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谁能不死？但平民百姓之死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之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而已故的历届苏联领导人中，又以斯大林之死最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斯大林生前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人们的生死荣辱，甚至他的某个眼神也会使身边的“战友”不寒而栗。迟暮之年，斯大林的多疑已发展到了离奇的地步，临终前不久，更出现了躁狂性恐惧症。用餐时，某一道菜只要没有人当面亲自品尝，他是决不去动的。那些多年来侍奉左右、忠心耿耿的人，他一个也信不过。身边那两个人们熟知的最恭顺的人物——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均被解职并送进监狱。

　　斯大林不信任医生。他多年不让专家看病。仅在前往海滨休假时偶尔准许派一名他了解的牙医去。在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之后，斯大林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和恐怖分子。因此，谁也不了解斯大林的真正健康状况。但他那日益加重的心理变态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与几名信任者共进晚餐开怀畅饮时，斯大林会突然站起身来，离开饭厅前往外室，站在门外久久地偷听，看当他不在场时人们都讲些什么。当然，人人都懂得斯大林的这套把戏，都佯装不知。谁要是若有所思或愁眉不展，斯大林便以怀疑的目光仔细盯着你。他要求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和他一起唱歌，甚至跳舞。

　　从克里姆林宫到近郊孔策沃别墅的路途不算长，车队忽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里兜起圈子。斯大林有一份莫斯科地图，他在行车中指示往哪儿拐，怎么走法。事先司机也不知道该走什么路线，且每次都有变化。

　　从许多迹象看来，斯大林没有想到过死，他根本没有让党和国家领导层对此作好准备。斯大林叫人觉得似乎“他的王国永无尽头”。诚然，有时他也作出不堪重负、希望免除职务的姿态。他在苏共十九大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就谈到他一人兼任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甚感吃力。年岁不饶人，精力不济，连报告都作不下来，还算什么总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盯着大家的面孔。在座者没有一个人认为斯大林实际上可以退休。大家本能地感到，斯大林并不想将他这番关于退休的话付诸实施。马林科夫的发言只讲了一句话：斯大林同志应当留任总理和总书记，这点无需证明。斯大林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

　　长期以来，斯大林明显地器重莫洛托夫。同他见面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往往在作出最重大的决定之前都只找莫洛托夫商量。政治局委员中大概只有莫洛托夫可以反驳斯大林，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到十九大召开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突然变得冷淡了，在随后的中央全会上，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示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指责莫洛托夫“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并建议不让莫洛托夫进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赫鲁晓夫曾说过，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上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结局会很悲惨。

　　斯大林显然对日丹诺夫颇为赏识，但对他的酗酒无度也很反感。不过日丹诺夫死得相当神秘。斯大林未必把赫鲁晓夫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赫鲁晓夫是个“庄稼汉式领导人”，直率，勤勉，却未必是挑大梁的料。晚年的斯大林，对贝利亚亦颇有戒心。至于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斯大林对他们早已冷淡，甚至是讨厌。他从未将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布尔加宁、别尔乌辛等“二线”领袖当成领军人物。于是，在除掉波斯克列贝舍夫之后，机灵、勤勉、阿谀奉承的马林科夫实际上操办了斯大林所有的个人事务，他将呈送斯大林的公文一一“归类”和“过滤”。然而在晚餐会上，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责备马林科夫的“没有骨气”和不可饶恕的“软弱”。斯大林不会把这个女里女气、缺少魄力的人当成自己的继承人。

　　死期将至的斯大林，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空。1952年底和1953年初，斯大林曾几次晕倒，血压已接近危险值。赫鲁晓夫回忆道，斯大林往往会一时煳涂或记忆模煳。有一次，他刚要对布尔加宁说点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二战后的斯大林，对自己的身体倍加注意。他把希望寄托在高加索人的长寿上，那里的男子往往可以活到九十乃至一百多岁。

　　他不止一次地在小范围内说过，高加索总是使他充满新的活力。每年春天，他都要到位于高加索的黑海之滨长时间休养。然而归来不久，他就在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面前抱怨头晕、恶心、不舒服。他身边的人曾看见他在办公室中摔倒在地。国际外交界中有人打听到了这些情况。1948年1月，斯德哥尔摩和伦敦都出现了关于苏联首脑可能已经去世的传闻和报道。随着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公开露面，谣言不攻自破。

