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袁世凯敢于开历史倒车，将自己的头衔从大总统阁下改为大皇帝陛下，那也是有“民意”强力支持的。1915 年12 月11 日上午9 时，中华民国参政院专门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有关变更国体事宜。据记载，当天参加会议的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 人，竟一致同意国家实行帝制，称“中华帝国”，并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推戴袁总统为皇帝：“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歌功颂德，会议宣告结束，随即便将推戴书送到中南海总统府。面对国民代表机构的“拥戴”，袁总统自然十分感动和激动。在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客套性地推脱了一番后，袁世凯最终接受全体国民的“拥戴”，开始着手策划登基称帝事宜。
    
    与此同时，以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骨干的登基大典筹备处开始忙碌起来。尽管袁世凯一再叮嘱手下要节省开支，但该花的钱还得花，仅初步预算就得590 余万元，内含祭典费26万，修理大殿工程费105 万，调度费117 万，飨宴费22 万，接待费51 万，犒赏费69 万，大礼关系费166 万等不一而足。而据有关史料披露，实际上为了此次称帝，袁氏政府前前后后竟花了3000 万元！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但在“梁财神”梁士诒的精心运作下，还是为此次复辟帝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资金。
    
    据保存下来的账单显示，仅仅为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就支出了2000 万元。例如单是为了感谢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在学术理论上对帝制的“支持”，政府就付给其50 万元的“润笔费”。再有，为了获得舆论界的支持，袁世凯还慷慨地向《亚细亚日报》《国华报》等提供了30 万元的友情赞助。至于为了修缮紫禁城内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则更是一笔浩大的开支。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新气象，袁世凯先是下令将三大殿分别改名为承运殿（取意“奉天承运”）、体元殿（取意“恭体黎元”）、建极殿（取意“建国立极”）。由于嫌原来宫殿的黄色不符合本朝的“火德”，又下令大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项大工程交给了袁世凯同姓不同宗的侄子袁乃宽办理，结果袁乃宽竟花费了270 万元，而据承包商透露实际上只用了100 多万元。
    
    为了准备登基大典，袁世凯及其家人乃至大小官员都要添置新式服装和各类用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门为袁世凯定制的两件龙袍，据说花费了60 万元！说起这两件龙袍，其豪奢程度真是丝毫不亚于古代帝王的龙袍。据亲历者记载，该龙袍由内务部官员陶洙设计：“冠用平顶，皇帝十二旒、卿九旒、大夫七旒、士五旒。上衣下裳，绣山龙火藻八章。······黄龙袍由庶务司长郭葆昌承办，命大栅栏瑞蚨祥制衣，特绣金龙，双目皆嵌以精圆珍珠。”龙袍全用真金丝织成，上面镶嵌大大小小无数颗珍珠，甚至还有一颗从逊清皇宫“借”来的鸽子蛋大的东珠。尽管龙袍的承办商、著名的老字号“瑞蚨祥”不敢怠慢，集中了所有名师精心制作，可当他们将做好的第一件龙袍呈送给袁世凯审查时，却遭到了一番奚落。原来，龙袍尽管看上去富丽华贵，上面所绣的九条龙张牙舞爪，但要求苛刻的袁世凯却总觉得“龙气”太散，缺乏帝王之气。恰巧那几天著名京剧老生刘鸿声正在上演《斩黄袍》，身为其戏迷的袁世凯便大方地将这件龙袍送给偶像作戏服了。于是乎，刘老板竟有幸身穿货真价实的龙袍在舞台上亮相，因此而红遍全国。之后按照袁世凯的要求，瑞蚨祥又重新做了一件九团龙袍，每团绣一条龙，龙眼上各嵌一颗大珍珠，龙头各部还镶有小珍珠，龙鳞处则缀有珊瑚断片。对于这第二件龙袍，袁世凯很是满意。此外登基大典筹备处还花10 万元定制了两顶复古式皇冠，12 万元的一枚玉玺，60 万元的两颗金印，40 万元的一把新龙椅，如此等等。除了袁世凯外，其家人的服装用品也是一笔大开销。据说光是众多“娘娘”所需费用就高达200 万元。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袁世凯还兴致勃勃地下令将中南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下令发行一套刻有其本人头像和“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字样的纪念金币，甚至专门派手下到景德镇督造一批“洪宪”瓷器。
    
    万事俱备后，按照原定计划，新皇帝将于1916 年1 月1 日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竟没有耐心地突然决定提前登基，并且地点也临时变动，闹得众多官员手足无措。关于当时忙乱无序的情形，曾亲身经历这一过程的唐在礼是这样回忆的：
    
    忽然，在12 月13 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 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约在9 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
    
    至于袁世凯为何如此匆忙草率地举行登基典礼，外人始终无法探知。就这样，在外界的一片议论声中，袁世凯宣布废除共和政体，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从此，中华民国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为了安抚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大员和民国元勋，袁世凯又于12月20 日专门下令特批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元老级人物为所谓的“嵩山四友”，即他们不用在皇帝面前称臣跪拜。与此同时，新皇帝又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分别赐予128 人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
    
