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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 (以色列) 译者： 孙成昊、张蓓
       
                       中情局一位多年来负责苏联事务的高级官员承认在苏联开展情报活动确实困难。中情局在苏联缺乏人力情报来源。并且珍珠港事件后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对于国家安全缺乏自信。
    
     　　编者按：当苏联这个航空母舰轰然崩塌的时候，作为当时世界的另一极、“获胜”的美国却有点错愕。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忽视了对手?忽略了苏联解体前的诸多端倪?最近出版的《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从源头出发，揭露美苏之间的矛盾与误解，试图解释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没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以色列】戴维·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著 孙成昊、张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恐惧、残暴和创伤
    
    　　尽管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虚弱已经十分明显，但是西方情报机构直到其崩溃前夕还不愿承认，苏联已不再构成军事威胁。苏联制造的武器劣质，士兵身体素质虚弱、普遍缺乏士气、战斗能力弱以及苏联红军在阿富汗的糟糕表现，都不能让西方相信苏联只是一个泥足巨人。
    
    　　西方情报机构为什么不相信红军的虚弱表现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答案在于斯大林政权的残暴不仅恐吓了苏联人民几十年，也留下了创伤性的残余，影响了西方情报机构对苏联的认识。
    
    　　斯大林逝世50年后，《消息报》经济编辑米哈伊尔·博格看着桌上那部沉默的电话，还是面露恐惧。这部布满灰尘的老式电话曾直接与克里姆林宫相连。苏联解体后，《消息报》也变成了自由媒体。他每天上班，都试着不去看它，而它在报纸、杂志堆里仍旧很扎眼。一种自律式的压抑，一种在迷雾中摸索的感受让博格不愿意想象电话线上还有谁。“这部电话连着谁?”1995年5月他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过去用于政府和党内官员的内部通信，包括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苏联解体后，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因此我不知道它是否能用。”
    
    　　除了恐惧电话那头的人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推理。这部名为Kremlevka的电话也与官职等级名录上的内部电话系统相连。一个背景过硬的人通过秘密电话本就能接触到政权核心，而无须走烦琐的官僚程序。任何一个人的“Kremlevka”电话突然打不通了，或被拿走了，他必然马上要呼吸到西伯利亚的寒冷空气。
    
    　　原始恐惧来源于对布尔什维克恐怖以及苏联二战后残酷对待东欧的记忆。布尔什维克决意向西扩张，让人们对其可能席卷世界的恐惧加深。1944年斯大林镇压了匈牙利反抗，1947年红军拿下了波兰和罗马尼亚。接下来就是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苏联封锁了西柏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焦虑地看着斯大林执行其对雅尔塔协定歪曲的解释。雅尔塔协定是二战接近尾声时反纳粹同盟国签订的。当然，苏联的统治者看待事情的眼光不一样。他认为自己扩张苏联势力范围的举动符合协定。
    
    　　1949年，苏联加入核俱乐部，西方愈发担忧苏联的残暴。这种感情催生了冷战50年间的好莱坞电影和中情局对苏评估。“里根政府说苏联已经赶超我们，我们都相信这一点，”莱斯利·盖尔博在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心态以及第一届里根政府急于武装自己时说道。
    
    　　美国急切心态的另一个原因是，珍珠港事件的创伤促使美国愿意为情报机构花费大量资金，以便改善预警体系，打造足够的军事力量阻止或抵抗来自世界任何角落的攻击。这种创伤和军备扩充极其疯狂，甚至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实力均衡甚至已对美国有利时，一些西方战略学家仍然声称美国军事力量不足以回应日益增长的苏联实力。
    
    　　在美国人惶惶不可终日时，苏联人也表现出长久以来对入侵者的恐惧：鞑靼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1981年的一个冬日早晨，共产党优秀党员、负责教育的安娜·伊万诺娃同志在莫斯科第二十八中给27位13岁的学生讲公民学课程，其中一个学生叫亚历山大·兹普拉科夫。这堂课与伊万诺娃其他的课程一样，谈到了那些想要摧毁苏联人民的敌人。敌人就是“德国人和美国人”，兹普拉科夫说道，“德国人总是排在前面。”
    
    　　兹普拉科夫出生于1968年，就在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被镇压。1995年，他仍然住在莫斯科的老地方，紧邻“白宫”，叶利钦就是在那里平息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兹普拉科夫孩童时期了解的捷克斯洛伐克动乱就是“西方的阴谋，我们的东德兄弟帮助苏联军队摆平了威胁祖国的人”。
    
