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日前为北京孔庙国子监博物馆题字，横匾上从左到右题了「干隆石经」4字，即惹来网民抨击，指「题书错向」，网民除指莫言「毫无自知之明」外，还批评主管部门「极为无知」。也有网友直言「莫言的字好丑」。有国学专家表示，北京孔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地，题匾应遵旧制从右向左。 　　澎湃新闻报道，微博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的网友「儒生任重」前日发帖，称「莫言给北京孔庙题写龙匾，再次暴露管理部门无知」，指「继上次在十三经碑林搞外国时装展后，这次又在大厅门上悬挂莫言题写的牌匾，令人吃惊。不仅题书错向，而且僭制龙匾，书者毫无自知之明，主事者极为无知」。 　　京孔庙国子监被指僭制龙匾 　　贴出的图片显示，北京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一幅匾额上自左向右题写了「干隆石经」，落款为莫言。微博引来网民议论，网友「学而时行」称，「应归咎为孔庙的主事者不知孔庙是何物，以为找一个名噪天下的文学巨匠题辞能够彰显其对孔子的尊敬，以迎取当权者的赞誉」。 　　专家：按旧制题字应从右向左 　　但也有网友认为是小题大作，「金希澈的小崽子」认为，「并没有影响到什麽，莫言的字和艺术品两者不是一个性质，现在书法家不少，但只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网友「北京李清」则以「颐和园里李莲英题的院子名也是从左到右的」为据，替莫言辩护。 　　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戬炜表示，以现代建筑物来说，题匾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写都可以，「但北京孔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地，是宗庙，其中的文字表达，自有规制。所以，此地题匾，应遵旧制，从右向左。尤其是，此块为龙匾，本身就是旧制形式」。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始建于元代，合于「左庙右学」的古制，分别作为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2013年9月，孔庙碑林曾摆放荷兰设计师斯洛博（Alexander van Slobbe）的红色概念设计展的红衣女模，引起争议，被指极度失礼。

何清涟：“新常态” - 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瓶颈(组图)

何清涟





【说明：本文是我于 5 月 3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咸氏国际论坛”的公开演讲。由于《世界华人周刊》 5 月 7 日登载的“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首席记者萧元凯”的报道《何清涟：新常态下的政经突围》 一文错误太多，特意将讲话稿写出，以备查谬。温哥华《都市报》（《星岛日报》旗下）记者董清霞根据同一场演讲采写的《何清涟：细数影响中国未来的六大瓶颈》，基本符合原意（只去掉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可作为本讲稿佐证。】

今天，有幸来到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地方，感谢主办方与温哥华中领馆，能容忍我这样的“反革命”在这里公开演讲。在美国大纽约地区举办我的公开演讲几乎不可能，比如纽约领馆，只要听说我在某大学演讲，就想方设法破坏，比如宾大两次演讲被阻，连学生会主席都给撤掉。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六大瓶颈》，算是为大家盘点一下中国的经济家底，这六大“瓶颈”是否能够突破，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先讲一个好消息，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世界 GDP 总量超 10 万亿美元俱乐部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中国。只是中国政府对此似乎不太高兴，从 GDP 总量超过日本那一年开始，就一直谦辞老二地位，说某些国际势力夸大中国 GDP 总量是个阴谋。但事实上，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再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数据灌水，最后导致人家计算出这个结果，怨不得别人。

第一大瓶颈：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衰落，复兴无望，产业结构调整极为困难。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经历了 2001-2010 年的十年辉煌，终于无可挽救地陷入衰落。最新报道是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东莞出现第二波企业倒闭潮，据说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低于 4000 家企业关门。世界工厂衰落的转折点是 2008 年，从 2008 年至 2012 年，公开的数字是，东莞有 7.2 万家企业被关闭。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东莞企业大量倒闭，标志着以透支生态环境与劳工生命成本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内需，如今这三驾马车早已齐齐死火，今年一季度，外贸增速同比下降了 15% ，表明外贸这驾马车再也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得另想出路。

