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权力的诱惑
2015年7月01日
电影《福斯特对话尼克松》中的尼克松
多年前，一位在省直机关工作的大学学弟，与我闲谈中说到自己的“烦恼”：他过年回老家，都悄悄地开车进村，不敢惊动乡亲······看似无奈的语气中，透露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其实许多时候，人的通达只不过是赶上了机会而已，用今天的话说——没什么值得得瑟的。31年前，我们这届河北大学哲学系毕业生90多人，一多半来自农村，有的入学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下来，分配时40多人到省直机关（个别到媒体、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50多人到各地市机关（当时，一是缺乏大学生，二是阶层流动尚未固化），如今，一般最差的也熬成处级或教授了。这在今天的大学生不可想象，但当时我没觉得有什么幸运和优越感，也许是在城市普通干部家庭长大的缘故，缺乏底层生活的对比体验。这也是六四后我能主动脱离体制（河北电台）、做个自由职业者的因素之一。曾有学者研究发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县级城镇家庭，其子女最具有奋斗精神，第一代城市移民更珍惜自己的地位。
个人的合理欲求无可厚非，的确能激发人的潜能，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仅仅有动力还不够，如同汽车只有动力系统而没有导向系统，后果不堪设想，人的欲求必须有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可是，面对诱惑，人的欲求愈发强烈，很难自制，人靠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往往束手无策。其中最大的诱惑之一就是权力。
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权力的来源和组织结构。因为权力的背后是人，所以组织化的权力系统俨然具有了生命的位格，反过来对权力的拥有者产生影响。专制体制更能诱发权力者人性中的恶，民主体制能对其产生一定的约束。由于不存在完美的人性，因此即使是民主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仅仅是最不坏的制度。
考察人与权力关系的案例，最形象、最有感染力的要属政治题材的电影，虽然真实永远不可能完全再现，但艺术性的剖析，尤其是人物在私人空间的表现，更能显示人性的真实与复杂，丰富我们的想象与思考。我们来看看银幕上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出生于农场，从底层苦读奋斗，成为律师，最后登上总统宝座。坎坷的经历磨砺了他顽强的个性，同时也容易固执专横。
电影《尼克松传》中的尼克松
过分的自尊往往出于心理防卫，是自卑的表现。尼克松一生都对贫寒的家庭出身耿耿于怀，难以脱离自卑和嫉妒的心理。在影片《尼克松传》（美国，1995年）中我们看到，1960年，尼克松第一次竞选总统，以悬殊不大的得票输给了民主党的肯尼迪。他企图无端指责对方作弊，被属下制止：“我们的致命伤在此，不是古巴，是人格问题······”尼克松不平地说：“他出身哈佛，口含金匙出世；我毕生被人攻击，衣着、学校、家庭统统不好，他夺走了我的所有，还说我不入流，别人还因此喜欢他。”他把结果看得很重，对夫人说：“我忍受得了侮辱、谩骂，但我忍受不了失败，我讨厌失败。”可以看出，他此时的人生观是以成败论英雄，为了成功他可以做任何事，是典型的“行为服从目的而不是道德”。好在他的夫人厌倦了，1962年，竞选州长失败后，她对尼克松指出权欲的影响：“······现在不同了，你变了，变得刻薄，像与全世界开战，你以前不是这样。”家庭对她来说最重要：“你会摧毁我们，如果我们跟你一起，会被你拖垮，这不是政治课，是我们的生命。”面对夫人以离婚相威胁，尼克松决定退出政坛。但是，33岁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37岁当选参议院议员、连任两届副总统的尼克松，是不甘寂寞的。有人劝他投身华尔街去多赚些钱，尼克松却说：“我怀念博取大众欢心的日子，怀念登场的日子，怀念那纯粹的演讲。”可逢场作戏时，他又说自己参选总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肯尼迪的遇刺为他提供了机遇，同党的拥护，大佬们的支持，母亲临终前的鼓励，再次唤醒了这个“政治动物”压抑的权欲。1968年，卷土重来的尼克松成功竞选为美第37任总统。
对于自卑而缺乏安全感的政客，权力是最好的保障，权力就是生命，所以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就表现为拼命占有和维护权力，任何威胁其权力的人都是敌人。影片《尼克松传》中，尼克松私下对夫人说，所有反对他的政策的人，都是在反对他个人，都是他的敌人，“若我稍有差池，马上被碎尸万段。”高处不胜寒，越是身居权力高峰，对其权力的压力越大，权力者也越能体会这种压力。而在有权力制衡和监督的民主制度下，这种体会更深。反过来，权力者也可以利用这种压力，正如夫人对尼克松的了解：“有时我认为你正好希望如此。”权力者可以形势恶劣为借口，强化自己的权力，尼克松就这样认为：“我要斗争到底，国家需要我！精英才能主宰一切！······天啊！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得坚持到底。”但权力不是万能的，被权力异化的尼克松不懂得这一点。倒是他夫人看得清：“耗时虽久，但我终究爱上了你，可是还不能让你开心。”“人们不会爱你的，不管你赢得多少次选举都不会。”