    　　“他们恨我们，所以想要摧毁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伊万诺娃同志1981年对她的学生说道。“我们相信她说的每一个词，”兹普拉科夫15年后说道。另一位老师叫亚历山大·尼科拉亚契，聪明机智，比伊万诺娃同志更受欢迎。尼科拉亚契告诉全班学生，有一天他们或许会真的遇到德国和美国敌人。
    
    　　这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1988年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变化，”兹普拉科夫称，“我们的媒体热情地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西方之行，称之为巨大成就。媒体不再将西方描绘成恶魔，也不再称美国想要消灭我们。”
    
    　　“让我告诉你，”洛博夫将军说，“以一个红军将军的身份。苏联从未想过袭击西方。”洛博夫可以被称作苏联版的亚历山大·黑格。他说话直接莽撞，给人的印象是不会使用外交辞令。事实上，苏联几乎没什么政治家、将军或外交官采用“西式”的沟通方式——这也是他们不了解西方，西方不理解苏联的原因。当然，像多勃雷宁、扎米亚京这样的职业外交官接受了西式的外交辞令和行事风格。这让他们容易与媒体及西方同事打交道。但他们只是少数。大部分苏联领导加上他们易激动的斯拉夫性格，很容易给西方人留下具有攻击性的印象。现在，这种易激动表现为一股深深的忧伤或一种沮丧的焦躁，洛博夫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意识里，任何靠近边境的行动都意味着潜在的西方威胁，”洛博夫这样解释苏联对美国人的恐惧。“在苏联，西方意味着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失去过家庭成员。敌人从哪里来?”他自问自答，“总是从西方过来。”
    
    　　洛博夫是华约解散前的最后一任参谋长。他饱含感情地形容华约解散：“我觉得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样。”从他的角度看，对俄罗斯的威胁总是来自西方。“毕竟，我们民族遭受过什么?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武装。然而西方武装了它，它袭击了我们。二战后发生了什么?一模一样。西方炮制了北约。我们想要保护自己，这还不够明显吗?”
    
    　　洛博夫认为西方害怕苏联这种说法是一派胡言。
    
    　　你要是认为我们能与美国军事实力竞争或威胁美国，那绝对是疯了。是自卫的需求驱动我们。受过一次袭击，难道还敢掉以轻心?但是，发动袭击?是我们率先在欧洲建立军事集团的吗?是我们给日本丢下的原子弹吗?原子弹杀的是日本人，但却是冲着我们来的，想告诉我们谁是老大。
    
    　　斯大林在1949~1952年间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于1996年首次被披露。据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文安立博士说，这些谈话表明斯大林是个谨慎老道的领导人，他建议中国领导人避免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无论是为了中国台湾还是其他地区。“斯大林不是圣人，”洛博夫说道，“但是西方大多数有关斯大林的出版物都是宣传。西方害怕希特勒，然而是谁武装了他?面对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无尽战争，我们必须奋起抵抗。”
    
    　　理解竞争比赛规则的困难始于冷战。“民主”武装了美国。“民主”是个多面体，并且有多种办法可以绕开“民主”。苏联则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所武装，独裁者广泛使用这两种“装备”，以便强调和放大外部威胁。多年来，至少直到二战时，美国人在欧洲文化面前都会觉得低人一等，而苏联似乎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苏联的文化表象包括沙皇时期残留的对法国的好感、共产主义革命后德国文化的迂腐，它们就像浅薄的浮云萦绕在莫斯科上空。导弹技术、大剧院芭蕾舞团、对政治对手的迫害、对邻国的压制，这些都出现在苏联。这种不和谐的混合体让人想起纳粹的恐怖，于是西方开始把苏联看成第三帝国新的化身。
    
    　　一旦惧怕苏联和认为防御措施十分必要的观念渗透西方思想，这种想法就会直达决策者和民众。国防建设夸大了威胁，推动了军事力量的增长。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暗藏于国家迈出的每一步中，这些集团反对用更理智的方式评估苏联威胁。
    
    　　在这场历史创伤对抗历史创伤的战斗中，情报机构本应拥有专业的权威力量、卓越智慧和公民勇气来缓和形势，并且不受历史幽魂的干扰而提供评估。但这一切并未发生。相反，当历史的伤疤被揭开时，东西方情报机构常常充当催化剂的角色，全面拉开偏执多疑行为的序幕。
    
    　　在1969年中苏冲突中，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告诉尼克松总统，苏联正考虑对共产主义中国采取核打击。当时的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公开了这一估计，并表示美国要做好准备。
    
    　　中国和苏联都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尽管冲突严重，却无关存亡。时至今日，许多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并未考虑军事选项，更别说核选项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部署大量军队的主要目的还是防御。
    