过去 20 多年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从前年开始，高度泡沫化的房地产业陷入停顿，虽然政府、企业努力撑住房市不让下滑，但房地产带动的几十个上下游企业却陷入全面产能过剩。比如离房地产最近的钢铁业、水泥业产能过剩高达 30% 左右；距离较远的地板、家具、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也严重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危机，被比喻成“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即像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现在要发展“一带一路”计划，成立亚投行，向外输出过剩产能。这是另一个大话题，我今天只就此讲一点：这个计划成功率可能较低，因为纳入这计划的几十个国家，大多是主权信用不好的国家，除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合作另有目标之外，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可能会打水漂。

上述问题预示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无望。所谓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政府想调整就能够调整到位的。早在 2005 年，广东省就开始号召腾笼换鸟，想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引进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结果是笼子空了，旧鸟离笼，新鸟没能进来，目前是珠江三角洲产业空心化。

第二大瓶颈：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失业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剑。文革时期，即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就存在严重的就业困难，当时城市年轻人被迫使上山下乡，能招工、参军就是好出路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也还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比如农村过剩劳动力高达 1 亿多。目前世界工厂衰落，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都不高于 4.5% ，这个数据不说明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第一，这个数据只计算了城市中去政府部门登记的人口，没有登记的不算在内；第二，这个城市登记失业率将农村的失业者排除在外，而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排除了这两部分人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有严重遗漏。

目前，中国失业大军由四个层次的失业者构成。一是农村过剩劳动力，随着世界工厂的倒闭，大批农民工返乡，失业现象严重；二是外资白领，随着大量外资撤出中国，不少原来薪资优渥的白领失去工作；三是失业大学生，由于学校里要求大学生提供就业证明才发放毕业证，学生被迫想方设法让父母或者亲戚单位提供假的就业证明，学校提供的就业率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四是城市中那些初、高中毕业后长期在家待业的青年，这些人，中国媒体将其称之为“啃老族”。

中国的失业者到底是多少？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前总理温家宝曾在 2010 年 3 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公开宣布：中国失业人口有 2 亿。另外一个数据由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提供。今年 1 月，林毅夫在 2015 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有 1.24 亿人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 9.4 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 3 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 32% 。

这么多人没有工作，意味着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面包契约”已经失灵。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是个专制极权国家，所谓“面包契约”的内涵是：统治者逼迫老百姓“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等，以保证让老百姓吃饱饭作交换，这就是所谓“面包契约”。如今这么多人失业，说明老百姓既未得到权利，也没能得到面包。任何 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高比例的失业人口，都是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第三大瓶颈是：资源危机严重，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的环境污染是立体化的，即水（江河湖海）、陆（土地）、空（空气）全面严重污染，这方面资料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谈了，只谈资源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矿产，还是作为生活资料的粮食，中国都对外依赖严重。

石油号称“经济的血液”，中国现在 60% 以上依靠进口；铁、铜、锌等各种金属矿，对外依存度也都比较高，这里不一一列举具体数字了，只需要指明一点，即中国经济安全严重依赖外部因素。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一项来说，中国农业人口占 60% ，但粮食自给率到 2014 年已经降低至 87% ，三大主粮如大豆、玉米、小麦都依靠进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撇开因为土地污染导致的粮食污染不谈，仅就量上来说，中国有接近 2 亿人口的粮食依靠进口。这就使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的波动连在了一起，只要有天灾人祸，比如战争等使产粮国减产，中国粮价就会上涨。

关于粮食对外依赖严重的不安全性， 20 多年前美国生态环境学者布朗写了篇《谁来养活中国》，提醒中国注意粮食安全，但是中国却将这个研究报告当作“反华势力抹黑中国的阴谋”，是“中国威胁论”，大批特批，批了好几年。近几年意识到粮食安全终于成了问题，对布朗态度有改变，曾邀请他来中国演讲，但最终还是接受不了人家许多观点，于是又冷了下来。对布朗这位学者态度的冷热变化，说明在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

加拿大是个资源大国，有种类丰富的各种资源，水资源特别丰富。在座的商界人士可以未雨绸缪，投资这些产业，中国总有一天会需要进口这些资源。

第四大瓶颈：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地方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令中央政府十分头痛。

