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逻辑的展开就是历史。”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历史的展开就是逻辑。人脱胎于动物，但人不是动物。动物只会撕咬，而人类懂得契约。只有当人不再杀人的时候，人类走向了文明。回首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可以说大体经历了野蛮、流氓和文明三个时期，对应着暴力、权力和权利三个阶段。
人类最早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社会，也是暴力社会。社会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暴力阶段是最原始的平等阶段。暴力首先是一种恶，暴力的出处是人性的恶。因为与生俱来的暴力欲望，所以形成“性恶论”。暴力来源于一种体力上的平等，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社会依靠暴力和复仇保持着一种正义平衡和原始秩序，“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对自然模式下的人们来说，减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互相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大同世界”是一种最理想的野蛮社会，人与人因为距离疏远而减少了暴力。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筑墙，就是为了与人隔绝、与暴力隔绝。可以说，长城是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暴力隔离墙。
非暴力主义的先驱托尔斯泰批评社团体制说：“不管哪个党上台，若要保住政权，它不仅必须利用现有暴力手段，而且还必须发现新的暴力手段。”权力社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流氓阶段。流氓指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短缺。在流氓时代，暴力经过体制化整合后变成一种权力。权力隐去暴力的血腥，将引而不发的暴力变成一种恐怖和威慑。未被使用的暴力并不掩饰其残酷的本性，因此流氓权力是对暴力的统一和垄断，是一种极端的不平等。
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当权力的不平等严重到社会无法承受时，当暴力的恐怖彻底崩溃时，最后一根微不足道的稻草就会压垮一个和谐的权力社会，使社会重新回归暴力社会的平等野蛮状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暴力使人们重新处于平等野蛮的自然状态。
在自然模式下，暴力泛滥导致权力彻底消失，最后一支最为强大的暴力流氓胜出，从而剥夺和消灭他人的暴力，形成一个垄断的流氓性的权力社会，也可以称其为“极权主义”。哈维尔曾说：“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但实际上极权主义常常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而不自觉。
在现实中，这种极度不平等的流氓极权状态继续依靠暴力威胁和镇压来维持一种恐怖和谐的社会稳定，如同依靠不停地喷水以控制火的蔓延。当流氓权力越来越失控时，人们在恐惧与愤怒的纠结中崩溃，社会冲动又会回归平等野蛮时代，以野蛮暴力清除流氓权力的迫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中国王朝周期更替的“黄炎培周期律”。
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权利社会是目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状态。权利社会延续了暴力社会的平等与正义，只是通过契约和法律进行了“去暴力化”，将原始的“暴力”变为一种文明的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从而建立了一个文明稳定的社会新秩序。这种权力仍然来自最原始的野蛮暴力，并且这种权力只接受有限的授权或让渡，绝对拒绝任何剥夺和垄断。这种分散的均匀的平等的权力通过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最终形成高级文明的“权利”，暴力完全退让到权利的身后，整个社会实现了文明化和去暴力化，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因为放弃暴力并没有失去平等和安全。