在表现尼克松成长奋斗、纵横政坛的主线背后，影片《尼克松传》自始至终穿插着他对童年的联想，他难以摆脱哥哥和弟弟因病早夭的阴影。他认为他的成功之路，首先是哥哥和弟弟的两具尸体铺就的（此后还有肯尼迪兄弟），那样父母才有力量供他上大学。影片中，尼克松望着林肯的画像，思考通往权力的道路：“你用了多少尸体？成千上万？没有死亡，我们会怎样？林肯。谁能帮助我们？上帝还是死神？”他想起哥哥死后母亲鼓励他的话：“上帝挑选你继续生存······今生坚强，来生便会快乐！”所以他十分珍惜已有的“成功”，认为在需要时必须付出代价，当然，这代价是他人的。
因此，当成功（对尼克松即是权力）成为目的，一个人就很难坚持原则。当选总统后，尼克松在国内外表现出既冒险又现实的风格。影片《尼克松传》有一情节表现他的矛盾：私下和幕僚们晚餐时，尼克松慷慨激昂地说：“不冒险便没有英雄！没有历史！尼克松为此而生！让我们推动历史巨轮，来吧！”接着他说如有需要会向越南投“大家伙”（原子弹），幕僚们顿时沉默，面面相觑，尼克松低头看看盘子：“该死！这烂牛排是谁弄的？”他生气地把餐巾往盘上一扔：“我不要碟上全是血，拿走！”在越战上，尼克松先加强进攻后妥协谈判；他镇压大学生抗议越战引发的骚乱，指责其是无政府主义和革命，但也倾听他们的意见；为了获取政治利益，连任总统，反共的尼克松不怕冒险，恢复与中共的交往，利用国际矛盾与中、苏搞三角外交，基辛格说他：“你的政治是把全世界与私利挂钩。”
人们往往只认为贪污受贿是权力腐败，而忽视了贪权同样是以权谋私，非法满足个人权欲、危害法治是更大的腐败。1972年6月17日水门事件发生后，为了追逐和保住权力，尼克松不择手段，对民众说谎，并欺骗他的顾问、公众、国会甚至自己的家庭达两年之久尼克松的欺骗一时成功，连任总统。但是，丑闻的内幕被尼克松身边的线人（33年后揭秘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向新闻界爆料，帮助《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跟踪报道（参看电影《总统班底》，美国，1976年）。影片《尼克松传》中，气急败坏的尼克松甚至违背法律，收买知情者，陷害反对者，威胁媒体和记者。为防止泄密，他还同意在白宫另设情报机构的非法建议，甚至说：“你可学二战的德国人，若他们被狙击手伏击，他们会把全镇人抓起来，若没人供出，全镇的人都要死，我们也得这么干，不能再当好好先生了。”他还在幕僚中实行对外言论管制，并威胁说：“任何人再给我们惹麻烦，小心脑袋！”由此可见，无论在任何制度，因人性使然，扩张是权力的本性。当特别检察官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录音带，尼克松就滥用职权，下令司法部长理查森罢免考克斯的职务，理查森拒绝并随即辞职。司法部副部长拉克尔·肖斯接任部长后，也因拒绝罢免特别检察官而辞职。最后司法部的三号人物博克成为司法部代理部长，才答应罢免特别检察官。尼克松让联邦调查局（FBI）封锁了特别检察官及司法长官、次长的办公室，宣布废除特别联邦检察局，把此案的调查权移回司法部。······但这都无法阻止危机步步逼近。尼克松冷酷地将下属一一抛出，让他们“主动”当替罪羊，作为保住他权力的祭品，最后连他的夫人也看不下去了：“你为什么把自己孤立起来？”“你在逃避，什么你都在逃避，你在自我毁灭。”“我知道你可以有多丑陋。你什么都会做，······因为你绝对没有任何自责之心，根本不懂什么叫自责。”“最悲哀的莫过于你无法信任我们任何人。”
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国会对他滥用权力、妨碍司法公正、不能与国会合作等弹劾威胁，以及最高法院的介入，尼克松依然试图抵赖，当他在电视讲话中自我辩护、标榜清廉时，基辛格说他“对弄权颇有一套”、“但人格有缺陷”，而他夫人则一脸痛苦和厌恶······1974年8月8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决让他交出录音带的最后期限到来，尼克松面临抉择：是辞职以换取保留录音带并获赦免，还是动用军队对抗而可能引发内战。最终，尼克松明智地在辞职书上签了字。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任期间辞职的美国总统。
毕竟，尼克松是基督徒，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只是从大学开始偏离了正统教义，接受了更加自由的立场（参阅《美国总统的信仰——从华盛顿到小布什》43页，[美]丹尼尔•蒙特，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影片《尼克松传》不时闪现父母对他的期望与教诲。尼克松竞选总统前一年，他母亲去世前接受记者采访，回答儿子是否“会当个出色的总统”时说：“若他不离弃主，肯定会。”当水门事件败露，夫人指责他一再隐瞒、对人缺乏诚实后，尼克松眼前出现了母亲严肃的形象：“你变了，理查德······”由于人的自我而骄傲的原罪，往往绝望时才想起上帝。当尼克松在辞职书上签完字，屋里只剩下他和基辛格二人，“你祷告过吗？你相信有至尊的上帝吗？”尼克松问，“我母亲以前经常祷告。我已很久没有真诚祷告。我们祷告吧。”尼克松带头跪下，对基辛格说：“但愿没令人可尴尬。”“一点儿也不，”基辛格边说边与他并排跪下，“这事不会传出去吧？”这次反倒尼克松劝他：“别太骄傲，别骄傲到不肯向上帝下跪。”