中国的总债务规模，前年据外国投行估计，高达中国GDP总量的168%（在我写这讲话稿时，麦肯锡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个人债务，大部分是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其中以地方政府债务居首，约有20万亿，这里有个故事，以前上报18万亿是少报，官员有政绩考虑。据国家发改委官员李铁所言，地方债务上报数（18万亿）不及实际债务的一半数额，他们在地方调研时，走了十几个城市，地方反映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上报数超过实际债务50%的几乎没有，因此这18万亿只占实际债务的30%-50%。对此，中央政府比较在意，2014年9月曾颁发“43号文”，让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将债务如实上报，暗示将由中央拿出钱来，为地方偿还部分债务。

原来担心头上乌纱不稳，对债务尽量瞒报少报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诚实”上报，海南省还公示债务，结果是地方债务瞬间爆发式增长。财政部一看各地上报的数额，发现这“父爱主义”不能发挥，只好于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发文件，宣布上报不合格，打回重报，还是限定在原来的20万亿左右。现在的办法是，地方政府上报的20万亿债务，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单，部分由市场承担，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担。最后这点，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地方政府赖帐，如果引发群体性事件，省里象征性地承担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于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没找到新的生财之道，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令中央政府头疼。

第五大瓶颈：金融危机。

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有正在升高的坏帐率，以及超发货币形成的巨大流动性过剩。

先谈银行坏帐。目前出现的是改革以来，由房地产烂帐引起的第三次坏帐高峰。第一次坏帐高峰是在朱镕基时代，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 美元，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分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使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 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不良资产即坏帐“剥离”后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不影响银行帐面观瞻。其中部分不良资产打包卖给了外国 投资公司——外国公司为什么要买不良资产？那是因为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当时对它们来说是个谜，想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摸清中国金融系统的运作情况。

第二次危机是在温家宝时代，银行坏帐又积攒了8000多亿美元。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 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美国评估机构帮助审计，如安永、普华永道等。当时美国证监会主席是美国资深政治家考克斯，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把 关很严。这些美国评估机构在审计中发现中国银行系统的状况太糟糕，估计很难通过，建议这些银行到香港上市，不以华尔街为目标。中国邀请十几家外国银行如瑞 银、Citibank、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到中国银行做“战略性投资者”，允许其合约期满后退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做包装，中国四大银行在香港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后卖得很好。这几只大旗舰一上市，曾占A股总市值一半以上，吸纳了不少资金，外国银行赚到盆满钵满，2007年后陆续退出。
中国政府处理银行坏帐的本事，让外国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艰难应对，即使是美国，最后也不得不让百年老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面对此情，《华尔街日报》有位专栏作者想起中国政府处理银行 坏帐的“高招”，写了一篇调侃文章《党支部空降华尔街》，称应该请中共来处理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成立资产公司，剥离银行坏帐，让坏帐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帐 户上转了几次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来谈中国的货币超发问题。近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发货币。这些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钞机。

2003-2013年的10 年间，基础货币增加88万亿元人民币，外汇资产增加了3.4万亿美元。在投资兴盛时期，超发货币的负面效果还不明显；近两年投资减缓，结果导致国内储蓄增加，游资增多，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困境。由于冲销工具极少，深谙中国金融情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筹思出一个冲销办法，这就是他于2010年11月 在财新峰会提出的“池子理论”，大意是：为了应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即热钱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对已经进入国内的热钱，要筑好蓄水池。周小川筑的“池子”究竟 是什么呢？通俗一点讲，一个是房地产，用房地产筑池子，圈住流动性。这就是中国房价节节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写文章，戏说北京一地的房地产 变现后，其数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动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发，流动性就大大减少。中国发了这么多钞票，但从基本生活用品来看，通胀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为消费物价指数（CPI）当中没将房地产计算进去，美国是将房地产价格计入CPI的。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被计入CPI， 中国的通胀率会相当高。现在房地产市场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涨暴跌会暂时消解金融危机。这个方法比国民党发行金元券搞币制改革高明，国民党 发行金元券等于是硬抢，因此国民党在遭遇政治失败、军事失败的同时还遭遇财政崩溃。而股市嘛，是让股民自己入套，输了，也没法怨天尤人。不过，前几年国内 《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谈到向宋子文献币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来派去的卧底，在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一招，加速国民政府的垮台。

从西方金融业的角度来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应该用这种转嫁危机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机。但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周小川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家，干了三届央行行长，驶过了许多金融业的激流险滩，在危机预期中努力推迟危机的到来。今后如何，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六大瓶颈：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