    　　的确，苏联花费1000亿美元保卫中苏边境，尽管中国的军事能力比它弱得多。苏联高估中国“威胁”的原因是其根植于历史的对于侵略者的极端恐惧。然而，西方情报机构却没能领会。尽管苏联准备先发制人进行核打击的提法错得离谱，对习惯性散布谣言的情报机构而言却是正中下怀。
    
    　　苏联的恐惧感不比西方少多少。1981年驻西方的几个克格勃活动站接到命令，加紧搜集“莱恩”(“对苏联突然核打击”的俄语缩写)行动的信息，找到美国策划核袭击苏联的证据。华盛顿的活动站任务最繁重，克格勃和格勒乌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将相关资料送给克格勃总部。
    
    　　曾任克格勃华盛顿站特工的尤里·谢夫茨在他的书里说：“每天傍晚我们都要查看不同的政府办公室，看是否有窗户亮着灯。我们在可能负责导弹袭击工作人员工作的大楼旁边数停车数量，翻阅报纸找寻任何有关联的迹象。”
    
    　　基于这些关注重要目标的报告，克格勃总部会准备一份简报，每天早上送去克里姆林宫。这是苏联情报机构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行动之一，包括了上万名特工和情报官员。据中情局苏联问题专家哈利·罗兹里克称，1981年苏联至少雇用了400名情报官员，每人大约联系25名特工——总共约有1万名特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莱恩”行动。“这次行动，”谢夫茨说，“占用了我们大量精力。”他承认大部分克格勃官员都知道这一行动目的很可笑：“但作为忠诚服从的公务员，我们把每一点可能相关的信息送回国，从而加重了总部的恐惧——无论信息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两年之后的1983年11月2日，这种核恐惧妄想从情报机构间升级为军队间的恐慌。当北约准备执行“优秀射手”计划，检查成员国核防御程序时，美国情报机构截获苏联高级别警戒传输，说明莫斯科真的惧怕美国在准备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几天之后的11月11日，为避免情报机构误读导致事态升级，这一演习被取消。
    
    　　直到1985年9月，美国人才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其恐惧的程度。克格勃伦敦站站长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叛逃至西方。与他的英国上线一道，他准备了一份长达52页的报告，描述苏联对美国核打击的恐惧。戈德尔维斯基加上他的个人评价，即苏联的恐惧如此真实、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某个临界点可能会先发制人。美国人接受了这一信息，这才逐渐缓和了辞令。
    
    　　随着20世纪80年代进入尾声，第二届里根政府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上升，对“苏联熊”的恐惧有所缓和。但是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的形象就是一个极具威胁、不断扩张的强国，苏联还利用借助原始的恐惧力量为国家和经济利益服务。敌人越可怕、越邪恶，就越容易动员整个国家，为国防谋求更多预算。这种恶性循环推动了无休无止的常态思维，很难从中突围。
    
    　　失败的情报搜集、情报评估——或者二者兼有
    
    　　人们对中情局和其他美国情报机构的情报搜集能力看法不一，在这种阴霾下，对苏联究竟构成多大威胁也莫衷一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对摆在办公桌上的中情局报告甚为不满。他向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将军抱怨道，中情局在苏联没有人力情报来源，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真正的间谍。“事实上，”《华盛顿邮报》记者、作家鲍勃·伍德沃德说，“在苏联有一些间谍，但是只有一个是好而且靠得住的。”
    
    　　中情局一位多年来负责苏联事务的高级官员不想谈论间谍的数量，但是承认在苏联开展情报活动确实困难。“监管很严格。奇怪的是，许多人自愿向我们提供情报，但我们却害怕有猫腻。在苏联按惯例管理情报人员也很难。我们只能大量依靠叛逃者、移民以及合法游客，但是这些都是碰运气，都是一次性的情报来源。”
    
    　　有关苏联的数据并不少。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方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间谍卫星能够监听和观察，已经从社区偷窥者的程度上升到日常的情报搜集工具。现在似乎所有事情都已经公开，唯一的难解之谜就是对方的意图。
    
    　　特纳将军十分推崇科技，包括卫星、监听设备和其他窃听工具，这些设备能让情报工作变得纯粹利落。卡特总统是民主党人，也是自由派，就推动美苏缓和以及有关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纯粹情报”问题与共和党斗争。特纳提供给卡特的“纯粹情报”符合他的道德价值观，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纳本人并不受意识形态驱动，他缺少情报方面的背景，也没有聪明才智让单调乏味的情报推动一场刺激的智力游戏。
    
    　　他的继任者威廉·凯西是截然不同的人。他绰号“情报先生”，拥有大量实战经验，对情报处理把握得很好。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技术手段获得的情报固然好，但却不够，必须要有情报人员的补充。他的继任者威廉·韦伯斯特更像一个公司负责人而不是情报官员。下一位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有顶级情报官员那样敏锐的直觉，同时也执着于惩恶除奸。恶在他的定义里就是苏联。特纳故意拒绝做出必要努力发动人力资源，而凯西和他的继任者们则无法招募到能接触到核心机密战略情报的苏联公民。
    
