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段子、会讲相声，最懂语言文化的绝对不是什么文人骚客，而是咱们的驾校教练！
证据一
我上车后试了试，问副驾驶上的教练：“教练，方向盘怎么有点松？”教练淡淡地说：“记得那是2013年的第一场雨，你们的一个师姐来学车，叫她刹车，她倒是没踩刹车，而是俩手抓住方向盘死命地往后拽，嘴里还喊着：吁~~吁~~吁~~所以方向盘就有点松了。”
证据二
教练：“看见前面那个人了没？轧死他！”我：“啊？俺……俺不敢啊！”教练：“不敢？不敢你还不松油门！”
证据三
有个人倒车入库，左倒右倒都进不去，最后教练淡定下车：“来来来，你下来！我跟你两个人抬进去吧，行不？”
证据四
有个妹子快考试了，教练难得温柔一回，跟她说：“小嫚，好好考昂，争取每科都一次过关，然后回家把驾照锁到抽屉里别拿出来用，当个纪念也好。”
证据五
我头一回上路有点紧张，竟把安全带插到了副驾的卡口里，还问教练：“嫩（你）怎么不系安全带？”教练瞄了我一眼说：“昂！只要你开心就好。”
证据六
教练：“加油！”
我：“我会滴！”
教练：“加油！”
我：“谢谢教练！”
教练：“俺是让你踩油门啊！”
证据七
“小嫚，我发现你不是开得太快，你是飞得太低。”
证据八
考驾照，一连考了三次都没通过；第一次，我撞坏了停在路旁的摩托车；第二次，我撞坏了停在路旁的夏利车；第三次，我撞坏了停在路旁的丰田车。教练看我十分愧疚，安慰我说：“你的驾驶技术确实没提高，不过你的眼光提高了，撞的一次比一次值钱！”
证据九
初次练车，很紧张！我从右侧下车，下车后绕到左侧，拉开车门……紧接着一声大叫：“啊？方向盘哪儿去了！”教练回头看我一眼，很平静地说：“你开的是后门……”
证据十
我练倒库的时候，见前面一辆车子挡住了库位，便把头探出来，对着那辆车喊：“哎，那位，麻烦把车挪挪……”教练在旁边冷冷地说：“以后你买车就跟他们说，俺不要喇叭，能不能便宜点……”
证据十一
科三练上路，路边一解除限速40的标志。教练问：“这是什么标志？”我一愣，说这是禁止停车！教练恍然大悟：“昂！俺明白了，照这么说那个40是禁止停40辆车？！”
证据十二
科目三练车的时侯，在一个上坡等红绿灯。可绿灯来了我却一直不敢走，这时教练转头问我：“总木滴（怎么）？木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
证据十三
昨天去驾校练车，正赶上胃肠不好。因为紧张，教练让往左拐我偏往右拐，教练无奈地对我说:“你看着我。”我刚看了教练一眼，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翻腾，猛地打开车门就吐了，教练脸都绿了，说：“俺是长得难看点，但俺教了几千个学员，你是第一个没忍住的！”
刘邦与陆贾有关治天下方式的对话不时被人提到，多数人已耳熟能详。刘邦之所以从善如流，接受陆贾的意见，承认在马上得的天下不能靠在马上治天下，大概已初步尝到了治天下的不易。但不易到什么程度，史书上没有明说，读史者往往缺乏具体了解，试比较如下：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历代一贯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即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使用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自取灭亡。但这恰恰成为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或替罪羊。治天下者行事却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如清朝在关外反明时可以行反间计，让崇祯皇帝上当杀了袁崇焕。但到了要治天下时，就不得不自己披露事实，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否则就逃不掉恶名，与治天下的身分不相称。
得天下过程中可以以破坏为主，不计后果，而且破坏越严重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巴不得闹大搞乱。治天下者则什么事都难辞其咎，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防范不力、政策错误、吏治腐败所致，天灾则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得天下过程中惯于用烧仓库结聚、断粮、屠城、杀俘、以水代兵、散布流言、美人计、反间计等手段，而且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则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
得天下者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可能，作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拥护者予现成的利益。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王莽执政时给社会各阶层许诺，并且一律优待，顺利地得了天下。但到了他治天下时，面对空虚的国库只能用空话假话应付天下人，号召臣民艰苦奋斗，以野菜代粮，结果原来的拥护者都成了反对者。李自成发动民众支持的口号是“吃他娘，用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或者由文人加工为“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反正开的是明朝的官仓，分的是别人的家产。但一旦进了北京，就忙着“追赃”，搜括金银财宝，连仓皇出逃时都舍不得丢弃。要是真让他治了天下，百姓的负担绝不会比明朝时轻。
得天下时可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目标对着现政权，都能相互利用。其他方面的分歧或冲突可以暂且不论。内部的权力斗争虽难避免，但大敌当前，首领还不能当孤家寡人，专制和残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在治天下时，皇帝和现政权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惟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对老部下说：“皇帝谁不想当?”“你们不想当，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想当?”话虽说得绝了些，却是至理名言。五代时那些短命皇帝都算得了天下，可是却治不了天下，一个个像走马灯般下台或丧命。另一方面，当了皇帝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以往的袍泽、同乡、师生、兄弟关系一笔勾销，更不必有什么顾忌，于是大开杀戒，数万以至数十万不在话下。