近20多年来，中国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度集中的不平等状况。这一情况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够感知，我在此只列举一组数据，北京大学中国社科调查中心曾发布一个《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其中有几个数据：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样的财富集中状态，这么高的基尼系数，放眼全球，唯此一家，连非洲最烂的国家津巴布韦都没达到这种不平等状态。因此，中国的低收入阶层，也就是穷人，几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个穷人太多的社会，一个没有上升通道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安定因素的社会。

如果在民主国家，只要遇上这六大瓶颈中的三个，政府就会垮台，内阁就得辞职。但是，中共依靠专制与强控制，统治依旧坚如磐石。不过，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自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

在1949年 之前，中国有这种推倒重来的革命，那就是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与共产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试图通过战争对外扩张解决国内危机。第 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方式，即加强国家干预，用提高税收、扩大赤字财政、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高国民购买力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国政府实 际上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凯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并不太好。

未 来中国到底用哪一种方式解决危机？在此我将问题留给在座各位。与后两种方式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观念都与第一种最贴近。 马克思主义对类似中国目前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 财富。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制度路径、文化土壤、政府意识以及人民的思维习惯，来共同寻找中国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谢谢大家。

    
    在我看来，自杀、殉道与安乐死的共同之处，就是自愿地选择死亡。冲锋陷阵的英雄、宁死不屈的烈士，也具有相似的行迹和心理。
    

    他们都是“视死如归”，不仅是因为“无所畏惧”、“胆大出奇”，而且觉得“生不如死”：生命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持续下去，否则就不值得持续。
    
    他们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着”。
    
    殉道，难道不是终极意义的安乐死？
    
    换一个角度，试想，如果把一切渴望寻求自杀或安乐死的人们都转化为积极的殉道者，那么这凝聚起来的 力量将能促成多么巨大的精神变革甚至社会变革！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更高的精神境界，而且需要上帝的带领和耶稣基督的示范。
    
    如此才能克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经过如此转化，人生重新获得了意义，个人反而获得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一）
    
    有篇网文《活着》（高光光，2007-04-05）这样写道：每次听到自杀的消息，总是觉得寒从心底起，就想为什么他/她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能够帮他一下。每一个门都关上了，每一扇窗都被钉住了，没有光透进来，所有人都背过身去。自杀者在做出行动的时候该是一种多么绝望的心情，我想在和平年代没有人能够平静的从容的抑或豪情万丈的去选择杀死自己。有人说自杀需要多大多大的勇气，我想那个时候，那个情景下，已经不存在什么勇气可言了，剩下的应该就是绝望和无路可走只想一死了之的境况吧。
    
    对于所有选择自杀的人，我都有一种深深的同情，那都是抑郁到了极点没有办法排解自己而做的决定，实在没有什么那么多分析的可能，这样的人都需要帮助，也许一个谈话，一个拥抱能暂时打消他/她的这个想法，至少你可以成为那根救命的稻草。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有人说自杀的人不需要同情，他们的勇气大于苟且偷生的活着。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冷漠而且是错的。
    
    下面是转自高年年的博客的一首诗。
    
    活着
    
    －－[日] 谷川俊太郎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那就是口渴
    是枝丫间射下来耀眼的阳光
    是忽然想起的一支旋律
    是打喷嚏
    是与你手牵手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那就是超短裙
    是天文馆
    是约翰.施特劳斯
    是毕加索
    是阿尔卑斯山
    是遇到一切美丽的事物
    而且，还要
    小心翼翼地提防潜藏的恶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敢哭
    是敢笑
    是敢怒
    是自由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此刻狗在远处的狂吠
    是现在地球的旋转
    是现在某处生命诞生的啼哭
    是现在士兵在某地负伤
    是现在秋千的摇荡
    是现在时光的流逝
    
    活着
    所谓现在活着
    是鸟儿展翅
    是海涛汹涌
    是蜗牛爬行
    是人在相爱
    是你的手温
    是生命
    
    又看到下面的一段话，学者谢选骏写的，关于另一种为了尊严的自杀：
    
    武士道精神的实践者，是以认输或是谢罪的自杀为美为荣耀的。······这些自杀者的心境，决非出自西方福利主义的考虑，而完全是东亚文化的产物。如先秦中国的贵族也是如此对待人生的。······兵败自杀，是为了负起责任。殉道性自杀也不是逃离苦难，而是为了肯定自己的价值信念。如诗人屈原的自杀，不仅出于绝望而且意在到另一世界去证明他在此世界已经破灭的信念。屈原是相信另一世界的存在的，他自杀可能是为了去“打官司”。因此，这种死是殉道式的。
    