    　　中情局资深特工甚至想不起来曾招募过多少重要的苏联间谍。但是，他们还有其他的人力资源，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德，当然也有苏联的叛逃者。叛逃至西方的人数量很多，他们过上了西方的愉快生活，都愿意提供情况。有些人还是军人，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令人扫兴的是，中情局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对苏联叛逃者抱有极大的怀疑。如果叛逃者提供“商品”，即关于苏联邪恶企图的情报，他立刻会成为政府眼里的宝贝。如果没有，他很快就会被怀疑为奸细。
    
    　　西方情报机构的最爱之一是前克格勃少校阿纳托利·戈利岑。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叛逃至西方，多年来给中情局提供了不少关于克格勃制造假情报、行动及意图的“解释”。在他卖给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里有一份关于中苏交恶的原因，他的解释是，这是克格勃的圈套，想让西方放松警惕。西方很多人都信了他的话，结果发现这完全是胡言乱语。
    
    　　戈利岑的谎言带来的最大破坏在于对其他苏联志愿者和叛逃者的中伤，这些人曾试图为西方情报机构服务。哪怕是真心想帮助西方的人也被怀疑是双重间谍。苏联解体后，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斯坦尼斯拉夫·祖博克经过调查，没有发现证据证明戈利岑所说的“大计划”，即克格勃策划实施的、旨在欺骗西方的大规模散播假情报活动。祖博克发现，克格勃开展零星的散播假情报活动和选择性行动，只是为了掩盖苏联的虚弱。
    
    　　不过，在一件事情上大家意见一致：美国情报机构拥有很多关于苏联的信息，无论是经济、军事工业、军队部署、战备物资，还是外交政策，简言之，包含了所有情报机构所处理的问题。拥有这些信息，就应当可以勾勒出苏联外交政策走势和军事能力的图卷。用情报机构的行话来说，唯一缺失的东西就是有关“敌人意图”的数据。
    
    　　然而，情报机构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情报不足，而是因为尽管中情局和情报机构紧盯苏联，但始终未能理解苏联变化的重要性。情报机构的问题不在于情报信息过少，而在于整合情报的方式不对。这一点从未被提及。
    
    　　“要想知道对方想干什么很难，非常难，”研究苏联历史的理查德·派普斯教授感慨于过去的痛苦经历，叹了口气。“苏联领导层是个紧闭的秘密团体。无论如何，政治信息都是最复杂、最难理解的。”许多情报机构人员和学者在处理情报评估的理论问题时，都指出了其中的困难之处，包括固有的人和机制的弱点。在里根政府期间，派普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在此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他担任“B组”组长，负责处理中情局的苏联战略能力评估，因此派普斯能够接触到情报机构材料，参与处理情报评估。他确信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苏联的情况，中情局以及借助中情局力量的决策者了解情报机构和政府应知道的一切。“情报机构的文件把苏联的内部危机描述得一清二楚，”他说道，“这些描述与克里姆林宫从克格勃手里拿到的并无太大差异。”
    
    　　老布什总统执政时，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常常思忖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缺少高级别间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虽然有关苏联基础设施和作战设备的情报评估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得并且是基于相对的“铁证”的，但是凭借照片或判定数量无法解决的事情，如外交事务、社会发展、国内事务，当然还有对方意图，这些大部分都只能依赖印象和先入之见进行判断。从这一点看，斯考克罗夫特有一点完全说对了，就是他的评估和那些情报机构专家的评估在可靠程度上差不多。
    
    　　搜集情报相对容易，而将其转化为精准的情报评估则困难重重，阿富汗是说明这一差距的绝佳例子。
    
    来源: 澎湃新闻

    
    
     1912年铁达尼号邮论撞冰山面临沉没，船长与船员留守到沉船的最后一刻，与船只共存亡，获救的大多数为妇女与小孩，1522人死亡，总共705人获救；2015年中国的东方之星客轮在长江沉没，458人之中，只有14人生还，包括船长和船员，有船员第一时间抢救生衣逃生，因而获救。  
                       
     别国发生灾难，举国之力第一时间去抢救，传媒争相报道灾情，以及追究责任；在中国，举国的传媒却在忙作文，观乎其标题已知内容是甚么：《生为国人，何其有幸！》、《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啦 》、《世界透过沉船事故见中国决心》、《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
    
