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落岁月的风尘，历史将变得从容。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移居香港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
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而在张国焘的这些访谈的资料中，对毛泽东的评价甚高。知名博主刘继兴撰文《张国焘晚年曾高度评价毛泽东》揭秘张国焘对中共的惊人预言。
张国焘曾有过叱咤风云的革命经历，后来却沦为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为革命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岁月易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的野心开始膨胀。
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最高领导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此后，他一意孤行，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直至南下受阻没有出路后，才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 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渐生叛党之意。
就在这时，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曾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投奔国民党后，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中统等处，还当过一段有实权的地方官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很快就被国民党所冷落。解放战争期间，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
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看到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
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
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此时的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
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 (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国焘对毛泽东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泽东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还认为，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 “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
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 、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 都一无所知。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将会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着名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一家移居加拿大。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
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妻子想到他的同乡、曾任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现移居美国的蔡孟坚，决定找他帮忙。
蔡孟坚与张国焘妻子见面商议办法。蔡孟坚说，20年代末期，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时，王明曾将在中山大学读书的蒋经国打成托派，并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经张国焘斡旋，苏联方面才准许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张后又争取让蒋经国去工厂做工。
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恩。现在蒋经国在台湾掌权，可以去求助他。张国焘妻子同意蔡孟坚的建议。尔后，蔡孟坚致电台湾，不久，张国焘收到蒋经国送来的一万美元支票。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
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
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死后，生活都颇为紧张的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老伴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这一窘况。蔡孟坚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魂丧异国。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1933年10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 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10万大洋购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 张国焘的案件。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 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总部警卫排一共40个人，全都是从作战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都很能干，有的还有绝活。这40个人，实际上就是张国焘的卫队，人人有座骑，个个身挎 20响的盒子枪，另配四挺捷克式轻机关枪。而张国焘的贴身警卫，亦叫做内卫的，则只有4人，除排长何福圣以外，还有冯吉升、尹中富、苟贵德。
何福圣当时正 好是新“官”上任，两月前原来的警卫排长叶南生调到30军当团长后，何福圣就接替了叶的职务。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何畏的红9军中抽调一个师分散驻 扎在通江县城里的天主教堂、列宁小学、考棚、禹王宫等处。
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 设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
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何福圣的警卫排组成。但是，尽管作了如此精心细 致的安排，敌人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卫士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那是1934年12月11日，四名刺客在通江城中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枪。
张虽然大 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何福圣等警卫吓掉了魂!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金童儿夜访龙头大爷
1934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今达川市)，占领着名的盐城南部后，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 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1500多人。
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班主金泰合 工须生，是个鸦片烟鬼。儿子金宝林艺名金童儿，工武丑，名声比他父亲还响亮，最拿手的是《皮金滚灯》、《三叉口》。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 前往通江时，却有4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
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苏 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 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
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1000元大洋。
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他们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 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12月10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 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
夜里，贺朝正与3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 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衣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急忙往张国隆家中赶去。这 时大约是9点以后，通江城中，家家关门闭户，一派寂静。街道上，每隔50丈左右才有一盏路灯，闪闪烁烁，半明半暗。金童儿乘坐的轿子刚走到街口，就被一队 巡街的红军挡了道。为首的军官喝道：“干啥子的?”
backchina唐伯虎(1470—1523)，名寅，字伯虎，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文学家。明成化六年(西元1470年)，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唐伯虎16岁时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唐伯虎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被并称为〝吴中四才子〞，也称〝江南四才子〞。
唐伯虎19岁时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唐伯虎25岁那年家中遭遇不幸变故，父、母、妻、妹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悲痛之余，唐伯虎更加努力读书治学。明弘治十一年(西元1498年)，唐伯虎29岁时参加应天府乡试，中解元(第一名)，一时声誉鹊起，名震江南，〝冒东南文士之上〞，春风得意。
进京会试遭牢狱灾
考中解元后的第二年，30岁的唐伯虎踌躇满志地进京参加会试，路遇同去赶考的江阴巨富家的公子徐经，两人相谈甚恰，遂结成莫逆之交。这位徐经，就是后来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曾祖父。〝世路难行钱作马〞，这富家公子徐经到京城后，以钱财贿赂会试主考程敏政的家僮，得到了试题。徐经文才不行，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
毕竟纸里包不住火，此事不久就被人告发，两人都锒铛入狱。唐伯虎在大狱中吃了不少苦头，在他给好友文征明的信中详述了当时的悲惨境状：〝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案情不明不白，最终虽未判定唐伯虎是考场舞弊案的主犯，但干系是摆脱不掉的。唐伯虎虽被释放出狱，但经过这番折腾已经声名扫地，科举仕途已无望。朝廷革除了他的〝士〞籍，把他发配到浙江偏远之地为小吏。
因才得名，又因名罹祸，而立之年却〝倒立〞，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唐伯虎心灰意冷。耻于去浙江当小吏，又感到没有脸面回家，31岁的唐伯虎开始游山玩水排遣苦闷，足迹遍布浙、皖、湘、鄂、闽、赣等省。
归故里感受世态炎凉
唐伯虎在外游荡了一年多，银子花光了，虽感〝近乡情更怯〞，最后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归故里。回家后，妻子(续弦)已弃他而去，唐伯虎又气又累，大病一场，性情也大变，破罐破摔，放浪形骸，狎妓聚饮，纵酒浇愁，一副〝看透事态炎凉〞的态势。
史载，唐伯虎曾和祝枝山等扮为乞丐，沿街唱莲花落讨钱，钱讨来了，就上酒楼喝酒。明弘治十八年(西元1505年)，已经36岁的唐寅续娶患难中的红颜知己沈九娘为妻，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取名桃花庵(遗址在今桃花坞大街)。
卖文卖画之余，唐伯虎逐渐从人生低谷走出，他不再消沉，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唐伯虎对科举、权势、荣名等封建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开始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并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的形象。
他写诗嘲笑利禄之徒〝傀儡一棚真是假，髑髅满眼笑他迷〞，自称〝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凡此种种，很显著地表现出一个脱略缙绅阶层行为范式的市井文人形象。后世产生了许多关于唐寅的虚构的传说，也正表明了他的性格存在与市民情趣相契的特征。
〝风流绯闻〞多为杜撰
关于唐伯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的由来，有人认为是唐伯虎出于对自己才华的狂傲自负，其实唐伯虎从未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但唐伯虎〝江南第一才子〞却是名副其实的。
他的诗、书、画被称为三绝，艺术造诣高超，唐伯虎才气横溢是真的，他完全称得起〝江南第一才子〞。若说〝风流〞二字，也只是说唐伯虎文风飘逸，为人洒脱，落拓不拘，举止有放浪之行，仅此而已，实际情况并不是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描写的那等〝风流艳名〞。
民间传说的〝点秋香〞艳事，也是纯属后人在文学创作时的想像。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说，〝三笑姻缘〞是好事者借重唐的盛名，把别人的事，转移在他的名下，是一起张冠李戴的错案。
据考证，秋香确有其人，是当时南京一名颇具名气的青楼妓女，至少比唐寅大十几岁，根本不可能与他发生一场风流瓜葛。所谓的唐伯虎有9个妻妾，可能是从其续娶的夫人〝沈九娘〞这个名字上演化出来的，凭当时唐伯虎的贫寒景况，他连温饱都成问题，怎么可能妻妾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