    陆秀夫和南宋末帝的投海自杀，为的是抵抗蒙古铁骑的俘获，以保持中国人最后的上邦尊严。这一尊严的消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后死亡。这种自杀，不是去追求安乐死，而是为肉体以外的尊严去牺牲肉体。（谢选骏《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界的诘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网友评论：
    
    1、
    
    也许是我对不同人痛苦的根源了解有限吧（因为我也就认识几个中国人而已）！但至少到现在我还认为精神上的痛苦一定跟自己的思想有关，就像圣经上书“我们的思想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因而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痛苦到想要自杀，那么至少说明他的思想不够强大；暂且不说这种思想是否叫做愚昧，但至少一定有另外一种可以使自己放开些、能承担一些、甚至快乐起来的思想。所以相对于后者，那么前者称之为愚昧也未尝不可。九阴真经上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不完美甚至是残缺的，所以人之所遇的一切不如意和痛苦那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奇怪，用不着拿生命来当真，老天爷就是喜欢这样跟你玩，我们一笑而过即可。周易开篇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的智者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没有自杀而是过得逍遥，难道现在出了大事了（几千年都没出过的大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或是缺乏自强不息或是不能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这句话实在太丰富了，它似乎包罗万象，而且没有止境。但能“承担”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内涵，这样就简单了，人如果能够承担他所遇的一切，那么我想他一定是平静而且自由的。别看我们大家都有自由，但往往都带着不同的镣铐在生活，各有自己所不能承担、不能放下、不能接受的东西······其实，三世因果经上说“前世何人做今身受者是，后世做何人今生做者是。”呵呵，一切的一切都不稀奇，包括一个人想要自杀那也只是一段因果，他需有此一受才能明理，我们大可不必操心······欢迎光光批评！
    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
    
    花与剑(boy8848) 发表于2007-04-13 11:41:50 [回复]
    
    2、
    
    有意思······也许是我对不同人痛苦的根源了解有限吧（因为我也就认识几个中国人而已）！但至少到现在我还认为精神上的痛苦一定跟自己的思想有关，就像圣经上书“我们的思想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或如古兰经中云“我们的一切都是自己思想的产物。”因而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痛苦到想要自杀，那么至少跟他的某种思想（或者是世界观）有关系；暂且不说这种思想是否叫做愚昧，但至少一定有另外一种可以使自己放开些、能承担一些、甚至快乐起来的思想。所以相对于后者，那么前者称之为愚昧也未尝不可。九阴真经上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不完美甚至是残缺的，所以人之所遇的一切不如意和痛苦那就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奇怪，用不着拿生命来当真，老天爷就是喜欢这样跟你玩，我们一笑而过即可。周易开篇就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的智者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大家没有自杀而是过得逍遥，难道现在出了大事了（几千年都没出过的大事）。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或是缺乏自强不息或是不能厚德载物。厚德载物这句话实在太丰富了，它似乎包罗万象，而且没有止境。但能“承担”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内涵，这样就简单了，人如果能够承担他所遇的一切，那么我想他一定是平静而且自由的。别看我们大家都是自由之身，但好多人都带着不同的镣铐在生活，因为他们各有自己所不能承担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不肯放下，不肯接受，只有背负着行走······其实，三世因果经上说“前世何人做今身受者是，后世做何人今生做者是。”呵呵，一切的一切都不稀奇，包括一个人想要自杀那也只是一段因果，他需有此一受才能明理，我们大可不必操心······欢迎光光批评！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
    
    花与剑(boy8848) 发表于2007-04-13 01:01:02 [回复]
    
    3、
    
    呵呵，我好像不是那么“太”主观的人嘛。也许我说的有点过了但生命是属于自然的，是短暂而宝贵的谁也没有权力拿走谁的生命，包括自己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应明了这点否则错以为自己属于或不属于谁为什么或不为什么而活不能豁然理解这一点的往往便会在人生的路上过分的把持自己从而黑白骤变，是非难分，陷入痛苦迷茫这难道不能说是“愚昧”之一种。
    