　　1953年2月28日是个星期六。斯大林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到克里姆林宫，大家一起看了电影。意犹未尽的斯大林提议到他位于孔策沃的近郊别墅吃晚饭。这顿饭照例吃到了次日清晨四五点钟。斯大林已略有醉意，但心情极佳，没有任何会出意外的迹象。客人告辞了，斯大林出来送客，高声地说笑，还用手指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照乌克兰人的方式叫他“米基塔”。心情好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叫的。

　　第二天(3月1日)是星期天，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还会召见他们，便一直等电话，饭也不敢吃。后来还是稍微吃了点东西。然而电话始终未来。难道斯大林决定给他们放一天假吗？这不可能，有点反常。莫名其妙的赫鲁晓夫脱衣上床了。

　　斯大林通常是上午11—12点起床。有时他10点就睡不着了。这天10点，他的房间内没有动静，11点，没有动静，12点、1点、2点、3点、4点，始终没有动静。警卫人员坐不住了，觉得情况不妙。可怎么办呢？进他房间去吗？但他曾下过死命令：如无动静，不得进入他的房间；否则严惩不贷。时间不断地过去，警卫人员却始终不知该怎么办。晚上10点，邮件送到。一名警卫以送邮件为名大着胆子走了进去，这才老远看见斯大林躺在小餐厅的地板上，举着右手，他似乎尚未失去知觉，但已不会讲话。看来是听到了脚步声，便勉强举起手来求助。“斯大林同志，您怎么啦？”“要不要叫医生？”回答是含混不清的“兹…… 兹……”声。地板上摆着一块怀表和一张《真理报》，表上的指针指着六点半。一问一答之间，两三分钟过去了，斯大林忽然轻轻地打起鼾来，好像是睡着了。几名警卫将斯大林抬到大饭厅的沙发上，开始四处打电话。先是打通了马林科夫的电话。大约半小时后，马林科夫给警卫人员回电话：“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个小时，贝利亚来电话说：“斯大林同志的病情不要对任何人讲。”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急于救助生命垂危的斯大林。只有警卫人员坐在床前等待着。到夜里三点钟，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才来。他们问斯大林情况如何，这时病人躺在床上，发出轻微的鼾声。贝利亚冲着警卫一顿臭骂：“你干嘛大惊小怪的？主人原来睡得挺好嘛。咱们回，马林科夫！”贝利亚不听警卫的解释，说：“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打扰我们，也不要惊动斯大林同志。”然后扬长而去。

　　74岁的斯大林穿着尿湿的裤子躺了4个小时(小便已失禁)，被他的战友们宣布“睡得很好”，他没有得到任何救助。

　　警卫人员总觉着不大对劲，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再次给马林科夫去电话。于是，赫鲁晓夫在早上七点多钟来到别墅。他询问了斯大林的病情，并说医生马上就到。医生是在八点半至九点之间到的。

　　这里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注意。3月1日凌晨，斯大林送走客人后，对当日值班警卫说了一通完全出人意料的话：“你们统统去睡觉吧，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用你们。”(这位警卫名叫赫鲁斯塔廖夫，他在3月1日上午10点交班后即离开别墅)赫鲁斯塔廖夫当即把这个指示传达下去，大家感到又惊又喜，“主人”从未发过这类指示，通常是问你：“想睡觉”并用眼睛从头到脚盯着你。谁还敢睡？今天真正破天荒头一遭，于是一个个放心大胆，倒头便睡。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当天夜里，斯大林紧闭的内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只有两种可能：一、斯大林失去理智命令大家睡觉，恰好那天夜间他突然中风……二、赫鲁斯塔廖夫在某人的授意下将部下都打发去睡觉，好让他或者别的什么人有机会与领袖单独在一起……

　　赫鲁斯塔廖夫本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潜入了无人看守的房间？是否给酒后熟睡的“主人”打了一针？这一针是否引发了中风？是否“主人”醒来后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试图自救，却只能走到桌子跟前？这一切都是推测。若果真如此，则四位战友(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那惊人的大胆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得知此事后，并未及时赶来救助，对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并且确信斯大林已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有论者认为，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四战友都是有意识地对生命垂危的斯大林见死不救。都是他们将斯大林害死的。事隔多年之后，莫洛托夫曾引用贝利亚对他说过的一句骇人听闻的话：“我把他干掉了。”

