。

“外在超越”和“內在超越”是两種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點和缺點，不可一概而論。這一特色也分別表現在許多方面。以政治權力爲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羅馬教會。所以西方王權必受教會的约制。教會爲王權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須請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開除某一國王的教籍，這個國王便從此失去合法性。內向超越的中國也承認“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權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無正式的教會組織。“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國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須遁行“內心修養”，即正心、誠意那一套。這才可以成爲有“道”的君臣，否則便不合格。西方與中國在政治權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見。這是两個不同的傳统，一直延續到現代，不過現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權分立代替了教會，對防止權力的濫用更爲有效了。

问：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舉個例子，共産党在論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曆史唯物主義，强調它是遵循曆史規律的必然性而專政的。事实上這便是過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種現代變相。延安时期劉少奇讲共産党员的修養。执政爲什么是共産党呢？因爲共産党员有特殊修養。這就是儒家的東西被共産党給借用過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認爲有“道”的君與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則必通過“心”的“修養”。如果是在西方，人們馬上就會问你，爲什么共産党员就有特殊的修養呢？我們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會。而中國的內在超越是在內心的，修養也是內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養的没有几個人啊。

再比如说毛澤東，他最崇拜中國曆史上的两個皇帝，一個是秦始皇，一個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國曆史上特別專制的一個皇帝，他在讀到孟子的書之後大怒，把孟子趕出孔廟了。孟子说“闻誅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對儒家也應該從這裏去理解。毛提出的宣傳口號如“深挖洞，廣積粮，不稱霸”，当时廣泛流行，其实是抄襲明太祖的“高築墙，廣積粮，缓稱王。”明太祖有一套語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萬學生被召到南京，每人發一本。你家裏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減刑的。這不就是毛澤東語录的曆史根源嗎？当年吳晗借罵明太祖罵蔣介石，後来在西柏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罵明太祖。可見毛對明太祖的認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後来中國文化也經曆過大規模的外部文化沖擊，比如佛教的傳入。這些都給原有的文化帶来很大的改變。

答：佛教跟中國傳统文化的融合相對容易，因爲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內向超越”的趨势，後来还成爲了宋明理學的一個根源。這跟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不一樣。佛教僅限于宗教、哲學方面，西方文化則是全面涌入中國的，涉及政治、經濟、學術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難的。這是一個外向超越的文化與一個內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這個過程还在進行中。

現在不少中國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處，比如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對于防范權力濫用，十分有效。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種表現。中國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現在內在超越。比如中國以前的官制裏面有禦史制度，這是監督官僚的。还有一個是谏官制度，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間權限也很分明：中書省出诏令，門下省審查诏令，有封駁之權，尚書省則負責执行之責。但這些都是在政權內部的，遇到皇帝橫起来就不靈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這两種異质的文明能合二爲一嗎？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爲有一些東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國没有人權概念，但是有人權意识。孟子强調國家對老百姓的義務，這個與西方人權觀念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黃宗羲的《明夷待訪录》和盧梭的《民约》相提並論，就是因爲两者都是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的。從某種程度上讲，中國的一些文化觀念也有超過西方的，比如希腊認爲奴隸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後才開始被批判。可是我們漢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調人不可以賣自己的孩子爲奴，也不可以買別人的孩子爲奴。“天地之性，人爲貴”。不能说中國文化整個都是落後的。過去最大的问題就是認爲如果不把中國傳统文化都消滅幹净的话，就無法現代化。這也是爲什么我會批评激進主義。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演讲中對這種激進主義進行了批评。但问題是，近代中國與西方進行了碰撞之後，從器物到制度，中國一下子潰不成軍。激進主義最後將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認爲他們是找錯了病根？还是開錯了藥方？

答：我覺得他們没有找對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東西，但是怎么搬過来，這是很難的，而且這個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決的，还有政權和社會條件等因素。權力總是有人會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啓蒙和搞新文化這幫人手上。掌權的人不肯放棄權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辦法？另一方面，社會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産生不了压力作用，則政權也不會自動让步。所以這個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國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開的，這是西周以後的新發展。天聽老百姓的话（“天聽自我民聽”），從此成爲中國政治傳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書裏面就说，雖然老百姓没有辦法直接與天沟通，但是天會来聽老百姓的民意，聽他們的苦衷，然後決定把天命交給誰。這就是中國早期的民主觀念。漢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則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權势。但中國對皇權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階層的爭取，他們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況士大夫中肯爲“道”而堅持的又是少數。總之，中國文化中難有與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國提倡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多數是儒家的理想主義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國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丟掉了。這也不是我的偏見。比如過去中國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階级鬥爭之後，整個局面改變了，人情没有了。人與人互相猜防，三個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這是中國傳统中發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學術界也是如此。學術領導權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學者反而不受人尊敬。過去我們提到蔡元培、王國維，在學術上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但是現在有這樣的人物嗎？