    花与剑(boy8848) 发表于2007-04-12 12:44:34 [回复]
    
    4、
    
    自杀，总之我从来不敢想。除非是一种使命！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和
    5、
    
    平年代的自杀我想大多均出自“愚昧”。但多数人死于愚昧，所以和同样死于愚昧的人相比，自杀也没什么奇怪，只不过是种种愚昧死的其中一种形式而已。screen.width2)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2
    
    花与剑(boy8848) 发表于2007-04-11 00:57:04 [回复]
    
    6、
    
    很小就认真考虑过自杀，但总不希望别人说自己是个失败者才作出这样的选择，当时的目标就是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离开，高考后一切均不如意，没有了自杀的理由，但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慢性自杀的方式若干的补考父母的失望朋友的不理解······大学时代终于在不知道学了些什么后离开，抑郁者总是自恃胜高却又自我否定悲观厌世若干年后有了女儿，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幸福她给我的远比我给她的多得多。
    
    心有灵犀(访客) 发表于2007-04-09 22:38:17 [回复]
    
    （二）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美丽，那么死亡就是美的毁灭。但当生命已不成其为美丽，所以死亡就成了一种渴望。”
    
    把殉道者与安乐死放在一起似乎有点冒昧，但是在上述意义上，殉道者与安乐死却有共通之处。
    
    最初无论是圣经还是世俗界，殉教者（martyr）一词的意思都是目击者。其新的意义取自耶稣受难，于是早期基督徒认为这是殉道者的原型。
    
    不过天主教认为，第一个为教会殉教的基督徒是斯德望，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他因为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被犹太人用石头砸死。但是天主教教义着重尊重生命，更反对用自杀的方式来表现对信仰的维护。这原意原则上要避免不必要的生命冒险。但是教义中又强调基督徒不应以言行“为主作证为耻”。基督徒认为殉教者是为死而复活的基督作证，他们与基督因爱德而结合，为信仰真理和基督的道理而作证，因勇毅而忍受死亡。
    
    教会将那些为证实他们的信仰而至死不屈的人的记录集合起来，制成殉道录。
    
    伊斯兰教
    
    根据伊斯兰教义，“舍希德”（shaheed）可升奶蜜河流的天堂。 但阿拉伯语“舍希德”一词的本意为“见证者”，因为天灾、疾病、被无辜杀害的人均属于“殉教”的范畴。《古兰经》第4章74节提及：“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
    
    有传闻提及在天堂的人可享用72个处女，不过该等“圣训”被绝大多数圣训学家认为是伪造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教中，自杀是极大的罪行，是对真主绝望的表现。自杀性袭击者据此很难被主流穆斯林认为是所谓“烈士”。
    
    （三）
    
    从古希腊到当今社会，安乐死一直困扰着人们，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如果说古时的安乐死只是表达了人们对死亡的一种美好愿望的话，那么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死的掌控和干预能力越来越大，延长生命与延长死亡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墨西哥《千年报》2005年4月3日文章：《安乐死的历史演变》（克劳迪娅·塞尔塞勒）说，本着慈悲之心而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个人的一种解脱，但是其结果往往是引发无休止的讨论，从古希腊到今天的“夏佛事件”，一直如此。
    
    泰里·夏佛去世了，给人们留下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推动安乐死是否合法？安乐死能被接受吗？这个让美国人分成两派的问题古已有之。在古希腊时代，安乐死问题就已引发人们的大讨论，并出现过多种看法。
    
    引发颇多争议的话题
    
    历史上每一次有关安乐死的问题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卡伦·安·昆兰一直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直到1976年，她的父母在法院赢得了要求医院拔掉用于维持性治疗的呼吸机的诉讼，因为他们认为，即便卡伦在机器的帮助下仍然维持生命，但其生命质量已大为降低。
    
    多伊出生于1982年。他一出生就患有严重的唐氏综合征，食管的先天性畸形影响了他的正常进食。医生提出，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将多伊的食管切开一截。但是这一建议却遭到了多伊父母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无异于让幼小的多伊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更何况术后多伊的生活也不见得能有所好转。这一案例也被提交到法院，但是多伊并未等到法院裁决的那一天，不久便夭折了。
    