    这现象一点也不奇怪，正如两个月前尼泊尔大地震，中国的传媒亦同样地不断歌功颁德，不断在歌颂不存在的免费客机，甚至子虚乌有创作出拯救香港人的故事。只是今次死难者太多，获救人数太少，终于「踢著铁板」，较多人醒觉了。
    
    诚然，控制中国传媒的巨兽，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然而，即使共产党明天不再存在，是否人心就能一夜改变呢？这点却令人极度存疑。观乎大量去外国读书、工作，以至移民的中国人，其思想与观点，却仍然是在中国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不适者亡，凡事以极度利己主义出发，以及极度的近视－－对社会上一切不公平的现象，只要不关乎自己切身利益，例如死的不是自己的家人朋友，就完全不关心。于是，一切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所以，造出这样的人民；亦由于有这样的人民，就继续存在这样的政府。
    
    当人民选择遗忘、当人民认为利益比起正义重要、当人民一窝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民族与国家，必然没有前途。和三十年前比较，如今社会批判的声音问好似全面简化，认为只要批判政权，当独裁政权结束，人民就自然会变得善良，社会就自然会变得正义，这种因果论放诸于全世界的中国人，包括移民了民主国家的，当知道实在想得太简单了。
    
    中国共产党破坏了人性，或把人性之中最劣根性的一面诱发与曝露，这种文化烙印要改变，往往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如今，中国人认为自己国家强大，民族自豪达到了过百年的新高点，中国又好似变回了天朝，而部份中国人则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有钱的当然认为自己是大爷，而没有钱的也认为全世界都是亏欠自己。例如在大陆以外享受他国异地的福利，不但否认蚕食当地资源，还反过来说：「要不是我们来使用，你们早就倒闭了。」于是，反中国人的浪潮，由亚洲传到去澳洲、欧洲、美洲，连在香港，也要引发一连串反对中国的矛盾。这种灾难，除了改变政府，也要人民能自省，才有机会解决。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俞梅荪：为民舍命 人间大爱





2015年6月09日

    来源：《纵览中国》
    
    ——胡耀邦逝世二十六周年祭（图）
    
    

    图1，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祭日，在胡家耀邦客厅，左起，刘瑛（最早知青）、马玫丽（中国青年报老记者）、罗玉清（团中央老同志）、黄天祥和李蓉夫妇（耀邦老部下），胡德华；后排左1俞梅荪。（上午11时摄）
    
    2015年春节期间，央视播放《转折时期的邓小平》，当我看到剧中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奔走的场景，想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惨死的家父得以改正，使我摆脱“黑五类”被歧视的境遇，开始正常工作，我现住的房子就是家父单位落实政策分给的（原住月坛北小街财政部宿舍1957年被收回）。我提请几位师友观看此剧，重温耀邦和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用你的身躯，挺起强大的世界······”深情的主题歌，使我沉浸在对耀邦的思念之中。
    
    随后收到耀邦之子胡德华发来《1965：耀邦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新书评论，读罢使我震撼。
    
    陕西“百日维新”与胡赵新政十年
    
    1964年11月，耀邦上任陕西省委书记，奔走乡里，顶着巨大压力，平反各种冤假错案，为吃不饱饭的广大农民减去沉重的征购负担，放开农贸市场，发展工业；解决了很多原本应解决，却又没人敢解决的“极左”问题。他风尘仆仆三个月，兴利除弊，扶贫帮困，脱贫致富，刚有起色。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即“23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开展“四清”运动。为此，耀邦的政绩被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党政班子视为“右倾路线错误”，批判了三个月，直致耀邦患重病危及生命，被张爱萍将军接回北京，民间戏称耀邦“百日维新”。
    
    1965年秋收，陕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24.96%，农业增长28.96%；仅在耀邦曾8天里跑了7个县的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10.69亿斤，增产3.69亿斤，改变当地人均口粮每月20斤以下，断粮人口达三万六千人（饿死12人）的贫困局面。前来接重病耀邦回京的张爱萍感慨：“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1976年，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冒风险取消农民统购统销的沉重负担，还权于民，连续两年增产共达130亿斤的“要吃粮，找紫阳”盛况，这与11年前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解放生产力，一脉相承。
    
    1977年起，心系苍生，视民如伤的耀邦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力排众议，为历次政治运动的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十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惠及亿万人民，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把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当年陕西小试锋芒的办法，如今全国推广而大见成效。胡赵新政十年，举国上下勃勃生机，但耀邦却因此又遭党内保守势力围攻，被以“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被迫辞职于1987年1月。
    
    之后，耀邦很少谈论自己的被非难被冤屈，更忧患国家的前途和民众的疾苦。他抄录马克思的话给刘崇文秘书：“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的，应当努力去理解他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后果。”
    