问：你認爲這些年来，中國文化有没有出現一個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現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厲害了。比如说中國網絡封鎖那么厲害，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許在媒體上出現，文化怎么能夠發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東西外，新儒家重新變成顯學，民間重讀國學也搞得非常熱鬧。

答：這是一個現象，而不會成爲一個思潮，因爲共産党仍然會严格控制這些東西。他們認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權要用的，比如三綱五常，告訴你不能犯上作亂。所以中共看中的是這一套，只不過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們肯定不會要，比如他們肯定不會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認爲中國文化會向一個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灣做例子。首先政權不再那么專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産階级不斷壮大。這樣文化就會跟着變。因爲只要你給它自由，它自己就會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後就是生活。

知识人傳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傳承

问：我看到你曾經有一個論斷，認爲在中國“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獨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動前後就已經削弱了。出現這種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釋一下“士”的形成，這樣才能比較清楚地解釋後面的變化。士的出現在中國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國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學家，基督教有傳教士，但都與中國的士不同。中國的士是從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後是士，士是最後一级，再後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國的时候各國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國时代出現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國去擔任官职。他們的活動不易控制，以致現代考古發現的秦律中有一條“游士律”，便是對付這些到各國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會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學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軸心突破”。在軸心时代，中國的文明突破表現爲士的出現，以孔子爲代表，是最早的士。這個士的核心是“天道”，與“人道”一以貫之。中國最早的士也有一種宗教的抱負和承擔，就是“替天行道”。而這個“道”就是一個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應該是合理的。到了秦漢时代，上述两個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現了後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國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國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權力。中國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這個信仰直到清朝滅了明朝，以滿人取代漢人治理天下，才不許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權。

古代士大夫的特點是通過考試就可以直接跟權力發生關系，在没有考過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農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這是傳统社會。十五、六世紀以下，商业在中國取得空前的發展，商人人數大增，地位也大爲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賈之家。那個时候“士商”就已經連在一起了。在這個情況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這個行“道”的責任慢慢擴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陽明爲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異业而同道”，這是劃时代的宣言。這是士的觀念的擴大，士本身慢慢與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國曆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士的社會基礎一直在擴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會上的中心地位則是二十世紀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士變成了知识人。這可用下面两個例子作對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爲領導一千多位舉人進行的“公車上書”，代表“士”在傳统时代最後一次向朝廷抗爭的集體行動，所以從皇帝到大臣，無不爲之震動。因爲這是统治集团從內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動是由北京學生發動起来的。他們已在權力系统之外，因此他們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罷市、罷工相繼兴起，最後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簽字。這些大學生與康有爲領導的舉人不同，他們已成爲現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發生在1905年科舉制的廢止。在科舉制下，士只要考中舉人或進士，便已是權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現代大學畢业生却在權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與“知识人”之間的分水嶺。

科舉廢除之後，特別是清朝亡了之後，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長期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無形中由知识人繼承了下来。不但社會上一般人認爲“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應該由知识人承擔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爲義不容辭。“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現出這一精神。這一點與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國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國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責任。但是在中國就成了知识人的責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國學生和學者都認爲追求民主要從他們那裏開始。Walzer認爲這種態度是從中國儒家傳统来的。我覺得他這個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國的變化之一就是他們從權力體系內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學畢业並不必然代表你就會有權力。在西方，人們说知识人有影響力("influence")，而没有權力("power")。如果一個知识人有了power之後，他就已經變成官僚了，是另一個范疇了。

總之，我認爲“以天下爲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國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適受西方影響很大，畢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認爲中國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領袖，然後中國才能走出一條現代化的路来。這個影響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現在中國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後。

问：但是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會看到，中國的统治者一直在試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現在對“公知”概念的“汙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在民國的时候就已經出現政治官僚對知识人極其不尊敬的現象。這對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豈不是一個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點兒也不錯。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産党起家的时候，裏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陳獨秀、李大钊等這都是知识界的領袖人物啊。在國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學生运動是“第二條战線”。他認爲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協助，革命無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滅知识人，把他們貶成一錢不值的“臭老九”，這樣党才能真正掌權。整體地看，共産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奪取政權以後，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産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敵人。現在中共重視的只是些有工具價值的技術人，比如經濟、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盡力压抑，這一點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過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現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種“遞折子”的心態，渴望着自己的聲音被中南海聽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們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們能夠更加獨立地去批判社會。