    另一个出生于1983年的名为简·多伊的婴儿在出生时便患有脊柱裂和脑积水。她的父母同样拒绝医院方面的治疗，因为简存活的希望微乎其微，即便侥幸活下来，她将来的生活也是灾难性的。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还不应忘记从1990年以来针对美国医生杰克·凯沃尔基安展开的有关他实施“医生协助自杀”一案的超过130起司法诉讼程序。被称为“死亡医生”的凯沃尔基安通过电视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应一名患者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过程。当然，也不应忘记电影《深海长眠》中主人公的原型、西班牙人圣佩德罗的悲剧。他在全身瘫痪卧床29年之后，终于在55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这29年也是他为争取安乐死权利而奋斗的29年。
    
    医生是否应遵守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患者的生命质量是否能真正得到保障？人们至今仍未找到有关上述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
    
    “安乐死”概念的起源
    
    “安乐死”原为“好死”与“善终”的意思。最早出现在T·莫尔于1516年用拉丁文撰写的《乌托邦》一书中。这位思想家在书中以简单但非常深刻的方式阐述了安乐死的医学和道德概念：“当在无法治愈的疾病之外又增加了残酷的折磨时，法官和牧师出现在患者面前，并规劝他，试图让他明白他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生命的所有幸福和意义······既然生活已变成纯粹的磨难，那就不应该质疑接受死亡，也不应该对自己或在他人帮助下得到身心的解脱产生怀疑。”
    
    这一概念一直被延用至今。凡是那些倾向于结束或减少患者痛苦的行为都可称为“安乐死”，只要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必要的，能够直接导致患者的死亡或加速其死亡。
    
    1993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接受安乐死的国家，然而对于安乐死的争论却始于西方文明的开端时期。
    
    长久以来，这一话题在希腊人当中引起颇多争论。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们强烈反对安乐死，而禁欲派和柏拉图都支持安乐死的实施，只要患者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基督教的传播，以及《希波克拉底誓言》———“我不会给任何人使用致命的药物，即便他恳求我，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建议”————逐渐被广为接受，以上看法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
    
    在罗马，对于安乐死的实施有着多种看法。塔西佗在其《编年史》一书中谈到，那是一种因害怕面对痛苦和自身毁灭的无痛苦的死亡；哲学家塞内加则指出，“对于一个没有存在意义和忍受痛苦的生命，应该选择结束它”；爱比克泰德则认为这是对自愿解脱的一种肯定；西塞罗给安乐死赋予了这样的意义：那是有尊严地、诚实而光荣地死去。
    
    在斯巴达，有着遗弃病童的传统；布列塔尼人也有毁灭不可治愈病人的惯例；印度人则把那些已被宣布无法医治的病人沉入恒河。
    
    17世纪，“安乐死”一词指的是“快捷地死去”。事实上，当时的一些医院，如萨彼里埃医院还想出了把那些不受社会欢迎的人集中在一个远离大众的地方的办法，那些人通常是指病人、残疾人、孤儿和流浪者。
    
    20世纪的安乐死组织
    
    安乐死问题也被拿到哲学领域进行过探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将“安乐死”一词用来暗指那些为了使死亡这一过程变得不再令人不快而采取的某些手段，即在肉体和精神上帮助病人摆脱痛苦。
    
    戴维·休姆则指出，“如果生命的支配权只属于万能的造物主，那么一个人保存自己的生命与决定毁灭生命同样都是有罪的”。
    
    他还指出，“如果一个生命是值得保留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放弃生命”，“年龄、疾病和不幸可以把生命变作一种负担，使活着成为比毁灭更加糟糕的事情”。
    　
    而哲学家康德则认为，自杀是可耻的，因为自杀者没有履行自身的义务，并放弃了自尊。但是在安乐死问题上，康德却认为，“生命不因其自身而有价值，而是与自由和自主相关联，一个有尊严的生命在具备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后，才有了存在的理由”。　
    
    直到19世纪，世界上才出现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论著，作者是威廉·蒙特。
    　
    他使用“安乐死”一词指代那些结束病人生命的活动。
    