　　为斯大林作检查的医生们都怕得要命，他们的手在瑟瑟发抖，牙医在为其卸假牙时将假牙掉到了地上。警卫将病人的衬衫撕开，医生在进行了全面检查后，得出结论：脑溢血。斯大林已失语，右手不能动，左腿也已瘫痪。接下来，医生们对病人进行了抢救：注射、在后脑勺和脖子上贴医蛭……

　　战友们将布尔加宁留在病人身边，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据日志记载，3月2日上午10时30分，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来到斯大林办公室。随后，失宠的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也来了——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瓜分他的权力。此后，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胆子大了起来的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又驱车前往别墅。

　　根据日志，当晚九点半，他们又在斯大林办公室开会，继续瓜分权力。早上又去别墅。天天如此。

　　尽管如此，奄奄一息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来还有用处。一位在场的医生后来写道：“马林科夫暗示我们，他希望医疗措施可以使病人生命延长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都明白这里说的是为组建新政权和准备社会舆论所必需的时间……斯大林偶尔呻吟两声，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仿佛他用理性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伏罗希洛夫便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在这儿，都是你的忠实朋友和战友。你感觉如何，亲爱的？’但那目光已无任何表示。”

　　莫洛托夫说：“我被叫到别墅……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当他睁开眼睛想说点什么的时候，贝利亚就跑到他面前吻他的手，葬礼后贝利亚哈哈大笑道：‘科学泰斗，哈哈哈。’”

　　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发病，贝利亚就骂骂咧咧，直挖苦他。可只要病人脸上出现恢复知觉的迹象，贝利亚便跑过去，跪在旁边，吻起他的手来。”

　　斯大林之女斯韦特兰娜是正在上法语课时被叫到别墅的，她回忆道：“临死之前的痛苦挣扎十分可怕。大家眼看着这种挣扎使得他透不过气来。在某一刻，看来是在最后一刻，他忽然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站在周围的人，这目光令人不寒而栗，不知是神经失常的目光，还是愤怒的、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和俯身向他的陌生医生的恐惧的目光。这目光在刹那之间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这时，他又令人感到费解和可怕地忽然举起(可以活动的)左手，不知是朝上指着什么地方，还是在向所有在场的人发出威胁。手势令人不解，却是带威胁性的。而且不知道他那是针对谁、针对什么……”

　　她还写道：“只有一个人的举止简直有些不成体统，这就是贝利亚。他极度兴奋，那张本来就招人讨厌的脸不时因使他膨胀的私欲而变得不堪入目。他的私欲是图虚荣、残暴、狡猾、对权力的渴求……在此重要的时刻他竭力做到既不要狡猾过度，又不要狡猾不足！他走到床前，久久凝视着病人的脸，父亲偶尔睁开眼睛但看来并无知觉或者是意识模煳。于是贝利亚便紧紧盯住意识模煳的眼睛，他希望在这里也是‘最忠实、最忠诚的’……这是个绝妙的狡猾廷臣的现代典型。他身上体现了东方式的奸诈、诌媚和伪善，连父亲这样不会轻易受骗的人也被他所蒙蔽。”

　　眼下，贝利亚的本性已暴露无遗，他已很难克制自己。不光是斯韦特兰娜，许多人都明白是这么回事。但大家都很怕他，都知道值此斯大林弥留之际，全俄国再没有人握有比这个十分可怕的人更大的权力和力量。

　　3月5日晚上9时50分，在位于莫斯科近郊孔策沃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停止呼吸。贝利亚第一个跑到走廊上，人们听到了一个掩饰不住喜悦心情的高声呼喊：“赫鲁斯塔廖夫，来车！”(又是这个神秘的赫鲁斯塔廖夫！)

　　贝利亚匆匆去了克里姆林宫，其他领导人也随后赶到。在这里举行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主席团全体会议。时任《真理报》主编的德·特·谢皮洛夫应邀列席会议。据他的回忆，斯大林坐了30年的首席圈椅空着，没有人坐，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相对坐在首席圈椅的两边。贝利亚显得兴高采烈。没有正式的主席，但马林科夫的新角色是数日来在斯大林的病榻旁讲好了的，于是大家都对着他说话。他也对会上的发言加以总结。会议决定由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立即起草《告全国人民书》，并成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