答：前一種“遞折子”型的知识人是從過去那種“邀君寵”的士中演變而来的，即《水浒傳》所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樣的“士”很多。現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領袖上台，必有許多知识人“遞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儒家都紛紛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賞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傳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學生、明朝的東林党等，這些都是從道的力量，即一個合理的秩序這樣的角度出發的，他們在中國傳统文化中是被承認的。後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從這個好的傳统中變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獨立性问題，你曾舉過一個例子，在蘇聯时期，雖然很多作家的創作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獨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斷，所以仍然不斷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國好像就斷掉了。這是爲什么？

答：這不是三言两語可以解答的，這跟蘇聯的曆史文化傳统有關。俄國有一個很强的文學和文藝傳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後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許多詩人和作家，如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作家帕斯捷爾納克。雖加迫害，但並不禁絕他們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蘇聯“開放”("glasnost")之後，立刻出現了異議作家的作品，都是在“開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澤東是從“誅心之論”的傳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們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動，這是蘇聯所没有的。比如蘇聯的芭蕾舞还是傳统的，没有動。但中國的傳统戏劇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樣板戏了。這個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國文化傳统掃除得十分幹净，文化創新已絕無可能。

中國過去的王朝统治雖然也很厲害，但是老百姓的財産是不能没收的。陶淵明说自己家裏还有几亩田，不贊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無可奈何。但是自從1949年之後，中國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歸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澤東和梁漱溟發生爭論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協委员”，毛立刻反應：“你試試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單位便只有餓死一條路了。在國民党时代，他們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現不了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曆史變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個秩序

问：当年李鴻章说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你覺得到了今天，我們擺脫了当初那種“救亡图存”的緊迫感了嗎？

答：是啊，中國是一個太大的國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蘇聯是十多個小國組成，解體後各自还能發展。中國几乎没有亡國之後各地方还能各自發展的余地。這就導致中國轉一個身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共産党也是在中國轉身的長期過程中出現的。但不幸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走上反文明的歧路。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轉入正途，則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種危機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對內部的改變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東西。把海外的東西拿過来当工具，對自己的體制又不去改變。但是後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別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亂了中國自我發展的節奏，也給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後掌政的機會。在這個大變局的過程中，中共提出了一個最激烈的、最有號召力的口號：要把中國建成最大最强的國家。但事实並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並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體”比起中國以前傳统的“體”还要更糟糕，因爲傳统的“體”至少是開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進行洋務运動，開國會、新學堂等等這些都開始了。中國轉到共産党之後就轉不動了，也没有落实到一個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體系。要走出這個僵局是非常難的，我覺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曆史很難假設，就算是当年國民党的统治能夠繼續延續，我們就會有更好的結果嗎？

答：是不能假設，但是至少有機會。國民党没有力量對社會進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會上尚有活動空間，可以反過来給政權以压力，逼它調整。台灣的民主化便是顯例。儲安平说：“自由在國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題，在共産党治下便是有無问題了。”也是這個意思。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力量無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會是一個極端專制集權的社會，不會有人有好日子過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學界有一個比較共同的認识，認爲在毛的时代，中共通過農村的生産隊、公社和城市裏面的單位，再加上戶口、粮食配給等制度安排將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鄧的改革，則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解禁。

答：集權控制搞到最後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那么這個政權也就麻烦了。這是共産党得到的最大的一個教训。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我一直有一個八字评論，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變過我的這個看法：“經濟放松，政治加緊”。無論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陽，下台都是因爲政治加緊這一塊無法做好。十八屆三中全會好像要發展市場經濟，但是這個市場經濟不是正常的市場經濟，是党控制的。現在中國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國有企业。所以現在还是在維系着鄧小平的這條路。

但是這两個東西很難連在一起，經濟放松之後，有産階级和中産階级出現了，雖然人數不多，但是他們有自己的權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現了王功權。两條腿一條向左，一條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這個身體會被撕裂。

问：如果我們说今天的中國也處在一個大曆史變局之中的话，你認爲哪些力量將會對這個變局有特別重要的影響？

答：我覺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農村。現在的城鎮化政策在走一條很險的路子。農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裏面不敢用電、不敢用水、不敢用電话，這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動能力，但是這個界限你很難劃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關的，哪些是跟政治無關的呢？政治、法律、經濟都是連在一起的。

我覺得共産党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這個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這個情況不改變的话，就只有崩潰，出現流血、地方混亂，中央失去對地方的控制等，現在也有一些已經發生了。

问：所以你覺得中國的轉型會是剛性的。

答：我們都希望會有一個和平的軟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長期来说我是樂觀的，因爲它非得找出一個合理的秩序，否則無法停止。但是這個代價會比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這個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現在很多人會認真地问，難道民主就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嗎？