从法理上讲，国家是“政治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如霍布斯所言，人们忍受不了“人对人是狼”的战争，于是纷纷收起利爪，同意让渡部分权利，建立一个可以保卫自己的主权国家。国家权利是人民权利的集合，国家作为主权的载体，必须以维护让渡权利者的权利为主要目标。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极其敌人》中说：“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一，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人类社会从野蛮的暴力社会开始，或者进入准暴力的权力社会，或者进入去暴力化的权利社会，这一过程实际就是政治诞生的过程。政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谋，而是人类共处的美德；政治不是一切服务于权力，而是用一切权力服务于公益；政治不是暴力征服，而是和平协商的艺术；政治不是面包和温饱，而是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为了赢得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不屈抗争。政者，正也；治即不乱。政治指的是一种正义的秩序。
野蛮社会属于一种古老的自然社会形态，暴力和复仇是一种常态，有正义，但没有秩序。权力社会是少数流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集体暴力建立的一种流氓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暴力并没有消除，暴力只是被流氓集团垄断，他们以垄断暴力构成巨大的权力威慑。在权力社会中，恐惧和不平等是一种常态，有秩序但没有正义。只有在一个文明的权利社会中，暴力才得到彻底的分化和消解，人们才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正义，也实现了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是极其稳固的。也只有到了文明的权利社会，政治才得以超越自然，摆脱体制，从而真正的出现，正义和秩序成为社会常态。
打个比方，野蛮社会里大家都是狼，互相撕咬，互相伤害，互相戒备；流氓社会里分化为狼和羊，狼有吃羊的权力，羊只能等死，徒劳的乞求饶命，没有反抗也就没有暴力；在权利社会，权力和暴力的狼被关入法律的铁笼，大家都是羊，相安无事，各自幸福。如果用公式表示，可以更为简洁的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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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模式 （野蛮社会 / 狼世界） ：暴力 = 正义 — 秩序
体制模式 （流氓社会 / 狼与羊） ：权力 = 秩序 — 正义
政治模式 （文明社会 / 羊世界） ：权利 = 正义 +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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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的城市的缄默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在流氓的权力社会，没有政治，只有体制。体制是一种暂时有效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依靠恐吓和威胁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将社会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或者狼和羊。体制不是政治，因为它为了秩序牺牲了正义。
在一个流氓的权力社会中，权力者只关注秩序，无权力者只关注正义。无权力者常常被称为“无产阶级”或者“奴隶”、“老百姓”。当他们的愤怒战胜恐惧时，暴力就成为新流氓的武器，这就是所谓的革命。革命是自由之子，也是专制之父。从本质上说，革命是一种嫉妒。革命将彻底摧毁一个不正义的流氓权力体制，从而建立一个“正义”的暴力体系，社会重归自然野蛮时代，有正义，但没有秩序。因为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在正义的旗帜下，无数人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权力是暴力的延续，也是欲望的产物。在流氓社会，权力就是法律；而在文明社会，法律就是权力。流氓社会的原则是恐怖，它的美德或意识形态原则是服从。在流氓社会中，狼以吃羊的权力来代替暴力，暴力只用来消除羊的反抗欲望。当羊不再反抗时，狼称之为秩序和稳定，其吃羊的权力可以得到从容不迫畅通无阻的行使。对羊来说，它有活着和长肉的权利，否则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对羊的统治在于塑造羊温顺的性格，使羊接受“狼吃羊天经地义，羊被吃合理合法”。如此，吃与被吃都相安无事，从而达到和谐。
以暴力推翻的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新的暴力；以夺取权力为目标，所导致的是对于权力的极度崇拜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在暴力和权力主导的社会，一切刑罚的终极目的无非是把一颗“心”给治死，让恐惧和战粟牢牢占据人心。暴力是一种成本最高的竞争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报，也就是高度特权。在这种丛林社会中，人们通过暴力获取权力、再通过权力抢夺一切资源。在这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弱肉强食，互相厮杀掠夺对方的财物和资源。在这群 “野兽”中，谁最残暴最狡猾谁就最后胜出，成为最高权力者。