    内容和图片摘自《1915，中国表情》作者：杨红林

    一月，香港亲民主派议员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言前举黄伞退场，表示对北京选举计划的抗议。
    
    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方案，香港行政长官的候选人要先经过一个由其亲自挑选的提名委员会的筛查。香港的民主派认为，这种筛查制度让北京向港人做出的普选最高官员的承诺形同虚设。
    
    到了1997年英国将香港移交给北京的时候，这片土地已有逾150年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在此期间，中国大陆经历了一小段共和时期，随后是较长时间的共产党执政时期。除了许多政治上的变迁，它还抛弃了华夏正统的宗教习俗、汉字传统的书写方法和粤语等汉语本土语言的古典读音。然而，在香港，这些东西得以保留，乃至发扬光大。当北京拿“一国两制”来说明其自身立场的合理性的时候，是在指向香港的独特性，同时又佯装这片地区不过是大陆下属的又一座普通城市而已。然而，这两套体制有着天壤之别，不能容于同一个国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界定。
    近20年后，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差距已不是古怪有趣的地域差异，而是代表了对华夏正统的不同阐释。今天的香港文化比中国大陆的文化更为现代，也更接近华夏正统——或者说是更多地植根于古老传统。
    
    这一点，再加上香港业已享有的相对自治，有着重大的政治含义。尽管香港在名义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但实际上更像是个联盟性质的实体。香港和中国大陆将来也理应这样彼此相待：在一个同时包含港澳台和中国大陆的正式华夏邦联中，成为相互平等的成员。
    
    香港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英国殖民。1925到1926年间，不远处的广州发生大罢工，吸引了逾25万港人声援。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意识到，这种防御性爱国情绪可能会令这片殖民地的臣民与大陆同胞联系在一起。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引入了促进当地传统文化的政策——比如聘用在中华民国不得志的前清官员和学者，让他们在香港的新公立院校教授中华国学典籍。
    
    在共产党于1949年上台后，香港的这项文化复兴政策变得更为明了。香港殖民当局倡导在正式场合中采用粤语，而不是官话、客家话或潮州话，从而将粤语从市井语言提升至学校用语，后来又使之进入了司法和立法系统。殖民当局还保留了华夏宗教与民间习俗，向外来游客宣扬它们代表了古老的中国。
    
    与此同时，大批大陆人涌入香港：根据某些统计，1945年到1953年间，香港人口从60万左右增至逾200万，而随着共产化的中国推行集体所有制，移民人数持续攀升。大批逃难者来自沪宁京津地区，而这些地方当时在商业、教育、艺术和大众娱乐方面比起香港来要更为前卫。将现代气息带到香港极为传统的广东文化氛围中的同时，他们也在这片地方的言论自由和基本开放的文化中找到了一个适合自我表达的安全港。到了70年代，大批移民涌入造成的经济冲击基本得以消化之后，这种族群的融合孕育出了一批独特的文化产品，比如功夫片。
    
    英中之间于1984年签署的协议规定了香港1997年交接的事宜，并对它在其后50年享有的地位做了安排，其中承认并维护香港的这种独特的文化身份，以及它在英国人治下获得的实质性自治。这份名为《中英联合声明》的协议呼吁为香港起草一部准宪法，也就是后来的《基本法》。《基本法》正式界定了“一国两制”的概念，并规定“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只是，“一国两制”的概念有些不当，而且明显是一种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被正式认可为一个国家——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甚至在安理会还有否决权——但它却名不副实。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只有名义上的宪政，人权保护也得不到保障。它已经偏离了铸造文化统一的民族共和国的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说是实际的存在，不如说是一种追求：它是中国共产党兜售的政治概念，是一种控制手段，也是对其自身合法性的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像一个政党国家，而非民族国家。
    
    香港自身则有一些国家的特征。它有自己的护照、货币、货币储备、关税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些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将香港作为中国之外的独立成员对待。甚至北京政府有时也将香港当作另一个国家：中国大陆的投资法把香港投资者看作国外投资者；中国政府也在其年度统计中将来自香港的投资算作国外投资。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汉萨同盟的城邦是现代欧洲国家的基础，同样，现在处于准国家状态的香港也可被看做是华夏邦联的前身。
    
    这一构想并不像它听起来的那么不切实际。香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与北京政府缔结协议（即《基本法》）取得极大自治权的地方政府。虽然这一协议到2047年才会失效，香港和中国很快就必须就此重新展开谈判。香港的经济活力有赖于其投资环境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很多按揭和其他金融工具都有30年的有效期，意味着它们的基本参数至少要在2017年之前确定。
    
    北京政府不会简单地续用原先的《基本法》：之前约定的50年期限实际是一种试用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不能在2047年直接接管香港。最近几年，它越来越多地以一种半隐密的形式控制着香港的高官、资本、地产、主流媒体和大学管理人员。但它不能全盘控制香港，损害它作为拥有法治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如今，北京政府拒绝给予香港更多民主自由，因为，归根结底它担心香港会因此在未来要求完全自治。所以与其在民主问题上陷入僵局，不如直面潜在的主权问题，而建立正式的华夏邦联则可以缓解北京政府的忧虑——最终因香港独立而失去它。
    