    耀邦客厅 笔墨书香
    
    4月15日是耀邦仙逝26周年，为避免警员在这所谓敏感日上门监控，清晨5时半我出家门，6时半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出来，见长安街警车林立，为避免经由天安门被盘查，则反向转大圈，绕行南池子大街、故宫、景山前街，至北长街。
    
    

    图2，6时半，我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出来，见长安街警车林立。
    
    8时，我走进北长街，沿街五百米内两侧五步一岗的警员约80人戒备森严。会计司胡同口的大铁门虚掩，警员驻守。回想去年和前年的耀邦祭日，我前往都被警员拦截，推搡，未能到胡府。于是，我拐入故宫西华门护城河边稍息，回到街上发现警员走开了，我迅即走进胡同。
    
    8时半，我进入胡府，来到客厅，正好胡德平迎面出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寄）的材料我看了，延安整风那段写得好。”（材料是《耀邦对立法规划的批示》和《顾明忆周恩来》，顾明在延安与耀邦同事）。他鼓励我继续发掘法治史料，说是要赶往陈野苹百年诞辰会去。（陈野苹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曾协助耀邦纠正冤假错案。）
    
    耀邦家的客厅保持原状，正面桌上的耀邦青铜像，金色基座雕刻着党徽，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花篮，侧墙上耀邦和李昭夫妇画像。联体书柜摆满藏书，涉猎颇广。在书架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美国两党制度解析》、《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与自由》、《国际法》、《历代刑法考》（4卷）、《台湾府志》（3卷）等书。耀邦爱读书，每到一地，先要翻看《县志》历史沿革，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关注世界政治经济走向，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世界文明。我凝视着墙上耀邦的大图像，感受他在这个房间里留下其生命最后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久久未能平静。
    
    

    图3，我凝视着耀邦像，久久不能平静。
    
    追忆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几位胡家的朋友和学者已在客厅。“百年耀邦”摄制组全程记录当日场景，应编导采访，我谈起当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感知耀邦。1982年耀邦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145个法）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5年7月，我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300个法）。耀邦认为“立法太多，人们记不过来，无法维权。”而严厉批评。当时我认为耀邦不懂立法。
    
    1994年，我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告密，栽赃陷害。我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被公、检、法人员“依法”任意宰割，枉法加害，在牢门砰然关上的瞬间，猛醒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
    
    法治的贯彻落实的前提是，必须大力向公民普及而使其掌握，必须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必须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制约。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成千上万件，法律从业人员百万之众，俨然成了新兴的高利行业。“去打官司吧！”竟然成了许多司法人员或强势群体违法乱纪，持强凌弱的挡箭牌，有钱有势者打得起官司，嬴得了官司，法律成了司法人员寻租和博弈，欺压百姓的工具，民众反而无所适从。官商勾结，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加无法保障，而走向反面。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人治向法治的转折时期，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让民众掌握法律，捍卫自身权益不受侵害。（注1）
    
    “小个子扳倒大个子”
    
    9时起，耀邦身边工作人员陆续到来，92岁黄天祥（耀邦在川北的老部下）、84岁高勇（耀邦在团中央的秘书）、81岁李汉平（任职36年的警卫秘书），大家聊起耀邦，恍如昨日，短短几句，体现耀邦率真坦诚的人格魅力，感染众人。
    
    钱江（人民日报记者）等学者介绍研究耀邦的新进展，大家谈论2015年11月耀邦百年冥诞，透着人们的关切和社会环境的冷暖春意。耀邦曾下放劳动的河南信阳黄湖农场送来花篮和相关史料。胡德华夫妇热情地为每人端上热茶，94岁李昭老人因昨日接待来宾，夜里未休息好，未能看望大家。
    
    80岁刘瑛（最早知青，黑龙江省友谊县人大主任退休）自豪地谈起1950年14岁从北京女三中和同学赴黑龙江友谊农场支边，成为我国最早的康拜因拖拉机手。1957年7月，团中央书记耀邦率领我国青年代表团1200人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大会，随团成员刘瑛说：“耀邦的大会发言，展示新中国青年建设国家，发展友谊，交流经验，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我的手都拍疼了。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激动地把耀邦举起来。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头版标题《中国小个子扳倒苏联大个子》。多年后，‘小个子扳倒大个子’被换成了‘邓小平扳倒赫鲁晓夫’的另一个版本了。”（注2）
    
    1957年7月，耀邦率青年代表团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打电话，得知团中央机关50多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还有“中右”近百人；《中国青年报》就有17人。他大吃一惊，当即指示刹车，等他回来再说。后来，耀邦为被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送行说：“同志们······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之后的数年，耀邦一直关心和设法善待他们。
    