　　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议，决定由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为副主席，卡冈诺维奇任第一届主席；决定中央主席团从25人减为10人。贝利亚分管由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而成的内务部，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

　　全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哀悼活动。

　　孔策沃别墅的全体警卫和服务人员连同家人均被赶出莫斯科。有几位去找了贝利亚，要求别发配至外地。贝利亚指着地面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到外地去，就去那儿吧。”那个赫鲁斯塔廖夫身患疾病，不久即一命呜呼。自此，斯大林别墅人去楼空，风光不再。

　　人们在了解斯大林之死经过的同时，不免会对四战友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他们在被惊慌失措的警卫人员叫醒后，没有吩咐马上请医生？警卫在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时，为什么没有立即向医生求助？宝贵的抢救时间被白白地耽搁了！的确令人费解。

　　警卫的行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不久就有了答案——领袖成了自己制定的体制的人质。根据贝利亚所批准的条例，未经他批准，不许医生接近斯大林。这一防范措施是在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被捕之后采取的。因此警卫和服务人员均不敢叫医生。

　　四战友的情况则比较复杂，直到今天仍没有圆满的答案。但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贝利亚签发的条例也适用于主席团常务委员。诚然，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为什么贝利亚不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医生叫来呢？第二种解释是，贝利亚刚刚与一个女人鬼混过，满嘴酒气的他，没有发现斯大林正处于危急状态。但是，考虑到躺在地板上的斯大林的身体状况，这种说法让人很难信服。况且，贝利亚当时还把警卫训斥了一通。

　　据斯韦特兰娜分析，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和私人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以至维诺格拉多夫教授之先后被捕，均与贝利亚有关，是他从中作祟的结果。毫无疑问，像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这样的老人完全可以无须通知政府就立即发布命令，医生也会立即赶到。有论者认为，斯大林犯病、治疗直至去世的全过程，均由贝利亚一手精心策划和导演。

　　也有论者认为，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克里姆里宫医生案件”实际把矛头对准了贝利亚。贝利亚别无退路，只有与斯大林一决雌雄。于是策划了这起难度很大、技术上却很高超的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斯大林是被谋杀的……（作者述弢。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出版《老照片》第二十五辑）

　　六四事件期间，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与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三足鼎立。更重要的是，杨还是军委副主席，手中握有枪杆子。图为1988年3月28日，赵紫阳、邓小平和杨尚昆出席七届人大代表会议

　　中午赵的秘书来电话，问下午我能否去赵处谈谈，我答应了。

　　下午3时20分抵赵处，在他的书房谈。他开宗明义，说，上两次你来言犹未了。你是记者，接触各方人物，了解情况多些，给我敞开说说。我说了一小时许，说了我党腐败问题，说了地方工业（国营部份）凋敝、地方财政枯竭，说了“六四”问题会在邓去世后提出，顺便说了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二杨”事件在地、军干部中的议论。

　　赵几次插话，后有大段谈话。要点如下：

　　一、“二杨”

　　邓南巡讲话及6月两次去首钢（首都钢铁公司）讲话，都说明邓对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体制很为不满。给人印象：要解决江、李体制。江、李那个时期，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工作也停下不做了。此时，杨尚昆、万里[1]误以为邓（小平）换江（泽民）、李（鹏）的决心下了，便做出以杨（尚昆）为首组成中共中央顾问小组的决定，以代替邓过世后做“最高权威”。万里也在政治局会议上当众说，“邓小平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便是说有人要变！”

　　“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

　　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二、腐败

　　我上次说过，最可怕的是我官员利用手中政权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会出现（“超额”、“超级”）的盘剥、敲诈等恶劣行为，引起人民极大反感。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干部腐败问题没内地尖锐，但人民富裕了，文化高了，这个问题也会尖锐起来。这个问题怎么办？看来自己有重病，靠自己动手治疗有困难。我党党内腐败到如此程度，靠我党目前这种体制、这种做法去整治，不会有多大效果。我以为，香港政治统治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别人不许向这个政权挑战。但港英当局给了香港居民相当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舆论工具，有权监督港英政府官员，可以告发，可以检举，可以在公众面前使官员丑行曝光，政府官员处在居民的监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为。蒋经国这个人物也了不起，临终前嘱办三条：开放党禁、两岸缓和、给“2.28”事件平反。这也是蒋经国高明之处。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不许动、不能动，但个别人员可以撤换，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这种思路就是执政党的地位不允许挑战，但执政党的官员可以变换，可以监督。这个办法看来是聪明的。