可以说，暴力是人类社会的出处，社会形态的核心力量就是暴力。在权力社会，垄断的暴力时刻处于一种威胁和恐吓状态，以镇压任何对垄断的不满和挑战。在权利社会，暴力保持着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实现了暴力抵消和去暴力化。权利和权力的不同在于，前者“利”在自己，后者“力”及他人。国家权力是个人权利的剩余范畴，而个人权利却不是国家权力的剩余范畴。权力越大，权利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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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政权劝香港人「袋住先」；5.31深圳李飞说，中共要香港人「袋一世」；想不到中共港共用了20个月，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花了亿计冤枉钱，到决战的立法会投票日，居然制造出一个让人「笑一世」的惊天结果。纳入香港立法会的投票记录是8票赞成，28票反对。这结果被世界媒体广为报道，建制派开记者会、发声明，特首帮他们讲话，都无法改变这个正式记录。
梁特前天说：「投反对票的议员，刹停了香港的民主进程。」这话与立法会记录不符。投票结果显示，即使反对的28票都投了赞成票，方案还是得不到三分二支持而被否决。因此，否决的责任应该落在口口声声说支持的建制派身上。不是很滑稽吗？
当惯奴才不须用脑
这个笑一世的事件反映两个深层次问题。一个是多数建制派没有个人意志，一味听阿爷的话，中共说过「一票也不能少」，他们就争着对这句话表忠。因此尽管一票对结果无关宏旨，仍然要等这个人抱病赶来，以体现中共意旨。事情发生后，有建制派议员第一时间约见中联办解释事端，还有一个忧心忡忡说，怕中央「会嬲」。声声遗憾，流泪，就更多了。不就是没有投票而已，尤其是即使投票预计也不会改变结果。慌什么？怕什么？奴才闯祸就要在主子面前发抖？
另一个深层问题，是没法想像当了多年议员的建制派会如此不懂议事规则，可以这么蠢。要拖十几分钟等发叔，一个建制派议员发言就可以了；要暂停会议，也不能在主席宣布开始投票并计时之后提出，这应该是常识；在会议室的议员是否不足半数，小学算术就够了，怎会算错？有网文说，民主派议员多年挨打，苦研生存之道，知道如何利用议事规则拉布、点人数，甚至司法覆核、街头抗争，议会中虽属少数，发言却往往击中要害；反之，建制派越来越倾向做奴才，只听主子号令，发言除了表明立场完全不着边际，按中共指示投票就万事大吉，以领旨、领赏、吃喝从政，完全不用大脑，突然间要学民主派玩流会，却没有搞清楚规则就拉队离场，终于铸成大错。
用这个笑一世事件来看整个政改议题，关键不仅是真普选、假普选，或是否应该袋住先的问题，而是香港的选举制度是按照《基本法》规定还是按照中共一党决定的问题。中共国的体制，众所周知，是党领导一切，而党的领导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任何人事任命、人大的法案，都是中共中央常委作决定，然后交给人大盖橡皮图章，或下级执行。中共称之为「一支竹竿插到底」。中共的所谓民主，也讲明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执政党当「民王」。 《基本法》定下的改变特首选举办法的法定规则，是由香港本地启动，立法会三分二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再上报人大常委批准。人大常委作为上一级立法机关，是审视下一级的香港立法会的决定，再定批准与否。 8.31决定却把人大这个上级定下的框架，交给下一级的香港立法会表决。如果议会只是中共党的橡皮图章，那当然就照通过如仪。问题是香港立法会至少有半数以上的议员由普选产生，其中大部份在选民授权下不可能当人大常委的橡皮图章。当中共人大把一个选举框架交给港府，并据此炮制出政改方案，却要低一级的香港立法会去批准高一级的人大决定，这本身就是对《基本法》所定体制的颠覆，其实也不符合中共的下级服从上级的体制。如果香港立法会通过了，那就意味着香港立法会以后都要唯中共之命是从，不再是独立运作，没有立法机关应有的尊严。因此，通不通过政改，显示香港立法会会否沦为人大那样的奴才组织的问题。如果过了，相信2020年的立法会普选，也一定会沿用这种特首选举方式，即变为「一党提名」的立法会普选。
不要被「合作」麻痹
还剩几十秒，作为民建联的党团召集人，叶国谦站起来离场，他认为其他建制派也一定会跟随。他大概习惯了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谁料自由党不跟从，包括陈婉娴在内的另4人也不跟从（其中1人没有投票），于是闹出这个笑一世的事件。立法会的「党领导」没有实现。
否决假普选，并没有带来民主的进步，但深层意义不可低估，它显示中共在香港推行「人民民主专政」碰壁，建制派要体现中共党的「一票也不能少」的「集体意志」 ，却碍于能力与权威失败了，而且衍成笑话。基于中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上任以来一直阶级斗争上身的梁振英，昨天忽然讲合作了。
但民主派没有赢，而是应该更加警惕，不要被「合作」麻痹了。
来源：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