此刻，尼克松泪流满面，抽泣着：“怎么会······国家怎么会分裂到如此地步？我做错了什么？我打开中国大门，与苏联谈和，结束越战，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上帝，他们为何如此恨我？真是不可思议！太荒唐了！妈，对不起！上帝，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能相信······”也许在这个尘世，最同情他的不是上帝，而是万里之外的毛泽东。他1973年对基辛格说：“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不知这位独裁者对真正的宪政制度是不明白还是不喜欢，基辛格回忆说：“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甚至最高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钓鱼台往事追踪报道》，董保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8月）
对于继任的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当时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反对。尼克松逃过了司法审判，三年中他保持沉默。三年后，1977年夏天，他接受英国著名主持人大卫•福斯特的电视采访，再次进入公众视线。一个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一个是经验丰富的主持，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尼克松及其亲信与代表公众的媒体围绕“水门事件”的再次博弈。这一历史性的采访2006年被搬上伦敦话剧舞台，2008年拍成电影《福斯特对话尼克松》（美、英、法）。
该片塑造了一个困境中依然顽强的尼克松。福斯特在最后一次采访中，像检察官一样拿出“水门事件”的证据，步步紧逼，致使尼克松气急败坏地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犯罪。听着，如果你当上总统，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些并不完全为法律法规所容许的事，但你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福斯特紧追不舍：“您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总统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做一些违法之事？”“我的意思是，当总统那么做时，就不能算作违法。”福斯特瞪大眼睛：“您说什么？”“这就是我的信念。”尼克松说完一扬头，遂把脸扭向一边，似乎这句话是他孤注一掷打出的最后一张牌，周围顿时无声。“天哪！”尼克松的亲信们听了十分沮丧。尼克松意识到自己失态，接着辩解说：“但我意识到，没有人认同这一观点。”福斯特一板一眼地问：“那么就‘水门事件’而言，您是否为了一劳永逸，澄清事实？您是否参与了掩盖行为？并触犯了法律？”尼克松环顾左右，欲言又止，内心在挣扎。关键时刻，他的助手冲过来，借故打断了采访，私下提醒他：“如果您一时冲动，公开计划外的事实，造成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此时，尼克松反倒平静下来，他谢过助手的好意，终于勇敢地面对镜头。福斯特告诉他，应该就自己的行为向人们亲口道歉，“否则您的余生都将在痛苦中度过。”尼克松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并深感后悔，对于美国人民，他低沉地说：“我让他们失望了，我让我的朋友失望了，我让我的国家失望了。最糟糕的是我让我的政府系统失信于民······我的余生都将背负这个沉重的包袱。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最后他难过得说不下去了。权力终于低下了傲慢的头，这实质上是宪政与良知的胜利，而尼克松本人也因此反而挽回了起码的尊严，得到内心平安和人们的怜悯。
自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人类历史就陷入堕落与拯救的征战之间。在政治领域，宪政不过是防止人性因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外在制衡，但也是人的有限理性的设计，不是万能的，否则就不会发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也正是由于肯定了尘世没有绝对的完美和不能存在绝对的权威，这样的世界观才使宪政制度下，能够自由表达对权威的警惕和揭丑，权力的罪行和丑恶能够暴露在报刊、图书、影视等媒体上。而在独裁专制国度里则相反，一切都被权力掩盖在美丽的包装之下。因此，在追求宪政的同时也要破除“制度决定论”，配之以外在的民间社会小共同体建设，内在的个人信仰归正，这样上下内外全方位的整合，才能阻止这个世界的堕落。
2015年6月18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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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主中国