    1977年底，耀邦就任中组部长，推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为蒙冤20余年的55万右派分子的平反，他竭尽全力冲破各种阻力，后因邓小平（当年全国反右派运动总指挥）仍坚持“反右派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故只给一纸“改正”通知，有限恢复基本名誉，未能彻底平反和经济补偿。1989年4月5日，耀邦向李锐谈起此事仍感遗憾。十天后，耀邦去世，成了他的临终遗言。（注3）
    
    83岁沈宝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原主任，耀邦倚重的笔杆子）向我谈起，1977年7月，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打破政治禁锢，把颠倒的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沈宝祥十多次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中开会，不断执笔呼唤思想解放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1978年5月6日下午，在耀邦家的讨论会上，耀邦亲手改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文献，四日后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提醒“理论问题要慎重”，耀邦反驳“理论问题要勇敢！”
    
    沈宝祥深情地说：“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是普通的四合院，因耀邦的长期居住，运筹帷幄，革故鼎新，处理解决党和国家在转折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增加了意义。不久前，我又到富强胡同怀念耀邦，有厚重的历史感。1980年耀邦就任总书记，搬家至中南海隔壁的会计司胡同25号。”
    
    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
    
    临近中午，大家向耀邦铜像三鞠躬而告辞。胡德华大哥把我留下，取来整包《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三卷本）送给我。此书由张黎群等五位耀邦老部下撰写，记录耀邦一生心路历程和坎坷经历，是一部治国活动史，历时15年，120万字，2004年完成，送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第一卷，从耀邦出生至1976年7月“文革”尚未结束，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两卷，从耀邦致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选为总书记，至被下台经过，再至去世经过。作者根据审读要求，两度删改，两度送审，没有回复，致函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仍无果；2008年致函中办新主任令计划，至今无果。在漫长的等待中，五位作者中的张黎群等四位相继去世，两位序言作者于光远、胡绩伟也已去世。
    
    我出胡府，在北长街上遇到几位访民得知，上午陆续来献花的各地访民约60人，都被警员拦在大铁门外的北长街上，有的拿出“怀念耀邦”横幅，被警员没收，驱赶，但没有像去年那样被带走关押。他们悻悻离去，有的至景山前街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展示横幅缅怀耀邦。有访民说：“耀邦一心为民，却被非难而下台，含冤病逝，我们纪念他，也是为他喊冤，只有他平反了，国家才能走向法治，我们百姓才有希望啊！”
    
    

    图4，9至10时，陆续来献花的访民被便衣警员（左3人）拦在会计司胡同大铁门外的北长街上。
    
    回首1977年起，耀邦面对访民如潮，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竭尽全力，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还在家中热情接待上门喊冤的各地访民。1978年9月20日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耀邦强调：“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注4）
    
    耀邦下达了这一艰巨的硬任务，各级信访部门行动起来，积极协助党政机关纠正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致使信访部门的职能和作用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但如今，官场腐败，强征强拆，欺行霸市，广大弱势群体依法维权上访，各级信访部门层层敷衍，警方暴力截访打压，为虎作伥；访民求告无门，血泪斑斑；成千上万的各地访民长期滞留北京，成了社会问题。每逢耀邦纪念日，走投无路的访民前来祭拜，缅怀耀邦，成了精神寄托，更是对法治的向往。
    
    

    图5，10时，被拦在北长街上的访民来到景山前街，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展示横幅，缅怀耀邦。背景是护城河对面的故宫西北角楼。
    
    耀邦14岁参加共青团，为民求解放，从革命的红小鬼，到身居党政要职，历经战火的出生入死，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他深刻认识到，总结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变法图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他带着这个无以释怀的心结，走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为何党之大奸，国之巨贪，践踏法治之凶竟然出现在党内最高层，且还形成了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贫富分化也到极限。想想耀邦曾说：‘千万不要鱼肉百姓’，他如活到今日，能不愤怒吗？”（胡德平语）（注5）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士芥，是其祸也。”（释义：国家的兴起，是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一样加以抚慰，这就是它的福德；它的灭亡，把百姓视作粪土草芥,这是它的灾祸。）
    
    耀邦为民舍命，他活在人民的心里。
    
    （2015年6月3日修订）
    
    注释：
    
    注1，摘自《俞梅荪：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0-03-18/19273.html
    纵览中国2009，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467
    
    注2，谢列平（1918-1994），长期担任苏联共青团书记，1958年起，任克格勃主席，致力纠正冤假错案；1961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二号人物，为官清廉，反特权反贪腐，实行仁政；后来被下台，贫病抑郁而去世，命运与耀邦类似。（百度百科）
    
    注3，摘自《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原载《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6-302页。
    