　　三、邓小平十几年改革开放，有大功

　　“六四”后，这条路线邓小平没有动摇，坚持下来了。1992年南巡讲话，都是过去他讲过的话，无什么新鲜语言、新鲜思想，但在当时那种国内时代背景下说这些话，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一面。另一面，即政治改革方面，邓一直坚持中共集权。党内他一贯不主张，也不赞成民主。他不喜欢别人提出意见，不喜欢民主协商。他说，美国那种民主，程序繁琐，效率很低。中共呢，一个政治局会议，将大问题拍板了，解决了，我们效率很高。邓常说，党内办事，只能有一个婆婆。这一套，大的思路仍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来源于革命战争中培养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前些年这个问题上，邓还开通些，现在年龄大了，僵化了，在他生前，已经不可能改变，不会改变。这样，便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大家都在议论、都在预测、都好象没办法的大问题。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我插话说，新加坡李光耀，台湾蒋家父子，南朝鲜李承晚，都是政治独裁下维持国内安定的良好秩序，放开经济；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这时人民与执政党关系缓和了，这时再搞政治改革，开放民主与自由，执政党与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承受能力都强些，好似效果不错。赵说，人民生活富裕了，照样闹事，这样例子在世界上屡见不鲜，南朝鲜金泳三上台，泰国军人垮台，连缅甸都在变革。

　　四、预测

　　他说，江、李政体，是完全在一种突然的状况下产生的，这么多的问题，很难说他们能处理得了。我插话说，党内外高中级干部与知识分子多数，主观上还是寄希望于我党执政，希望我党能找到一条躲过可能危机的道路。即我们经济上去，政治改革也稳步进行，取得人民内心的支持、拥护。希望我党不要垮台。赵接着说，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形式问题，什么形式能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协调。他说，人民会去创造，我们多听听人民的意见，便会找到一个办法，当然这中间蕴藏着危险。

　　五、其它

　　“六四”后，邓有一次说到中国农村还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这段话未向下传达。如传达，不得了。但这段话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时机抛出来。邓也有政敌。

　　从下午3时20分谈到5时30分时，他看了看表说，在我这儿吃饭罢，边吃可以边谈。我说司机在门口，他说，也好，再谈一会儿。他又说下去，说到晚6时了，他说，你告诉司机回去，我们边吃边聊，我派车送你回去。他叫梁伯琪大姐来，让梁要车。一会儿，梁进来说，司机感冒，不能出车，我叫车队（指中南海中央车队）派车罢。赵接着谈写回忆录事。我说分两部份写，一部份是存档案的不能公开的数据，一部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东西。他说不好那样分开。他说，你上次提出写回忆录的意见后，我考虑过，觉得也可以，但数据不易掌握，工程量甚大，很费力。我说，记录下这些数据，可供今人或后人研究，这是你对历史的一种责任。当场我俩商定：搞一份“内部情况”，他手中已有一份完整的剪报数据；待他从广西回家，他、我、锡华商量一下，定个计划；先搜集资料，再初整理，再细整理，两三年内完成。晚饭，他要上茅台酒，我说汾酒，他斟酒给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烩饼，副食是青菜、腌黄瓜、牛肉土豆。清淡但营养不足，亦不精致。厨房、饭厅也不够整洁。不如萧洪达家，也不如我家。中共总书记啊！今天怎么活成这模样儿？我喝一杯酒，吃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半碗烩饼；他呢，喝酒两杯，吃几口菜，好似未吃饭。

　　饭后，来人说中南海车队派不出车来，因天晚了。

　　这有一种可能，天晚怕赵出事，故意推脱不派车。如若当年，不说梁伯琪夫人要车，就是赵亲戚用车，一句话，车队也屁滚尿流派车来了。对这些事，赵镇静自若，但绝顶聪明的他，不会没有感慨！他说了“我饭后派车送你！”竟然因专车司机病了便要不到车，只好叫妞妞到街上要来出租车将我送回万寿路！中国政治，可悲！

　　赵，一位当代世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仅被整得失去光彩，送朋友连一辆车也要不到，真使人哭笑不得。

　　赵，内心会何等悲伤啊！

　　1993年1月6日（星期三）

　　注释：

　　[1]万里（1916-），1936年加入中共。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