    1905年，美国学者查尔斯·诺顿重新提出实施安乐死的问题。30年后，英国医生基利克·米勒德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自愿安乐死协会”，1938年，相同的团体在美国建立。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就是推动让身患无法医治疾病的患者“无痛致死”这一概念。此后，许多国家中支持安乐死的人士纷纷成立了各自的安乐死组织。1980年，来自23个国家的37个类似组织和机构联合发起成立了“世界死亡权利联盟”。但是，纳粹却将“安乐死”当作其进行人体试验和“种族清洗”的挡箭牌。
    
    两个著名的“死亡医生”
    
    近年来，当人权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焦点的时候，对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也被很多医生推上了台面，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德里克·汉弗莱和美国医生杰克·凯沃尔基安。
    
    德里克曾在1975年帮助其忍受病痛折磨的妻子走向死亡，随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琼之路》的书，讲述了其妻因为害怕成为他的负担而自愿结束生命的心路历程。而根据他撰写的畅销书《最后的出路》编制的指导如何自杀的录像甚至被搬上了美国一家电视台的荧屏。德里克指出，他制作这样的录像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病入膏肓并且已经绝望的人和他们的亲人，“毫无疑问，人们渴望得到这种知识。这是60％到70％的人都支持的事情。这不是什么发疯，也不是乱来”。
    
    而至于著名的“死亡医生”凯沃尔基安，则可谓安乐死运动的殉道者。他在1990年首次协助一位中年妇女自杀后，便不断挑战美国密歇根州的法律，帮助患者实施自杀。他自称曾帮助大约130名患者“愉快”地踏上不归路，但司法当局始终对他这种“协助自杀”行为采取消极不干预态度。为了引起公众、政客和司法当局对安乐死问题的关注，凯沃尔基安将摄录了自己替一名肌肉萎缩症患者注射致命药物并致其死亡的录像带寄送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60分钟》播出，使美国公众亲眼目睹了安乐死的全程实况。“死亡医生”公然挑战法律的代价是于1999年被密歇根法院裁定构成二级谋杀罪，判处入狱10至25年。
    
    各种宗教与安乐死
    
    最晚的伊斯兰教认为，安乐死如同自杀一样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真主赋予人生命，也只有真主才能拿回人的生命。
    
    “不能出于任何理由而剥夺一个真主已赋予神圣意义的生命”，“如果一个人蓄意杀死一个信徒，那他将会下地狱，将在地狱中永世不得翻身，真主的怒火和诅咒将始终伴随他，可怕的惩罚在等待着他”。
    
    根据中世纪的犹太教规，唯一能够由人执行的死亡方式是：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由正当建立起的法院所判决的死刑；因抵御致命袭击而进行的正当防卫所导致的攻击性死亡。除这两种情况外任何形式的人为致死都被视作谋杀。但也有人提出，如果一个病人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化学药品减轻其痛苦，当存活的希望渺茫时，可以向上帝祈祷，让上帝收回这个生命，去除他在世上存在的痛苦。
    
    而最为古老的基督教教义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圣经》中告诫人们，上帝才是生与死的赋予者。《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上帝赋予；上帝收回。”
    
    从古希腊到当今社会，安乐死一直困扰着人们，挑战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如果说古时的安乐死只是表达了人们对死亡的一种美好愿望————来时无牵无挂，走时安静从容———的话，那么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死的掌控和干预能力越来越大，延长生命与延长死亡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但是，生与死的权利到底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中？在一切都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情况下，也许人们只有依靠法律来解决它了。
    
    （四）
    
    在我看来，自杀、殉道与安乐死的共同之处，就是自愿地选择死亡。冲锋陷阵的英雄、宁死不屈的烈士，也具有相似的行迹和心理。
    
    他们都是“视死如归”，不仅是因为“无所畏惧”、“胆大出奇”，而且觉得“生不如死”：生命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持续下去，否则就不值得持续。
    
    他们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着”。
    
    殉道，难道不是终极意义的安乐死？
    
    换一个角度，试想，如果把一切渴望寻求自杀或安乐死的人们都转化为积极的殉道者，那么这凝聚起来的 力量将能促成多么巨大的精神变革甚至社会变革！
    
    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更高的精神境界，而且需要上帝的带领和耶稣基督的示范。
    
    如此才能克服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虚无主义。经过如此转化，人生重新获得了意义，个人反而获得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
    
    2015年1月5日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