    注4，摘自《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380页。
    
    注5，摘自《胡德平：〈1965：耀邦早春行〉读后散论》，原载《中国民商》2014年第9期。
    
    师友读后来信：
    
    ●91岁石天河（四川反右受难者、离休作家）为耀邦同志逝世26周年纪念敬撰《耀邦颂》：
    
    巍巍耀邦，邦之栋梁。立身正直，处世堂皇。
    不争虚名，不为虎怅。不崇偶像，不畏凶顽。
    惟民所望，惟世所倡。临深履薄，绝不彷徨。
    十年浩劫，惨苦亲尝。拨乱反正，敢作敢当。
    万千冤案，奋力推翻。声张正义，执法如山。
    惩治衙内，冒险犯难。个人利害，置之道旁。
    国家兴衰，赤膊上场。宁下地狱，岂避刀山。
    明辨真理，透视经幡。实践验证，炼出金钢。
    摒弃特权，不讲排场。千里万里，沐雨践霜。
    求民之瘼，痛国之殇。推进改革，去弊图强。
    一生清廉，冰玉辉光。百年华夏，第一忠良。
    
    ●90岁许有为（北京师范大学反右受难者，安徽离休教授）：小俞呀，我们大家怎能不怀念耀邦呢？他是那么好的人，那么朝气蓬勃、永远年轻。对于我这个新中国第一批老共青团员来说，耀邦是我们永远的团中央书记。我想起1956年在北师大中文系念书，在全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执行主席传来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激动人心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耀邦竟然来到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阐述向科学进军的伟大意义，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占领科学高地。会后，我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受中文系党总支、团总支委托，创办了中文系学生科研期刊《谷风》，发表同学们的科研论文、诗歌、小说、理论动态等，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不久，风云突变，一场反右派运动，使得大批老、中、青优秀知识分子遭灭顶之灾，我在其中。
    
    之后的20年，我经受了种种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九死一生，最后又在1979年的耀邦执政时期得到改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们没有失足，而是执政者失了足，造成祖国和人民的苦难。我们无罪，耀邦无罪，他们是有罪的。
    
    耀邦，耀邦，魂兮归来！
    
    ●82岁朱光（中共基层党支书）：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数一数二的伟人之一。
    
    ●81岁刘凤麟（清华大学反右受难者，长期以修鞋为生）：胡耀邦是红朝一代圣主明君，他为370万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将所谓的“牛鬼蛇神”还原成人！我们552877名获得“改正”的右派分子，不再惨遭迫害！胡耀邦光明磊落的人生轨迹，昭示“活在人心便永生”的真谛！用枪杆子打造的伟大、遗臭万年的“丰功伟绩”是见不得炙热阳光，更经受不住人性、正义、历史的审视！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挥之不去的暇想，如果没有人坚持“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蛮橫干预，我获得的就不只是没有经济补偿的一纸“改正”空文，而今也不会在依法维权被打压中度日如年！
    
    ●77岁陶渭熊（四川反右受难者）：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千万受迫害者重见天日，我是受惠者而铭记。耀邦的“简法护民”思想，道出了法治的根本目的，那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今天的“法治”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各种场合，各种文件里，好像我们已经“法治”了。但是，强拆强迁、暴力截访、城管打人、枉判思想者，乃至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这一切道出“法治”就是“以法整人！”公权横行，民权无保障。这与耀邦思想的差别何止天壤！更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
    
    ●74岁姚燮庭：看如今，官场腐败，贫富两极，社会矛盾重重，成了鲜明对照。相比之下，现状是“官员肥了，人民瘦了。”这与耀邦在世时，形成强烈反差。当今政治体制改革，弘扬法治精神，倡导“依法治国”，就是要求执政当局沿着耀邦的足迹走下去，以民为本、依法执政，这才是正道！
    
    ●孔国平（北京某出版社退休编审）：胡耀邦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领导，我是科学院培养的博士，现住的科学院宿舍便是在他关怀下修建的。作为77级大学生，我看到在胡耀邦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错案几乎都平反了，包括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大人物，也包括张志新、林昭等民间志士。80年代中期，他倡导自由、民主，政治改革的曙光出现了，不料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被迫辞职两年后病故。政改未成身先死，长使百姓泪满襟！当年我和王渝生博士同去他家吊唁，胡德华含着眼泪说：“爸爸用生命唤起人民的觉醒，代价太大了！”26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周敏：公道自在人心！人民只会记得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那些伟大的领袖。
    
    ●谢明：耀邦是人民的良心，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参考旧文
    
    1，俞梅荪：探访会计司胡同，追寻法的精神——胡耀邦二十五周年祭
    纵览中国，2014-06-03， 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5922
    
    2，俞梅荪：举国齐追“梦”，人民思耀邦——胡耀邦二十四周年祭
    纵览中国，2013-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