答：确实是有這個現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選擇嗎？中國傳统觀念也强調“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關鍵。我們可以采取漸進步驟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長期違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許有人會说變革社會裏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認社會改革也可以爲起點，但社會改變到某一程度最後必然要觸動政治體制。如果一個政党不受任何監督，它怎么可能保證永远公正？他們又不是聖人。

民主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在亚裏士多德那裏，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則政權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無法建立一個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證不流血而改變政權的制度。這一點台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覺得台灣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義大極了。

问：你提到過自己的學術兴趣在于通古今之變。比如春秋战國、漢晉、唐宋和明清這些曆史變局都是你的關注點。從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發現什么規律性的東西可以借鑒？

答：規律性很難说，但是有一點可以看到，這些“變”都是社會起了變化，要求一個新的秩序出現或者對原有的秩序進行很大的改變。春秋战國是因爲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變，出現了一個郡縣制。這個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變得重要起来。漢代就在地方辦了一些學校，老百姓讀書讀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個體制不是貴族壟斷的了。這個變化久了之後到了晉朝和六朝，世族門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權虛化。這就變成一群人壟斷社會政治經濟利益，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舉制度出現，把門第代替了。到了宋朝，這個改變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東西作爲教本，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科舉社會，無論是農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參與科舉考試了。但是這裏面商人的势力變得越来越大，這又導致了清朝中叶的紳商合作的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變化都是社會出現變化，社會結構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調整，但是那些調整不是基本性的。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從古代到現代化的調整，這個調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個确定的秩序出来。這一關過了，中國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總是在一個緊张的状態中。

欧陽斌畢业于哈佛大學東亚系硕士項目，現爲專栏作者。

日本殖民剝削台灣李登輝演說:彌天大謊！ 2015-05-02 21:23:04

日本殖民剝削台灣李登輝演說:彌天大謊！

顏振凱

前總統李登輝訪日，並發表演說。(獨立媒體提供)

李登輝前總統20 日下午在日本大阪，應李登輝之友會邀請發表「未來的世界與日本」演講，李明確表達對日本安倍政府容許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歡迎，也表態支持修正日本目前的非戰憲法，李認為，安倍容許集體自衛權，是導正日本戰後長期以來不正常的狀態，邁向新生的第一步，他對安倍的果斷表達感佩。

對日本的非戰憲法問題，李在演講時說，為了真正的獨立自主，日本需要什麼？透過歷史來省思，就無法迴避憲法課題。然而，這個問題不但很少討論，更遑論觸及修憲這個長久以來被視為禁忌的議題。

擱置憲法第9條威脅日本國家安全

李登輝指出，部份人士似根深蒂固地認為，只要有第9條就可以維護日本的和平，然而，無視現實、擱置憲法問題、漠不關心，他認為這顯然是在威脅日本的國家安全。

李登輝說，在他看來，歷經60年以上，一字一句都沒有修改，這種情況毋寧讓人感到怪異。歷史瞬息萬變，不僅日本及其國民所處的狀況因時代變化而有差異，且日本一直擱置國家根基的憲法，未來難道不會被拋到國際脈動和時代後面、走向衰頹嗎？

李登輝認為，在此意義上，安倍果決容許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就是邁向安倍政權最終目標─修憲、特別是修正第 9條的第一步。擁有武力，並不代表戰爭之意。

李登輝強調，當前的世界是戰國時代。在國際社會，為了不受欺淩，有必要擁有武力來保護自己。根據報導，日本國民之間似乎有批判和反對修憲的聲音，針對這點，他希望安倍，充分向國民說明，務必落實最終目標。

由於明天是安倍生日，李在演講中也說，「說來驚奇，明天正是安倍首相的生日，謹由衷表達來自台灣的祝福，並期待安倍首相更加活躍。」

最後，李登輝還為日本聽眾打氣，要對日本歷史和文化感到自豪，為了平成維新昂然奮起而充滿希望，現在的日本人一定要恢復信心和自尊。

李登輝還表示，現在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很可憐，他們接受了「日本以前做壞事，是侵略亞洲的壞國家」這種單方面教育，認定日本遭受世界各國的批判，從而喪失了信心。

他還提到幾年前曾經到台灣中部的日僑學校演講。得知日本的學校教育都教他們「日本殖民台灣，剝削人民，帶來苦難。」李登輝說，那可真是彌天大謊！

李登輝說，他如此告訴學生：第四代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只用了八年七個月的時間，就把台灣打造成幾乎「相差百年」的近代化社會，從而建構出當今繁榮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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