    主权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更冷静地讨论邦联中的成员各自选择何种社会制度。那时，这种讨论的风险就会减低，香港取得真正的民主制度的机会也会更大。
    
    建立华夏邦联对中国也是好事。它可以帮北京解决香港问题，还可以以此方式一并解决台湾问题。既然邦联中的各个成员可以选择各自的治理制度，香港地区获得更多民主也就不意味着大陆也要如此。允许香港按照香港人的意愿发展，也有助于中国政府在大陆维持现状。
    
    作者：陈云 译者： 黄铮 常青
    
    陈云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复兴会创始人。
    
    来源: 《纽约时报》

陳雲- 香港網絡大典

[新聞]港獨之父陳雲下週來台為中港台僵局找出路- 看板 ...

中共為何害怕自己想像出來的港獨？ | 安德烈| 聚言時報Polymer

城邦國師歌頌解放軍，屌柒港獨派- 博擊擂台- 謎米香港- Powered by ...

    
    
     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小公务员伊凡在剧场看戏，突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他拿手绢擦了擦脸，往四下里看一看，却慌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抹自己的秃顶和脖子，伊凡认出他是一位退伍的将军。伊凡把整个身子向前探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你身上······」「不要紧，不要紧。」「原谅我。我······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唉，请你坐好吧！让我看戏！」伊凡开始凄凄惶惶，定不下心来了。在休息时间，他走到将军跟前，喃喃地说：「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你身上了，大人······原谅我。」「唉，够啦······我已经忘了，你却说个没完！ 」将军说。

    
    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他已经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伊凡暗想。 「他不会认为我有意唾他吧？」回到家，伊凡告诉妻子。妻子觉得他应该亲自到将军家赔不是。于是第二天，伊凡理了发，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在那儿有很多来请托事情的人，将军跟好几个人谈过后，看到伊凡。 「昨天在戏院，要是你记得的话，大人。」小公务员说，「我打了个喷嚏······」将军打断他：「真是胡闹······这也太不像话啦！」伊凡脸白了，心想：「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等到将军跟所有人谈完话，正要走进内室去，伊凡又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喃喃地说：「大人······那件事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你开恩相信我的话才好。」将军愁眉苦脸，摆了摆手：「哎呀，你简直是跟我开玩笑。」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伊凡想着，走回家去。想给将军写封信，却没写成。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 「昨天我来打扰大人」他喃喃地说。这时候将军抬头看着他，大叫一声：「滚出去！」脸色发青。 「什么？」伊凡害怕得周身发麻。 「滚出去！」将军顿脚。
    
    伊凡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翻腾起来，退到门口，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回到家里，也没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写于1883年的经典小说《小公务员之死》的故事。在威权面前一个人卑微自贱的极致，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6.18之后，这几天建制派的表演使笔者想起这篇小说。哭，再哭，睡不着。想要哭，硬挤眼泪，很辛苦才挤出一点泪光。赶着去中联办解释，说接到中联办电话，说怕中央「会嬲」，说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还胡扯出不相干的「狮子山精神」。又互相推诿责任，留下的说不应该走，出走的说不应该留。弟兄二人互指对方跳船，等于承认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破船。互责声中爆出了破船原来有「船长」，还有「中共最高指令下的行动」。众建制派的连日表演，就像契诃夫小说中的伊凡一样，生怕名义上对香港议员没有权力的中共「嬲」。即使嬲属必然，但也望不要嬲到自己身上，所有言谈都充满计算。不用说，阿爷抹掉光头上的唾沫星子，一定以统战语言跟所有建制派说「没关系」，投不投票「中央都了解」，叫大家把事情忘记。但谁知道将军心里怎么想呢？真是太让人惊吓了。
    
    向权力膜拜的伊凡
    
    6.18事件发生，建制派哭，公众就笑。事情发生后的延烧，就是一出「小公务员之死」的喜剧。它清楚告诉全港市民，不仅特首的真正老板不是付薪酬给他的纳税人，而且市民投票选出的建制派议员，我们的税金供养他们，但他们却向一个让他们发抖的绝对权力膜拜。事实上他们不代表香港人，而只是执行一个专制权力的意志。
    6.18及事后的连番表演，是照妖镜，照出受极权操控的伊凡们的卑微，尽管他们高踞上流社会。
    
    梁特在6.18翌日就表示搁置他的创科局挚爱，而让财委会先通过总数达200亿的民生拨款。本来民生拨款就是梁特用来逼泛民就范的，这岂会是他本意？应是幕后之手要他为了今明年的选举，赶快以派福利来让社会忘掉丑事，为建制派选情加持。
    
    但这笑一世的延烧，告诉香港人，选建制派的伊凡，就等于投票给掌绝对权力的中共。这也正是我们力主否决政改的原因。因此建制派选民应该「等埋发叔」，也就是不投这一票。与此同时，不管温和还是激进，只要是民主派的选民，都要剑及履及地赶快动员亲友登记做选民，一定要向伊凡们票债票偿。
    
    来源：苹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