得天下过程中从上到下都还没有过多的要求，原来的贫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种种原因投奔者志在长远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阴谋收买者会暂时隐忍。在物资有限和战事频繁时，各级首领还没有条件、或来不及太腐败。到治天下时各人都要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艰苦朴素，老是要求臣民“共度时艰”又不像个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往往还得对一部分人实行赎卖政策，对豪强作些让步。
正因为如此，英明的开国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时成为暴君，当现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权臣或宦官的玩物，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更惨，这都是专制制度治天下的产物。
（本文摘自《人在时空之间》，葛剑雄著，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自由撰稿人 许骥）
■陶杰近日与梁文道就「民族性」的问题在《苹果日报》的专栏爆发笔战。资料图片
梁文道和陶杰笔战，牵扯出新一轮关于中国人有没有「民族性」的争论。类似的争论，将来一定还会有，五十年不变，五百年不变。
梁文道说「民族性」来自清末一批知识分子，其实不然。早在周天子的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讨论「民族性」了，只不过没有用这个词而已。另外，和清末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低等，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高等。于是，凡「中国」以外，其他地方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即民族间一定存在孰优孰劣，因此必须要谁听谁的、谁服从谁。所以，在「民族性」的支配下，歧视是有链条的。中国人不在歧视链顶端，但也不在歧视链底端。
最近有位广州的朋友发来一篇微信文章给我。文章的内容，是呼吁把非洲人赶出广州。香港人或许不知道，有数以万计的非洲人在广州生活。在一些心中装有「民族性」的人看来，非洲人比中国人低人一等不在话下。正如陶杰说的「小农DNA」形容中国人，于是非洲人身上想必也有「野生DNA」？所以，那篇文章中呈现出来的非洲人像野生动物一样野蛮，仿佛在广州每天只强奸、抢劫、打架······广州的监狱里，好像快要被非洲人逼爆了。
稍微有点理性与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犯的一个最基本的逻辑错误，就是先有判断，然后再去找符合自己判断的证据。为了证明非洲人野蛮，于是把所有犯罪的非洲人的讯息集中在一起。文章作者或许忽视了一点，20世纪初欧洲人为了指控以日本为标志的正在崛起的东亚人是「黄祸」，要扼杀东亚发展，用的正是一模一样的手法。
这真的是十分「管用」的一招，大陆的宣传部门最擅长玩弄。比如，用靖国神社造成日本右翼势力卷土重来、全民皆兵随时准备跟中国开战的印象。又如，在必要的时候告诉大陆民众「港独」正呈蔓延趋势，不及时镇压后患无穷。同样道理，一些本土人士为了证明大陆游客是他们预设的「蝗虫」或劣等族群，就专门收集大陆游客在香港的不文明行为。这些讯息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效应，是很惊人的。陷入这种思维模式之后，人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收集这类讯息，目的是为了区分我者与他者。最终，无非得出两个结论：要么我者比他者好，要么他者比我者好。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中国人嘴上说要「不卑不亢」，实则「又卑又亢」。不是泱泱大国万邦来朝，就是全盘西化俯首称臣。两个极端，一种逻辑。至于陶杰，别看他一口一句骂中国，其实根本就割舍不下中国。陶杰有句话倒是说得没错的，他说他不是「崇洋」，只是「崇优」。因此他其实不是讨厌「小农DNA」，而是恨生不逢时。倘若生在汉唐，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中国就和他口中念兹在兹的英国一样，不是吗？近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骂中国骂得越厉害，都是恨中国不振作。鲁迅说得好，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梁文道说陶杰是「弄臣」，不然。陶杰的言论，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遭遇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之后的一种新形态。没有士大夫情怀的，早就闭嘴闷声赚钱去了。忍不住，不吐不快，恰恰是难以割舍。梁文道和陶杰，根本是同一种人。
陶杰不是本土派，本土派才真正不关心中国。他们活在自己的梦里，觉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本土派每天在做的无非两件事，从结论出发去找证据，要么证明香港极好极好，要么证明大陆极坏极坏。而近代外交家顾维钧曾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人士说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真是很搞笑。本土人士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非常「传统」的、尚未完成现代化的、村妪骂街式的中国人。这是「民族性」吗？与其说是「民族性」，不如说无论大陆人还是香港人，都陷入了同一种逻辑。
来源：苹果日报
老祖宗教你怎么看人！ 太准了！
通则观其所礼
一个人发达了，要看他是否还谦虚有礼 待人温和、遵守规则
贵则观其所进
一个人地位高了，要看他推荐什么人 他提拔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富则观其所养
一个人有钱了，要看他怎么花钱 给谁花，都花在什么地方
听则观其所行
听完一个人的话 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 不怕说不到，就怕知易行难
止则观其所好
通过一个人的爱好 能看出这个人的品质
习则观其所言
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 他说的话不算什么 等相处得久了，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
穷则观其所不受
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 这样的人有大出息
贱则观其所不为
人地位低没关系，不卑不亢 保持自己的尊严 这样的人活得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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